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袁可立之后，朱由检并没有像自己说的那样前去会同馆见商人代表们，而是走到了位于武英殿另一侧的会议室。
  孙承宗、鹿善继、尤世威等人已经坐在这里等待崇祯的到来了，今天是每3日一次的总参谋部例行会议。
  崇祯坐下后便开始听取这些参谋人员，对于陆海军学校、京营、新军和天津水师、天津造船厂等单位的情报汇报。
  听着这些汇报，他快速的做出了决定，“…同意总参谋部对于京营整编多余人员的意见，可以着手把这些人员运往台湾地区，作为开放台湾的武装力量。
  此外，朕建议把一些刑事犯人也补充进去，可以填补开发台湾的人力。另外配备一定的医生，研究人员迁移台湾后出现的普遍病症，好为今后向台湾迁移普通百姓做好准备。
  …训练一营人数已经达到了2100人，朕以为可以抽调出一些人员成立训练二营了，京畿附近的几个卫所现在都已经完成了改制，服役人员很快就会汇集上京，扩大新军的编制势在必行。
  总参谋部同大营后勤处做好联系，做好新兵入营在后勤上的安排。此外，马上就要进入春耕时节了，总参谋部可向京畿各卫所发文，暂停征兵工作，督促各卫所做好春耕工作，尽量减少土地抛荒现象…”
  大多数琐碎的事务已经被总参谋部承担了，但是摆在崇祯面前，需要决定的各项事务依然是非常惊人的。
  当日过午时，王承恩忍不住来催促皇帝用餐时，崇祯才发觉一个早上的时间也只消灭了一半多的文件而已。他干脆的命令王承恩弄一些简单的食物过来，和大家一起用餐，以节约时间处理完剩下的事务。
  在同参谋们共进午餐时，朱由检随意的孙承宗说道：“孙先生，朕打算在成都建立一所西南陆军军官学校，你认为谁能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
  孙承宗放下了筷子，有些迟疑的回答道：“北京的陆军军官学校才创立没有多久，臣等现在也还没有看到这所学校会给大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这个时候又要在四川成立一所军校，是不是太过仓促了些？
  且四川四面闭塞，联通川外各省的道路难行，朝廷对于四川的影响力一向有限。此地若是训练出一只强兵，恐怕也不是国家之福啊。一个奢安之乱，已经让西南诸省耗费精力，若是再出现一个不受控制的省份，恐怕南方诸省都要大受影响了。”
  朱由检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忽略了孙承宗的警告说道：“西南若是没有一只足以震慑地方的军队，那么奢安之乱绝不可能是土司叛乱的终结。
  且西南不仅仅有内部的各土司部族，还有境外的敌人。广西、云南所面对的安南，云南对面的缅甸，贵州、四川对面的西藏。
  如果我们汉人的力量在这些地区衰落下去了，那么未必不会有内外勾结，侵扰西南诸省的事情发生。
  与其等到亡羊补牢，不如先未雨绸缪。坐视这些域外民族做大，则西南诸省还会是我中华之土吗？加强西南的诸省的汉人力量，即便其中真出了一些野心家，那里的土地终究还是汉土。
  再说了，陆军军官学校总不可能教出来的都是叛臣逆子吧？朕以为孙先生是不是想的过于悲观了。”
  看着孙承宗沉默了下来，坐在他身边的鹿善继却明白，有些话孙督师不好对皇帝直说，因此就有所迟疑。
  鹿善继立刻出声为孙承宗解围，对着皇帝解释道：“陛下，西南诸省都是瘴疠之地，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人口组成也较为复杂，除了四川和云南的部分精华地区之外，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
  如缅甸、安南、西藏之地，其地之民尚不及我东南数县的人口。即便是他们有什么异动，西南各地的莽莽丛林，也足以耗尽他们的兵力。
  而大明之根本，一在东南，一在中原。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都是一马平川之地。自古以来，我中国有难，必来自于北方，一旦北骑破关而入，则长江以北根本难以阻碍敌骑南下。
  今日我大明虽然内外交困，但是事有轻重缓急之分，今日之重点还在于北方的塞防。而现今塞外西虏衰败，东虏兴起，因此北方塞防又应首重于东北。
  而辽东失陷之后，东虏南下唯一障碍，唯山海关而已。而山海关至神京不过9日行程，神京若是受到虏兵威胁，则天下必然震动。
