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七年（公元974年），继承后周开拓之势的大宋确定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先后攻灭了荆南、湖南、后蜀等国，又出动大军攻打已经自降封号的南唐。
  宋军兵围金陵城，唐军负隅顽抗，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下诏，命南唐后主李煜来汴京朝见自己，实际就是劝降。
  李煜担心一去不复返，不敢奉诏，乃遣其国吏部尚书徐铉入朝。
  徐铉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
  出身军汉的赵匡胤却不愿跟弱者继续磨磨唧唧，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自己的目的。
  “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
  自此之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便成了强者肆意欺凌的弱者的绝佳借口。
  一百五十多年后，由宋臣造反起家的徐泽北伐灭辽，坐拥京东和燕云，又全取两河，并力压金、夏、高丽、日本等国，成为当世最强之国。
  只要稍微懂点历史的人，就能明白立国后一直在飞速扩张的大同帝国肯定不会放弃“天下一家”的努力，其下步目标必然是软弱无能屡屡割地求和的大宋。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大宋王朝成为大同帝国“卧榻之侧”的“酣睡者”。
  危机感极强的教主道君皇帝最是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且未雨绸缪，早几年前便启动了迁都计划，却因臣子们不愿放弃切身利益而一再受阻。
  之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赵佶不愧为赵氏子孙，对太祖皇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句话的理解远超他人。
  只不过，大同帝国的动作比赵宋君臣预料的还要快还要急。
  宣和七年正月，刚刚全取河东和河北，尚未完全消化这两地的大同帝国便传出了大规模扩军的消息。
  自徐泽公开造反后，宋军在战场上一败再败，赵宋朝廷只能反复割地赔款，试图喂饱徐泽以求喘息之机。
  事实证明，割肉饲虎只会让老虎更加贪婪。
  幻想两国和平相处的赵宋臣子被这一计响亮耳光打醒后，总算意识到教主道君皇帝的先见之明，同意迁都，却又在具体方案上扯皮。
  两个月后，大同帝国借口护航南粮北运，出动海军攻占赵宋通州崇明镇，封锁长江入海口。
  惊获此消息，教主道君皇帝赵佶当即抛下了屡屡拖其后腿的朝廷，带着御营匆匆逃到陪都临安城，由此引发了东京百姓大逃亡。
  经历此乱后，聚天下之财而兴盛的东京市场迅速萧条下来。
  百姓生活质量急剧衰退，加之守备兵力大减，很多人盼着同军赶紧南下轻取这座七朝古都，以早日结束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为了在“即将爆发”的开封府大战中博取富贵，张三、李四等人阴谋蓄养亡命之徒，却因错误判断大同攻宋之战的时机而耗尽家财。
  他们不知道的是大同这次扩军确实是为了攻打赵宋，只不过非常重视情报战的正乾皇帝这次反其道而行之，提前放出了扩军的消息以催促赵宋加快迁都进程。
  徐泽的目标当然不是张三这类人，后者不过被殃及的池鱼而已。
  大人物与普通人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可同日而语，影响力也相差天壤。
  前者的一念之差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很多人，既能让他们生，也能让他们死，还能让他们生不如死。
