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年末，我去香港，第一站便是浅水湾。水静风轻，阳光猛烈得叫人不敢抬头，游人排成长龙在做摸财神的游戏——说游戏也许不恭，因为他们的神情是如此虔敬，分明坚信或是情愿相信摸一摸财神的头或手就可以财运亨通，摸一摸财神身边的金元宝再把手握拳揣进口袋就可以代代平安。据说这是香港的风水宝地，有钱人最喜欢在半山盖房子，背后有靠山，眼前有浅水湾，水是财，招财进宝就指望它了。
  我没有那个耐心去排队，只是一个人在沙滩边的甬路散步，有风吹过，树上的紫荆花飘舞飞落，我捡起一朵执在手里，慢慢地走，慢慢地走，想着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张爱玲走过的地方，也就是白流苏和范柳原走过的地方，远处楼群幢幢，范柳原在电话里猜想白流苏窗口的月亮比他自己窗前的白而皎洁，那些调情的话语都散在风里了吧，于水波荡漾间呢喃絮语。
  对香港的初印象，是乱世中的《倾城之恋》，浅水湾的炮火应已止息了许多年，那堵天荒地老的断壁不知还在不在？
  张爱玲曾在小说里提到一种“影树”，一种花开似火的盛景。然而我向路人打听什么是影树，其人瞠目以对，说是在香港生活三十几年也没听说过何谓影树，反而当我是杜撰。我便也开始怀疑，也许这会从此成为沉淀在我心底里的一个谜，但是也并不介意能否解开，就像是我眼前的浅水湾其实远不如记忆里的美丽。
  然而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的灵魂离开躯体，再一次来到香港，来到1939年的浅水湾，我终于看见了传说里的流苏与柳原。他们手牵着手走在老墙下，盟誓说：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不禁泪流满面。
  我又逆着时间的风向前飞，看到白流苏退回到船上去，而范柳原在岸上等她；我也看到了李开第在码头等张爱玲——这是位38岁的工程师，曾经留学曼彻斯特大学，在英国时就与黄逸梵和张茂渊熟识，交情一直很好，所以她们托了他做爱玲的监护人。后来他成了张爱玲的姑父，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他们见面的时候，可是一点端倪也没有的。他们生疏而客气地打着招呼，完全不知道彼此40年后会成为亲戚——然而我是知道的，于是我会心地笑。
  好吧，让我把这一段在香港追逐张爱玲的故事轻轻地说给你听，请你在美女耸肩瓶里插上一枝新采的梅花，或是玫瑰，或是紫罗兰，或是随便什么应季的鲜花，然后选一只白地兰花的小小香薰灯，撮上少少一点沉香屑，少少一点就可以，因为她在香港的时间并不长——那年夏天，张爱玲只身远渡，成为香港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这不是她第一次坐船，却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无论是父亲的家，还是母亲的家，这时候再想起来，又都是甜蜜而温暖的了。
  那种感觉很新鲜，仿佛刚刚出生，或者是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是在原来的视野之外，又张开一双新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世界；又长出一双新的腿，迈出不同的步子——简直连直立行走都要从头学起似的。
  太阳明晃晃照在头上，也照在水里，水里的光又映进眼睛里，于是眼睛便要盲了，只看见码头上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巨型广告牌围列着，还有绿油油浓而呆的海水，一条条一抹抹犯冲的颜色蹿上跳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这样刺激、夸张的城里，便是栽个跟头，也比别处痛些吧？
  她好不容易在那些冲撞的色彩里找到灰沉沉的李开第先生，看到他举着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她带着一种全新的心态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迎着李开第走过来。新奇大于恐惧，仍然尴尬，但尴尬是她与生俱来的；也仍然沉静，可是那沉静的水面下有暗流涌动。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
  李开第此前同黄逸梵通过话，她已经存了一笔钱在他这里，并且对他描述过女儿是怎样的一个人，忧心忡忡地说明她的“弱智”与讷于世故。而他看到的张爱玲也的确就是一个青涩的少女——瘦，高，戴着玳瑁眼镜，神情严肃，沉默寡言。
  他于是也并不多话，只伸手接过她的行李，顾自在前头引路，叫了车，直接送她到香港大学。
