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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雾里行走，追逐着张爱玲的脚步；我的灵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我拨开迷雾，从天空俯视那庭院，闻到幽微的花香，听见一个女孩子清泠的读书声。
  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张爱玲，那时还叫做张，拉着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树下读书——我愿意它是桃花，因为那个形容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的胡兰成说过“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至于书么，或许便是《红楼梦》罢，那是她反反复复读了一辈子的书，她说过第一次读时才八岁。
  他们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男孩子还戴着舶来品的草帽，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在一树桃花下扬起纯真童稚的脸，宛如天使。
  我心动地聆听。
  ——如果上帝在这个时候的天空经过，大概也会驻足倾听。
  她没有弟弟美，神情也略显呆滞，没有弟弟那种讨巧的乖恬。可是她的声音抑扬顿挫，有着对文字天生的感知力与领悟力，渗透了灵性。
  弟弟张子静多少有些不专心，是在惦记保姆张干为他预备了什么样的晚饭，也是在想妈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他已经想不起母亲的模样，甚至想不起“母亲”这个词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但总归是一个好词，是一件好事，不然不会一大家子人这样兴头头地回到上海来，接驾一样地等待母亲的归国。
  连下人们都较从前勤快些，因为知道她们的女主人就要回来，小的保姆何干和子静的保姆张干，早早地就替两姐弟预备下了见面那天穿的衣裳，连被褥也都拿了出来晾着。满院子拉着长杆短杆，晒着金丝银线的绫罗绸缎，发散着太阳的香气，有种蓬勃富足的喜庆劲儿。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会清楚地感觉到太阳的光，是纤细热烈的一条条。
  天津家里的一切都成了过去——挥之不散的鸦片味，父亲和姨奶奶的吵闹，亲戚们关于小公馆的种种议论和鄙夷的眼神……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着一个海洋扔得远远的。他们从天津来上海时，轮船一路经过绿的海黑的海，走了好远好久，把不快乐不光明都丢在了海那边，怎么也追不上来了。
  从天津到上海，命运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似乎是在向好里转，至少一度是这样充满着好转的希望。
  人总是喜欢新鲜的，有变化总是好的。等到母亲回来，一切还会变得更好。
  弟弟忽闪着他的长睫毛大眼睛，打断姐姐的朗读，不知道第几百次地问：“妈妈长得好看吗？”
  “你又不是没见过。”姐姐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弟弟，“妈妈走的时候，你也有三岁了，一点都不记得？”
  她可是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母亲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时耸动的肩，记得她穿的绿衣绿裙上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她躺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一闪一闪，是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那汪洋的绿色看久了眼睛会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岁。
  一个早慧的儿童多半是不快乐的。敏感，仿佛总是与伤感孪生。
  母亲给她拍过许多照片，照片里的她大多不笑，圆头圆脑，有着怀疑一切的目光。惟一笑得很灿烂的一张，便被母亲很用心地着了色。
  照片上的她生得面团团的，穿着蓝绿色薄绸的衣裳，有着薄薄的红唇——然而她明明记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绸领的淡蓝色衣裳，印着一蓬蓬的白雾——蓝绿是母亲后来的着色，那是母亲的蓝绿色时期。
  隔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她也会清楚地记着，那是一个北国的阴天下午，相当幽暗，母亲把一张小书桌晾搁在装着玻璃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很用心地替这张照片上色。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水——她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是记忆里难得的母爱珍藏。
