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我们把平民称之为黔首、庶民，到了今日我们又称他们为百姓。但是，无论我们如何称呼他们，都改变不了平民才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没有平民的存在，就不会有国家可言。
  我只听说过，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君主和国家的平民，却没有听说过没有平民的君主和国家存在。可见一个国家和社会最为重要的是平民，而不是君主和士大夫们。昔日孟子曾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约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是以一国之中，应当先有民而后有君臣，这才是国家延续社会稳定的缘由。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从古至今，圣人们只讨论君主和士大夫的权力和责任，却从无一人谈及民众之权力和责任。
  圣人和士大夫们整天讲国家当以民为本，却没有一个人肯明明白白的告诉民众，什么才是民众的根本，这实在是令小子难以苟同。
  长青以为，只有当民众知道了自己的权力和责任所在，他们才能够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履行自己的责任，这才是真正的民为国之本。
  如果民众连自己的利益都不能维护，那么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去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进而履行自己的责任呢？而君主和大臣们处处侵害民众的利益，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又如何能够让民众相信，他们会建成一个：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呢？
  长青以为，民众应当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国民，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即为中国之国民。国民的身份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自天授。他们的权利就是享有这个国家之保护，他们要尽的责任就是忠诚于本国。一旦他们背叛了本国，投靠了外国势力，也就失去了国家保护之权力。
  其二是为公民，所谓公民者不仅仅在于拥有本国之身份，他还应当遵照服从于国家所制定的法律，依法缴纳税赋和服从国家征召的兵役。公民不仅仅应当享受国家法令之保护，他还应当享有不被君主和大臣们所侵犯利益的权力。
  其三则为人民，人民者，国家之根本也。人民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责任就是人民的责任。因此人民除了享有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之外，还应当主动担负起保卫国家，保卫法律的责任。窃以为，这才是民为国之本的真正涵义…”
  坐在燕京大学宿舍内的夏允彝，拿着刊登着《论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大明时报已经反复翻看了数遍，但他依然觉得心中蠢蠢欲动，总感觉这篇文章意犹未尽，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心里喷涌而出了一般。
  燕京大学的学生虽然都是自幼从儒学经义开蒙，但是能够进入燕京大学学习的学生，却大多是青春少年，还没有被经义禁锢住思想。
  从循规蹈矩的家庭进入到自由而开放的大学校园内，加上那些痛恨理学的心学遗族和喜爱探索自然世界规律的新学学者担任的教师，让这些少年们开始慢慢生起了对于道学家们构筑的纲常伦理秩序产生了怀疑。
  衍圣公一案翻出的一系列孔府丑闻，和新学学者同理学家们之间的公开辩论，更是让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对圣人血脉和纲常伦理秩序大失所望，口口声声把仁义挂在嘴边的圣人血脉，真没想到私下里居然如此丑恶。
  衍圣公府对待佃户还不及农人对待自家的牲口，最让学生们嗤之以鼻的就是，掌握了衍圣公府权力的孔家人，对待血脉较为疏远的族人同样没讲什么亲亲之情，不仅拿着朝廷赏赐的祭田收入发放高利贷，还强迫还不起高利贷的族人卖出田宅子女以还债。
  燕京大学的年轻学生们因此对衍圣公府口诛笔伐，想要好好的清理一番孔府门户，以免玷污了圣人的名誉。但是那些道学家们却一个个跳了出来，打着为尊者讳的名头，试图掩盖掉衍圣公的案子。
  这些道学家的作为，使得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更为厌恶衍圣公府，连带着对于理学一脉也反感了起来。
  但是想要去除理学的牢笼，他们就需要另一套学术体系来取代理学对于儒学经典的解释，从而构建另一条通往大同世界的道路。