  大学位于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后来半山就成了张爱玲小说里的重要背景，葛薇龙的姑姑便住在半山别墅，乔琪的车从山下一路开上来，薇龙等在路边，等着他回头；愫细同罗杰闹翻了，从半山一路地跑下来；言子夜教授的住宅，是在半山；范柳原为白流苏租的房子，也在半山。
  山路两旁盛开着如火如荼的野花，那便是我遍寻不见的“影树”，据说有着燃烧一般的颜色。满山植着矮矮的松杉，风送来海的微腥。有一次爱玲抱着一摞书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一条蛇钻出山洞来半直立着，两尺来长，眼圆舌细，丝丝地瞪着她；她也回瞪着它，瞪了有一个世纪那么久，然后才突然“哇呀”一声大叫着跑掉了——估计那条蛇也被吓了一跳。
  在学校里，她最喜欢的去处是图书馆，那里是感情的冷藏室，文化的修罗场，那一排排的乌木长台和影沉沉的书架子，略带一点冷香的书卷气——是悠长的岁月，给它们薰上了书卷的寒香；那些大臣的奏章、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那阴森幽寂的空气，都是她熟稔而喜爱的，坐在图书馆里，就仿佛坐在历史的殿堂中，有种君临天下的安泰与笃定。
  偶尔从书卷中抬起头来，看着饭堂外面坡斜的花园，园里灼灼的杜鹃花，水门汀道围着铁栏杆，铁栏杆外的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再远处，是海那边的一抹青山。那时候，心是静的，属于天地与自然。
  本地的女孩都是圣斯提反书院毕业的，与马来西亚侨生都是只读英文，中文不过识字；又多是阔小姐，最是挥金如土，眼高于顶的，社交活动多得如午夜繁星，又讲究吃又讲究穿。然而爱玲为了节约开支，不敢参加任何活动，免得在学费膳宿与买书费外再有额外开销。在香港求学三年，也没学会跳舞，因为怕要置办跳舞裙子。
  宿舍里有个叫周妙儿的女孩子，父亲是巨富，买下整座离岛盖了别墅。她请全宿舍的同学去玩一天，要自租小轮船，来回每人摊派十几块船钱。张爱玲为了省这十几块钱，便向修女请求不去，然而修女追根问底要知道原因，她于是不得不解释，从父母离异、被迫出走说起，一直说到母亲送她进大学的苦楚，说得眼圈渐渐红起来，自觉十分羞窘。偏那修女也不能做主，又回去请示修道院长，最后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了。张爱玲大丢面子，无可争强，只有以加倍地发奋苦读来雪耻。
  为了加强英语练习，她从入学第一天起便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再用中文写字，连家信也是用英语书写，反正妈妈和姑姑的英语都是很好的，还可以顺便纠正她的语法错误。
  求学三年里，只有过一次例外——就是为了参加《西风》征文比赛，写过一篇《我的天才梦》。
  当时女生宿舍的规矩是每天在餐桌上分发邮件。张爱玲最喜欢收到姑姑的信，淑女化的蓝色字迹写在粉红色的拷贝纸边上，像一幅精致的印象派裱画。每每见了，真有种“见字如晤”的亲切。
  这天同学蔡师昭一边分信一边念名字，念到张爱玲，她以为又是姑姑来信了，兴高采烈地拆开，却是《西风》的获奖通知，不由又惊又喜地“呀”了一声。蔡师昭看到她的样子，笑着问：“什么事这么开心？”
  “你看。”她递过信去，巴不得有人同她分享快乐与荣誉。如果可能的话，她愿意与所有的人分享，可惜同学们都是华侨，多半不懂中文，就只有蔡师昭熟悉中文报刊。
  蔡师昭是天津来的，20出头，在同学中算是年龄大的，为人又稳重，家教很严——替她取名师昭，要她效法《女训》的班昭，显然守旧。因为比同学们年长几岁，比较善解人意，对张爱玲的处境很了解，深知得奖的意义对她有多么重大——还不止只是奖金的缘故。她替爱玲庆幸，也要替她在身边的阔小姐中撑面子，便把信传给别的女生看，一边解释《西风》是怎么样了不起的一本杂志，得这个奖有多么不容易。
  爱玲十分感激，面子上做得淡然，心里却乐得飞飞的，巴不得刊了自己文章的杂志赶紧自己长翅膀飞过来。
  然而等了许多日子，正式的通知单终于来了，却写着第十三名——非但不是头奖，二奖三奖也不是，仅仅是荣誉奖第三名。
  蔡师照还在等着进一步分享她的快乐，看到印有《西风》杂志社字样的信封，立即问：“奖金到了么？”
  “不是头奖。”爱玲讪讪地笑着，把通知单给蔡师昭，声音低低的，头也低低的。
  蔡师昭看了，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怎么回事？”便不再说什么，也不便说什么；脸上没什么表情，是不知道该做何表情；她替张爱玲觉得难堪，于是张爱玲也就益发难堪了。
  这件事，从此成了张爱玲心上的一块石头，压了大半辈子之久。
  ——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她后来才会大声喊出“出名要趁早”那句话，因为成名太晚，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