  母亲是时髦的，也是美丽的，总是不大容易高兴。早晨，何干抱了小到她的大铜床上，她总是显出微微愕然的样子，似乎一时想不起这个小小孩童是哪里来的，她忍耐地看着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要想好一会儿才可以慢慢醒来——仿佛灵魂悠游在天上，看见自己的肉身在俗世，多少有些不舍得，只得无奈地还了魂——她于是显出一点高兴来，认真地教女儿认字块，认两个字之后，就给她吃两块绿豆糕。
  ——关于母亲的记忆，统统和“绿”有关。
  “你还记得绿豆糕吗？”小循循善诱地提醒，“妈妈每次给我两块绿豆糕，我总是分一块给你的。”
  “我要吃绿豆糕。”子静的心思立刻转开去，但是哗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不，我更喜欢松子糖。”他说着，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来，仿佛已经吃到了松子糖。那是把松子仁舂成粉，再掺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欢，仿佛生活的甜蜜全都浓缩在那里，落实在那里。
  小时候，为着他体弱多病，得扣着吃，人们曾经尝试在松子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在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要想吃到香甜的松子糖，便要同时接受奇苦的黄连汁，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关于人生滋味的最直接的教育。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也不改初衷。
  “我想吃松子糖。”他再一次声明，很认真地声明。
  “那你去找张干要好了。”小终于不耐烦了。八岁的女孩子和七岁的男孩，在心智上的距离天差地远。她扔下弟弟，自己去阳台上找父亲。
  父亲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眼直视，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在想象未来，也许是在面向死亡——因为打了过度的吗啡针，他已经离死很近了，才只32岁，可是竟有了暮气沉沉的况味。
  小站在阳台门口，试探地叫一声：“爸爸。”
  张廷重缓缓地回过头，看见女儿，僵滞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欢喜，问：“做什么？你弟弟呢？”
  “他饿了，找张干要吃的去了。”小凑近一些，“爸爸，你在看什么？”
  张廷重摇摇头，却反问：“你想妈妈吗？”
  “不知道。”小老老实实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妈妈”像一个符号多过像一个人，是高贵神秘而又遥不可及的，是每年家人要她拍了照片远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过节常常往中国邮寄礼物的投递人——因为父亲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鸦片，她藉口小姑子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同去了英国。一去四年。从那时起，人们便在等她回来，把等待当做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来上海后，更是每天从早到晚谈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太太要回来了”，她隐隐地欢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贵而辽远的母亲真要回来，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多少又有点奇怪而不自在。
  小问父亲：“妈妈是不是真的就要回来了？”
  “她回来，也可能还是会走的。”父亲答非所问，又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妻子叹气。
  是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来的，直到他答应戒烟，又撵走了姨太太，她才终于肯答应。他当然是高兴的，可是多少也会觉得挫败，而且他对自己以后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烟瘾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鸦片是鬼东西，任凭再大的烦恼再多的痛苦，一个烟泡滚几滚，自然百病全消，万虑齐除。家势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时不如一时，景况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没了鸦片，还能叫日子吗？
  每个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总得有个念心儿，才会觉得活着的好。他的瘾是鸦片，小的是书，子静是松子糖，妻子黄逸梵呢？大概是上学吧。
  说起来逸梵真是旧时代意义上标准的大家闺秀，还从小缠足呢。像张家这样曾经显赫的大家族在民国后也都不讲究那些了，妹妹张茂渊也是一双天足，逸梵却是三寸金莲。
  但就是这样一个娴静的淑女，竟然一双小脚跨洋越海，跑到英国留学去了，听说和茂渊两个跑到阿尔卑斯山滑雪，还滑得不赖呢——就这样子一天天地飞远，从他的身边飞离了去，从他的家庭飞离了去，他们渐渐活在两个世界里。
