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巧妙破解了“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魔咒，成功结束了五代乱世，却没能解决乱世积累的各种问题。
  其人随后边统一天下边进行的一系列军制改革，都是吸取唐末混乱的历史教训防范籓镇专权军队尾大不掉的指标之举，而非治本之策。
  这些改革实际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军无荣誉、兵为将有、以下克上等五代军队痼疾，而是以削弱军队战斗力为代价尽力消除大军头颠覆皇权的能量。
  太宗皇帝赵光义雍熙北伐失败后，开始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并大兴科举以文驭武，也是延续太祖皇帝的思路，继续压制有造反传统的军中势力。
  矫枉过正的结果便是旧的矛盾未去新的矛盾又起，不断妥协之下，吸食王朝精血的特权阶层也急剧膨胀，让先天不足的大宋王朝过早进入了衰败期。
  待皇位传至神宗赵顼时，不断膨胀的特权阶层已经超过了王朝能够承受的极限，大宋的财力无以为继，到了不变法就亡国的窘迫程度。
  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正视并着手解决客观存在的历史积弊。
  旨在打击劫夺国家财赋行为以富国强兵的变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特权阶层的强烈抵制，一路磕磕碰碰问题不断。
  就连意志坚定的拗相公王安石第二次出相后，也因为阻力太大变法无法再深入而以病辞位黯然收场。
  一意孤行的神宗皇帝因病驾崩前，明知倾向旧党的母后高氏一旦摄政新法成果将荡然无存，自己的半生心血也要付诸东流。
  但其人到此时已经看明白了旧党争夺的根本不是什么治国理念，而是特权阶层不愿放弃手中的任何利益。
  利益既得者是永远不知饱足的政治生物，注定了变法与抗拒变法的争斗一旦开始就是不死不休的结局。
  为了自己年幼的儿子能够坐稳皇位，赵顼只能壮士断腕，把江山托付给被后世誉为“女中尧舜”的母后高滔滔，以政治妥协换取旧党对自己血脉的支持。
  从这点上讲，哲宗皇帝赵煦亲政前，司马光等人主持朝政实行“元佑更化”，对新党进行清算，其实是提前得到了新党缔造者神宗皇帝的默许。
  新党当政时，旧党攻击新党祸国殃民，轮到后者当政时，就全盘否定新党之政，把熙丰变法后原本还有些起色的大宋折腾得一塌糊涂。
  甚至不惜割让“元丰西征”血战取得的领土给夏国也要抹黑新党。
  旧党如此倒行逆施，自然大失人心所望。
  可以说，哲宗皇帝亲政后能够借“绍圣绍述”之名重新启用已经被打倒的新党，完全是旧党自己胡作非为逼出来的。
  新党再次主政后以同样的手段清算旧党，也是后者肆意破坏朝廷规矩在先遭到的反噬而已。
  不过，在大宋百年国运面前，新旧两党的恩怨纠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宋内部的政治斗争从这以后便彻底失去控制，朝堂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人联想到不死不休的政争。
  如今国难当头，李纲联合吴敏等人豁出性命将教主道君皇帝赵佶赶下皇位，又竭力扶皇太子赵桓登基，并一力主张皇帝御驾亲征坚决抗同。
  其人行事如此激烈，自是牵动所有朝臣的敏感神经。
  也许李纲并没有私心，只想尽好刚直之臣的义务，以挽救即将覆亡的大宋王朝。
  但在其他朝臣看来，其人此举就是旧人下新人上的老把戏，和大宋以往的屡次朝堂争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只不过现下时机巧妙才披上了救亡图存的光鲜外皮，而要被打倒的对象因害怕外敌主动放弃朝廷逃离国都，才给了李纲这等莽夫成功的机会。
  刚而易折，莽撞之人注定成不了什么大事。
  但李纲会不会折，什么时候会折，都不妨碍其他臣子借其人成事之机扇阴风点鬼火，竭力扩大朝堂争斗的规模和力度，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李相公才高八斗，曾经能够得到道君的信用，如今又能在混乱的时局中独领风骚，自不是真的莽夫。
  其人非常清楚要想打赢一场大战，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因而，李纲虽然恼怒白时中、李邦彦等宰执对外软弱，动辄以下犯上当面将宰相们批驳得体无完肤。
