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各省的分别统计，两京一十三省的耕地总数约为783万顷。对各地亩产进行抽查测量的结果，其中长江以南区域，平均亩产约为26石；长江同黄河之间，亩产约为14石；而黄河以北区域，扣除陕西受灾地方，亩产约为1石。
  淮河以北地区为旱作区，长江以南区域则为水作区，长江同淮河之间，则是水旱作业杂处。
  以淮河为分界线，北方地区的耕地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大约占了耕地面积的7%左右。而南方地区的耕地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大约占了耕地面积的8%以上。
  本年度预计全国粮食产量约为10亿石，加工成精粮就是5亿5千石。我大明在册人口6千万，按照每人每年4石的标准，就是2亿4千石。
  如果按照这些数据计算的话，今年的粮食应当足够我大明百姓消耗了。”张瑞图小心的观察着崇祯的神色，不慌不忙的读出了自己手上文件的结论。
  让张瑞图失望的是，听了这份内阁关于崇祯元年粮食收获的报告文书后，崇祯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这让他也吃不准，自己是否要支持这份报告的结论。
  今天的内阁会议，是九月份的最后一次。年初朝廷要求各地重新丈量耕地，并保证粮食的种植面积，且核定各县人口及粮食亩产。
  到了九月中旬，有九个省份的官员交上了自己的调查报告。虽然只有一小部分官员老老实实的下去统计了本县的情况，大多数县官只是让幕僚重新抄了一份往年的黄册，不过从这些上报的数据里，已经让人看出了不少问题了。
  这次调查报告的结果，是各县直接向内阁申报的，所以地方大员们并没有过多的关注。他们自然也就没有想到，当内阁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汇总之后，各府、各省所报的数据就出现了出入。
  在后世的中国中，某个地区经济越发达，上缴的财税越多，主政地方的官员就会被视为能力出众，他本人也会作为官僚体系中的重点培养对象。
  但是在今日的大明，地方上的经济有没有发展，不重要；地方上有没有兴建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公共工程，不重要；甚至于地方上出现了灾害，主政官员有没有及时行动减缓灾害，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听从上官的意思，不要给上官找麻烦，特别是不要让治下的豪族缙绅不开心。大明的官员能够稳步高升的，可不是那些会来事的官员。
  而是那些善于逢迎上官，又能让地方上的缙绅豪族满意的官员。所谓官声，不就是那些缙绅豪族对某人的夸奖之声么。真正的平头百姓发出的声音，又怎么能传入到上位者的耳中呢。
  再说了，天知道这些豪族缙绅背后站的是那个大人物，说不定是连上官都要点头哈腰逢迎的人物。得罪了平头百姓，天塌不下来，得罪了这些豪族缙绅，那么天也许真的会塌。
  如何让这些缙绅豪族感觉你为人不错，莫过于输送利益。对于这些缙绅豪族来说，他们最大的利益也就是田税和人头税这块了。
  只要能减少他们的税收，缙绅豪族们并不介意拿出一部分回馈官员。而这些官员同样没什么心理负担，反正损失的是朝廷，受益的可是自己。
  再说了，朝廷少收几个钱，百姓口袋里不就多了几个钱么。按照先贤说的，这就叫与民休息，乃是为国为民的义举。
  如果按照朝廷律法，一定要严格征收税负，一分都不肯拖欠，惹起了地方民怨。说不得他就成了众人口中搜刮百姓的贪官，成了身败名裂的酷吏了。
  是以，从县到府，从府到省，最后汇报到朝廷的各地收成和税收，都是越来越少的。
  比如这估算出来的年度粮食产量5亿5千石，到了最终汇报时，大约能剩下一半就不错了。
  大明的田赋为30税1，但是到了今天，各种杂税合在一起，差不多已经是10税1了。
  如果按照正常税收，本年度的税收收入应当在5千5百万石左右。但最终朝廷能够收到的税收，应当在2千6、7百万石上下，这也和往年的税收状况相符。
  而这多出来的税收，就进了地方官吏和豪族缙绅的口袋。只不过以往没有数据统计，所以大家知道地方官员瞒报税收，给自己捞取好处，只是没有预料到汇总起来会有这么惊人的数目。
  当这份资料汇总到张瑞图手中之后，他顿时额头直冒冷汗，径自去找了首辅黄立极商议，并没有向其他同僚透露。
  这份资料要是直接捅出去，那就是国初以来的又一起惊天大案，就算他是位高权重的阁臣也难以全身而退。
  但是想要瞒下这份资料，又绝无可能。当各县向内阁汇报时，宫内已经让人抄录了一份，显然皇帝手中已经掌握了这份汇总资料。