  记得当年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还只有19岁，金童玉女，一对璧人。男的风流潇洒，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门后裔，旗鼓相当，端的惹人艳羡。那时候花前月下，他们都曾庆幸自己得到了传说中的金玉良缘，远远好过他们的祖辈。
  ——张廷重的父亲是前清名将张佩纶，母亲是李鸿章的小女儿李菊耦，他们俩年龄相差了整整18岁，而且都不算长寿。张茂渊就曾很不孝地非议过自己的姥爷，说：“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6岁的，一辈子都嫌她老。”
  ——黄逸梵的背景没有张廷重那么辉煌阔大，然而也是名门闺秀——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女儿。她母亲是农家女，嫁与将门之子作妾，平等自由那是谈不到的，而且也短寿，夫妻两个都只活到二十几岁，孩子由嫡母带大。
  按说这样背景相近、年龄相仿的两个人结为夫妻，那是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事实上，新婚时他们的确也曾快乐，也曾恩爱，也曾甜蜜和美过，然而后来，究竟是怎么走到如今这一步的呢？
  大抵是从他吸鸦片、捧戏子、养姨太太开始的。
  张廷重再叹了一口气，眼睛微微眯起，看得更加深远了。
  这一次，他望见的是过去。2
  李鸿章，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学殿太学士，死后大清朝廷赐封谥号“李文忠公”。因为曾代表清廷与侵华各国先后签订马关条约、中俄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历史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即使盖棺亦未能定论，我要在这里讨论的只是血统。
  血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说它有，什么也看不见；说它没有，却的的确确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随着新生命的来与去而周转不息。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提到祖父母的时候，曾写道：“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可以爱自己的祖先，并以他们为豪是一种幸运。
  很多人巴不得清洗自己的历史，很多人发了财便要请枪手替自己杜撰历史，很多人因为“我们祖上也曾富过”而一生郁郁，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蹉跎终生……祖先，是我们固有的历史，是我们的来处，是今昔何夕我为何人的一种论述，它使我们在这世上不孤立、不虚无，而有根有据，如影随形。李鸿章的私家花园——丁香花园“我”走在这世上，不是破空而来突然而去的，身后站着历朝历代的祖先，他们躺在我的血管里借我的眼睛来看世界，借我的脚步行走，借我的头脑思考，借我的生命再活一次，再死一回。
  即使不是每一颗西瓜种子播下去都一定能结出最大最甜美的西瓜，但是豆角种子播下去却一定结不出西瓜来——这便是血统。
  张爱玲的血统无疑是高贵的。她在后来成名之后，一度犹豫过是否要借此出身来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并且因此“劣迹”而一再被人攻击虚荣——然而她为什么不可以虚荣？她是贵族的女儿，并不是神的女儿，她有她的人性。而人性的根本就是虚荣。没有虚荣，又何来的世界发展？
  这大概便是张爱玲即使因为声明贵族血统很吃了一点苦头，并为此沉默多年，然而在死前的最后著作《对照记》里却再一次大胆地讲出自己的出身，并大声宣布“我爱他们”的缘故。
  好吧，让我们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再沏一壶茉莉香片，尖着嘴轻轻吹开那浮沫，在茶烟缭绕中，开始聊聊这一段关于血统的闲话罢——
  传说中的张佩纶仪容潇洒，能言善辩，颇有名士之风。直隶丰润人，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后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常与一些文人学士们抨击时弊，纠弹官吏，往往一疏上闻，四方传诵。闲时狎妓纵酒，风月无边，尤其喜着竹布长衫，风流倜傥，招摇过市，一时引得京都士大夫争相效仿，几至竹布长衫大有畅销京都之势。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被派福建会办海防，曾眼见福建海防空虚而向南洋和北洋呼吁船只，但未获理睬。7月3日，法舰突然发动袭击，进犯中国南部沿海，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顷刻间烟消云散，张佩纶上中岐山观战，亲眼目睹了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自知罪无可绾，心灰意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
  事后，张佩纶被革职充军，流放边塞张家口。其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光绪十四年（1888年）期满释归，因与李鸿章是世交，遂得收留为幕僚，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并因此认识李鸿章之女李菊耦。那年张佩纶已经41岁，两年前刚死了原配，又是个刚释放的囚犯；而李菊耦只有23岁，且素有才名，嫁与张佩纶做续弦是委屈了——这家的女孩子总是与层次比自己低的男人结缘，也是宿命。
