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清决定签约那一刻的心情。
  那不是果断，也不是冲动，而是一种认命，一种面对命运冲击时震撼的接受。只觉得有缘至此，夫复何言？
  中国人对于“一见如故”这种情况有许多形容，诸如“三生有幸”、“缘订三生”、“一见倾心”、“倾盖如故”、“似曾相识”……而最准确的一种，便是“缘分”。
  谁能说唐诗宋词元歌没有缘呢？
  与这样的缘分相比，一纸合同几乎微如草芥，不值一提。
  “你答应把生意给我们做了？”元歌和宋词一齐惊喜地叫出来。
  我点点头，心头那丝震撼依然动荡不绝。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一切都是注定的。
  唐诗遇到宋词和元歌是注定的，宋词佩戴着那样一块温润得直抵人心的宝玉也是注定的。
  “玉”便是“遇”，这是天意。
  我望着她们俩，自心底里感到熟稔，一种刻骨铭心的亲切感。只是，我不明白老天做了这样的安排，要暗示什么呢？
  元歌仍在欢呼：“太好了，没想到谈判会这样顺利。唐小姐，同你做生意可真是爽快。来，为了我们的合作成功，也为了有缘相见，不如我们出去庆祝一下。”
  “好，我请客。”宋词附和。
  “那怎么行？当然是我买单！”元歌对我眨眨眼，“其实谁买还不是一样？都是公司报销。不过那个掏钱结账的过程很爽，如果不是掏自己的腰包，就更加爽。”
  我笑起来。这次她们两个倒难得意见一致。我喜欢她们，她们是两个真正的白领，而没有通常白领那种世俗化的通病。
  来到餐厅，我本能地先让宋词坐：“你是左撇子，坐窗口吧。”
  宋词惊讶：“你怎么知道我是左撇子？”
  元歌笑：“一定是刚才开会时你写字暴露的。”
  “可是刚才我根本没有拿过笔。”
  “那就是端茶杯拿椅子露的馅儿。”
  宋词钦佩地看着我：“唐小姐，你真是细心，观察入微。”
  我苦笑，心头错愕不已，不，不是刚才观察到的，是我根本就知道。我知道宋词这个人，也知道她戴的那块玉。可是，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切呢？
  侍者送上菜谱来，宋词让我点菜，我推辞：“我又不懂点北京菜，你是老主顾，还是你来吧，我什么都吃得。”
  于是宋词做主。我提点一句：“别忘了点甜品，元歌喜欢吃的。”
  “咦，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甜品？”
  “你喜欢甜品吗？”我怔忡，“我随便猜的。”
  “我嗜甜如命呢。”元歌赞叹，“唐诗，你要是个男人，我一定爱上你。又斯文，又细心，又会做生意，文武双全。”
  我羞赧，这人拍马屁有一套，可以把人抛上天去，只不知跌下来时有没有人接着。
  边吃边聊，我渐渐知道她们两个也都不是北京土著——宋词在蒙古出生，骑马背，喝羊奶，直到小学毕业才阖家迁至北京，所以性格有点像男孩子。她的父亲是政府官员，与“王朝”总经理有点交情，遂将女儿推荐至公司出任制作部经理，情况约等于李培亮之于“再生缘”；而元歌的家在廊坊，算是近郊，师范学院毕业后不服从分配，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京城打天下，从广告业务员做起，两年跳三级，升至创意部经理。
  我也将自己的经历向她们和盘托出：小时候在农村，六岁去台湾。这次来北京，是我出去后第一次回内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故地重来，连风的气息都有一种熟悉的味道，在风中，时时听到有声音在轻轻呼唤我的名字，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名字，儿时的名字，我知道那是在叫我，可是听不清。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随时转过某个街口，就会迎面撞上一个熟人。我总觉得，生命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我忘记了，现在忽然想起来，可是又记不清楚。而当我遇到她们两个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会不会是因为在电视或者杂志上常常看到有关北京的消息，所以来到这里才觉得似曾相识？”元歌帮我分析。
