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冷兵器时代作战的一般规律，当然这是指双方战力、士气相近的状况下的规律。
  以此前明军的低落士气，加上以步兵对骑兵的野战，虽然这场战争消灭了一千八、九百鞑子，但是明军损失的人数也差不多是这个数目。不过赢得了胜利的明军，因为控制了战场，所以除了当场死亡的明军士兵，其他负伤的人员都被一一救治了下来。
  在随军军医的评估下，大约一千余人在伤愈之后就能重返军队，还有四、五百重伤员则会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按照新条例建立的野战医院以极高的效率处理了所有伤员，并迅速将这些伤员单独安置了起来。
  朱由检登基后对于外科医学和军医学的重视，终于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得到了回报。辽东军将士看到伤员得到了妥善安置后，终于消除了一些对于负伤的恐惧。而崇祯在作战会议结束后就去视察了野战医院，并对受伤将士承诺，即便是伤愈后失去了作战能力，朝廷也会安排他们今后的生活，这让不少确认自己可能会残疾的重伤员们，也释怀了不少。
  在以往，每次作战结束之后，负伤将士的彻夜哀嚎声总能让一只军队的士气低落几日。不过在滦河之战后，明军将士们却没有再听到这种可怕的哀嚎声。而第二日一早向后方运送的伤员所表露出来的乐观精神，倒是让不少明军将士抛下了不少包袱。
  也就是在这个早上，祖大寿等辽东将领才发觉，除了他们身边长时间养育起来的家丁之外，他们属下的普通将士，在这一战之后，对于皇帝的忠诚已经超过了自己。这种忠诚并不是出于以往对于皇权的敬畏，而是切实的对于崇祯本人的效忠。
  如果说，祖大寿等将领在崇祯登基时还有些持功自傲的心思，认为没有他们在辽东前线抵挡住后金军队，朝廷就不能在京城高枕无忧。要是朝廷想要打他们的歪主意，他们一撂摊子，看谁能来辽东指挥这只军队抵挡后金的进攻。
  这些辽东将领的小心思，在新军连续取得了丰镇、石门胜利，皇帝又亲自赶到东路军中督战，不仅获得了滦河之胜，还赢得了辽东军的军心之后，迅速的不翼而飞了。
  他们之前敢对朝廷派往辽东的文官种种糊弄，完全是觉得这些文官们既不知道辽东的实际情况，又不肯放下架子去安抚普通将士，只是一味拿着朝廷大义施压，搞得辽东军民对于朝廷失望之极。
  因此他们只要稍稍煽动军队，那些文官就无计可施，最终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只有依赖于他们去管治辽东军民。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些资本，所以祖大寿等辽西将门才敢大肆在关外圈地，吸纳辽民为自家屯田，并同一些不法商人勾结，向后金走私各种物资。
  一旦当他们意识到，朝廷手中还有一只能够抵挡后金的军队，而皇帝能够在战场上驱使辽东军作战，还能赢得胜利，他们在皇帝面前成了可有可无的人员之后，这些将领便立刻向崇祯屈服了。
  更何况，这位少年皇帝不仅不好糊弄，而且心肠也硬的很。至少祖大寿就觉得，他是不敢在战场上公然对着自家逃兵开炮的，否则手下的将士说不定在战场上就要哗变了。祖大寿甚至以为，崇祯命令吴襄等逃将进攻金山上的鞑子营地，估计都没想过要让他们全部活下来，只不过吴襄他们的运气不错，被包围的鞑子根本没有拼命的打算，选择了逃亡突围而已。
  同那些意识到形势发生了变化就立刻向皇帝屈服的武臣们不同，一直心怀不安的王在晋、王之臣等文官，在得到了这场战斗胜利的消息之后，并没有感到心安，而是更为担忧了起来。
  这种担忧不仅仅在于，他们生怕年少气盛的皇帝因为连续轻易的获胜而过于轻视了后金军队，最终让大明军队遇到一个更大的挫折。
  还有一种不能言语的不安，便是皇帝动员起辽东明军作战勇气的方式，既不是君臣大义也不是儒家的道德学说，崇祯所具有的这种看起来脱离了圣人之道的思想，让王在晋、王之臣等文官们，极为担忧崇祯会成为又一个离经叛道的正德皇帝。
  不，应该说，崇祯现在所做的事，要比正德皇帝走的更远。毕竟正德皇帝只是厌烦于繁琐的礼仪制度，从大体上来看，还是极为敬畏圣人之学的。
  但是看崇祯之行事却有所不同，这位少年皇帝在登基后没有遵从于惯例，召开经筵以接受圣人之学的教诲，反而设立了皇家科学院这样一个研究旁门左道的机构。如果不是皇家科学院并不属于朝廷设立的官方机构，而是由内府拨款设立的一个没有名分的机构，估计一开始都成立不了。
  因为东林党人和阉党成员之间的争斗，使得崇祯在登基时得到了极为宽松的环境，而这位少年皇帝也除了设立皇家科学院的举动之后，还把两京国子监也改为了两座大学。不管是皇家科学院也好，国子监改成大学也罢，这两个机构对于大明朝堂来说，都不是什么可以左右朝局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人愿意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进行反对。