  《孽海花》里形容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编贝”；“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即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说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为了他要把这个才貌双全、德能兼备的女儿许给一个相差18岁的“囚犯”做继室，不禁大怒，骂李鸿章是“老糊涂虫”，又哭又闹，却到底拗不过。
  结婚后，张佩纶自誓闭户读书，对李鸿章的政治、外交各方面“断不置喙”，只与娇妻每日诗酒唱随，烹茶作赋。李鸿章为了爱女，在南京大中桥襄府巷给他们买了一所巨宅，这是康熙年间一个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深府大院，花木竞秀，颇为幽静。张佩纶与李菊耦便是在那里生下了一子一女，子即张廷重，女即张茂渊。
  在张佩纶所著《涧中日记》里，时有“午后与内人论诗良久”、“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心怃然”、“合肥晏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之类风花雪月的句子，伉俪情深，跃然纸上。即使妻子“小有不适”，亦可谓小病是福，两人“煮药，煮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很有点赵明诚与李清照的意味。张佩纶墨迹
  他们甚至还合作过一部武侠小说叫《紫绡记》，书中侠女紫绡是个文武双全的大家闺秀，文中常常只称做“小姐”而不提名字——他们的进步使得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走出深宅大院的奇女子，然而他们的保守却又使得一支笔缄默地不肯轻言千金闺秀的芳名——大家族的不彻底由此可见一斑，即使是在最荒诞的想象和杜撰里也仍旧是“非礼勿言”的。
  《对照记》里有张佩纶与李菊耦的照片，我未能看得出张佩纶有多么“风流倜傥”，却着实惊艳于李菊耦的娴静恬美，人们一直形容张爱玲是“临水照花人”，然而李菊耦神情中的那一种清秀静美才真正称得上是“临水照花”。且她也的确是个惜花人，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便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家里没有婢女，因为反对贩卖人口，这也足可见出二人的进步。张佩纶还曾记载她“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沦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像不像《红楼梦》里的妙玉？
  然而一个女人的心若不静，便招外祸；心太静了，却又不容易尽享俗世的福分。张佩纶1903年逝于南京，享年55岁。那时幼子张廷重只七岁，女儿张茂渊才两岁。李菊耦不足40便早早地守了寡，“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日子，许是只有她自己晓得了。
  安静与孤清，不知道是不是同高贵与叛逆一样，也是流淌在血液里，祖先留传给张爱玲的一份不可拒收的礼物？
  “碧海青天夜夜心”是我母亲年轻时最喜欢的一句诗，她把它写在自己大学宿舍的床头，有人见了，提醒她：女孩子太爱这些孤清的句子不吉。她不理会。后来果然早早地守了寡。在我小时候，她常常念起这件事，并且不许我耽迷于李清照的词，不许我去教堂参加唱诗班，不许我总是背诵《红楼梦》里有关妙玉的判词。
  ——这样的女子，是无法想象她会安静地坐在一个满清遗少家里做少奶奶的。然而她丈夫的家里就只有这些：姨太太，戏子，吗啡，赌具，裹小脚的老妈子，终日不散的鸦片烟，还有无事闲坐打秋风的烟客……这些都是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道具。她一天比一天更无法忍受丈夫的浪荡与颓唐，也一天比一天更向往国外的自由与文明。
  张廷重也并不拒绝那“文明”，然而他的取舍却与妻子有不同的选择，他喜欢吃国外进口的芦笋罐头，各种新式的汽车，也看翻译小说，比如萧伯纳的《心碎的屋》，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髦的洋名字叫“提摩太·C·张”，可是他的精神生活却又完全是清贵遗风——他尽得了父亲的风流，却未能拥有父亲的才情，更没有父亲的温柔。他与妻子的争吵日益升级，终至不可调和。
  在女儿小四岁那年，更名黄逸梵的黄素琼终于借口陪小姑子张茂渊出洋留学而远走高飞了。
  一飞，便是四年。
  张爱玲小的时候，原也赶得上看见了一点点浮华世家的遗风流韵，但多是些颓废的事物——锈迹斑斓的古董，华而不实的银器家什，几代流传的整套漆木家具，红木嵌大理石的太师椅，水印木刻的信笺，线装的绝版书籍，当然，还有终日烟雾不散的烟榻与烟灯。
  总是在半明半昧的午后，她站在父亲的烟榻下，嗫嚅地小声地提出她的要求。而父亲，也多是半醉半醒地，爱答不理地回着她的话。使她感觉，进到父亲的烟间一刻，好似游了一回太虚幻境，再出来时，恍如隔世。
  亲戚里有位被称为“三大爷”的老人，小每次去，总见他永恒地坐在藤椅上，就像长在那里似的，并且永远重复同一个问题：“认了多少字啦？”再就是“背个诗我听。”“再背个。”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还有，初回上海时，赶上伯父六十大庆，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十分风光……