  我摇头：“那种熟悉感，不是因为我看到什么具体的建筑或者景物，而是因为那种气息。从在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开始，我就有种很强烈的感觉，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关乎我的一生。每走一步，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一分。可是，我想像不出，会是什么样的事情。那种感觉，有些兴奋，有些紧张，又有些担心。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
  “也许，那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你认识我们两个吧。”元歌娇笑，“你不觉得我们三个的名字巧得出奇吗？”
  “唐诗、宋词、元歌，像不像艺名？”宋词也笑，“好似瞎子琴师教出来的三个女伶。”
  “为什么琴师一定要是盲的？”元歌抬杠，“我说应该是陶渊明养的三朵菊，林和靖种的三株梅，齐白石笔下的三只虾，徐悲鸿纸上的三匹马……就算做戏子，也一定是哪个戏班的三根台柱子，红得发紫的那种。”
  “红又怎么样？戏子终究还是戏子。”
  “那可不一样。就像现在，不红的叫演员，红的就叫明星，身价差远着呢！”
  “好了，元明星，要不要请你签名呀？”宋词讽刺。
  元歌不以为忤，迅速接口：“这个嘛，请你问我经纪人。”
  我笑起来，听着两人斗嘴，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来了。
  我们没有要酒，可是咖啡也是会醉人的，我小口小口地啜着，已经醺然。曾几何时，我亲眼目睹过宋词和元歌两个人，也像此刻这样，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那娇俏的表情，那愠怒的眼神，多么熟悉！
  可是，我明明是今天才认识她们呀，因为一纸合同。
  我弄不明白了，到底我是为了玉饰展才来北京的，还是玉饰展根本只是让我来北京的一个契机，而冥冥中其实早有安排，注定我要与宋词元歌相遇相识，一起去寻找我们共同的回忆。那些湮没在记忆深处的陈年往事，那些不可碰触而又无时或忘的心痛，到底是些什么呢？
  直到这时候，我才有机会细细打量宋词。
  她属于那种骨感美的典型，眉形整齐，与峻挺的鼻子横竖分明构成一个“T”字，棱角突出，轮廓鲜明，倒有些像欧洲人的脸型。但是到了下半部，因为嘴唇的小巧与丰满，整张脸的线条忽然柔和起来，平添了几分稚气，这使她所有的性格与倔强都变成小孩子的赌气，有种婴儿般的天真。而这天真里，写着不甘心、不服气、不安定、不知所措等种种情绪。
  这是一张美丽的脸。
  这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子。
  这张脸我见过的。还有她戴的那块玉。
  在哪里呢？
  回到宾馆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轻盈的月光在衣间流动，风微冷，带着玉兰的香气，星罗棋布的夜空有鸟飞过的痕迹。是燕子吧？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我，可认识那只燕子？
  爸爸说过，我是在北京出生的。难道，那时我已经有了记忆？爸爸还说，我出生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爷爷仍然活着，并且已经在台湾另娶，还以为自己是唐家惟一的根呢。唐家几代单传了，到我已经是第五代，所以十分紧张，天天祈祷着能生一个儿子。而且每个人看着妈妈的肚皮，看着她迈左脚跨门槛儿，都猜测会是个儿子。可是到了儿，老天骗了他，生下我这么个丫头。
  据说生我那天，父亲摇头又摇头，叹气又叹气，可是想想是第一胎，也就接受了，谁知道紧接着下放，妈妈伤了身体，再也不能生了，他们只得接受今生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儿的事实。
  而到了台湾不久，叔叔又出了车祸，年幼的我成了偌大唐家玉行的惟一继承人，从此被当成男儿教育。
  我在各色各质的玉器堆里长大。最先拥有的玩具，是“玉”，最先熟悉的颜色，也是玉。世界对我而言，不是很明确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而都是一些中间色，比如翠绿、碧青、鹦哥绿、丹砂红、羊脂白、茄皮紫，以及各种各样的色沁。
