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房内的一番长谈之后，孙承宗最终还是退让了。小半原因是被崇祯所说的理由所动摇，大半原因则是看在了崇祯表露出来的坚定决心上。
  在孙承宗的心中，其实也是隐约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皇帝能够亲临前线，对于鼓舞前钱将士们的士气，还是非常必须的。
  蓟州镇守卫的长城各关口，都是险峻的关要，但是这些关口守御时间最长的连半天都没有撑住，实在是让他大跌眼镜。
  孙承宗督师关外过，自然很清楚后金军队的战斗力。这些建奴野战的确胜出了明军不止一筹，但是对于攻城作战的能力，却并不怎么样。否则他也不会提出，凭坚城用大炮的堡垒战术来对方后金兵。
  辽东平原上修建的堡寨，都要后金耗费了好大的力气去攻打，往往还不是直接登城战，而是围城迫降为主。但是依托燕山险要修建的长城关口，却轻易的被长途远袭的建奴所攻下了。这显然说明了一件事，要么就是建奴的攻城技术突然提高了；要么就是蓟州镇的官兵太平日子过的太久，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如果是前一种，建奴就不必绕道破关。直接把宁远防线拿下，依托辽沈进军，步步为营的攻打到山海关前岂不是更为安全。现在以一只偏师绕道千里破关，看起来颇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好处，但是这只军队却成了真正的孤军。
  只要明军的战斗力稍稍强上一些，这只军队就只能把鲜血耗尽在燕山山脉之中。女真人打了这么久的仗，怎么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所以后金能够快速的分成三路破关，一是出其不意；第二便是守关的将士并无战意。蓟州镇属于九边之一，这可是大明战斗力最强的边军，边镇的将士都如此，那么其他地区的卫所军就更不用提了。
  孙承宗之所以想要接受茅元仪的建议，带着京畿新军主力出征，那是他知道这只新军经过了2年的操练之后，不管是战斗力还是士气，都是在一般水准之上的。带着这样一只军队前往蓟州，应当不会被后金军队的气势所吓到。
  只要新军能够依托城池挡住后金军队的一二次进攻，那些被吓破了胆的蓟州军和卫所军，也就能够慢慢恢复一点士气，同后金军队在蓟州城纠缠下去了。
  但是，想要达成这个设想，就必须让后金主动来进攻守备森严的蓟州城，而不是绕道南下去攻打京畿不设防的其他城池。
  就这一点来说，崇祯的建议是最为正确的。如果大明皇帝的旗纛竖立在蓟州城内，那么后金的军队就不太可能绕城而过了，大明皇帝的价值显然要高于京畿附近的那些州县的。
  虽然现在看来皇帝亲征很危险，但是如果崇祯只是跑去蓟州守城，那么倒是并没有什么问题。蓟州城虽然比不上京师，但是皇帝亲临必然能够激发蓟州军民作战的勇气，加上新军在边上的护卫，皇帝所冒的风险并不大。
  而皇帝亲征的好处却有许多，一来可以给援军北上拖延时间；二来皇帝亲征带走新军主力，京城的官员也就没什么可弹劾的了；三来皇帝既然亲征蓟州，各地援军只有加快行军，不会再找借口拖延磨蹭，要不然就是政治事件了。
  孙承宗虽然作出了退让，同意皇帝亲征，但他也让崇祯作出了保证，崇祯只能待在蓟州城内，不得再往前行。待到各地援军抵达蓟州防线之后，崇祯就必须回返京城，而他倒时会前往蓟州接管战时大本营的职责。
  至于崇祯提出的让福王监国的建议，也被孙承宗毫不犹豫的挡了回去。孙承宗认为，只要皇帝留在蓟州城内，就不会遇到什么安全问题，那么也就没必要设什么亲王监国，免得让有些人以为有机可乘，在京城弄出事端来。
  孙承宗的态度很是坚决，朱由检也只能摸着鼻子同意了。虽然崇祯想要第二天就誓师出征，但是却被孙承宗拒绝了。天子亲征自有礼仪，不可以轻率从事。因此明日崇祯前往北郊大营誓师和祭祀旗纛之后，先让一部分军队前往蓟州，而崇祯则在第三日同后卫部队一起出发。
  京畿都督府下辖新军六师，除了左良玉第4师已经前往蓟州之外，还余下了1、2、3、5、6师。孙承宗觉得皇帝应当把这些军队统统带上，只留下两个没有番号的新兵师防守京城就可以了。
  不过崇祯却不认同这个看法，第一、五师是骑兵师，他自然是要带走的，第二、六师是步兵师，第3师则是车骑师，他觉得留下一个步兵师协助孙承宗控制京城还是需要的。
  “朕出征之后，孙先生便要独当京城守卫之重任，手中没有一只可靠的军队如何能成？朕在京城，锦衣卫和御前侍卫亲军自然不敢不服从朕之命令。但是朕出征之后，孙先生的命令未必就能让他们完全信服。