  这一些，都是伤感的，却也是富贵的，带着没落家族特有的沉香。
  后来，那大家族的缩影一再地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金锁记》、《倾城之恋》、《花凋》、《茉莉香片》、《创世纪》……到处都可以寻到那黯绿斑斓的痕迹。
  自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3
  我的灵魂徘徊在1928年的天空，看到一个动乱的年代。
  那一年，奉系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从北京撤回东北途中，于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东北易帜”，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那一年，女画家张玉良旅法归来，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引起轰动；那一年，上海大光明戏院由美商投资建成，首映美国影片《笑声鸳影》；那一年，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经济和战乱的影响下渐渐式微，大批文化名人从北京来到上海，文学巨匠鲁迅亦偕同妻子许广平在虹口安下家来；年轻的刘呐鸥从日本回到上海，与施蛰存、戴望舒合办了一份杂志叫《无轨电车》；那一年，政府公布上海市总人口数为2717000人，其中外侨人数47000人，上海位居世界第六大都市；那一年，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父亲张廷重刚辞了姨太太，带同全家南下，从天津到上海，迎接妻子回国。
  黄逸梵回来了，张廷重搬走了——搬去了医院戒毒——家里突然宽阔起来，明亮起来，也热闹起来，多了许多优雅雍容的客人，多了许多诸如钢琴、油画这些新的摆设，多了许多歌声与笑声。
  当黄逸梵和一位胖阿姨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时，小笑得打跌，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她是真心快乐，好像从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快乐。因此很多年后都还记得很清楚。
  家里的一切都是美的巅峰，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她由衷地喜欢，连带的也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代表着母亲的来处，并使她联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虽然母亲一再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然而她没法矫正那固执的印象，坚信英格兰暖丽如春。
  “我第一次和音乐接触，是八九岁时候，母亲和姑姑刚回中国来。姑姑每天都要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是同样的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
  有时候我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我总站在旁边听，其实我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张爱玲：《谈音乐》）我对于钢琴的最初记忆，是小学时上音乐课，每次看到老师弹琴，就羡慕得眼睛发光。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念：老师，能让我弹一下吗？曾经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了很多遍要怎么样对老师说出这句台词，但最终也一次都没说出口过。
  高中时有同学报考了幼儿师范，我去她的学校看她，得以溜去琴房痛快地抚摸了一回琴键。曾经提出向她学习，然而她说琴房通常是不可能让外人进来的；后来，我靠接家教补助生活费，有一个学生家里有钢琴，我便提出免收家教费，条件是她每天在课后教我半小时钢琴。还特地去买了琴谱。然而她母亲担心我无心授课，只坚持了一星期便停止了这交易——那是我惟一一次学琴。
  再后来离开大连去广州，临行前决定多学一技傍身，于是参加打字培训班。十指敲在键盘上时，发现那简直是变相的弹钢琴，不禁兴奋莫名。一个月的课程我只用一星期就完成了，当时的成绩已经是每分钟六十字以上。而一场钢琴梦就此放下，心里觉得已经是圆满。
  却没想到仍有续曲。更没想到我向往钢琴这么多年，而身边就有一位行家——我出生的时候家境已经十分窘困，记忆里父亲一直生着病，而母亲从来都不高兴，所以从来没想到钢琴这么华美的东西与我家会有什么关系。直到那一年同母亲一起去北京探亲，亲戚家有钢琴，妈妈便坐过去弹了一曲。手指已经很生涩，可是她仰脸唱歌的样子真是美丽。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母亲是会弹钢琴的，当时震惊得简直说不出话来。那也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起她小时候的教育，那时大连属“伪满洲国”，她念的是日本学校，然而家里另请着一位老学究教私塾，教她钢琴的则是一个洋教师，圣诞节的时候，那教师把她们几个亲戚家里的小孩子都组织起来开演出，表演圣经故事。妈妈扮的是牧羊女，穿着雪白的蕾丝裙子，台词只有一句：“Oh，Christmas!”
