这是一份令所有熟悉张曼新的人毛骨悚然的“病危通知书”：
  病危通知书
  病员张曼新住院号_____病室____病床____因患心律失常住我院，目前病情危急，特告知病员家属和单位负责同志，希谅解。
  上医大华山医院病员家属签字杨一稼，负责谈话医生刘艳，与病员关系朋友，或单位负责人____。
  1998年2月7日
  注：此通知一式二份，交病人家属一份。
  人们说，医院一旦给患者家属或单位发了病危通知书，不啻于给病人打开通往奈何桥的绿灯，死神要亲密地与病人接吻了。
  张曼新这份病危通知书中，使人颇为费解的是：发病危通知书的医院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华山医院，而发病危通知书的日期又是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即农历的正月十一。根据中国的传统，阴历年的正月十五（即小年）还没过。那么，作为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会长的张曼新，在过年时节，既没有在匈牙利与旅匈华胞一起欢度春节，也没有到深圳在七旬老母周雪影膝下尽儿子的孝道，跑到上海干什么去了？这是其一。其二，在病危通知书病员家属签字一栏中，为什么签名者既不是张曼新的妻子朱宝莲，也不是他的长子张蹦蹦，而是“华联会”的副会长、匈牙利华人妇女联合会**杨一稼？
  为着解开疑团，我们需要追觅张曼新病危于上海之前的踪迹。
  那还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应邀参加大会的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会长张曼新果敢地申请“欧华联会”第六届大会于一九九八年在匈牙利召开，并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成。
  所以说张曼新果敢，是因为他具有“初生牛犊”的气势。
  匈牙利“华联会”的成立，如果以匈牙利共和国首都法院正式批准注册为准，到一九九六年只有三载，而参加“欧华联会”第五届大会的来自西欧国家的五十四个侨团，其成立时间对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来说足以称得上“老大哥”，其中不少还可以当之无愧地算做“长辈”。况且，张曼新只是于一九九四年“欧华联会”第三届大会上方当选为常务理事，于次年“欧华联会”第四届大会上才当选为副**，而在一九九六年的“欧华联会”第五届大会上他便提出承办于一九九八年召开的“欧华联会”第六届大会，这意味着他在该年召开第六届大会时将是“欧华联会”第六届候任**。
  无怪当时《欧洲之声》报以套红标题发表“欧华联会”第六届大会决定在匈牙利召开的消息时，在提要中使用了“张曼新任重道远”的字眼儿了。
  然而，要保证一九九八年八月八日至十日在匈牙利首府布达佩斯召开的“欧华联会”第六届大会隆重而有序，热烈而务实，承前又启后，需要进行大量紧张而有效的工作。
  众所周知，海外的华人社团组织不同于我们国内的诸如“妇联”、“文联”、“侨联”一类群众组织那样具有相当程度的政府职能，人力、财力都可以得到保障。而“华联会”，除了张曼新是惟一一个全“脱产”而又不拿分文薪水的专职领导人员外，其余的副**和理事们都有各自的生意和事业，要抽出时间投入“欧华联会”第六届大会的筹备工作，只是临近开会前的一段时间。因此，会议前的大量准备工作需要张曼新一马当先。
  一旦决定要干什么事情就会像“拼命三郎”一样使出浑身气力也要干出个样子来的张曼新，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七日，足迹踏遍了欧洲十几个国家，到各个大使馆和几十个华侨华人社团征求意见，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的资讯。尔后，他来到中国，利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奔波于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侨务部门，为开好这次大会，就促进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这一次，张曼新是一九九八年一月中旬即农历十二月中旬由匈牙利回国的。他先是在香港走访了有关侨团和一些富商，然后到深圳看望了老母并拜访了当地的侨务部门，之后到北京参加完春节活动，便马不停蹄地于春节前夕赶赴浙江温州。
  当时笔者提醒说：“中国人极看重过阴历年。你在过年期间去，会有人接待么？”