  但是当皇家科学院同大学联系在一起之后，就如同发生了某种变化一样，在年轻士人之间掀起了极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力多在北方士人的群体内，但也已经足够被皇帝用来传播自己的声音，以对抗左右士林舆论的清流言官了。
  一个得到了年轻士人拥护，又赢得了军队效忠的皇帝，如果是一个不肯安分的人，那么对于现在因为党争而分裂的朝堂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也就是在这一刻开始，作为兵部尚的王在晋，已经不能把崇祯当做一位还需要老臣辅佐引导，思想上不怎么成熟的少年皇帝了。登基才两年多的崇祯，已经成功的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是文官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朝堂对手。
  王在晋、王之臣等人过河后，在崇祯面前的举动显然就要比之前谨慎的多，也隐隐有了几分夺回作战指挥权力的意思。王在晋、王之臣两人虽然拥有对东路明军指挥作战的名分，但是此前他们过于远离前线，导致当皇帝抵达东路军之后便轻易的夺走了两人的军权。
  当崇祯带着东路军赢得了滦河之战的胜利之后，两人想要拿回军队的指挥权，以分开崇祯和军队的直接联系的想法，只能说毫无实现的可能性。不过王在晋这次死活不愿意继续留在后方，一定要跟在崇祯身边的举动，也让朱由检不得不应承了下来。
  十二月三日上午，朱由检带着近卫一、二师，及3营辽东军，还有终于赶到滦河的炮兵团向着北面的五重安进军了。
  当日下午，这只军队同昨日出发的何可纲两营人马在五重安会和。朱由检从何可纲口中了解到，他们昨晚赶到五重安时，奥巴率领的科尔沁部已经再次向西面退去了，明军此前在五重安建立的营地便直接落入了他们手里。
  而就在他们占领了这所营地不到一个时辰，鞑子的主力便从东面撤到了五重安，由于被明军占据了地势险要的营地，这只鞑子军队便从营地北面绕道直接向西继续撤退了。限于天色黑暗加上不熟悉地理，何可纲便下令部下守住营地，并没有派出人马出营拦截。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向自己请罪的何可纲，朱由检上前轻轻的扶了扶他，才笑着说道：“你的任务不过就是监视科尔沁部的动向，并相机夺取五重安地域而已，朕可不记得要求过让你阻击鞑子的主力。
  既然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朕还有什么可责怪你的。至于判断形势，是否做出超出任务之外的出击决定，那本身就是你作为前线指挥官的权力，朕觉得你没什么要承担的罪责。现在你还是继续给我们讲讲，鞑子主力究竟退到了什么地方，你派了多少部队尾随监视？”
  虽然何可纲昨晚作出了不出击的决定，但是他对于皇帝知道自己的决定之后会有什么反应还是有些诚惶诚恐的。
  直到崇祯简单的撇过了这件事后，才让何可纲的心情放松了下来，解去了心中的担忧后，对于皇帝的提问，他就回答的比较顺畅了。
  昨晚跟随武纳格主力抵达五重安的明军骑兵，在明军营地内修整了一晚之后，便在黎明时继续向着西面侦查而去了。在崇祯大军抵达五重安不久，这只军队就传回了消息，说鞑子主力在忍字山口停下了。
  从五重安到忍字山口的详细地图迅速被参谋们找了出来，仔细的观察了一阵之后，朱由检便指着距离忍字山口5里处的一处村子说道：“近卫一、二师，还有祖大寿、祖大乐、吴襄三营跟随朕继续前进，今晚在此地扎营。
  大司马、何可纲带领剩下的诸军安顿于此，大司马驻守五重安督促后方军需物资的转运，何可纲明日带着本营人马，辎重部队和炮兵团的12磅炮前来同我们会和。”
  王在晋虽然有不同意见，想要同皇帝进行交换任务，但被崇祯断然拒绝了。在朱由检看来，王在晋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做一做战略规划和后勤管理还凑合，但是让他亲临前线指挥大军作战，就有些赶鸭子上架的味道。
  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崇祯自己亲自上阵初次指挥军队的表现，都好过王在晋此前对东路明军的指挥。
  当然，这也同王在晋、王之臣等文官宁可任用私人幕僚处理公务，也不愿意听从将领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关。
  大明朝的以文御武，到了崇祯朝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了，这不仅表现在文官夺取了明军的军事指挥权力，还在于这些文官把作战计划当成了文人幕僚的战争游戏，很少有文官愿意听取军中将领对战略计划的不同看法。
  不管是为了明军的安危，还是自己的安危，朱由检都没打算让王在晋插手，东路明军接下来的作战指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