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德蒙·唐泰斯带着改名为郑和号的西班牙大帆船回到天津时，站在船头观察航道的他，发觉同他3、4个月前离开天津时相比，海河两岸似乎又多了许多建筑。
  自金钢桥以下的三岔河口至大沽口的河道是为海河干流，这段河道全长76公里，河面宽达近200米。由于河身迁回，类似羊肠，故又名沽河，以沽多而得名(陆地三面临水，其突出部分曰沽，即相当于河曲中的凸岸)。海河有七十二沽之称，这些沽地都是适宜修建河港的地方。
  由于此时海河的五大支流的水量都是汇聚到海河干流出海，因此平时宽约200米的海河干流，到了汛期洪水泛滥的时候，常常可扩充到4、500米。
  为了减轻海河干流的洪涝灾害，去年除了在海河干流两岸修建加固了堤坝，在上游地区大建水库蓄水分流之外，海河治理工程指挥部还维护并新开挖了，四女寺减河，哨马营减河、捷地减河、兴济减河、马厂减河、青龙湾减河和筐几港减河等以分流支流的水量。
  在这一番整治之后，虽然还看不出有什么效果，但是海河的航运效能却大大增加了。现在300吨以下的船只，可以直接从大沽口航行到三岔河口的金刚桥下，这座南宋时修建的石拱桥虽然看上去有些残破，但是却依然承载着沟通海河两岸百姓交流的重任。
  不过随着天津港的开埠，海河两岸的货物运输也日益频繁了起来。这座金刚桥距离天津卫城东南的新商业区太远，且也狭窄了些，是以在天津卫城以东建一座新桥，已经成为了天津士绅百姓最热门的话题。
  不过对于朝廷来说，现在海河上最为重要的码头只有两处，一处是大沽口的军用码头，一处便是天津卫城东南处，大直沽对面的紫竹林码头。
  大沽口的军用码头自不必说，那里靠河临海，再大的船只也停泊的下。而紫竹林码头这里，因为水面辽阔，同样可以停泊千吨以下的大帆船。
  原名为“圣胡安号”，现在则被称为“郑和号”的西班牙大帆船，可以畅通无阻的直接航行到紫竹林新码头处。而对岸的大直沽，则是天津旧有的渔船码头。
  紫竹林位于马家口海河西岸，原本只是几户人家居住的小村子。因为此处距离卫城较远，所以居住在当地的人员不多。附近除了芦苇荡、沟渠、田地之外，并没有什么建筑物。
  所以内府便购下了此次临河的上千亩土地，在紫竹林附近沿河规划了6处停靠码头，长约1500余米，而新码头和卫城之间，便是天津市政厅规划的新商业区。
  在爱德蒙·唐泰斯驾船出海之前，新码头不过仅仅完成了一处，而其他地方还在用石块和木桩填平河边的低洼处。但是当他再度返回时，两座新码头已经投入了使用，而其他四处码头也显露出了雏形。
  仅仅两处新码头的投入使用，紫竹林码头区的热闹繁华，已经压倒了对岸的旧码头区。这种施工的效率，让见惯了共和国修建工程的荷兰人也为之赞叹不已。
  在他看来，同阿姆斯特丹完全依赖于商人组织的建筑队相比，中国官员驱使百姓修建大工程的效率显然更高一些。毕竟前者修建任何工程都需要考虑回报，因此修建时并不会做出一个完整的规划。
  而中国人则是把整个码头区规划完成后，就开始投入施工，他们并不需要像那些商人一般瞻前顾后，时不时的要中途停下来进行筹款，或是因为资金不足而缩小建设规模。
  共和国修建公共工程的方式，虽然较为灵活，且利用资金的效率较高。但是也有缺乏规划，导致重复建设和中断建设的项目较多，从整体上来看，建设成本并没有减少多少。
  而中国人以官府作为主导的公共工程建设方式，虽然有浪费和过于超前的一些问题，但如果能够进行妥善的规划和决策，那么不仅能够大大的减少建设成本，还能极大的提高建设效率。
  当然，在爱德蒙·唐泰斯看来，共和国和中国的公共工程建设方式固然有着各自的优缺点，但是同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相比，已然领先了太多。
  爱德蒙·唐泰斯在紫竹林1号码头下了船后，便同等候在码头上的内府管事作了一个简单的交接。他此次带着“郑和号”出海，除了携带一队地质勘探人员前往东江镇，便是协同东海巡阅府麾下的船队北上鲸海，对库页岛北部和黑龙江入海口地区进行征服和调查。
  当然，他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携带两个班级的海军士官生出海试航。让他们熟悉下什么是海上航行，此外便是磨合海军士官生、明军水师官兵及大帆船留用旧有水手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尽快的熟悉起来，以形成本舰的战斗力。
  这艘载重500余吨的“郑和号”，是典型的西班牙大帆船，长宽比为4:1，船型是一道优美的弧线。但是在被送到天津后，天津造船厂的工匠们除了对其进行了一次大修，以便全面测量这艘船的比例之外，还参照英国船只的样式对这艘船进行了更改。