  谁知他以另一种思维方式说道：“市里和下面的一些干部，平时忙，过年了，总要消停一些。我去，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跟他们敞开谈谈，效率一定会高。”
  笔者听罢一笑：“你真会见缝插针。”
  张曼新听了也一笑：“没办法，我这个人干起事情来就是这个样子。”
  笔者听了颇有感慨。因为去年在跟随张曼新赴温州、抵银川采访过程中，被他那超负荷的运转几乎拖垮，回到北京一个多星期还觉得昏昏欲睡，解不过乏来。
  笔者在与张曼新接触中，从他母亲周雪影嘴里得知他患有心脏病，便不止一次直言不讳地劝说他务必讲究“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事情是永远也干不完的。身体垮了，再有远大抱负和美好愿望，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了。
  他听了也点头，也说是，可过后仍依然如故。
  从春节前知道张曼新与“华联会”副会长、匈牙利华人妇女联合会**杨一稼女士等去浙江温州商定组团赴布达佩斯参加“欧华联会”第六届代表大会等事宜后，便一连十几日没有听到他的音讯。
  二月十日，笔者在家中突然接到张曼新电话，开口便讲：“战英呀，这次差一点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了。”他说话的语气一反常态，显得那样无力，这与他以往连珠炮似的讲话判若两人。
  笔者一听着实吓了一跳，急忙问：“怎么啦？”
  他说：“前两天我在上海，心脏病突然发作，立刻被送到医院，心脏停止跳动大约一两分钟，并且发了病危通知书，要不是医院抢救及时，我们就真的永别了。详细情况，等我回到北京再告诉你。”
  “好，好，不要多讲了，你再也不能这么玩命了，快好好休息吧。”笔者放下电话，觉得额头上凉津津的，用手一摸，果然惊出一层冷汗。
  张曼新因患心脏病，二十年前曾在上海心血管病医院住过两个多月的医院。经检查，确认为二尖瓣闭锁不全。
  那次，医院也给患者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
  张曼新的母亲周雪影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时，手抖得像打摆子似地，写出来的笔画如蛇爬。
  周雪影的心里怎么会不害怕呢？
  一来，张曼新住的病房，在三个月当中因心脏病患者动手术死了七八个人。
  二来，医生讲张曼新要做心脏手术。虽然上海的医疗水平高，准备为张曼新做心脏手术的又是科主任，这个主任是心脏病专家，尽管如此，把胸腔打开，做心脏手术，不啻于闯鬼门关，风险大得很呀！
  再有，在周雪影眼里，长子张曼新是他们全家的顶梁柱。顶梁柱要是万一折断，全家还不跟着塌了天呀！
  可是，张曼新却在做手术那天，从容地给母亲周雪影写了一份简短的“遗嘱”，然后被推进手术室，刮净了汗毛，并进行了麻醉。此时，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戴上了口罩和手套。他呢，仍问这问那，谈笑生风，看不出半点怯懦和畏惧的样子。
  科主任见张曼新如此洒脱，问：“马上做手术了，你好像一点都不怕？”
  张曼新一笑：“毛**说过，既来之，则安之。至于我怕不怕，那就看您的了。”
  “为什么？”科主任一时不解地问。
  “因为我现在的小命就掌握在您的手术刀上了。”
  不知是张曼新的话起了什么作用，还是科主任从张曼新非凡的表情中感到他可以暂时不做手术也能正常生活和工作，便以商量的口吻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再观察一年，如果一年后病情有发展，再做手术也不迟。
  “我是一切听您的。”张曼新爽朗地回答。
  就这样，进了手术室的张曼新又被推了出来。
  周雪影见到儿子，上前抓住张曼新的手，哽咽地说：“曼新，你年纪也不算小了，又得了心脏病，以后可不能像过去那样干什么都拼命了呀！”
  “妈，我这不是挺好嘛。要不，医生怎么不给我做手术了呢！”
  “你不要再哄我了。我知道你得的这种病有多么严重。你以后再不注意，万一有个好歹，妈可也就活不成了。你要心疼妈，就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妈还能多活几年。”
  “好了，妈，我会记住您的话的。”
  张曼新向笔者谈起他的前半生，说曾经有好几次几乎与死神拥抱。
  一次是在银川，与蹦蹦的生身母亲离婚期间。那时他觉得心里很难过。离婚吧，四个孩子谁来照管？不离吧，母亲周雪影由于受了儿媳妇的羞辱跑到上海就是不回家见张曼新。为此，张曼新感到两头为难，心里异常苦闷，曾想一蹬腿告别这个烦恼的人世。
  再一次是在宁夏农建十三师三团十三连时，他妹妹和他的前妻吵架，由于看法不同，他左劝不是，右劝不是，一气之下，喝了高浓度的敌敌畏，多亏医生及时抢救，才保住性命。