  我一直都想把妈妈的故事写下来，然而越是亲近的人越难下笔。而且人生的不同时期，她的性格与形象发生了太多次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完全不能想象是同一个人。但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写的，总有那一天。4
  “家”的意义变得明媚而具体，意味着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有蕴藉华美的来客和不时响起的琴声、笑声。
  一个早慧而敏感的孩子，总是不快乐的时候居多；因此快乐就显得格外珍稀，每一次都要铭记。
  小是如此贪婪而紧张地收集着有关母亲与快乐的回忆，她开始比较像一个正常的得人宠爱的好孩子那般乖巧起来，学英文，弹钢琴，同母亲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听音乐会，母亲告诉她不要出声，她便端坐着一动不动，完全是一个西式淑女的风范；闲时牵着母亲的手在花园里散步，讨论英国与法国的天空有什么不同，也是西式的浪漫；便连感伤也是西式的忧郁——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她便像一个淑女那样落下泪来。使得母亲向弟弟夸奖说：“你看，姊姊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
  是了，有母亲的好处，还有一项就是可以得到母亲的夸奖——有什么样的礼物是比一句真诚有爱心的赞美之言更难能可贵呢？而又有什么样的赞美是比出自母亲之口更令人觉得温暖而幸福的？她甚至学会了娇惯自己，家里吃鸡汤，她只喝了一口，便宣布：“有药味，怪味道。”大家都不理会，独有母亲却不放心地叫人去问厨子，果然说是这只鸡已经买了两三天，养在院子里，因为看它有点垂头丧气，怕它有病，就给它吃了“二天油”。
  众人都做出恍然的表情，并且惊讶地看着这孩子，母亲虽然并没有说什么，可她已经很骄傲了，把头埋得低低地扒饭，可是身下飘飘然地好像要飞起来——因为母亲重视她的话，因为她的话是正确的，她是水晶球里的预言家。关于嘴刁的故事，我的记忆里有两个——父亲从前在清华大学教书，我两个姐姐都是在清华园长大，好歹赶得上一点浮华世家的影子；我却是一出生就跟随父母下放去农村了。极小的时候听母亲数落大姐小时候嘴刁，有人送饼干给她吃，她却啪一下打落，发脾气道：“我要吃奶油夹心饼干！”我听得一头雾水，凑过去问：“妈妈，什么是‘饼——干——’？”又一次，是说二姐，她吃鸡蛋不肯吃蛋黄，于是一叫她吃鸡蛋就嚷着洗澡，偷偷把蛋黄塞进浴缸出水孔里冲掉。我更加惊讶了，因为从来没见过浴缸，甚至没见过自来水，听得两眼瞪圆，这回是连发问也不敢了。
  如果日子可以一直这样地下去，那么这世上就会多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或许会少一位深刻的作家。
  真不知道黄逸梵与张廷重的离婚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
  在张廷重从医院回来不久，便又重新抽上了鸦片。戒不了。因为他的心魔不死，烟瘾也不死。
  他的心魔有很多个形象，就如绳子的许多个结——怀才不遇自然是其中盘得最大、系得最紧、历史也最悠久的一个结，悠久得都有点陈旧了，有一点磨损，发黑，面目模糊起来，甚至发出腐烂的气味，解开已经几乎不可能，斩断了还差不多；对于妻子的矛盾的情感是旧结之上加了新结，关于鸦片与姨太太，关于中西方的教育思想，关于审美追求，横横竖竖，重重叠叠，简直成了麻团，剪不断理还乱。
  有一个美丽而聪慧的妻子是男人的福分，但是倘若这慧而美的妻子同时还个性刚硬原则分明，而那个性与原则又与丈夫的主张格格不入南辕北辙，那便是婚姻的冤孽了。
  不幸黄逸梵与张廷重夫妻便是这种状况。留洋归来的逸梵比从前更加美丽、更加时髦、也更加聪敏有主见了。她穿着华丽的欧洲服装，洒着香水，说着英文，笑容明媚，谈吐风趣，走到哪里，哪里的阳光便灿烂起来，所有的人都像是花朵向着太阳那样仰起脸来注视她，追随她。这真叫做丈夫的充满了危机感——他看着她，怎么也不能确信这美丽的天使一样的女子是属于自己的。
