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最难的是自己打倒自己
作者:我欲乘风归 更新:2024-06-04 02:08
无论是范仲淹还是吴遵路,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自己身上的士大夫身份,同样也习惯了这种特权,在他们看来这是读书人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后所应该得到的回报。
多年来他们若非亲眼所见,几乎已经忘了杂税的存在,但在这次灾情之中,叶安再次将实施揭露的时候,两人甚至难以接受。
此时的他们回过头来才发现,原来大宋的百姓就算是不遇到天灾也会不举子,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是啊!别说是这两人了,就算是叶安自己也快忘记自己已经成为大宋的特权阶级,已经开始享受这些特权所带来的福利。
但当他看到眼前这一切的时候,心中的酸痛还是涌了出来,相比于范仲淹和吴遵路这种官宦人家出来的士大夫,叶安这种本就有着不同价值观的“普通人”便再也难抑心中的愤怒。
叶安与秦慕慕无论怎么融入这个时代,但在他们二人心中一直将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他们的立场和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于这个时代的人。
换句话来说,他们看待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有一种“同理心”,会下意识的将自己带入到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可大宋的士大夫不同,他们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治理天下的,有些人天生就是要被管理的,有些人十年寒窗成为士大夫后就应该享受特权,有些人出身的好就应该享受身份所带来的特权。
所以无论大宋如何的压榨底层百姓,无论地方上的百姓如何发动农民起义或是造反,对于大宋的士大夫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他们已经是特权阶级的一部分了,如何会“自己打倒自己”?!
不过汉民族从来都不缺乏逆向而行的英雄,叶安这种人做不了英雄,但他能做英雄背后的推动者,就算范仲淹不想做这个英雄,他也要将他推上去……
果然,叶安的话让范仲淹与吴遵路二人听得大汗淋漓,两人面红耳赤的模样恨不得在地上寻个缝隙钻进去。
叶安没有选错人,如果对面的是吕夷简,那老家伙会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听着叶安的话;如果对面时王曾,他一定会感慨万千最后不了了之;如果对面是张士逊、李迪二人,恐怕在叶安说出第一句话后他们便会远远的跑开。
但现在对面的是范仲淹,这个曾经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你可以怀疑他的能力,可以怀疑他的手段,但无需怀疑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有些人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只要在合适的时候激发出来,那便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范仲淹被叶安说的无地自容,但却没有逃避,吴遵路在边上思虑良久,最终看向了范仲淹。
这两人早就认识,或者可以说是至交好友,否则范仲淹也不会千里迢迢的跑到通州来,这里是江淮的最东面,靠近大海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灾情不会太过严重。
吴遵路有能力,有手段,但却需要一个主心骨,范仲淹便是他的主心骨。
“想要国朝永不收取杂税,恐难一蹴而就,眼下可先免除江淮杂税,再徐徐图之,毕竟事关国朝公帑,边军,公费所用甚巨,朝臣恐难附议……眼下还是当以赈灾江淮灾民为要!”
范仲淹说的是实话,但话语中也透露出无奈,他岂能不知大宋的苛捐杂税太多,太重,但眼下的大宋已经离不开苛捐杂税。
叶安不再言语,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宋的商品经济已经足够繁荣,只不过税收政策并不完善,也不公平。
看向一脸无奈又纠结的范仲淹,叶安转头又看了看皱眉苦思的吴遵路,忽然笑道:“二位最少已经认同了苛捐杂税应当革除,这已是极好,至于如何革除,需要多久,还需好生筹划,小子只是一时激动,以咱们三人现在的官职,想要做到这些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只需心中挂记此事,终究有事成的一天,冒然上谏反不能有效,就如当初长生推行茶榷新法一般,最终胎死腹中啊!”