  所谓沁，是指玉在地下呆久了，周围矿物质的颜色就会沁到玉里，形成不同的颜色。
  而我，我是“玉沁”，整个人从小到大活在玉的包围里，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有关玉的知识。生活非常简单。就是玉。玉的鉴赏、收藏、雕琢和经营。
  奇特的是，我对玉天生有种极高的敏感度和颖悟力，真伪好坏，往往一言中的，师傅教过的知识，过目不忘；师傅没教的，也可触类旁通。选玉辨玉，眼光奇准，连玉行最高级别的匠人也对我这初生牛犊不敢小觑。
  爷爷很是惊喜，感慨说我虽然是个女儿，可是不愧为唐家的后代，这便是天意了。从此不再提起那套重男轻女的老论调，也不许别人提，只一步步着意将家族生意交到我手上。这次进京宣传，便是一次重要的历练。
  可是没想到，一到北京就发生了这么多奇事。
  我有种感觉，来京好像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寻找一些失落的记忆。那些记忆，沉睡在我心灵的最深处，只等北京的风将它唤醒。
  同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秘密，一份深藏的渴望，尽管，我知道实现的机会是多么地微乎其微。那就是，我想寻找一个人，一个故人。
  躺在床上，我习惯性地取出一只木刻的小灯笼，点上蜡烛，看烛泪一点点滴落。
  烛光中，有张阳光般的笑脸对我开放……
  恍惚又回到短墙旁。
  那年，我六岁，他八岁。相遇的地方，是家门前矮矮的篱笆墙。
  刚刚下过雪，空气中有种凛冽的清爽，钢蓝的，拍上去似乎可以发出脆响。
  他坐在墙垛上吹口哨，看到我，问：“你叫什么？”
  “丫头。”那时，我并不知道除了“丫头”外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称呼。“你呢？”
  “张国力。”他答得很大声，气壮山河的。
  于是我觉出自己名字的土了，有些不服气，忙忙地补充：“我爸爸是大夫，会给人治病。”仍然问，“你呢？”
  “我爸爸……”他转了转眼珠。只有八岁，但经得多懂得多，已经很会顾左右而言他，“我爸爸会讲故事。”
  “你会讲故事吗？”
  为了那些故事，我打开了篱笆门，消除了所有的隔阂与戒备。并且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小红帽，海的女儿，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那个时候听来的。
  我记得很深。
  这以后我一直很喜欢看书，尤其嗜读童话，不得不说是得益于张国力的启蒙。只是，不知为什么，我看到的童话书往往和他当时讲述的内容有出入，后来我想明白大概是他记不清楚就故意东拉西扯。可是小时候我不会这么想，那时我坚信他是对的，而那些童话书翻译错了，真正的原版，是张国力版。
  除了故事，他还给我讲过很多新鲜的事儿。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识不知道比我广多少倍。他甚至去过遥远的哈尔滨，见过那种只有童话里才会有的冰雕的灯。
  “冰灯呀！”我神往地赞叹，又渴望地仰起头，“你会做吗？”
  “我不会做冰灯，不过，我会做雪灯笼。”他说做便做，随手握起一团雪，捏实了，用小刀剜得中空，圆圆的，像莲花开，然后插上一根蜡烛，点燃，就成了。
  我忍不住拍着手跳起来：“雪灯笼，雪灯笼！”
  他笑眯眯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脸上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受冻，红通通的，耀眼，而他的笑容，那样灿烂明朗，没有一丝阴影，让我连天冷都忘记了。
  他笑着，忽然想起了什么，重新又掏出小刀来，一笔一笔，细细地，认真地，在灯壁上划下“张国力”三个字，很认真地说：“看，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国力！”
  张国力。那是我最初识得的字。忘不了。
  童年的心中，从此认定一尊神。神的名字叫张国力。
  张国力对我而言，代表了朋友，兄长，老师和情人。
  是的，虽然那时候还并不知道“梦中情人”这个成熟的词，可是的的确确，从此张国力一再地出现在我午夜的梦里，延续着白天的相聚。