  今日大明之局势，是山海关卫神京，神京卫中原，而中原卫东南。因此若要挽回时局，当先固根本，根本固则枝叶繁。
  以臣看来，北方的塞防才是大明的根本，而西南土司的叛乱不过是枝叶暂时受损。
  只要平息了辽东虏乱，让北方边境平静下来了，则西南土司叛乱不过是疥藓之患，举手而可平之。
  因此臣以为，今日大明应当把精力全部放在北方，西南之地只要派一大臣，统领西南诸卫军徐徐图之即可，不应再分薄刚有起色的北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师资力量…”
  虽然鹿善继说得正义秉然，但是朱由检却不认为这是他的心里话。
  在陆军军官学校建立之前，大明武官的来源有三，将门子弟、武举进士、文官转任。
  看起来，这武举进士应该是能力最为优越，成为军队中的中流砥柱才对，毕竟他们是真刀真枪在科场上考出来的。
  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大明军中真正能够统帅大军作战的名将大帅，首先是文官转任武职的，其次是将门子弟。真正出身于武举的进士，却很少出现能够独挡一面的名将。
  同样是基于科举的取士，为什么文进士和武进士的选材结果会如此迥异。
  一方面就是在于，不管是文学还是武事都是需要传承的，再出色的天才，也需要无数次的基础磨练，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
  作为一名考中文进士科的文官，已经证明了他的智商是超出一半人的。加上本身就已经具备的基本的归纳总结的学习方式，再通过阅读各种军事典籍和历史文献，就能够形成属于自己的用兵理论。
  接着用他手下的军队去验证这种理论，只要付出足够的人命，自然也就学会了如何指挥作战。
  而出身将门的子弟，从小在长辈的耳提面命之下，对于军队的编制并不陌生。且长辈们在行军中犯的错误，积累的经验，也会一点点的灌输到他们脑子里。
  加上身边跟随的上过战场的家丁的提点，只要不是特别愚笨的人，总还是具备了基本的军事指挥能力的。
  唯有这些武举出身的武进士们，在军中即没有熟悉军阵之人的指点，又因为学识程度大多只是粗通文墨，无法自行阅读军事典章汲取前人的经验，对于军事知识所知有限，很少能够担当方面之任的。
  另一个方面则是，考文进士是文官们负责，靠武进士同样还是文官们负责。在这个时代，对于军事有兴趣的文官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文官还是喜爱诗词歌赋的居多。
  让这样的文官们去选拔武进士，必然会出现向肉搏能力靠拢的科举内容，而不是偏重于军事指挥方面的科举内容。
  这样一来，武举考试也就流于形式，成为了运动竞技比赛。再加上朝堂上文官对于武官的偏见，导致朝堂对于武举考试并不是十分看重，因此武举**无疑要比文进士科举更为普遍。
  也因此武举选拔出来的人材，完全不能胜任军队指挥官的要求，更无法同文试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当崇祯向孙承宗等人建议，建立陆军军官学校的时候，包括孙承宗在内，也不过是把这所军官学校当做了规模扩大的武学而已，对于这所军官学校并不怎么重视。
  但是随着军校建立后，各门课程的确立，教学内容的不断扩展，他们终于意识到了陆军军官军校同以往的大明武学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类东西。
  如果让他们现在来形容陆军军官学校是什么，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书院，第二个反应这是一所开放性和包容性远超所有书院的学校。
  孙承宗等人这时才发觉，崇祯并不是想要建立一所培养高级将帅的学校，而是把统帅军队的职能分成一个个单独的部分，并进行不断的深化，最终形成一个指挥体系。
  在这个指挥体系中，每个人都需要各负其责，且每个人都能随时被替换下来，而不会对军队的战力有过大的影响。
  虽然这样的指挥体系限制了某些将领的自由发挥，但是却保证了，总参谋部对于军队的绝对指挥。不会出现，某个将领离开后，这只军队就迅速衰败下去，或是无法指挥的动的局面。
  从理论上来说，这正是文官们梦寐以求的军事管理体系，武人依仗军队做大后，就开始无视朝廷命令的局面，这种文官们的噩梦将很难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