  若是在平时，这点隔阂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任何隐患朕都不想冒。京畿新军的军官大都出自陆军军官学校，先生不仅是总参谋部的总长，也是军官学校的校长，在这种双重身份下，先生对于他们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朕之妻子、臣僚、百姓都在此都城之中，先生手中若无一只可靠的军队，朕又怎么敢放心出征呢？
  此外，朕虽然留下了一只新军，但是朕会从御前侍卫中抽调人手，还有总参谋部名下正在训练的夜不收和炮兵部队，朕也会一并带走。这些力量加起来，也抵得过一个步兵师了…”
  把孙承宗送出了上书房后，朱由检才感觉自己疲惫的想要立刻躺下来了。不管是黄立极还是孙承宗，都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精英，如果不是他仰仗着皇帝的身份，根本没办法说动这两人听从自己亲征的主张。
  黄立极倒还好，他在天启年间涉入党争太深，魏忠贤、崔呈秀去位之后，便成了朝中阉党的领袖人物，是东林党人最想要打倒的目标。
  虽然他有定策拥立之功，只要放弃目前的权势，退位让贤，还是能够回去当个闲散士大夫的。但是他当初为了上位，宁可同魏忠贤联手对付东林党人，又怎么可能在情势不明的状况下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首辅之位呢。
  同崇祯没有什么交情的黄立极，最终选择了支持新政来稳固同新帝之间的联系。但是到了今天，黄立极才发觉他现在就是想要安全下庄也是不可得了，阉党领袖加上新政主持者，这个双重身份已经让他被那些反对新政的守旧官员和东林党人恨之入骨。
  他现在退让一步，说不定就要步张江陵的后尘，因此保住首辅之位，更强势的推行新政，打击守旧官员和东林党人，便成了他保全自己和家族的唯一道路。崇祯出征的危险虽大，但是皇帝亲征所带来的巨大声望，同样会将新政的影响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仅仅从政治上考虑，黄立极也觉得这个风险值得一冒，因此他很快便被崇祯所说服了。而孙承宗作为天启的老师，加上曾经担任过抵御后金的方面大帅，他的主见是很难被其他人所动摇的。
  不过孙承宗同天启关系极深，因此对于天启亲自指定的继承人也就更为包容一些。加上他担任过蓟辽督师，一直念念不忘于复辽，对于明军的实际状况也较其他人了解的更多一些。后金派出一只偏师劳师而远袭，实在是一个挫败后金的大好机会。
  如果能够在蓟州、遵化重创后金这只偏师，则后金未必还敢再次绕道来袭，而明军此次获胜，必然会超过水分太大的宁远大捷，真正竖立起明军对后金获胜的信心来。
  建州女真以一个不到百万人口的小民族，之所以能够力压蒙古、大明、朝鲜这三个邻国而据有辽东，完全就是依仗着它一次次奇迹般的军事胜利，鼓舞起了本民族的崛起心态。
  一旦后金失去了这种激励人心的军事胜利，这个小民族就会从天上堕入凡尘，重新恢复成一个个各自为战的边鄙小部族。
  正是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孙承宗才会犹豫不决的听从了崇祯的劝说。然而即便是如此，朱由检也感觉这两场谈话实在是太累人了。他几乎已经拿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前世同政府官员、甲方交涉的全部才能。
  看着崇祯躺在靠椅上，站在一边终于恢复了些镇定的王承恩，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陛下，这福王还要不要召见？”
  朱由检睁开眼睛重新坐正了身体，思考了一会，终于还是摇了摇头说道：“算了，这次还是不召见了。传孙之獬还有军器监的正副总监来见朕…”
  崇祯找孙之獬过来，主要还是为了应对黄台吉发出的那封公开信。他既然要亲自出征，自然不会再容忍黄台吉利用这种手段打击自己的声誉。
  “…你回去之后，便组织人手批驳这封公开信，主旨么？就以君民一体论批驳奴酋所言的，有天子而为匹夫，亦有匹夫而为天子者。
  我大明天子乃是天下万姓之代表，不是蛮夷之辈，以兵强马壮者为汗主。彼以蛮夷之心度我汉家之纲常，真是荒谬可笑…
  明日把黄台吉的公开信刊登在大明时报上，以朕的名义做一封回书，刊登在其旁。朕的回答只有一句，尔欲战，便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