  还有一次，张曼新由法兰克福乘坐飞机回布达佩斯。当飞机起飞不久，突然发生机械故障，便立即返航。飞机在法兰克福机场盘旋了七八圈，总是落不下来。这时，机舱内的乘客，哭的哭，叫的叫，惊慌失措。张曼新却告诫自己要保持冷静。他打开密码提箱，将现金和手机放进去，然后关好，闭目养神，镇静自如，后来幸亏飞机迫降成功。
  张曼新诙谐地说：与死神打过照面的人，就视死神为朋友了。以后，面对死神将无所畏惧，什么艰难呀，风险呀，会从容处之。
  谈到此，他引申道：这几年搞“华联会”，风风雨雨，诸多的磨难，甚至可以讲是出生入死，不都一步步地闯过来了么？
  其中有没有委屈呢？又有没有伤感呢？
  有。
  特别是在一门心思为开拓“华联会”的事业和为维护旅匈华胞的利益而全身心地奉献却又不被理解甚至是遭到诽谤的时候。
  张曼新具体说道，前两年，他曾给当时任中国驻匈牙利特命全权大使的陈之骝写过一封信，那感怀的情绪，像一份不是遗嘱的遗嘱。
  这个不是遗嘱的遗嘱具体怎么写的，张曼新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午夜。
  在这之前因故受到无端非议的张曼新，独自在“华联会”办公室伏案疾书，倍感委屈的他随着澎湃的心潮，任笔端蘸着满眶的泪水，汹涌倾泻！
  陈大使，我向您诉说了这几年搞“华联会”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
  既不是表功，也不是气馁，而是向您吐一吐久已梗阻在喉咙里的肺腑之言。
  每当我受到家人责怪的时候，或者被别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时候，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恶语中伤的时候，我就常常扪心自问：我真的傻么？我真的是想通过搞“华联会”沽名钓誉么？
  然而，我每次问来问去，得出的结论都是：我既不傻，也不是想通过搞“华联会”出风头，或者是想捞什么油水。
  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既是站的角度不同，因而权衡利弊的标准不同，也可以说是人生的追求不同。
  不是么？
  大家出国，起初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赚钱，赚更多的钱，恨不得一夜之间变成亿万富翁。
  我开始何尝不是如此呢？
  可后来，我却放着生意不做了，放着钱不赚了，一门心思搞起了“华联会”。我要是继续做生意，每年怎么也能挣上二十万美金，以五年计算，那就是一百万美金的收入。
  可是，我这五年放弃了对金钱的追求，为的全是华人的利益，不但自己不挣分文薪水，反而每年还大把大把地往里贴。如果把这几年各种费用支出及捐献的数目全部加在一起，足有数十万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几百万呀！
  说实话，这几百万元人民币，如果放在海外华人中的巨富身上，可能是九牛一毛。可是，这些钱对于才出国五六年又有四五年拿出全部精力搞“华联会”的我来说，就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了。
  还有，搞“华联会”，有一个时期几乎整日里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陈大使，这您是知道的。
  特别是九五年，为了严厉打击华人社区中的个别犯罪分子，为广大华商创造一个安定的经商和生存环境，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公布给全体旅匈华胞，作为举报电话。这样一来，华人社区的个别犯罪分子当然会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不仅叫嚣要出资二十万美金买我的脑袋，还气急败坏地扬言要杀掉我的全家。为了坚定我与犯罪分子斗争的决心，我是一步一把泪地把我的掌上明珠菲菲过继给西班牙的一个朋友的。
  陈大使，您清楚，搞“华联会”，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当时旅匈华胞生存的客观需要。这话既不是“客里空”，也不是什么“大道理”。
  那时的布达佩斯华人社区，一些犯罪分子为非作歹，大肆鱼肉同胞，抢劫、绑架、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而立足未稳的华胞由于语言不通和不谙所在国的法律，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任人宰割，惶惶不可终日。