  苦盼同军南下而不得的“义民”们等得心焦冒火，负有守土之责的赵宋知开封府事东京留守王黼也忐忑不安。
  其人身居高位，视野更加开阔，掌握的信息面自是混市井的张三等人不能比，心思自然更加复杂。
  去年底，大同帝国派人接替郭易简知明州事的消息在同宋两国刻意的隐瞒下，知道的人并不多，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折。
  今年八月，大同的将军关胜又率整编后的同军第六军四千余人由昌国县出发，跨过定海湾，进驻明州治所鄞县。
  五年前，徐泽接受了赵宋朝廷的请求，率万余精锐南下平定方腊之乱。
  但大功未成，顽抗同舟社推行的税法改革的沂州大户祝朝奉、李应等人便趁京东路空虚裹挟百姓作乱，徐泽只得提前赶回京东东路平叛。
  临行前，其人上奏朝廷，将招降的越州贼军八千人一分为二，并就地安置以“屯田恕罪”。
  其中，鲁智深、朱言部五千人安置在越州剡县，王英部三千人安置在明州昌国县。
  剡县在四明山、会稽山、沃洲山之间，昌国县则孤悬海外，地理上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算是徐泽在江南公开打下的楔子。
  彼时，赵宋朝廷一再败于京东贼人李子义之手，又耗费巨力平定方腊之乱，接连大战，国力已疲，民怨沸腾。
  而徐泽提前回到京东东路，很快就会要求朝廷兑现转让河北东路供其北伐的战前承诺，偏偏教主道君皇帝早就想好了要抵赖，京东或河北肯定会因此而起事端。
  对赵宋朝廷来说，若是解决不了京东与河北的危机，江南收拾得再好都没有意义，便只能捏着鼻子认下了此事。
  再之后，大名府一战，宋军精锐尽覆，别说遏制徐泽，后者不造反攻进开封府就是万幸了。
  由此，自方腊之乱后，赵宋朝廷就失去了明州的实际管辖权，越州也只能管部分。
  因而，关胜率军从同属于明州的昌国县入驻鄞县，倒是没有引起宋人的过度关注。
  消息传到临安，便被缩在城中练字作画的教主道君皇帝再次压了下去，仅有王黼这等级别的重臣才知道。
  但这次的事显然跟郭易简和李石的交接不一样，并不是同军境内移防这么简单。
  明州实在这之前际为大同帝国所据，名义上却仍归赵宋所有，而同军驻守其地则代表着大同正式宣示对明州的所有权。
  结合两个月前的崇明镇事件，可以看出大同不再不满足于坐等赵宋搞事然后反击，开始主动出击，大同对赵宋的策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而且，这次同军正式驻守赵宋的大后方——江南，代表着正乾皇帝已经着手与赵宋爆发全面战争的准备了。
  实际也是如此。
  秋收前，驻守河东路的同军第三军斥候便频繁越过两国边境，抵近赵宋永兴军路绥德军义合寨侦察，并肆意攻击前来驱逐的宋军。
  同宋两国关系急剧降温，大战将起的形势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
  所缺的，只是大同帝国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或者其他什么借口走个过场，向赵宋王朝正式宣战了。
  去年底才复任的保静军节度使种师道便接连上奏，判断同宋两国的大战不可避免，提醒朝廷勿要再存侥幸，应该深入动员，准备与大同进行不死不休的全面战争。
  其人还言之凿凿地预言同军下步的攻击目标就是陕西诸路，请求朝廷给予陕西更多粮草甲械支持，以用于在太原府之战中遭受重创后一直没有补全编制的西军备战。
  教主道君皇帝确实不知兵，却也属于当世智商最高的一批人，怎么可能被这老军头的话术手段轻易忽悠？
  两年前，太原府救援战失败，将门势力受到重挫，赵佶派童贯再次坐镇陕西诸路，以统合西军，应对同军可能发起的继续进攻。
  童贯统帅西军多年，威望较高，却也没办法空口白牙说服刚刚打了败仗的众将士为朝廷继续卖命。
  其人除了向朝廷推荐提拔一干中低级军官以逐步取代老牌将门让出的空缺外，便是金钱开路激励士气了。
  赵宋丘八就是这点好，不管之前打了多烂的仗，只要大把的钱财下去，原本低落的将士们士气就能起来。
  随后，童贯又上奏朝廷，陆续恢复了太原之战中受创的西军诸部。
  这中间肯定会有一些军头借机瞒报人数吃空饷，但童贯治不了的军中问题，换其他人更治不好。