  不过从两宋开始，直到明朝才彻底定型的理学体系，显然不是燕京大学的师生们可以轻易动摇的。其中的激进派，也不过是捡起了事功学派的思想，试图用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用主义，同新学提倡的自然科学相结合，从而取代空谈主义的性理学派。
  但是这条路也未必走得通，从王安石到南宋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最终事功主义还是败给了理学家们。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事功主义缺乏理学所具有的完整体系，自身便包含着不少自相矛盾的理念，想要把它整理出一套用于治国的学术体系，恐怕不是二、三代人能够完成的。
  不过这位苏长青新近刊登在大明时报上的《论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倒仿佛给夏允彝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从几年前的一君万民论，天意即是民意，到今日这篇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不但契合了孟子所言的民贵君轻思想，更是进一步把原来虚化的民众变成了有血肉的人民。
  夏允彝觉得，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未必不能走出一条新路来。厘清了人民、士大夫、君主三者之间的权利界限，就能够以人民的名义自下而上的去监督和反对士大夫和君主的无限权力。
  就目前的大明来看，大明现在一切的乱象，就是在于人民毫无权利，但却负担了所有的责任；君王和士大夫们拥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但却不必负担任何义务。这就导致了，上层的权贵无法了解下层民众的苦痛，而下层民众却日益愤恨上层的权贵，只要有些许火星，就能燃烧起熊熊大火。
  虽然在崇祯登基之后，以改革政治和投资道路设施、水利工程、发展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暂时延缓了这场社会矛盾的爆发。不过夏允彝并不认为两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消失了，只要改革陷入停滞，或是社会生产陷入停顿，那么没有饭吃的民众终究还是会揭竿而起的。
  只有真正的把三者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作出区分，让三者各自在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范围内行事，三者的矛盾才能真正缓和下去，不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
  就在夏允彝极力思考时，他在陕西新收的小僮李定国敲了敲书房的门，向他禀告道：“老爷，牛先生带人来拜访你了。”
  李定国原名李鸿远，是陕西榆林人，现在也就10岁。高迎祥起兵之后，榆林一带兵荒马乱的，他和母亲、姐姐被盗匪所劫，最后投入了叛军中。高迎祥被官军平息之后，一家人就只李鸿远活了下来。
  夏允彝前往干预陕西流民安置时，看到李鸿远聪明伶俐，又孤身一人无处可去，这让他想起了将要生产的夫人，便将之收养了下来。由于看到陕西流民之苦，夏允彝一时觉得国事艰难，便将之改名为定国，期待大明的苦难能够到此结束，然后一步步好起来。
  听到了李定国通传之后，夏允彝立刻开始收拾书桌，口中说道：“好，你请牛先生他们进来，再让舍人送壶热茶过来。”
  夏允彝所住的虽然是宿舍，却是一间独门小院，外面还有一个公用的厨房，为附近这些宿舍服务。事实上按照他的资历，早在今年春天就可以毕业了，不过他往陕西这么一跑，就把毕业时间耽搁到了明年。
  不过对于牛金星来说，夏允彝推迟一年毕业，倒是让他在青年学会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毕竟会中的庶务都是他在处理，为夏允彝而加入青年学会的成员，都成了他的下属。
  被皇帝亲口称赞，从而名满天下的夏允彝，即便是在杨鹤这样的高官面前也能坐下交谈，而不必担忧被对方轻视。
  那些前来参加青年学会的士人，倒有大半是闻听夏允彝的名字前来的。特别是当复社被牵连进南京科场舞弊案后，一些江南士人担心会连累自己的前途，纷纷退出了复社，转而千里迢迢的来投奔夏允彝担任领袖的青年学会了。
  原本压着青年学会一头的复社，受舞弊案的影响名声大衰，现在倒是让青年学会成为了士林中的领袖。而文名本不及二张的夏允彝，也因为皇帝屡屡称赞其为士林之楷模，国家之栋梁，成为了领袖群伦的人物。
  如果说，以往士林中人以同娄东二张相交为荣，得二张一语就能名扬江南。那么现在就转过来了，谁要是能得到夏允彝的一语评价，在士林中立刻身价大涨啊。
  更为奥妙的是，复社是打着研究学问探讨朝廷政事的文人团体，加入复社的士人其实还是担心朝廷对复社会不会有什么看法。
  但青年学会却是公然宣扬，自己是年青人中的政治团体，青年学会就是要吸收那些有志于投身政治，改变国家不好面貌的青年，为朝廷储备治国人才。
  两相比较之下，士人自然是加入国家后备精英的青年学会居多，而不是同复社那班得不到朝廷认可的文人抱团取暖。而加入了青年学会，也就成了被牛金星所领导的学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