  但其人的目的只是压制逃跑派与议和议派的气焰，以统合力量抗击强敌，绝没有同军兵临城下还要掀起朝堂争斗的愚蠢想法。
  所以在请动皇帝摆驾宣德门劳问将士并封自己为亲征行营使获得开衙辟官之权后，李纲就已经满足，转而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即将开始的临安城保卫战之中。
  李相公费了这么大劲，结果真是为了救大宋，显然出乎一些人的预料。
  眼见激烈的朝堂争斗就要被紧张的大战形势所压制，欲借政争浑水摸鱼的各路牛鬼蛇神自不会同意这样的结局。
  好在大宋养士百余年，还是有“民心”的。
  民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在关键时刻却能挽救一个政权。
  大宋如今面对外敌节节败退，内部也矛盾重重，可没有了大宋，就再不可能有能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天堂。
  虽然大宋士大夫们没有学过正乾皇帝的《矛盾论》，却也无师自通，深谙矛盾虽不可消灭却能暂时转移的这一特性。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大宋衰败至此必有原因。
  是谁与民争利，毁掉了天下人心？
  是谁一败再败，将大宋的头号大敌徐泽一步步养肥？
  又是谁蛊惑道君大敌当前抛弃臣民，带走临安最重要的防御力量南幸避敌？
  早在正乾皇帝发布《讨宋檄文》道君生出弃国之意时，这类问题就在民间公开讨论，并逐步酝酿出保卫大宋社稷、维护圣教传承、抗击野蛮大同的集体情绪。
  江南西路抚州布衣欧阳澈有感时局，曾于同军入侵之初向朝廷上保邦御敌、罢免卖国害民奸臣等《安边御敌十策》。
  州官担心自己会因此而卷入朝堂争斗，扣下其策不给转呈。
  官面上走不通，欧阳澈便自备盘缠不远千里来到南阳府。
  而此时的临安，得知皇帝以主战的尚书右丞同知枢密院使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城中的忠臣义士击掌相庆。
  俱认为只要官家信用忠臣坚决抗同，大宋王朝就一定有希望！
  可天子虽有廓清寰宇之志，朝中却有奸臣未除，不除掉这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民心不平，李相公纵有万般手段，也难以统御惶惶之兵抵御强敌。
  欧阳澈正好赶上这波民间情绪高潮，其人于宣德门前高呼自己有安邦退敌之策，引起了天子的注意，成功将《安边御敌十策》呈于御前。
  太学生陈东也不以位卑言轻，稍晚时间以自己的渠道再次上书天子。
  “窃知上皇已幸江陵，蔡京父子及童贯等统兵二万从行。臣深虑此数贼遂引上皇迤逦南渡，万一变生，实可寒心。
  盖江南之地，沃壤数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色，悉取给焉。
  其风声气俗，素尚侈靡，人所动心。其监司郡守、州县之官，率皆数贼门生，一时奸雄豪彊及市井恶小，无不附之……
  臣尝上书言六贼罪恶，贼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缘上皇遂请此行。
  臣窃恐数贼南渡之后，必假上皇之威，乘势窃发，振臂一呼，群恶响应，离间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难言者，则江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其为患岂夷狄比哉！
  望悉追数贼，悉正典刑……，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庙。”
  赵桓之前被李纲所激，登上宣德门劳问将士享受万民拥戴的情绪还没有退去，就先后收到欧阳澈和陈东二人的上书。
  陈东上次上书就给赵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欧阳澈一介布衣，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不远千里来到临安，更是极有代表性。
  民心可用，莫过如此！
  赵桓原本尽付守城之权给李纲时还有些忐忑，真没想到效果会如此明显。
  世间事皆是知难行易，真当了皇帝之后，其人才知道这个位子究竟有多么烫屁股，也逐渐能够正视自家老爹的治国手段。
  虽然嘴上不服，但内心里赵桓还是自认为治国和御下手段远不及老爹。