  在崇祯的亲自审批下，帆船前方高耸的船首楼被拆除了，原本拥有二层结构的船尾楼，也被拆除了一层。船上的24门火炮，则被更换了其中八门口径过小的火炮。经过了这些变更之后，这艘船自然就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
  爱德蒙·唐泰斯原本甚为反对这样的盲目修改，毕竟中国人并不熟悉远洋航海的风险，而西班牙大帆船却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有着丰富的航行成功经验。更何况，现在的海战依然还是以跳帮战术为主，虽然德雷克率领的英国海军用火炮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但是并没有改变欧洲各国海上作战的基本方式。
  荷兰的几位海军名将，依然使用着古老的跳帮战术同西班牙舰队、英国舰队和海盗船队进行作战，并屡屡取胜，牢牢的控制着共和国的外海，这也是西班牙人始终无法收复低地地区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荷兰人，爱德蒙·唐泰斯是荷兰海军现在推崇的近战混战派的支持者。所谓近战混战派，就是主张战斗中随时选择有利时机，允许分舰队指挥官或军舰指挥官率领舰只离开编队，充分发挥下属的主观能动性，通过集中攻击敌方的部分军舰，来赢得海战的胜利。
  混战派认为，己方船只要尽可能的接近敌方船只，在近距离下以2-3只船只的炮灰对地方单舰进行集火攻击，摧毁了敌舰的士气之后，便立刻展开跳帮作战，彻底夺取敌船。
  爱德蒙·唐泰斯所主张的混战战术，同朱由检一直提倡的，海战中必须从头到尾保持战斗队形的主张相反。但是朱由检并没有立即否决这种方式，毕竟他对于海战的了解，只是存在于历史和书籍之中，而爱德蒙·唐泰斯却是真正的从海战中成长起来的实战指挥者。
  经过同爱德蒙·唐泰斯的数次沟通，还有总参谋部成员的数次讨论之后。朱由检终于了解了，现在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为何要如此推崇近战混战战术了。
  一是现在的火炮威力和射程都不足，编队战术将会浪费己方大多数火炮的射击。而火炮的威力不足，使得光用火炮进行攻击，并不能使得敌船失去战斗力。只有在火炮打击了几轮之后，进行跳帮肉搏战，才能彻底的消灭一只船只的抵抗能力。
  二是涉及到战利品的关系。海军是一只昂贵的兵种，光凭借国家发放的微薄俸禄，是无法挽留住那些经验丰富的船长和水手的，毕竟商船的酬劳要比海军高的多。只有在战争中能够获得战利品，才能让这些船长水手乐于被国家所驱使。
  就算不计算船上装载的货物，光是一艘船只本身也起码价值数万荷兰盾。因此与其把一艘船只击沉，倒不如把俘获的船只奖赏给有功之人，使得海军将士乐于参与战争。
  更何况，现在的远洋航海就是一场冒险，即便是欧洲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们，也常常因为远洋航行中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而亡故。如果船长和水手没有直接面对死亡的勇气，那么大明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远洋航海家。
  爱德蒙·唐泰斯的理由终于说服了朱由检一半，还有另一半则是因为他了解，随着时间的变化，火炮制作技术的上升，近战混战战术必然是要消亡的。海盗式样的战术，必然要让位给拥有充足后勤补给的编队战术。
  不过在这之前，倒是不妨让海军的士官生们了解下，欧洲人对于海战的理解。虽然朱由检在教学上对于混战战术表现了一些让步，但是在海军的发展目标上面，却依然坚持着走正规化的道路。
  比如对于“圣胡安号”的改造，朱由检支持了整改方案，坚决的去除了西班牙帆船上用于支援甲板战的船首楼，和降低了船尾楼的高度。
  虽然这起先让爱德蒙·唐泰斯很是沮丧，但是经过了这次出航之后，他终于意识到了这样修改后的好处。这艘帆船现在看上去是低矮了一些，但是在航行中却表现出了更快的速度，和更为稳定的适航性能。
  如果不是那些士官生和中国水手还不习惯于软帆，爱德蒙·唐泰斯认为，从天津直接开往日本长崎，航程可以压缩在12-14天之内。从长崎到海参崴7、8天就足够了。如果是顺风的话，时间还能再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