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志高抬大篓子抬出了经验，抬出了技巧。肩膀上磨出了老茧。二百五十斤重的一大篓子棉花上了肩，再也不左右摇晃、举步维艰了。现在我们抬着大篓子一路小跑。我们头上冒着热汗，嘴里唱着小调。前边说过，李志高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他会唱吕剧、京戏，会编顺口溜，会写打油诗。我唱的小调都是跟他学的。我们边跑边唱，车间的女工都看着我们笑。车间主任郭麻子是个戏迷，好乐，好热闹，他开始喜欢我们。他非常喜欢我们。他对厂长说：
  “那两个小伙子真不赖，满肚子艺术，干着那么累的活，不发牢骚不叫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带动了全车间的积极性。建议给他俩每天加五分钱。”
  听我叔叔说郭麻子正在领导面前说我们的好话，我挺感动。我想别看郭麻子的嘴巴刁，其实是个爱憎分明的好人。我把情况告诉了李志高，李也说郭麻子还不错。
  我们俩一抬上大篓子就才思泉涌，我想很可能是艺术细胞就像吸了水的棉花一样，杠子一压，艺术就流出来了：
  火红的太阳落了山，
  三百斤棉花上了肩，
  抬着大篓子来回蹿，
  抬着棉花进了车间。
  一眼看到了女婵娟，
  遮着头来盖着脸，
  只露着两只毛毛眼，
  让我怎能不心酸。
  ……
  多数都是诸如此类的词儿。
  我跟李志高发明了歌唱工作法。歌唱是我们的馒头，是我们的麻药。我们猛抬一小时，便可以休息半小时。休息时，我们或是躺在棉花垛上数星星，或是坐在车间的墙角，看那些女工，重点是看方碧玉。
  姑娘们被我们埋在棉花里。她们很愿意我们在她们身左身右身后堆满棉花，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她们弯腰抱棉花的力气。另外，把身体埋在棉花里还可以抵御寒风的侵袭。我们总是先把方碧玉用棉花埋起来，让她省力，让她温暖。别的姑娘吃醋，骂我们。谁骂我们我们就不埋谁，让她不断地弯腰从身后很远处抱棉花，让她在后半夜的寒风中打哆嗦。
  “李大哥，马大哥，快把我埋起来吧！”姑娘们求我们。
  我们欣赏着白色的皮棉像瀑布一样，像连绵不断的白云一样从两只皮辊间倾泻出来，落在皮辊机前的储棉箱里。收皮棉的姑娘推着皮棉车在两排轧花机中间来回奔跑。皮棉车其实是个四四方方的竹编大篓子，篓下安装着四个轴承，跑起来咯咙咙脆响。车间的尽头有一个起重装置。皮棉车推上支架，推皮棉车的姑娘按一下电铃，楼上打包车间的临时工按住刹把，把皮棉车吊上去，皮棉倒在打包箱里，再把空车吊下来。
  棉花的绒毛是种讨厌的东西，它那么喜欢沾人，往我们的衣服上沾，往我们头发上沾，往我们眉毛睫毛上沾，往我们鼻孔喉咙里钻。它撕不掉扯不掉，只有用刷子往下刷用海绵往下擦。走在大街上，它向人们证明我们的身份。
  满目的白色令我们视觉疲惫不堪，农历十一月初，鲜红的血染红了白色的花。
  那天夜里，照老例我们把姑娘们用棉花埋起来，然后躺在车间边角的棉花上看景。那晚上加工的是一级棉，棉絮肥大蓬松。因为特别冷，我们在方碧玉周围倒了四大篓棉花，埋住了她胸脯之下的全部身体，紧靠方碧玉的那位长辫子姑娘，人很好，我们也把她埋得很深，也该当有事，一阵风刮掉了她的工作帽，盘在帽里的辫子突然松开，这时她正转过头来抱棉花，两只飞速旋转的皮辊把她的辫子吃了进去。我们听到一声惨叫。就看到姑娘仰面朝天躺到机器上。所有的人都愣了。鲜红的血四处迸溅，周围的棉花上血迹斑斑。郭麻子大叫：停车停车停车！他向柴油机房跑去，两条腿像弹簧一样起起伏伏。女人们尖叫着想逃离机器，我们堆在她们周围的棉花阻碍着她们的行动。一刹那间全车间乱纷纷，女工们像陷在流沙中一样，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地从棉花中挣脱出来。