  她是深深地被《西风》获奖的这件事给伤着了。“穷”已经像个红字般烙在额角，让她羞窘；这次征文获奖，原以为可以给自己挣点面子的，不想闹了个乌龙，更加郁闷。
  幸好她不愧是写小说的天才，最擅揣摩别人心思，把这项本领用在猜考题上，无往不利。年底成绩放榜，她居然门门功课考第一。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个奖学金，也被她一人独得，不但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总算扬眉吐气。
  一个素以评分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半是服气半是负气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还从来没有给过这么高的分数呢。”2
  在香港的张爱玲依然是特立独行的，但是终于也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交往了许多年。那就是炎樱，在张爱玲一生遇到的女性中，炎樱的重要性仅次于她的妈妈和姑姑，还在苏青之前。
  清高自诩的张爱玲会那样真诚而迅速地喜欢上炎樱，是出于欣赏——炎樱是她之外另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是另一种方式的特立独行。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要么性情相投，惺惺相惜，要么性情各异，相辅相成——而这两种情况，竟同时发生在她们两人身上。
  炎樱是美的，一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女孩，瓜子脸，丹凤眼，黑眼珠，黑头发，但皮肤是褐黑，黑里透红，轮廓鲜明，身材娇小而丰满，营养过盛一般，精力也过盛，有着初生婴儿般的坦荡与快活。笑容灿烂，笑声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理——不讲理法。她原名FatimaMohideen，炎樱是张爱玲给取的名字——炎炎夏日里的一颗红樱桃。很恰当的名字。然而炎樱未必喜欢，她后来要给自己改名字“莫黛”，可张爱玲说听着太像“麻袋”，于是她又改名“貘梦”——貘是一种吃梦的动物。然而我终觉得，都没有“炎樱”这个名字好，听着有色彩有形象还有热度似的。
  炎樱很天真，也很热情，充满了感染力，和张爱玲一起逛街，买东西总是要想方设法地抹掉一点零头，可是她讨价还价的方式很活泼而可爱，总是让店主心甘情愿地让步。她会翻开兜叫店主看她所有的钱，并且一一数落给他听：“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于是店主便心软了，既是因为她夸赞他店里的“货色实在好”，也因为感动于她的孩子气，于是说：“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热心地指给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很风趣，有真正的幽默感，时不时地迸出一两句语录来，真正妙语如珠，报上登出加拿大一胎五孩的新闻，她评论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她个子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张爱玲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armfulsisbetterthannoarmful.”）
  看到花间蝶飞，她会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形容一个女人的头发黑，则是“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凡此种种，往往叫张爱玲击掌叫绝。
  炎樱还很勇敢，作风大胆，这表现在她的作文和说话上——中国人有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于是炎樱在作文里写：“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让看卷子的教授大为瞠目——那教授是位神父。张爱玲的好友炎樱
  她的大胆更表现在行为上，或者说，是心态上。欧战爆发，香港被轰炸，飞机在天上呜呜地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丢一颗炸弹下来，大家都惊惶悲痛失魂落魄，只有炎樱一样地开心，兴致勃勃，自得其乐，不仅偷偷跑去城里看五彩卡通电影，回来又独自跑到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让舍监极为惊怒而恐慌——但她是炎樱，舍监又能拿她怎么样呢？