  是“华联会”为广大华胞撑了腰。从而，“华联会”成了旅匈华胞的“主心骨”。
  陈大使，说真的，搞“华联会”，不是没有好处可捞，也不是没有油水可沾。是我不想捞也不想沾。
  比如一斗“四虎”时，“四虎”市场老板讲只要我对他拍卖商亭使用权来个不闻不问，配合他达到他该达到的目的，他就背地里塞给“华联会”和我六十万美元。无疑，六十万美元的诱惑力是巨大的。有了这六十万美元，如果回到国内存在银行里，靠吃利息一辈子也够吃够花了。可是，我要是私吞了这六十万美元的昧心钱，就要使广大华胞蒙受六百万美元的损失。这种缺德事儿，这种出卖人格和国格的勾当，我能干么？
  然而，一斗“四虎”胜利了，广大华商的损失避免了，可我得到了什么呢？
  当然，我得到了广大华胞对我的信任，但也被一些人讥笑为傻瓜和白痴！
  要说委屈，或者讲气愤，莫过于一斗“四虎”中与屠永明合建“中国商城”的事情了。
  陈大使，当时的实际情况您是清楚的，我也不想再重复。可事后，却有怀疑甚至诽谤我与屠永明穿一条连裆裤，合伙骗取华商的钱。
  这不是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又是什么？
  我明明为维护广大华商的利益不惜肝脑涂地，却落了个“诈骗犯”的罪名。
  更有甚者，居然有人诬指我是政治骗子，还向匈牙利警察；局“揭发”我是什么中国安全部门派过来的特务，还妄图武装一万名华人攻占布达佩斯进而夺取匈牙利的国家政权。
  这些人良心何在？
  这世道的公理又何在呀！
  当然，“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会坦然处之。
  但是，要说不委屈，不气愤，也不是真心话。
  谁也不愿意让别人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
  还有，办《欧洲之声》报。
  这份报纸，究竟办得如何？我不说您也有公正评价。华胞们说她像《人民日报》海外版，便足以说明她是如何的热爱祖国和起到了广大旅匈华胞的喉舌作用。
  但是这样一张深受广大旅匈华胞喜爱的报纸，却因办报经费拮据，久久陷入困境。为此，我不惜倾家荡产，我多次向国内有关部门求助，结果至今仍前途未卜。为此，我伤心透了。
  这件事情因我们多次交谈过，也就不再重复了。
  再有，人们通常的思维定势或者说社会上的处世价值原则，即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为什么或图什么的问题。
  是呀，我搞“华联会”，到底为什么和又图什么呢？
  为此，家人不止一次地问过我，朋友不止一次地问过我，我自己更是不止一次地自问自答。
  我总觉得，人活在世上，没钱不行。尤其是在国外，不但没钱不行，而且钱少也难以生存。但是，人活着也不能完全是为了挣钱。如果这样，岂不成了挣钱的工具？岂不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再说，钱挣多少才是多呢？有了一亿想十亿，有了十亿想百亿。钱是无底洞，欲壑难填呀！所以，我以为钱是身外之物。挣的够吃够花了，就应该讲点奉献，做点公益事业，积累些精神财富。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上，我觉得精神财富更难以拥有，因而也更有价值。
  我这么讲，并不是说我搞“华联会”就证明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伟大。
  我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凡夫，但却不愿成为一个俗子，不愿成为一个庸俗不堪的人。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我理解，这种精神既有对物质财富的拥有，也有对精神财富的追求。一个拥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不客气地讲，我自信将来我会成为“两种财富”的拥有者。
  我坚信：即使今天不是，但明天我一定会是。
  陈大使，最后这些话，本来是要作为前面的结束语的，没想到一写起来就收不住。
  至此，我想用这样几句话作为对我纷繁的思绪和澎湃的情感的梳理和归纳：
  祖国永远是我的母亲，我将永远做孝顺祖国的好儿子，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对祖国的一片忠诚。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旅匈华胞的利益，为了增进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乐意再当十年甚至二十年大傻瓜，不惜倾尽自己的毕生心血。