  那姑娘的辫子连同着全部头皮，从皮辊机中吐出来，吐到皮棉箱子里，她的头变成了一只令人又恶心又恐怖的光葫芦，满脸血污、分不出了眉眼。一群女工尖叫着蹿到车间外，弯着腰在寒风中呕吐。
  柴油机突然停了，厂领导和那些正式工们喘着粗气跑进车间。郭麻子双手抱着头坐在棉花上，好像死人。厂长破口大骂：
  “郭麻子我操你祖宗！”
  享受着临时工中最优惠待遇的卫生员“电流”虚张声势地背着一个药箱子跑来。一见长辫子的模样，她扔掉药箱，叫了一声“妈”，一屁股坐在棉花上，昏了。
  支部书记吩咐人把长辫子姑娘往临近的医院抬。她像一只掐了头的虫子一样在棉花上扭动。扭到哪里哪里红。我第一次感到棉花是那么肮脏，那么令人生厌。
  正式工都怕被鲜血染脏了手，躲躲闪闪往后退，女工们多半逃出了车间。支书是个大胖子，拉了长辫子姑娘一把，随即跌倒在棉花上，沾了一手血。他生气地说：
  “都来呀，救人要紧。”
  不是我为了拔高方碧玉而故意让她英雄。当时在场的人都会证明方碧玉英雄无畏。是她继支部书记之后扑上去，抱起了长辫子姑娘，并急中生智，用大团的皮棉包住了长辫子姑娘鲜血淋漓的头颅。她把那生命垂危的姑娘从棉花堆里拖出来，胸前的白围裙沾满了鲜血。
  支部书记说：“来人呀，快送医院。”
  方碧玉说：“李志高、马成功，快把大篓子抬过来。”
  我们立即执行她的命令，把大篓子抬到她的面前。
  “快往篓子里抱皮棉！”她说。
  我们抱了两大抱皮棉放到篓子里。
  她把那个姑娘放进大篓子，一挥手，命令我和李志高：
  “抬起来，跑，去医院！”
  我和李志高的抬篓技巧在危急时刻超水平发挥。从棉花加工厂到公社卫生院约有三里路，我们跑了八分钟。方碧玉手把着篓子沿，帮我们维持着篓子的平衡。
  我们在前边跑，后边跟着一群人，拖拖拉拉，像败兵一样。
  第二天早晨，长辫子姑娘死了。
  长辫子姑娘姓许，棉花加工厂附近村里人。许姑娘是个孤女，跟着远房叔叔长大成人。让她来棉厂做临时工，是村里对她的照顾。这人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很爱惜那两根辫子。我对她印象不坏。想不到她竟死在那两根辫子上。
  她的远房叔叔来闹。不流泪，光数说为抚养她长大花了多少钱。数目自然大得惊人。厂里给了她叔叔三百元钱，嫌少，又追加二百，还嫌少，又加了五十元。她叔叔拿着五百五十元钱走了。临走时说，死尸他不要了，是烧是埋厂里处理吧。
  那时火葬刚兴起来，厂里想，去火葬又要雇车又要买骨灰盒，既麻烦又费钱，还扩大了不良影响。索性就掘坑埋了吧。埋葬时堆起了一个坟头，在那儿埋上块白石条做纪念。
  老蔡在白石条上写了五个红漆大字：许莲花之墓。
  厂里如此草草处理了许莲花的后事，临时工们尤其是女临时工们都觉得挺寒心。有七个女工打起铺盖卷回了家。没走的女工也情绪低落，胆战心惊。一时间厂里听不到欢声笑语，生产大受影响。
  出了人命事故，厂里在县商业局里丢了丑。厂长、书记挨了克，整天灰溜溜的。过了几天，厂里意识到：出了大事故，更要抓生产抓进度，否则要赚更大的丑。只要能把生产抓上去，上级就会原谅。厂里召开了党员会，正式工人不是党员的也旁听了会议。各车间、小组的头头向会议反映了工人们的情绪，有个别良心发现的正式工还向领导提了意见，希望厂里花点钱，做点安抚人心的工作。
  厂里决定为许莲花召开追悼会。追悼会在许的墓前露天进行，厂长主持追悼会，支部书记致悼词。追悼会结束前，支部书记还对方碧玉、我、李志高提出了表扬，书记说我们三人在抢救伤员时表现英勇，行动神速。书记号召全厂职工向我们学习。为了表彰我们的事迹，厂里决定出一期黑板报，并奖给我们每人十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