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元宵的前一天，召开了近一个月的商人代表大会终于降下了帷幕。通过了这次会议，这些商人们终于意识到，代表大会不仅仅是朝廷向他们征税的商议场所，也是他们可以就商业问题直接同朝廷沟通之所在。
  在以往，这些商人们在地方上遇到了阻碍商业的问题，只能找地方官员一个个去疏通。这个办法不仅仅费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每个县的官员都犹如本县的土皇帝，他们不会因为相邻县的同僚采用了什么政策，就会遵照实施。虽然也许收买更高一级的官员是个不错的法子，但是县官毕竟不如现管，而且收买官员毕竟是需要成本的。
  因此大多数商人对于地方上的陋规只能默默的忍受着，除非这些陋规已经让他们无法把生意做下去了。但是在京城的商人代表大会中，他们平时看的比天还大的难题，在朝廷面前不过是一句话就能决断的小事。
  这种强烈的反差，立刻便让这些商人代表们看到了，一个更有效率的解决自己在经商时遇到难题的途径。更让他们感觉欣喜的是，这个代表头衔不必花钱购买，也不需要什么考试，最大的成本就是每年上京的旅费和住宿费。
  然而在今年会议上，皇帝还提出了一个让他们感到更为兴奋的建议。考虑到各省商人赴京参加大会，在时间和金钱上都会存在的损失，因此决定今后在会议召开期间，将会对每位代表发放5元/日的补助。且每位代表，今后每年将会获得100元的代表津贴和50元的车马补助费用等。
  崇祯提出这个建议，是希望减少商人代表的不到场缺额。但是在这些商人代表看来，这却是能够把代表会议这种临时议事形式转化为长期机构的机会。
  皇帝的提议自然毫无疑问的被全权通过了，不过这笔额外的钱皇帝不打算出，朝廷也不会出，那么只能从各地的商税上找办法了。
  对于如何才能征到足够的税收用来维持商人代表大会的运行，这些商人代表倒是精明的很，他们不过听了几句崇祯派人在代表中的吹风，便立刻确定了对于奢侈品征收重税的决定。凡是国内生产的奢侈品征收50%的重税，从国外输入的奢侈品则征收100%的税收。
  国外主要为各类宝石、香料和贵重的木料等等，而国内则主要是顶级的手工业品，比如高级皮毛、人参、以贵重木料制作的家具等。
  决定征收这些税种时，这些商人代表们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反而倒是有一种出了一口闷气的感觉。说起原因倒也简单，以上这些商业中盈利最高的货物，都不是他们这些没有背景或是背景不够深厚的商人能染指的。
  而对于崇祯来说，但凡是能消费得起奢侈品的人，基本上是不在乎价格的，而大明百姓基本上也不可能消费到这些奢侈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极小。
  唯一受到损失的大约便是那些经营奢侈品生意的商人，毕竟开征重税之后，他们现在的暴利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但是这个征税的决定是商人代表大会做出的，也就是说他们将无法掀起商人的同情心理反对这一税收政策。在没有普遍的民意支持下，同这些商人勾结的官员们，将要单独同崇祯和户部进行对抗，这种毫无胜算的战争，只要他们没有昏了头就不会挑起来。
  除了征收奢侈税以保障商人代表大会的运行之外，各省商人代表们还通过了一项附加决议。他们决定把每年代表会议的会期定为，这个时间虽然很是尴尬，但也只有这个时间各省商人才有空暇开会。
  为了保障每年到会的代表人数，他们还决定缩小各省的代表名额到每省6人。每年各省派出3名代表上京参加会议，下一年再换另3名代表，这样两年一轮换，也可以减少对各商人代表生活的影响。
  代表的任职年限也调整到了6年，每三年更换其中一半名额。对于缺席的代表制定了罚款的章程，并决定连续两年没有参加的代表将会被免去代表资格，并不得入选下任商人代表。
  对于商人代表的选拔资格，崇祯作出了一个额外限制，凡是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商人不得入选为商人代表；平日里从不遵守商人代表大会决议的商人不得入选；有过刑事犯罪记录和正处于诉讼中的商人不得入选。
  同时崇祯还要求各省提供3名候补代表的名额，以作为紧急状况下的递补人员。候补代表虽然不享有正式代表的政治权利，但是可以享受正式代表2/3的经济待遇。
  除此之外，崇祯还给了这些代表们一个意外的惊喜，在他们就任代表期间，将会享有特殊保护。只要不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和叛国罪，除非获得他本人或是本省半数以上代表的同意，他们不会被地方官员所拘捕。
  对于轻微的犯罪行为将会被豁免，对于中等的犯罪行为则冻结到该代表卸任之后再行追责，而严重的犯罪行为将会先通报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免去其代表的职位，方可进入司法审判程序。
  总的来说，崇祯元年-崇祯二年间的这场商人代表大会开的很成功。商人代表和崇祯都很满意，他们都各自获得了想要的东西。而户部官员也很开心，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获得了一笔额外收入。