  陈大使，我今天讲这么多，其中不乏倾诉苦衷，这绝不是为了求得一种愍情和垂怜，而是要求得一种认定和理解。
  搞“华联会”，为广大旅匈华胞服务，这条路是我个人选择的，我将无怨无悔，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和风险，我都会走到底。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陈大使，如果真有一天我把命搭进去了，我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祖国母亲在送给我的花圈上写上：“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张曼新”，或“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张曼新”，我便不枉此生，可以毫无愧赧地暝目，含笑九泉了……
  张曼新这份感人至深的不是遗嘱的遗嘱，字字句句饱含着一个海外赤子真挚的情感，催人泪下。
  张曼新由上海回到北京，首先告诉笔者，“四虎”市场老板弗兰茨两日前不幸逝世。他已经发了一封唁电，悼念弗兰茨开辟“四虎”市场，对于促进中匈两国人民的友好和繁荣匈牙利市场所做出的贡献。他还情感真挚地说，尽管他曾几次领导华人罢市，与弗兰茨作过斗争，那是双方各自维护各自的利益。为了中匈友好，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
  接着，他告诉笔者另一个消息，即中匈人民友好协会已注册成立，他将担任会长，今后肩负的使命会更艰巨。说罢交给我一张报纸，报纸上刊登着一篇文章，那醒目的标题是《当他心脏停跳的一刻——华山医院抢救匈牙利侨领张曼新纪实》。
  此文是这样描述的：
  二月七日下午一点多钟，华山医院急诊部急速驶来两辆轿车，一位脸色苍白、身体疲惫的中年男子，在同行者的搀扶下进入急诊室。当班的刘艳医生马上迎了上来。她为病人量了血压：正常；又听了心脏：无大问题。但医生放心不下，又给病人做了心电图检查。突然，心电图显示仪上，上下起伏的电波出现了横线条。病人心脏停止了跳动！
  现场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医生一边叫护士叫急救车来，一边立即从椅子上跳起，伏在病人的身上做心脏起搏抢救。在病人身旁陪着的市侨办副主任杨玉环女士迅速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院党委电话，她急切地告诉院党委领导，病人是我们市侨办请来的重要客人，请你们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呀！
  “张曼新会长！张曼新会长！”陪同张曼新前来的旅匈华人孙伟达先生、杨一稼和赵凌华女士都含着泪大声地呼叫着。然而，曼新没有睁开眼睛，他也许太累了，需要休息。
  急诊室里，医生仍在加紧进行心脏起搏抢救。一下、二下、三下……心脏没有跳动；一秒钟、二秒钟、三秒钟……张曼新没有睁开双眼。约摸过了三十秒钟，奇迹出现了，张曼新的眼睛睁开了。他风趣地对医生说：“你怎么敲得我这么疼啊！”说着，他又大量呕吐起来……
  当张曼新由北京返回布达佩斯，在机场迎接的有“华联会”常务副会长周永平、副会长杨一稼、牟国量、马良、倪伟林等，还有张曼新的妻子朱宝莲。一见张曼新的面，朱宝莲幽默地说：“老张头，你现在是属于我呀，还是属于‘华联会’？”
  张曼新一笑：“我听大家的。”
  倪伟林对朱宝莲笑着说：“嫂子，论法律，你们是夫妻，张会长应该属于你。不过，要论张会长肩负的责任，我们现在该把他带到‘华联会’，因为有许多工作急着要向他汇报。嫂子，你说该怎么办？”
  朱宝莲也一笑：“看来，我们家真要把这个老张头除名了。”
  “这样吧，”周永平见张曼新脸上的气色不好，马上说，“还是把张会长归还给宝莲嫂子吧，关于‘华联会’的工作，我们一起跟着去他家，叫张会长也尝尝家庭办公的滋味。”
  周永平一行随张曼新来到他家，谈了两个小时的工作，才离去了。
  张曼新送走了周永平等人，虽然感到浑身疲惫，但他只是倚在沙发上稍微打了个盹儿，睁开眼双手一搓来了个“猫洗脸”，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六届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之中了。
  火热的向往。
  赤诚的企盼。
  艰辛的奔走。
  慷慨的付出。
  珍重吧，张曼新。
  猛士当壮行。
  好人一路平安。
  1999年5月5日改定于北京鹰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