  而且，大同若要掀起两国大战，无论是攻打淮南东路、京东西路，还是京畿路，都远比直接进攻地形险要的西军老巢的风险更小收益也更大。
  所以，种师道此奏纯粹是睁眼说瞎话。
  或者说，其人就是代表西军的大小军头向朝廷喊话。
  种师道这老滑头分明是看到了朝廷召童贯回临安加强防务，陕西诸路再无帅臣能够压制其人，借口同军的威胁而不愿挪窝罢了。
  赵宋朝廷与军头将门互相需要又相互防范，没有西军将门军头的支持，赵宋面对大同确实很没有底气。
  但没了朝廷不遗余力地为西军输血，就靠陕西诸路那点可怜的出产，西军将门军头们照样翻不起浪来。
  二者实际上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谁。
  真到了大同南侵，赵宋王朝有社稷覆灭之危时，西军还是得乖乖进京勤王。
  因而，赵佶并没有继续满足西军将门军头们的无理要求。
  但其人并没有一味打压，而是主动放弃了调种师道到东京留守司抵御同军的计划。
  后者也读懂了教主道君皇帝的旨意，之后便闭口不提西军补充之事。
  二者就这样别别扭扭地继续熬下去，直到哪一方先熬不住倒下为止。
  所以，同宋两国敌对数年，赵宋朝廷也整军备战了数年，可真到了大同有意大举南下时，教主道君皇帝手中还是没有敢战之兵。
  面对这样的窘迫局面，赵佶面对同军从北到南由东到西全方位试探和挑衅，也只能选择忍让为先。
  教主道君皇帝一面严令各地平息内乱，务必确保秋税钱粮及时保量运抵临安，以用于朝廷扩军备战，并继续加强南阳府防御体系建设。
  一面派出使者前往大同，陈述本国“事大之礼甚恭”，以求消除两国之间的误会，尽量避免或拖延大战爆发的时间。
  不过，已经远离中枢的王黼并不怎么关心朝廷对大同的应对措施。
  其人以太傅楚国公之尊留守东京知开封府事，实际上已经被教主道君皇帝遗弃了，天子都没信心守住的城池，他一个臣子又如何守得住？
  本就有心做带路党的王太傅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受领留守东京的任务后，其人就做好了拱手送上开封府，以换取自己在大同帝国继续发光发热的政治资源。
  这几个月里，王黼冒着极大的风险，先后三次派出自己的心腹穿越过境，尝试联系大同朝廷卖身投靠。
  结果，都是石沉大海，以往对其倍加关照的正乾皇帝仿佛遗忘了其人。
  而大同帝国针对赵宋王朝的一系列行动，也似乎有意避开近在咫尺的开封府，对这座可以轻易拿下的王气汇聚之地兴致缺缺。
  甚至，连斥候不愿派过河。
  导致酸枣、阳武一线的守军只能老实守城，想来个遇敌即溃的意外都不可能。
  东京城却因为沦为战区而一天比一天更加萧条，百姓逃亡不断，军队士气低落，走不脱的军民情绪日渐焦躁，照此形势发展下去，城内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内乱。
  留守东京便如悬崖上走单绳，一个不注意就是粉身脆骨的结局。
  心向大同，却“报国”无门，让王黼如何不忐忑？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当其人的“报效之心”经由大同外部情报司第三次转送正乾皇帝后，圣天子徐泽终于有了回音。
  “赵宋立国一百六十余载，岂能没有忠臣义士？”
  这道秘旨是口谕，态度也很模糊，并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接纳王黼的投效。
  既可以理解为徐泽辱骂王黼身为赵宋重臣却争着卖国的无耻行径，逼其人为知耻而后勇，为赵宋朝廷尽忠。
  也可以理解为正乾皇帝对东京没有忠臣义士阻止王黼的卖国行为感到疑惑，不信其人的投诚，不想犯险接收开封府。
  若是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摸不着头脑。
  但王太傅如此八秒玲珑的人物，又多次出使大同与正乾皇帝多有接触，自然难不倒。
  收到正乾皇帝口谕的半个月后，王黼便以东京暗流涌动，部分奸人趁机散布谣言欲要作乱为由，抓获了一批“有异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