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宋君臣来说，宣和七年是个极其屈辱的年份。
  这一年，朝廷迫于大同帝国的兵威，放弃了立国后就一直没变的都城东京开封城，迁至临安以避敌锋芒。
  而敌人却没有就此收手，反而步步紧逼，不断制造事端，却又不真开打，而是以这种大战随时来临的压抑氛围一再摧残大宋君臣脆弱的神经。
  所谓物极必反，当孔氏败类孔端操公然背反朝廷，又欲献媚正乾皇帝而撰文《孔子改制考》后，压抑了一整年的士大夫们终于爆发了。
  从声讨孔端操的无耻行径为天下诫，到攻击异端曲解圣教教旨枉称儒，再到映射扶持异端的大同帝国不尊圣人必会败亡。
  士大夫们在自己熟悉的战场上恣意纵横，因维护圣教纯洁的崇高使命感而陷入亢奋状态，似乎如此便能战胜不可一世的大同帝国一般。
  而大同朝廷仿佛自知浅薄，闷头整治刚刚入手的袭庆府，一直没有正面应战。
  如此一来，又让初战告捷的士大夫们更加兴奋。
  尤其是仙源县孔府“狗血案”的传言流进大宋后，正派人士更是弹冠相庆，并行文记述此事，以此证明辱没圣教者纵使躲到敌国，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至于这些诗词文章流传后世，会不会损害圣人的名声，则完全不用考虑。
  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只有真儒才有资格祭祀圣人，沦为异端走狗的孔端操虽然姓孔，却与圣人没有半点关系。
  这样的狗贼不仅要骂，还要狠狠地骂。
  人间自有正道，焉知文弱书生就不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灭人之国？
  今日能骂翻孔端操这狗贼，他日也能骂垮不得人心的伪同！
  时间就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中悄然来到十二月中旬，之前出使大同的中书侍郎白时中被敌国赶了回来，并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大同正乾皇帝亲率大军南下，并发布《讨宋檄文》，明确表达了就要教训大宋。
  大梦正酣者被这个消息惊醒，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再能辩经的“真儒”也抵不过一字不识的粗鄙武夫一刀。
  惊醒过来的“真儒”们赶紧将注意力投向《讨宋檄文》，希望借此找到大同的破绽，或者说从中寻求活命的机会。
  这篇檄文仅仅数百字，先是以较大的篇幅历数赵宋昏君赵佶登基以来，开党争、用小人、兴土木、装神鬼，为一己之私而罔顾天下苍生的种种荒唐行为。
  顺便回顾正乾皇帝至梁山救民水火、行辽国示警天下、平夷乱安定蜀地，降李子义、灭方腊解救天下苍生、复燕云还华夏河山等丰功伟绩。
  以二者强烈的对比，论证徐泽立国称帝乃是顺天应人形势必然。
  而以事实说话，立国仅仅四年的大同帝国内则政通人和，百业兴盛，外则北灭宿敌、威服强金、西降顽夏、东主高丽和日本，国势之强远胜弱宋。
  大同虽强，却致力于开拓北疆，并无欺凌弱宋之意，立国之初便主动邀赵宋朝廷遣使勘界，以竭力避免两国因疆界问题引发纠纷。
  然赵宋君昏臣奸，不仅没有接受大同帝国的善意，还一再挑衅强者的底线。
  同宋两国才勘定疆界，赵宋朝廷便趁着燕云局势混沌，偷偷摸摸招诱大同百姓。
  此事被发现并受到大同的警告后，赵宋朝廷一面承诺妥善处理纠纷，一面却又授意河东军头对抗同军，最终引发两国之间的大战。
  在此期间，赵宋还暗中挑拨同金两国的盟友关系，欲要蛊惑金国夹击大同。
  赵宋朝廷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作死撩拨强者，乃是因为之前大同在两国相交中始终为赵宋保留了一丝体面，才让其产生了强者可戏的错觉。
  此番，正乾皇帝提十万雄师南下，就是要问罪不知死活的赵宋王朝，教育其君臣摆正自己的位置，学会尊重真正的强者。
  又是相似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即便要发动侵略战争，大同正乾皇帝也能占据道义制高点，偏偏赵宋君臣自己身不正行不谨，一再授人以柄。
  檄文中不仅指出了大宋暗中挑拨同金联盟，还明确到了具体的时间、地点、承办者和相关信物，便是想抵赖都不可能。