  在农村，因为我家是外来户，因为我的南方口音，还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没边没际的梦境，我自小是个孤僻内向的孩子，在张国力之前，并没有过一个伙伴。
  认识张国力的那天晚上，我好激动，千百次地对自己重复着：“我有朋友了，我有一个朋友了。”
  这个朋友来得这样及时，闪亮，而且，无所不能。
  他很会打架，曾经带着我打遍了所有欺侮过我的乡村孩子，而最特别的是，他却并没有因此成为农村孩子的众矢之的，反而成了他们的领袖。无论他出现在哪里，身边总会立刻聚集许多追随者。而我，则是最忠实的一个，对他言听计从，寸步不离，并且因为他对我的格外温和而无比骄傲。
  那么多的孩子中，他和我玩的次数最多，并不因为我是一个无用的小女孩而嫌弃。这使我更加死心塌地地崇拜他，曾经，童年最大的渴望就是可以永远同他在一起，日夜相随，永不分离。对我而言，靠近他，就靠近了温情，快乐，知识和幸福。
  他教会我许许多多的游戏，但最喜欢的一种，还是制作雪灯笼。
  那年冬天很多雪，我们常常做了雪灯笼来玩，搓着手，跺着脚，很冷，但是很开心。而且约定了，以后每年下雪都要做雪灯笼。
  可是，冬天还没有过完，他就忽然说要搬家了，他说，爸爸“摘了帽子”，他们要走了。
  我不懂什么叫“摘帽子”，只朦胧地知道是喜事。可是，我却一点也不高兴，哭红了眼睛拉着他问：“你还会回来吗？”
  他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忽然问我：“你今年几岁？”
  “六岁。”
  “好。再过十二年，等你满十八岁的时候，我就回来娶你。”
  “真的？”
  “拉钩！”
  我伸出手。两只冻得红红的小手指勾在一起，拉过来，拉过去。
  六岁，尚自情窦未开，却早早地许下了今世的白头之约。童稚的声音，奶声奶气，却十分庄严。“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一百年，很长了。一百年都不反悔，那是定定的了。于是放心地松开手，向地上吐一吐唾沫，再用力地跺两跺。
  不知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但是小孩子都信，历久沿袭。
  而且还有信物，是他亲手雕刻的一个小小的木头灯笼，莲花型的，外壁不忘了刻上他的名字：那气壮山河的“张国力”。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夏天来时，我的家也搬了，一搬搬到台湾去，中间再也没回来过。
  台北的冬天没有雪，我常常以为自己会忘记他，可是每每提起笔，他的名字就会自动浮起，于是，我会用心地在纸上一笔一画地描出：张国力。
  字体童稚而执著，是刻意的模仿，他小时候的笔画。
  张国力。生命中最初的文字，一生一世，忘不掉。
  而那个木头木脑的小灯笼，更是刻不离身。
  那是媒定。一个八岁男孩给六岁女孩的媒定。在大人的眼中它也许只是一时之兴的玩物，可是我信，我永远记得那句“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的誓言，那是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更加诚挚真切的，它们就像张国力的名字一样，刻进了我的生命中，永不磨灭。
  对雪灯笼的思念无时或忘，随着一天天长大，那种思念的意味渐渐多了别的含义。台湾的孩子早熟，早在初中已经开始学大人拍拖。当同学们都在精心实践自己的初恋故事时，我却将自己紧紧地封锁起来，抱着我的木灯笼苦苦地怀念小山村里的婚约，我告诉同学，我早就有未婚夫了，他的名字，叫张国力。他说过十二年后会来娶我。他到过许多地方，会很多本领，会讲故事，会打架，战无不胜，他说的话，一定算数。
  他说过，十二年后，会来娶我。
  可是现在，已经十七年过去了，他回去过那落雪的小山村吗？他还记得那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傻丫头吗？如果我带着我的木灯笼来到他面前，他还会履行当年的约定吗？
  蜡烛的泪已经滴干，烛焰叹息地摇了摇头，熄灭了。
  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做一个怎样的梦，不知道那个梦中的男人在今夜会不会终于回过头，他的样子，像张国力吗？长大的张国力，会是个什么样的英俊青年呢？
  我把木灯笼抱在胸前，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