  张爱玲听着炎樱的歌声，无法不心折。
  炎樱是特立独行，独一无二的，然而她又并不是“遗世独立”的“独”，而是“独树一帜”的“独”。
  两个很“独”的人走在一起，就变成了“双”，所以张爱玲后来写了《双声》——她们俩走在一起，一个高而窈窕，是“鹭鸶”；一个矮而腴丽，像“香扇坠儿”。从外形上已经相映成趣，再一唱一和地说起话来，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好文章，但那是回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总想着要把自己所有所能的尽量给她，张爱玲对炎樱便是这样。然而她除了自己的天才也别无所有，于是为她写了许多文字，还画了许多画。
  有一张炎樱穿衬裙的肖像画，被一个俄国老师看到了，十分欣赏，一定要张爱玲卖给他，答应给五块钱，看到她们两个面有难色，又赶紧解释：“五元，不加画框。”
  那期间张爱玲画了许多画，由炎樱着色，她们合作得亲密无间——这种合作后来一直持续到回上海，炎樱替她设计过《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后来又替胡兰成的杂志《苦竹》设计封面。
  在香港求学期间，她又重新拿起画笔来，替房东太太、烫发的少奶奶、有传染病的妓女画速描，画了许多杂乱重叠的人头，自己看了沾沾自幸，觉得以后再也不会画出这样好的画来了——她的悲观的心态就像她最喜欢的那幅高庚的名画《永远不再》，总是每每看见好的事物便觉得这是空前绝后、不可多得、稍纵即逝、永远不再的。一面在画，一面已经担心自己会江郎才尽，失去作画的能力。
  有一幅画，炎樱给上了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爱玲尤其喜欢，说是有古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意味。还有一句话她没有说出口——她母亲一生中最喜爱的颜色，便是蓝与绿。她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为她照片上色的情形，色调是蓝与绿；母亲在她四岁时第一次离开中国去留洋，也是穿着蓝绿的衣裳。
  那是母亲的颜色，母亲的神情——每当炎樱为她的画上色的时候，便是张爱玲最爱她的时候。她看着炎樱，看她专注地为画稿着色，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想着那遥远的遥远的母亲。
  一个爱画的人，对颜色是敏感的，连带地也注定会在乎穿戴。然而早在上海时，母亲就曾与她有过一项协议：若是想嫁人呢，自然可以多买些衣裳打扮自己；若是想升学，那便只好先顾学费。
  张爱玲十分痛苦于这项选择，因为结果是不需要犹豫的，犹豫的只是过程——她当然会选择升学，可是她又好希望有新衣裳穿。
  来了香港后，她发奋用功，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奖金25英镑，在当时的香港，这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一年的收入了。爱玲自觉为母亲省了一点钱，而且也要奖励自己一下，便大胆地挥霍一次，买了衣料自己设计服装，随心所欲地做了几件奇装异服，大穿特穿了一回。
  那些衣裳里，有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底子上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像汗衫一样钻进钻出，领子矮得几乎没有，下面还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那大胆的设计，连炎樱看了也惊叹不俗。
  炎樱也是喜欢自己设计服装的，找出母亲的一条紫红色的大围巾，把两头铰下来缝成一件毛线背心，宽肩，掐腰，齐腰一排三四寸长的同色同线的流苏，随着她的走动一步一摇，更像一枚小巧灵活的香扇坠儿了。
  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奇装异服，招摇过市，一起去中环天星码头青鸟咖啡馆买“司空”，一种三角形的小扁面包，比蛋糕还细润，轻清而不油腻，一次买半打，两个人分着吃；一起去看卡通电影，去浅水湾看“野火花”，在月光下散步，自得其乐而相依相伴、相得益彰着。3
  香港求学三年里，张爱玲哭得最伤心的一次，是在放暑假时，炎樱不等她便独自回了上海，她有一种被世人遗弃的孤单感，大哭起来；而最开心的一次，当是与母亲的团聚——也是在暑假，1941年夏天，黄逸梵与几个上海牌友一同来香港小住，宿在浅水湾饭店。
  张爱玲一有时间便去看她，从此浅水湾对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一闭上眼，路线便清晰，梦里也走不错。