  更何况，大同帝国蓄谋南征，辩解若是有用，大宋又怎么会接连丢了河北和河东？
  尽管还不能确认徐泽具体到了哪里，很多人却已经能够确认战争真无法避免了。
  从狂热中醒来的士大夫们猛然记起造反起家的正乾皇帝根本不是什么海内名儒，而是不折不扣的血腥屠夫。
  其人也从来没有与人进行过学术辩论，反倒是数次在儒家这潭水中丢下大石头砸出一堆死鱼烂虾引发大争论前，悄无声息地退到一边冷眼旁观。
  这一次，同样如此。
  在士大夫们追逐孔端操这条死鱼而忘乎所以时，正乾皇帝却在不经意间将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这粗鄙武夫不辩经只杀人，吾辈纵有满腹经纶，如之奈何？！
  不过，若论当下最慌张者，却不是之前辩经最起劲的士大夫，而是当今天子赵佶。
  在教主道君皇帝看来，《讨宋檄文》其实就是“讨佶檄文”。
  朝廷这些年来的所有荒唐事都离不了他赵佶，徐泽摆明了就是要针对其人。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自认玩不过徐泽的赵佶认了命，决定不再自欺欺人，他要直面现实——赶紧跑路！
  实际上，其人并不是临时起意才决定逃跑。
  早在五年前大宋兵败大名府，紧接着同军南下威胁开封府时，赵佶就生出过甩锅给皇太子的想法。
  只是，彼时徐泽急欲稳定还没有正式收入囊中的河北路，不愿继续扩大战争规模导致形势失去控制。
  其人接连通过王禀、童贯等人释放愿意与大宋朝廷和谈的善意，使得赵佶这次南逃计划没有付诸行动便放弃了。
  大同建国后，徐泽以大宋擅自招诱本国百姓为由，带兵南下再次威胁开封府。
  赵佶又一次生出了弃城而走的想法。
  不过，徐泽当时的目标却是河东路，并没有拿下开封府的想法，不想因为赵佶跑路耽误时间，甚至导致两国的战争扩大。
  正乾皇帝乃通过赵宋使臣白时中向教主道君发出严辞警告，若敢跑路日后定追得其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赵佶可以不听臣子们的劝谏，却不敢不听徐泽的警告，这次还是没有逃成。
  现在，是第三次。
  不同的是，徐泽在檄文中明确表示要追究其人的责任，朝廷的军队早被同军打怕，这次也绝无可能挡住同军，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反正徐泽此番提兵前来是为了“讨宋”，而非“灭宋”。
  只要大宋不灭，待躲过了这一劫，其人就有机会重新收拾江山。
  在御前会议上，教主道君皇帝表示自己无力处理如此棘手的局面，有意让皇太子赵桓主持抗同事宜而询问众宰执的意见。
  同宋两国尚未正式开战，天子就直接跪了，幻想以跑路保平安。
  众宰执大惊，竭力苦谏天子不可弃国。
  开玩笑，《讨宋檄文》确实将矛头直指教主道君皇帝。
  但徐泽提十万雄师南征，绝不会因为教主道君皇帝逃跑就退兵，此番不在大宋身上狠狠地咬一口，又如何会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教主道君皇帝这个时候仓惶逃跑躲不躲得过同军追击不知道，但大宋肯定会因为中枢无主而陷入大乱。
  关键时刻少了天子拍板，大宋王朝如何应对大同帝国即将对大宋展开的侵略？
  然而，赵佶惧徐入骨，宰执们越是苦谏，其人便越是坚定临安不可留恋的想法。
  今年初，因臣子反对迁都临安城，教主道君皇帝就曾罢朝数日并以禅位相威胁。
  宰执们早就习惯了赵佶遇到搞不定的大事就撂挑子，或者说以撂挑子为手段推卸责任的行事风格。
  如今，国家形势危急，就算心中再不耐烦，也只能顺着天子的心意把戏做足，却没有想到赵佶这一次是玩真的。
  十二月十八日，教主道君皇帝御趣÷阁：
  皇太子除南阳牧，馀依故事。兹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谕此意。
  有宋一朝，京师府牧、尹，不常置。
  太宗、真宗两任皇帝继位前曾任过开封府尹，之后再无亲王继此职。
  朝廷制度，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任，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裁决，大事则禀奏；若奉旨已断者，刑部、御史台无辄纠察，典司毂下。