  天使是长着翅膀的，她们随时都会飞走。黄逸梵也是随时可能飞走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系住天使的翅膀，让她脚踏实地甚或画地为牢，再也不会飞走了呢？
  张廷重想出了一个很笨的方法，真的很笨，可是在大家族里长大的他，却很迷信这方法管用——那就是金钱约束——他就是被他兄长用钱约束了许多年不得自由的。
  在结婚前，尚未自立门户时，张廷重兄妹原一直依傍着同父异母的兄嫂生活，被克扣得很紧。这使他一旦有了金钱的支配权后，立刻便挥霍无度起来。仿佛一棵被盆栽的梅花，扭曲拗折多年成了“病梅”，一旦打破花盆重新栽在土里，也很难长成可造之材，而多半只会长疯了。
  大家族里的人性向来是凉薄的，我自小便看惯了兄弟倪墙，争财夺利，为了分家产而打官司——我小时候最常听见的词汇之一就是“打官司”，几乎以为那是同“看亲戚”、“买衣裳”、“吃馆子”差不多意义的，都是不会天天发生然而时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完全的无产阶级是无所顾忌的，而真正富有到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巨富也实在少见，这世上多的是略微有那么一点点便多出许多舍不得的小眉小眼——怎么才能把那“一点点”弄到手，是大家族的每一个成员不舍昼夜要操心挂虑的，可以此重新安排自己的角色与位置。
  大家族里的亲戚太多了，兄弟姐妹也多，同父同母的，同父异母的，异父母而同一个爷爷的，异父母而同一个爷爷却不同奶奶的，每一个和每一个也只差一点点，这“一点点”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渐渐发展至对所有的亲疏远近都可以忽略不计，直至泯灭亲情——探春和贾环的关系便远不如同宝玉亲，尽管他们才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
  在大家族里，血脉的亲疏并不是最重要的，资产和权位才是关键，也是族里掌权者用以挟制众人的至要法宝。张廷重曾被兄长用此手段挟制过，如今也打算用这一招来挟制妻子，剪了她的远飞的翅膀。他从医院出来后，编尽理由，不肯拿出生活费来，要妻子贴钱出来，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想走也走不了。于是两夫妻再度开始争吵，吵得不可开交，比赛着砸杯子，砸家具，结果砸碎了自己的婚姻，也砸碎了儿女的美满童年。
  ——那简直是一个受到诅咒的噩梦，只有结束，没有醒来。
  小再次陷入无助的忧郁里。每当父母争吵，佣人们便会把小姐弟俩拉出去，让他们在一边静静地玩，不要出声。春暮迟迟，院子里养着一条大狼狗，姐弟俩百无聊赖地逗狗玩，听到楼上父母的争吵声越来越响亮，中间夹着砸东西的脆声巨响。小和子静惊怯地面面相觑，都不说话。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子静推出他的小三轮脚踏车，一圈圈无声地骑着，画了一个圆，又画了一个圆。小抱着膝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月亮从云层里走出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走出这吵嚷的噩梦。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听到那些吵嚷声，便使劲握紧自己的双手，不断地默默地哀求这一切可以快点过去，如果争吵在隔壁，而我呆的屋子里恰好没有旁的人，我会跪下来向月亮祈祷，求它帮我止息那战争，要么就干脆把我带走，远离这一切——我不知道写了那么多个不同的月亮的张爱玲，小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祈祷。
  在黄逸梵与张廷重争吵的众多题目中，有一条是关于小的——黄逸梵坚持要送小到学校里受教育，她自己是个学校迷，自然不会让女儿错过上学的乐趣；然而张廷重却坚持私塾教育，他的母亲李菊耦一天学也没上过，还不是能诗善赋巾帼不让须眉？而且，那些洋人办的学堂里能教出什么好来呢，让女儿也同她母亲一样，满口讲英文，撒开脚丫满世界跑吗？