  ——乘车出市区，沿路经过黄土崖红土崖，渐渐地光景明媚，水静风清，许多游山的车子掠过她乘的车，游人的手里抱着满怀的花，风里吹落了零乱的花瓣与笑语。
  下了车，走上极宽的石阶，花木萧疏的高台上有两幢黄色房子，那便是浅水湾饭店。报出母亲的房号，仆欧们领着她沿碎石小径走过昏黄的饭厅，经过昏黄的穿堂，上二层楼，一转弯，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小阳台，搭着紫藤花架，晒着半壁斜阳。阳台上有两个人站着说话——是母亲黄逸梵和她的美国男朋友维基斯托夫。
  黄逸梵穿着西洋蓬裙子，梳着美丽的头发，周旋于一班华美蕴藉的客人之间，走到哪里，哪里便笑声四起；她和维基挽臂从浅水湾沙滩上走过，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打着洋伞，说着流利的英语，宛如画中人，又像电影画报；也有的时候，是爱玲陪着母亲，她们挽着手臂，缓缓地散步，谈笑。一如她八岁那年，母亲第一次从国外回上海——只可惜，浅水湾不是家。
  时间对于黄逸梵好像不起作用，从那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然而她还是那么年轻、漂亮、风情万种。
  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母亲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对于黄逸梵来说，缠足之辱大概是一生中最疼痛的记忆，所以她很喜欢到处飞。一双金莲，走遍千山万水，仿佛在向命运宣战。
  然而她又无法违背她的出身，不管她怎么痛恨那古老的传统也好，她一生的活计还是依靠祖先留下来的那点古董——卖了一辈子的古董。
  逸梵是庶出。父系三代单传，到了她父亲黄宗炎这一代，婚后无所出，于是在长沙乡下买了个姨太太为自己传宗接代，这便是她母亲——典型的买卖婚姻。
  黄宗炎曾在科举考试中举，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出任广西盐法道道台。上任一年即因瘴气病亡，年仅30岁。不久，姨太太在南京临盆，大夫人十分紧张——如果是女儿，黄家的香火便要断了。黄逸梵生下来，众人大惊，幸而接生婆说：“不要慌，里头还有一个！”原来是双胞胎，且是龙凤胎。这便是黄逸梵的兄弟黄定柱。
  生母二十多岁就去世了。黄逸梵同弟弟由大夫人带大，自幼仰人鼻息，小心承欢，时时记着嫡母（大夫人）的恩德。她一直都想远离那生活。
  ——通常婚姻是改变女子人生的最重要举措，然而她的婚姻又是这样失败。
  大夫人1922年在上海过世。黄逸梵同弟弟把财产分了，黄定柱要了房产地产，黄逸梵则分了些古董。每次回国再出国，就带走一两箱。
  她几次尝试独立，做生意，可是一直不大成功。总是要借着卖古董来翻身，重新开始。
  我想，每卖去一箱古董，她应当都是十分自责而悲哀的罢，因为居然没有别的办法过活。她那么厌恶她的丈夫张廷重，可是却同他一样地坐吃山空，他们两个，都避不开自己的出身。即使她去了外国，远渡重洋，那一切她痛恨的事物仍然存在于她的血液之中，到老，到死，永远不肯放过她。我妈妈也是靠卖东西过了许多年，每到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就会翻箱倒柜地找，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卖一点钱。我生下来家里已经穷了，但是穷得很“夹生”，一方面是举债度日，另一面是妈妈和她的一班贵族同学时时聚会，逼仄简陋的家里，高朋满座，不是谈古典文学，就是聊外国名著，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和李清照交替着讲，一面又要讲究饮品，咖啡，红茶，或是洋酒，都是那个年代里十分罕见的，神通
  广大者从国外淘了来，拿到老交际圈子里献宝。
  印象中，我几乎是刚会说话便会背诗了，而且是先学古文，后学现代文的，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咬文嚼字地说话，写作文也是乱用成语，半文半白，老师倒是很欣赏，一直给我满分。从小学一年级做语文课代表，一直做到大学，还是古文课代表。古文考试，满分一百，老师给了九十九分——念过大学古文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可能的分数罢？这一次的母女分离，爱玲没有哭。她已经习惯了离别，也习惯了漂泊，这是命运。
  从四岁第一次看着蓝绿色的母亲去法国，到后来她自己颠沛流离大半生，她的生命仿佛是由一次又一次的离别、一次又一次的漂泊来组成的。
  离别是人生里无可奈何的事情，反正每个人到了最后总是要告别的，那一个苍凉的手势，多做几次，或者少做几次，有多少不同呢？
  在告别母亲之后不久，张爱玲又面临了另一次离别——并不太伤感，因为那要分别的人其实并不大亲近——就是她的监护人李开第。