  崇宁三年，蔡京乞罢权知府，置牧、尹各一员，专总府事。
  牧以皇子领，尹以文臣充。
  赵佶之前就让皇太子赵桓出任过开封府牧，此时又除其南阳府牧，是极为明确的政治信号。
  惊获此消息，意识到天子可能真要要丢下大宋江山于不顾的众宰执急忙赶赴都堂聚议，随后又集体入宫恳请赵佶收回成命。
  就连老迈的鲁国公蔡京都亲自出马了，却没能劝住去意已决的教主道君皇帝。
  诸相公无奈，只能转而研究避敌之策。
  大宋江山虽然早已残破，社稷却还远没有到覆灭的时候。
  且教主道君皇帝御极二十五载，手腕极其了得，始终牢牢把控核心权力，就算逃跑了也会卷土重来。
  众相公无论是为了大宋江山，还是为了教主道君皇帝，抑或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都绝不能轻易放弃抵抗。
  诸公研究来研究去，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大敌当前，赵官家都要撂挑子了，他们这些臣子除了召天下兵马勤王、遣皇子分守四方、加强京城防御这老三式外，还能怎么办？
  两日后，教主道君皇帝命皇太子赵桓入朝，差内侍梁邦彦、黄仅押赐皇太子碾玉龙束带一条，并特别强调不许辞免。
  在讲究上下尊卑的封建社会里，與服礼仪皆有定制，什么登记的人穿什么颜色和样式的衣服，使用什么材质和形制的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凡违反者，皆视之为僭越。
  带即束衣的腰带，穿着宽袖袍服都要系腰带，但在大宋，乱系腰带是会死人的。
  宋制，腰带材质有玉、金、银、犀，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
  玉带不许施于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旨皆禁，铜、铁、角、石、墨玉之类，民庶及郡县吏、伎术等人皆得服。
  当然，制度是人制定出来的，必然也会因人而改变。
  大宋历史上，便有三次皇帝赐臣子玉带的故事。
  第一次是熙宁六年，宋军显威熙河路。
  捷报入京，宰臣王安石率群臣贺紫宸殿，神宗皇帝认为大宋国力提振全奈变法之功，特解所系白玉带赐主持变法的荆国公王安石，并命其使服以入贺。
  彼时，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虽然初见成效，但朝野之间反对的力量却异常强大，且大半火力集中到了拗相公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旧党的抵制和刁难，其人又一心全在变法之上，自然不想为了一点虚名再平白惹众人嫉妒，乃坚辞不从。
  只是，神宗皇帝赵顼也是个性子拗的，宣布王相公不服玉带，便不退班。
  王安石无奈，只能受诏，次日上朝却不肯再服用。
  神宗皇帝此举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荆国公宠信，双方的戏都演到位了，见王相公如此坚持，自然不会再强自为难其人。
  第二次是熙宁八年，大宋变法进入深水区，阻力愈大。
  为了安抚利益受损的宗室，神宗皇帝曾赐胞弟岐王赵颢、嘉王赵頵玉带。
  两位亲王就算有这贼心也没这贼胆，也不敢安心享用皇帝的赏赐，乃上奏：
  “蒙赐方团玉带，著为朝仪，乞宝藏于家，不敢服用。”
  神宗皇帝亲赐的东西哪有收回的道理，当即命工匠雕琢有别于天子形制的玉带赐给两位皇帝。
  赵颢、赵頵还是不敢受，固辞，皇帝却坚持下赐。
  被逼无奈之下，二人只能请加佩金鱼区别天子之物，以避人言。
  神宗欣然同意，以玉鱼赐之。
  自此之后，大宋亲王才开始佩玉鱼。
  第三次是大观年间，童贯统率大军收复青唐，教主道君皇帝参照熙河故事，以随身排方玉带赐予劳苦功高的鲁国公蔡京。
  彼时，蔡京已进太师，天子认为三师礼当异，特许其人将玉带施于公服。
  蔡京是何等人，如何会在这事上给自己找不痛快，力辞不许，乃乞琢为方团。
  如今是第四次，天子毫无征兆地赐皇太子赵桓碾玉龙束带，而后者竟也不知避嫌，竟然将之大咧咧地带上了殿。
  这下，所有朝臣都知道了教主道君皇帝去意已决，真的要跑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