  不管是黄立极还是张瑞图，都没有为那些官员陪葬的心思。也许皇帝不会惩治天下的官员，那样的话崇祯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但是皇帝未必不会惩治，替那些官员们隐瞒的他们，毕竟这可是想要蒙蔽君上。崇祯已经给了内阁诸多权力，如果内阁有人还想剥夺皇帝的知情权，显然就是意图不轨了。即便是皇帝处置了他们，也不会有人为他们喊冤的。
  黄立极同张瑞图商议了半天，决定还是先看看崇祯的反应，再来决定自己的立场。
  由张瑞图在内阁会议上作一个汇报，只讨论汇总数据的内容，不涉及到关于县、府、省三级政府数据出入的问题，也绝不主动提及实际税收和理论税收数目之间的巨大出入。
  朱由检的目光同黄立极对视了片刻，便越过了他，停留在了坐在他左侧的郭允厚身上。
  “郭先生，你是户部尚书，你对这份报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朱由检漫不经心的开口问道。
  郭允厚只是迟疑了一下，便开口说道：“这份报告似乎过于乐观了，比如我大明登记在册的人口超过6千万，但是加上隐户的话，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
  户部之前为了确定北直隶的粮食缺口数额，计算各县真正的粮食余量，对北直隶各府县的耕地和人口实际数目进行了抽查。
  虽然今年京畿一带出现了较大的旱情，但是因为陛下年初大兴水利和兴建京城道路、工坊，使得京畿地区虽然受灾，但是人口外流几乎没有，全部被京城内的工坊、京西的矿山、还有海河治理工程所吸纳了。
  因此老臣以为，这次户部的调查统计应当还是能够真实的反应，各县的实际人口数目的。
  顺天府两县、永平府一县…，我们总共抽查了8个县。根据对比，实际抽查的各县耕地数目，超过了在册耕地数目的12%。而各县的实际人口，超过了在册人口数量的3倍。
  当然，京畿地区毕竟是我大明的首善之地，这里的社会环境要比周边几个省好的多，因此也许有不少是从周边省份逃荒过来的。
  不过即便是如此，估算我大明的人口数目，应当不会低于一亿五千万。至于所谓的每年口粮一人四石，张阁老未免估计过高了些。
  即便是京畿附近的贫民，每人一年三石都满足不了的家庭，也是大有人在。
  按照这个最低标准，大明每年最少也要消耗四亿五千万石粮食。乍看起来，大明的粮食收入还是有所结余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我大明的粮食产量并不均匀，北方少粮而南方多粮。从南方调粮北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每年调运至通州的粮食就高达4百万石。
  以往漕运畅通时，每运一石大米北上，路途中约花费二石。但是现在北方干旱，运河水量不足，进了山东就难以行船，往往运一石大米到通州，路费就要花去五、六石。
  每年4百万石漕运，就消耗掉了2千多万石粮食。也就是说，即便是风调雨顺，我大明的粮食收成也就是刚好能够满足支出罢了。
  今年又是准备同蒙古察哈尔部作战，又遇到了陕西大旱，今年的粮食缺口能够压缩在1千万石以内，老臣就真的要烧香还愿了。”
  郭允厚的话语顿时让文华殿内的众人安静了下来，这一刻几位阁老都恨不得自己没有听过这份报告。
  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他们本就不应该听到这些数据。毕竟大明朝讲德治天下、讲仁孝治国，但是从来没提过以数据治国的说法。
  因为没有各地数据的汇总整理，所以朝廷对于各地的情况，一般都是听各地巡抚总督的汇报，这些封疆大吏说没事，大家就愉快的混日子去了。
  如果哪位封疆大吏敢说自己治下有问题，那就肯定是你的错，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接着朝廷就开始换人，一直换到有人解决了问题，或是挨过了这个问题。
  大明朝的官员对于朝政的处理，一向是信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正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各地报送的数据，所以大明的官员对于大明从来没有深入而全面的了解过。
  大家都是盲人摸象，只见一隅不见全局。偶然有个把人跳出了这个局部，想要向众人指出问题，也会被这些看不见全局的人所鄙夷打击。
  当一艘船下沉的时候，船上的乘客不一定会怨恨让船沉没的人，但是多半会愤怒于那些告知他船要沉没消息的人。
  张江陵也许就是那个看到了全局的人，但是他试图叫醒同僚和皇帝时，却被那些已经习惯于看不到全局的人所憎恨了。
  郭允厚所摆出来的数据，让内阁众人不得不提前面对了问题，再也无法继续装看不见了。
  这种和以往截然不同的体验，有的人觉得很振奋，他们觉得朝廷还有时间解决问题；有的人却很沮丧，因为他们不能再把责任推给下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