  他要离开香港去重庆，所以转托了另一个朋友照顾爱玲，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兼任三个男生宿舍之一的舍监，因此就住在那宿舍里。
  ——我一直猜，不知道和《第二炉香》里的罗杰安白登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有一点影子呢？
  在小说里，罗杰是一个40岁的大学教授，教了15年的化学物理，做了四年的理科主任与舍监，就住在学生宿舍附近，便于照应，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傻子。因为娶了一个不知性为何物的纯洁女子而被误会，被不由分说地冠上淫虫的名字，最后郁闷地开煤气自杀了。
  小说里关于校园和宿舍生活的描写、学生们利用舍监疏防出去跳舞、对舍监的取笑等等，显见是取材于张爱玲在港大的生活，让我不由得犯了对号联想症。
  可惜没找到任何资料证明这些妄猜，也许有人考据过，谁知道呢？我连“影树”也没找到，更遑论罗杰教授了。
  这位现实里的工程师、港大老师、男生宿舍的舍监、李开第的朋友、张爱玲的监护人是福建人，国语不太纯熟，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时，打量了她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爱玲略愣了愣，反应过来，自己先笑了：“鹭鸶。”
  “对了。”那舍监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也要不好意思地笑，是“巧”得让我自己不好意思——中学时我非常瘦，九十斤的体重倒有一米六七的身高，腰又细，腿又长，看起来像不止一米七，踢着两条腿走路，也是常被人形容成“鹭鸶”。想来中国人的形容词其实也挺有限的，我曾一直怅怅，腿长的鸟多着，为什么一定是鹭鸶，而不说是仙鹤呢？鹤立鸡群，多么好而现成。然而看到张爱玲也有这个绰号时，倒笑了。对于母亲曾经去过香港与自己相聚的这一段往事，张爱玲后来极少提及。她一生的文字里，更是从没提过母亲有男朋友，是张子静的回忆录让我们窥知了真相：
  “另外我表哥还透露，我母亲那次回上海，带了一个美国男朋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四十多岁，长得英挺漂亮。名字叫像叫维基斯托夫。我姊姊是见过母亲这男友的，但她从没对我说过，也没在文章里提起。……我母亲的男友做皮件生意。一九三九年他们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沦陷，我母亲的男友死于炮火。这对她是很大的打击。她在新加坡苦撑，损失惨重。一度行踪不明，与家人失去联系。后来才知她去印度，做过尼赫鲁姊姊的秘书。”（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子静和母亲、姐姐、姑姑的来往都很疏落，又生性木然，对许多事的记忆不是从别处（比如表哥）听来的，就是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里理清的思路，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早已记忆不清，很多时间与事件都含糊。
  因他提及黄逸梵1939年去新加坡，后文接着便是1946年回国，使我一直错以为这期间张爱玲与母亲是不可能见面的。
  然而也曾产生过一次怀疑，就是张爱玲1976年出版散文集《张看》时在自序里写过——她在港大时，有一次炎樱说她爸爸有一位朋友在香港，请看电影，拉着爱玲一起去。那朋友是个帕西人，原本只买了两张票预备自己和炎樱看的，见到张爱玲，立刻窘起来，把票塞在炎樱手里，又将一包煎面包一并塞给她们，便转过身匆匆地走了。爱玲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电影，不知所云，吃着面包，也如同嚼蜡。
  后来炎樱给她讲起了那帕西人的故事，说她小时候住在香港，有个邻居麦唐纳太太，嫁过几次，有许多孩子，同这帕西人认识，闹着要给他做媒，硬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他。帕西人也愿意，可是宓妮不愿意，宓妮那时只15岁，还在读书。她妈妈骑在她身上打，硬逼着嫁了过去。22岁就离了。
  爱玲立刻想起妈妈来——也是被迫结婚的，也是一有可能就离了婚。
  后来她终于见到了那个宓妮，是在一间广东茶楼，宓妮请炎樱吃饭，她做陪。第一次吃到搁糖的菊花茶，清苦，甜香。她看着宓妮，想着她和妈妈相同的身世，不自觉地从她的脸上读到了妈妈的轮廓，一样的高鼻深目，薄嘴唇。她着迷地看着，十分倾慕，一顿饭吃完了，仍然觉得像。
  她写道：“炎樱见过我母亲，我后来问她是不是像，她也说‘是同一个典型’，大概没有我觉得像。”
