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唐生明接受蒋介石派遣，打入汪伪政府。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军委调查统计局中将设计委员、总统府参军处参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
  唐生明在抗战时期，以蒋介石单线掌握联系的方式，扮做“花花公子”深入到上海，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的座上宾。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为蒋介石收集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成为一名特殊而高级的特工。抗战胜利后，唐生明回到国民党阵营，却受到了冷遇。
  1948年，蒋介石当了总统后，才把唐生明安排到总统府任中将参军。当别人向他道贺时，他气愤地说：“一个这样的职务有什么值得庆贺！”他又牢骚满腹地说蒋介石过河拆桥，用得着他的时候，说得那么好，过后就忘记了。
  1949年初，唐生明离开上海去湖南担任了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毛人凤不久就得到了确切情报，唐生明与军统大特务、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暗中勾结，准备在湖南搞和平运动。当别人乘机将他过去发牢骚的情况讲了出来时。毛人凤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唐生明这人重感情，不讲原则，如果他在共产党中的朋友要他为共产党工作，他也会去干，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
  所以，毛人凤派出军统的暗杀小组预伏在长沙，开始有针对性的暗杀活动时，特别指出：对象除程潜外，还有准备随同程潜起义的人，如程潜宣布起义后，唐仍不离开长沙，便杀掉他。
  然而，军统派出的毛钟新来到长沙，处心积虑准备杀程潜，却因为对方严密的防范而始终没有机会下手，相反，毛钟新在受到张严佛与陈达的匿名威胁后，吓破了胆，悄然溜出了长沙。
  那些自知难以向毛人凤交差的杀手们不敢与毛钟新相比，毕竟他是毛人凤的亲侄子。情急之下，他们决定立即动手暗杀唐生明。
  这天早上，他们打听到喜欢早起的唐生明准备去花鸟市场赶早市。几人来到唐家门前设伏，待到唐生明刚从家里迈出了大门，正欲招呼他们时，他们也不管有无把握，慌慌张张就朝唐生明打了一枪。然后，夺路逃逸。
  唐生明提着鸟笼反应过来后，拍拍身上的灰尘，望着远去的熟悉的杀手，嘲讽地说道：“瓦罐不离井边破。你我不要去守望夫寡。”
  刺杀唐生明失败后，毛人凤大为恼怒，严令长沙的军统潜伏杀手转而制裁唐生明和新近被程潜任命为警察局长的原军统特务刘人爵，以期达到既可勉强向蒋介石交差，又能杀一儆百的作用。于是，毛人凤的一纸决杀令再度飞入长沙……
  入夜，凉风习习。长沙一座隐秘的公馆内，军统长沙站别动组组长孙坤和手下的杀手焦玉印、商绪缅、冼征捷等酒足饭饱后，伸了伸懒腰，正准备脱衣上床。门外突然响起了暗号声。孙坤一怔，忙令焦玉印打开门。
  女特务范圣美捏着刚刚译好的电文闯了进来。她一反平素进门后先卖弄一番风骚，再谈事情的习惯，径直走到半躺在沙发上的孙坤面前，小声说：“组长，局长急电。”
  一听是毛人凤的急电，孙坤一骨碌坐起身子，接过电文，急忙阅过。电文大意如此：
  日前，接特派员毛钟新秘报，陈达及刘炳文确已叛变，造成我军统在湘潜伏人员大部为变节分子唐生明、张严佛所俘之重大损失。你们是党国在湖南的中坚，总裁和家庭（军统）对你们寄予了厚望。现在你们的首要任务是除掉唐生明、张严佛以及保密局在长沙所有叛变人员，以示惩戒。
  另外，被陈明仁任命为长沙市警察局长的刘人爵协同陈明仁抓捕我们的同志，也应尽快除之……
  “任务来了，谁去干？”孙坤读完后抬起头，“嗯？”
  杀手们都清楚，长沙程潜、陈明仁起义后，对蒋介石可能进行的暗杀已高度警惕，他们的高级军政人员都警备森严，反谋杀特务密布各处。往往自己这边的人刚一出发对方就知道了。
  见几名特务没有反应，孙坤点名派上了焦玉印。
  保密局特务刘人爵在保密局没有什么地位，行政级别也不高。陈明仁到长沙任职时他升为长沙市警察局长。张严佛来湖南被程潜任命为中将高参，他与陈明仁交换看法后，两人都认为这刘人爵身上尚存正直，有争取的可能，陈明仁为了争取更多力量起义，亲自出面与刘人爵深入地谈了几次，刘人爵表示愿意参加起义。湖南正式宣布和平起义后，他被陈明仁任命为长沙市警察局长。
  焦玉印和刘人爵关系好，他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第二天，他与商绪缅以及军统站站长夏松派来的杀手许川录会合。
  接着，孙坤将暗杀队的特务分别分派了任务，由他与焦玉印亲自进门抵近射击，冼征捷、商绪缅在外面担任掩护、接应。然而，5天时间过去了，他们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刘人爵起义后，仍任长沙警察局局长，他没有搬家，仍然住长沙市浏阳门正街25号。他隔壁是一个生意兴隆的茶馆。特务们以喝茶、抽烟、吃点心为掩护，暗地监视刘人爵的一举一动，研究着暗杀的手段。
  第六天中午，焦玉印走到正喝茶的孙坤身边低声说：“他家只有他一人，其他的人全已出门！”
  “情报准确？”
  “三辆车把他们全家人接走了，刘人爵送家人出来时，他老婆还说，你一人在家，吃的只热一下就行了，五点钟我们回来！”焦玉印满有把握地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