  商人代表暂时还是按照19个行政区划分配的名额，每次开会不过57人，开会补助加上召开会议的费用不过2万不到，而正式代表加上非正式代表的年薪大约2万出头。也就是说，这个商人代表大会每年要支出4万2千元左右。
  澳门的檀香木入口价40元每担，每年约8、9百担，总值3万余元。京城、张家口的貂皮每年贸易数量1、2万张，这还只是纳税过的数量。
  最下等的貂皮14元/张，中等的28元/张，最上等的貂皮则是42元/张，虽说貂皮以中下者居多，但便是以2元每张计算，也要2-4万元的价值了。
  而至于人参，市面上虽然多冠以高丽参，但是每年光纳税的人参就超过了6000斤，即便是按照关外的进货价每斤人参16两计算，一年也超过了9万6千两，约合13万4千4百元。
  不计算其他奢侈品，光是以上三类货物的每年销售价值就快到20万元了。以50%的税收计算，就是9万余元的新增税收。
  扣除支付商人代表大会的支出，加上征税的成本，户部每年大约多了3、4万元的额外收入。这还不算，户部官员将会在这些征税过程中能够获取的额外好处。这显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会议。
  不少户部官员同时也发现，以往他们向朝廷建议调整下商税，朝堂上还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民间已经风风雨雨，似乎朝廷又提出了什么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的政策。
  结果往往是朝廷搁置讨论，而提出建议的官员则被斥责降级。久而久之，在商税问题上只能减不能增，倒成了大明的政治正确。
  老实说，除了户部几个堂官之外，大多数户部官员都是赞成增加商税，以减少田赋的。根据太祖订下的规定，苏松地区的人员不能出任户部官员，因此可以说户部官员是受到商人势力影响最小的一个部门。
  这些户部官员，特别是中下层官吏都还算是能够看明白大明财政的根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从户部收集到的地方资料汇总就能看得出，便是按照现有的税率征收田赋，都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了。
  自从万历末年加征九厘银之后，各地的百姓负担差不多已经到达极限了。对于地方上的豪强缙绅把自己应当缴纳的税收分摊到其他百姓身上的弊病，他们都是心知肚明。因为有些官员在家乡也是这么干的，他们怎么会不清楚大明百姓的负担到了什么程度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加征田赋的时候，朝堂上并不缺乏反对者。因为这些官员们很清楚，看起来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不多的九厘银，不过是糊弄皇帝的数字游戏。
  在真正征收的过程中，这些税款大多只会落到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的百姓头上去。这么一来九厘银就成了一分八厘或是二分七厘的重税。
  而这只是缴纳给朝廷的正税，按照大明的惯例，地方上起码要收3-5倍的数目。这倒不是因为地方官员过于贪婪的缘故，而是因为税收制度的不完整，朝廷没有给征税人员发放保障他们生活的工资和提供征税的成本，加上从地方到京城的运输费用，和各处打点的费用。
  要是让地方官员只征收朝廷规定的税额，那这名地方官恐怕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因为替朝廷征税引发的亏空了。
  所以只要稍稍有见识和阅历丰富一些的户部官员都很明白，在田赋上打主意不仅没什么希望，很有可能征税成本还要超过征收上来的税额。
  倒是商税上面，不仅征税的成本比较低，只要在交通要道设卡就是了，只要税额低于商队的绕道费用，自然就不必害怕商人逃税。而且以大明商业的规模，可征税收的余地也很大。
  但是提出增加商税的政治成本太高，在大明的政治正确舆论引导下，任何提出一个商税的官员都必然会失去政治前途。这样一来，谁还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挽救这个国际呢。
  不过现在皇帝弄出来的商人代表大会，绕过了大明的政治正确。这些户部官员只要按照会议的决议去制定实施纳税计划就好了，这不仅让户部官员们躲过了政治上的麻烦。
  最为重要的是，几乎每个纳税计划的实施，都代表着户部在地方权力上的扩展。只要是官员，没有人不希望自己部门的权力扩大的。和他们的亲友家族有可能受到的损失相比，他们从权力扩大上受到的回报要大的多。
  一名派去地方上的税收征收员，年薪大约为60元，但光是默认的灰色收入就是年薪的2-3倍。现在地方上一名七品正县的年薪大约为84元，虽然县官的外快不少，但别人毕竟是十年寒窗苦读出来的，而一名税收征收员不过是户部从民间招募来的公务员而已。
  而负责主管一地税收的户部官员，他所能获得的收益，自然不是从前坐在京城收点地方官孝敬能比的。毕竟在地方账目上划拨钱粮和实际经办业务那完全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