  ——当时我觉得奇怪，炎樱是什么时候见到她母亲的呢？直到看了1984年8月3日香港《明报》刊出《倾城之恋》上片特辑，见到张爱玲写在《倾城之恋》公映前夕的一封短信，才恍然大悟——“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还是远东的里维拉，尤其因为法国的里维拉正在二次大战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他们俩本人予我的印象并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少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这些年了，还有人喜爱这篇小说，我实在感激。”
  这里藏头露尾地写着“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这“几个牌友”里必也有那位男朋友；黄逸梵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而不是自上海出发；是珍珠港那年也即1941年出国，而不是张子静说的1939年——当然也有可能她1939年去新加坡，又回来了，这年又去。不过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容易，应该不会在短期内来来去去。还有一种可能是张爱玲记错时间，因为下意识地绝记忆。
  张爱玲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有两种可能，最合理的一种自然是古老礼仪中，子女对母亲的情事自当三缄其口，非礼勿言；另一种猜测则是张爱玲在骨子里大概还是认定从一而终这件事，所以她一方面赞成母亲离婚，另一方面却又不以母亲的男朋友为然，为了回避这个，甚至连母亲赴港小住这段事也不提。
  然而大家闺秀的矜持，理当如此。倒是张子静多年后揭穿这件事，虽然对后世“张迷”的考证有益，却似乎是不大孝的。4
  用张爱玲的文字来形容张爱玲的文风，最好的比喻莫过于“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华美的袍”，而且是真丝的华袍，她的文字就有这样的柔美，切肤之感；“爬满了蚤子”，这是她笔下的人生，琐屑的真实的烦恼，同样有切肤之痛。
  没有一句话比这更能贴切地表现出张爱玲作品的风格与意境。她是一个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总是在文章里一再地预言。天才在本家不被发现，而她的预言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常常被忽略，要隔多少年，后人读起，才觉惊心动魄，感慨莫及。
  这一句预言，她写在自己的参赛作品《我的天才梦》里：“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关于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她自己后来说起不止一次，先是在1976年出版的《张看》附记里写着：“《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名誉奖。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但是第一名长好几倍，并不是我几十年后还在斤斤较量，不过因为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与可信性，不得不提一声。”
  隔了几十年，她的图文集《对照记》在台北《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文学奖获得特别成就奖，时报请她写一篇得奖感言，于是她又一次旧事重提，写了《忆〈西风〉》：“得到时报的文学特别成就奖，在我真是意外的荣幸。这篇得奖感言却难下笔。三言两语道谢似乎不够恳切。不知怎么心下茫然，一句话都想不出来。但是当然我知道为什么，是为了从前西风的事。
  一九三九年冬还是下年春天？我刚到香港进大学，《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奖大概是五百元，记不清楚了。全面抗战刚开始，法币贬值还有限，三元兑换一元港币。
  我写了篇短文《我的天才梦》，寄到已经是孤岛的上海。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胀。务必要删成四百九十多个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我又收到全部得奖名单。首奖题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记得了。我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也就等于西方所谓‘有荣誉地提及（honorablemention）’。我记不清楚是否有二十五元可拿，反正比五百字的稿酬多。