  然而他终究没有争过妻子。有一天他上楼休息的时候，黄逸梵像拐卖一样地拉着女儿的手偷偷从后门溜了出去，径直来到黄氏小学报名处。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支着头想了片刻说：“填个什么名字好呢？张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地不响亮——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罢。”于是，便随手填了“张爱玲”三个字。
  那个歪着头取名字的样子，给了张爱玲很深的印象。
  后来，张爱玲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必也正名乎》，开头便说：“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
  又说：“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而她弟弟，就叫做“张子静”。
  姐弟两个的名字，都被她批得体无完肤，可见“不可原恕”的应该是那取名字的父母。
  不过她后来给自己取过笔名“梁京”，也未见得有多么响亮，而且也仍然是脱胎于“张爱玲”的声韵母切换。倒是她小说里的主人公，诸如范柳原与白流苏、许世钧与顾曼桢、葛薇龙、吴翠远、言丹朱，甚或碧落、娇蕊、霓喜、潆珠、愫细、小寒、绫卿……都是雅致纤巧有诗意，即使现在的作家们给主人公取名字，走的也仍是这一种字眼秀丽的路线。
  张爱玲又写道：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取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炜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了。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藉口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
  远兜远转，绕山绕水，最后到底还是归到“母爱”这个题目上来。还是那句话——对于温情，尤其来自家庭的温情，张爱玲得到的实在太少了。于是那一点点一丝丝，件件都铭心刻骨，无时或忘。
  母亲是为了她而同父亲开始的这一场争吵，母亲难得一次拉着她手的记忆新鲜而刺激，母亲歪着头填写报名单的样子更是永恒定格，于是，这个由母亲随手填写的恶俗的名字，便就此跟了她一辈子，可谓意义重大。
  发生在那一年的重大签字还有一起，便是张廷重夫妻两个的离婚书。
  离婚，自然是由黄逸梵提出，并且请了外国律师。张廷重起先是不愿意的，直到签字那天也还吃吃艾艾地挨磨时间，然而黄逸梵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这句话使他十分受伤，便也签了字。
  这个字一签，小的童年也便就此结束了。
  那一年，她十岁，改了名字叫“张爱玲”。我给自己改名字比张爱玲早一年，是九岁。父亲去世后，妈妈带着我们三姐妹被父亲的家族赶了出来，她因为痛恨父亲身后所代表的刘氏家族，决定为我改姓她的姓，还起过一个名字叫“于眉”。我在作业本上写了这个名字，惹得每个人见了都要问问原因，甚至怀疑我母亲是不是改嫁了。后来因为改名字的手续实在麻烦，这个提议不了了之，然而我却从此对姓名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带着同张爱玲一样“怀疑一切的眼神”决定为自己改名，不随父姓刘也不随母姓于，我把自己叫做“西岭雪”，并且后来一直坚持用这个名字，除非要填写各种证件，否则执意向人介绍我是西岭雪。
  可惜的是，我至今也未能在身份证上把名字改过来——改名字的手续实在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