  在其人看来，道君治政手腕相当高超，足以超过很多皇帝，更远远超自己，究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不得人心”四字上。
  如今，自己才即位就能如此得人心，已经胜过自家老子一筹，可喜可贺！
  赵桓也知道大敌当前民心可鼓不可泄的道理，当即命翰林学士王孝迪草诏：
  建雄军节度使王安中削夺在身官爵，流放永州，赐翊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死，并籍没王、李二人家赀。
  陈东上书列举的“六贼”之中，蔡京、童贯皆已经扈从太上皇南下，且手中握有重兵，有另立朝廷的资本，此时同军兵临城下临安危在旦夕，不宜深究二人之罪。
  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梁师成因有定策之功，被赵桓留在临安以示恩宠。
  其人自陈东上书后就深怕天子受奸人蛊惑要杀自己，寝食皆不敢离开皇帝身边，暂时也不可能有事。
  如此形势下，赵桓还能严厉惩处王安中、李彦二人，的确是下了大决心，已经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其人敢于清算道君朝一切历史遗留问题的绝大魄力。
  加上几年前就已经被大宋头号敌人徐泽论罪处死的朱勔，“六贼”去了三贼，足以证明赵桓振作朝纲的大决心和大魄力。
  但在朝堂之上，天子这道诏令代表的意味就完全不同了。
  政争已经深入大宋士大夫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出了任何事情，士大夫们第一时间联想到的都是政争。
  王安中、李彦被惩处并不是“六贼”处理了两个这么简单，而是代表新君对旧帝支持者的清算，将要受到牵连去位甚至丢掉性命的官员绝不会只有一两个。
  急于腾位置上位者自然欢欣鼓舞，可一心求稳的道君老臣则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
  正常情况下，皇帝这份营行事操切不计后果的诏令肯定会受到中书舍人、给事中和宰相们的联合抵制。
  但大宋朝廷诏令拟制下发的制度早就被教主道君皇帝破坏殆尽，天子权柄不断膨胀，绕过宰相直接下诏在道君后期已经成了常态。
  太宰白时中、少宰李邦彦等人（赵桓即位后，按照惯例以众宰执扶立有功各有晋升）又因主张乞和才被李纲猛喷了一顿，二人此时哪里还为了敢保全道君亲信而搭上自己？
  于是，赵佶寄希望禅让皇位甩锅给亲儿子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便迎来了赵桓对自己旗帜鲜明的政治清算。
  赵桓此举有没有真的提振民心士气，尚需要经过之后的大战检验。
  但惯于政争的大宋臣子们却是看清了新的政治风向，伴随皇帝回宫的兵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便立即进言：
  “何灌败事，其子孙应行削夺羁管，庶使将帅知逃遁者祸及子孙，有以累其心。”
  经路允迪提醒，赵桓也记起了一直没有时间处置的梁方平和何灌二人。
  何灌今日早上才临安战死城下恕罪，不追夺他的官职就足以体现天子的宽容。
  但其人从军数十载，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军头了。
  何灌的子孙中有不少人受其荫庇，还在军中出职，确实有必要加以惩戒以作防范。
  梁方平之罪明显大于何灌，但其人乃是皇帝的私臣家奴，就算有罪，在天子没发话之前，臣子们也不能喊打喊杀。
  赵桓正在兴头上，为了进一步争取民心，当即下诏：
  梁方平械送临安府，治不御敌之罪，斩首；
  何灌子孙一并勒停，送房州羁管。
  激励军心士气首先得定军纪明赏罚，绝不能只撒钱不追责。
  赵桓今日的所作所为也算是抓住了关键，迎合了大宋子民对新君英明神武振作朝纲的强烈期待，自然再次鼓舞了“民心”。
  不过，对跑到江陵就停下观望时局变化的赵佶来说，自己的儿子行事如此有“魄力”绝不是什么好事。
  其人又闻同军已经攻入临安城下，随时都能灭掉临安朝廷再派大军追击自己。
  道君再不敢逗留，当即抛弃行动迟缓的大军，带着少量扈从立即启行。
  因跑路太急，随行的皇子和帝姬丢了皆流寓沿路州县。
  当然，这些是后话，赵桓此时自是不可能知道自家老爹仓惶跑路，以至于沿途抛儿弃女。
  不过，其人很快就得接受自己也丢了儿子的命运。
  当日稍晚，有信使来报：
  张村镇遭同军突袭沦陷，歇驾于镇中的皇后朱氏和大宁郡王赵谌均不知所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