  《我的妻》在下一期的《西风》发表，写夫妇俩认识的经过与婚后贫病的挫折，背景在上海，长达三千余字。《西风》始终没提为什么不计字数，破格录取。
  ……《西风》从来没有片纸只字向我解释。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征文结集出版就用我的题目《天才梦》。
  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人自说自话，片面之词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事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隔了半世纪还剥夺我应有的喜悦，难免怨愤。”
  这篇感言是目前为止所知道的张爱玲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堪称“绝笔”，甚至“遗言”。她竟是带着这样一个巨大而琐屑的遗憾去世了，怎么说也是“张迷”的一大遗憾。
  然而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自有钩沉者，翻江倒海地找出了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风》第三十七期报纸，上面赫然登着当年的征文启事：《〈西风〉月刊三周年纪念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启事》，清清楚楚地写着——“《西风》创刊迄今，已经三周年了，辱承各位读者爱护，殊深感激。在一年多以前，我们为提倡读者写杂志文起见，曾经发起征文，把当选的文章，按期在《西风》及《西风副刊》发表，颇受读者欢迎。现在趁《西风》三周年纪念之际，为贯彻我们提倡写杂志文的主张起见，特再发起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并定简约如下：（一）题目：“我的……”举凡关于个人值得一记的事，都可发表出来……（二）字数：五千字以内。（三）期限：自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起至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止，外埠以邮戳为准。（四）资格：凡《西风》读者均有应征资格。（五）手续：来稿须用有格稿纸缮写清楚……请寄上海霞飞路五四二弄霞飞市场四号西风社编辑部。（六）奖金：第一名现金五十元，第二名现金三十元，第三名现金二十元。第四名至第十名除稿费外，并赠《西风》或《西风副刊》全年一份。其余录取文字概赠稿费。（七）揭晓：征文结果当在二十九年四月号第四十四期《西风月刊》中发表。至于得奖文字，当分别刊登于《西风月刊》、《西风副刊》中，或由本社另行刊印文集。”1940年4月，《西风》创刊三周年纪念征文揭晓，说明此次比赛共有685篇文章应征，其中佳作颇多，编委会遂决定在十个中选名额之外，另外定出三个名誉奖，而张爱玲，便是得了这名誉奖的第三名。
  第一名得主叫水沫，作品标题为《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第二名梅子，作品是《误点的火车——我的嫂嫂》；第三名若汗，《会享福的人——我的嫂嫂》……
  第十三名张爱玲，《天才梦——我的天才梦》。是整个大赛的最后一名，或可称为“压卷之作”。
  张爱玲的写作生涯，她自己公开承认的中文处女作是《天才梦》，而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对照记》，又都得了奖，倒也“善始善终”。
  可是她始终有些小小的不快，对只得了第十三名的事念念不忘，这或许可以解释成一种“小器”，当然也可以解释成一种“认真”，然而我却以为，是“童心未泯”吧？
  张爱玲在《忆〈西风〉》里说“限五百字”，“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胀。务必要删成四百九十多个字，少了也不甘心。”然而事实上她的《天才梦》有一千四百多字，显然不可能是“限五百字”，她连自己的文章也记错了字数，当年记错报纸上限的字数其实是“五千字以内”也就太有可能了。
  另外，即使是首奖，奖金也只是“五十元”，而非张爱玲记得的“五百元”，而她自己最终拿到的稿费也显然不可能是“二十五元”，因为《西风》承诺，即使第二名的奖金也不过是“三十元”，第三名“二十元”，第四至第十名只拿稿费，“其余录取文字概赠稿费”，当然也不可能高过二十元。
  张爱玲的记忆可谓谬之大矣。
  我想，倘若《西风》杂志有人当面同她对质这件事，她弄清楚之后，一定会说：“我又忘啦！”
  大家一笑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