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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现在看寒浞属性给的还是很不错的，不单单是单纯的说以家臣的身份或是以奸臣的身份篡夺后羿的权势，能力不会给这么高的，想来多少也是参考了另一种说法的关系。
  “我关注的问题是，这算历史人物吗？”鲍鸿疑惑道，“还是说他的确是在史书上记载的人物？或者说，接下来这种远古传说中的人物也会不断出现？”
  实事求是来说，对于夏朝的性质，一般来说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不说存在于不存在的争议，即便是大夏是属于国家性质还是部落联盟形式也是难以定论的问题。
  正如鲍鸿所说，追溯到大夏这边，这些事情实在是说不清楚到底算是历史还是传说。
  大夏再往前，都能够开始三皇五帝时期了，这简直就是越来越神话了。
  “以史书而言，对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人物认定，基本上系统资料库也是以周朝的几本史书为主，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史记》了。”系统介绍道，“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不过，《晋史乘》、《楚史檮杌》等属于本国内部的歌功颂德，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且这玩意据说可能仅仅是后人根据《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汇而次之，其伪不待辨。”系统继续说道，“相对来说，参考度最高的基本上就是《春秋》、《左传》、《战国策》、《竹书纪年》等。”
  《春秋》最初原文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左传》记述的历史跨度很长。其包括春秋时代的历史，“可是它讲的绝对不限于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涉及了从古史传说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如果今天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对于了解，研究上古史、古史意义非凡。
  《左传》佐证了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大鼎长篇铭文记有：“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再就是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一件铜钟，其上铭文残缺，记有“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很多学者都讲不懂。而“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左传》”。“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而《春秋》本身则不是历史学著作，乃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与之相反的是，《左传》是信史。晋武帝咸宁五年，杜预看到了汲冢竹书新发现，谈到有《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人们认为“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
  而在这里，就提到了《竹书纪年》一书，从杜预或者其他人的言论里，不难看出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竹书纪年》的精确度还在《春秋》或是《左传》等之上。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亦称《汲冢纪年》，被盗墓者不准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
  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国之事，一般将此书看成是魏国的史书。
  由于《史记》采用纪传体来记述事件，竹书纪年的出现，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史记内容，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与史书有极大差异。
  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所以说，《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
  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也有很多，第一方面是孔老二一直以来就不断为人垢弊的事情，改史或者说编造史书。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孔子在写《春秋》的时候，删去了自己认为消极的记载，想以此促进社会积极发展。
  站在孔子的角度，要宣扬礼仪仁义，自然要写积极意义的东西，促进人们对于礼仪道德的追求。
  所以相较于孔子所说，上古圣皇道德高尚，乃是他认为的圣人。自然是遵从禅让制度，挑选贤能道德贤人禅位。
  然而事实上以禅让为例来说。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而实际上《竹书纪年》记载却是：“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还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就是弃，周人始祖，舜的亲信，显然是舜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才登上王位的，哪里有什么禅让？《韩非子·说疑》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此外，很多的文臣猛将就像前面说的伊尹，或者说“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事件，都是属于不利于儒家礼仪，道德发展的内容，所以被他修改成那种模样。
  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颇为特异，与传统的正史记载不同。五帝纪，关于舜的记载，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引述如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
  夏纪所载则是系统前面介绍过的情况，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
  殷商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在于伊尹的那一段了。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乃至是穆天子北征犬戎，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都是有记载的。由此可见，《穆天子》的内容虽然有很多神话的内容在其中，但是刨除掉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以后，还是能得到一些史实内容的。
  《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成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成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而在《竹书纪年》之中，穆天子出征，造父随行驾车，会见西王母，这些内容都是切实存在的。
  另一方面来说，从《竹书纪年》第一次出土的情况不难看出，两汉时期乃至是汉末三国时期是没有这个流传的。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
  若是晋朝时期有流传，那不可能晋武帝会这么兴师动众去折腾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原因也是导致司马迁《史记》之中的这些内容是参照《春秋》的说法。
  系统最后说的《战国策》同样意义也是比较深远的，但是相对来说，追溯不到前几者那么久远的时代，《战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并没有涉及到三皇五帝，尧舜禹乃至是****的内容。
  当然，他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是其他几书不能比拟的。
  《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曾被斥之为“邪说”、“畔经离道之书”。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是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虽然书中所记史实和说辞不可尽信，但其仍是研究战国社会的重要史料。
  当然，对于系统来说，实在是不存在太多所谓不可尽信的问题。不引入野史演义，封神神话就不错了，被归类为‘正史’的记载，塑造出来的人物你还有意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