叶安也被当初改革的失败所打击,冒然推行改革的下场他也领教过,自己被人横加指责都是小事,改革失败迎来的反扑却是害人害己。
谨慎些并没有错,毕竟王安石那种神经质式的改革结果众所周知,最终倒霉的还是寻常百姓而已。
大宋眼下的环境还算稳定,白莲社尚且不成气候,只需早些剿灭,并不会有扩散的风险,但积弊以深,迟早有一天要革除旧制,否则大宋还会走上恶性循环。
只要在范仲淹的心中种下种子,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他推行的庆历新政是不错,其中保罗了吏治改革,恩荫改革,贡举改革,富国强兵等诸多政策,可对大宋的税法几乎毫无改变。
这就是最不合理的地方,只有让百姓的生活好了,国家才会稳定,事实上废除杂税所带来的回报甚至更多。
但这些他们都看不见,叶安觉得自己依靠范仲淹改革税法的想法有些不着边际,因为这么多天相处下来,无论是范仲淹还是吴遵路,甚至是应天府的吴育都看到了苛捐杂税对百姓的压榨,但却没有发现其中的经济规律。
在他们看来废除杂税就意味着朝廷的收入减少,意味着可用的国帑减少,而从未想过再制定一个合理的税法来弥补这些,更没有想过利用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利用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
就像范仲淹的赈灾大多是发放粮食,舍粥,置药,修建草舍等手段,简单粗暴的将百姓安置下来,而在叶安提出以工代赈之前极少有变化一样。
吴遵路为何成功的遏制通州的灾情,走海运卖粮是一方面,更多的则是他想到了以工代赈,保住百姓饭碗的同时,也保住了通州的经济生产。
叶安在通州的公廨中伏案疾书,改革税制的事还是自己来吧!范仲淹……不,甚至是大宋的朝臣当中能通晓经济运行规律的也只是凤毛麟角,让他改革政治没问题,让他改革经济那就是强人所难了。
不过眼下唯一达成共识的好事不是没有,范仲淹再一次拉着叶安与吴遵路联名上疏,请求赵祯免除江淮今年的夏秋两税,同时免去各项杂税。
并且在奏疏中着重强调了这项举措必须派人监督执行,以免政策无法顺利传达到地方百姓那里,避免地方官员拒不执行。
能想到这一点,已经说明范仲淹的思虑周密,他已经认识到政策在地方执行的重要性……可惜这些在叶安看来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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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他们若非亲眼所见,几乎已经忘了杂税的存在,但在这次灾情之中,叶安再次将实施揭露的时候,两人甚至难以接受。
此时的他们回过头来才发现,原来大宋的百姓就算是不遇到天灾也会不举子,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是啊!别说是这两人了,就算是叶安自己也快忘记自己已经成为大宋的特权阶级,已经开始享受这些特权所带来的福利。
但当他看到眼前这一切的时候,心中的酸痛还是涌了出来,相比于范仲淹和吴遵路这种官宦人家出来的士大夫,叶安这种本就有着不同价值观的“普通人”便再也难抑心中的愤怒。
叶安与秦慕慕无论怎么融入这个时代,但在他们二人心中一直将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他们的立场和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于这个时代的人。
换句话来说,他们看待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有一种“同理心”,会下意识的将自己带入到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可大宋的士大夫不同,他们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治理天下的,有些人天生就是要被管理的,有些人十年寒窗成为士大夫后就应该享受特权,有些人出身的好就应该享受身份所带来的特权。
所以无论大宋如何的压榨底层百姓,无论地方上的百姓如何发动农民起义或是造反,对于大宋的士大夫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
他们已经是特权阶级的一部分了,如何会“自己打倒自己”?!
不过汉民族从来都不缺乏逆向而行的英雄,叶安这种人做不了英雄,但他能做英雄背后的推动者,就算范仲淹不想做这个英雄,他也要将他推上去……
果然,叶安的话让范仲淹与吴遵路二人听得大汗淋漓,两人面红耳赤的模样恨不得在地上寻个缝隙钻进去。
叶安没有选错人,如果对面的是吕夷简,那老家伙会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听着叶安的话;如果对面时王曾,他一定会感慨万千最后不了了之;如果对面是张士逊、李迪二人,恐怕在叶安说出第一句话后他们便会远远的跑开。
但现在对面的是范仲淹,这个曾经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你可以怀疑他的能力,可以怀疑他的手段,但无需怀疑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有些人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只要在合适的时候激发出来,那便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范仲淹被叶安说的无地自容,但却没有逃避,吴遵路在边上思虑良久,最终看向了范仲淹。
这两人早就认识,或者可以说是至交好友,否则范仲淹也不会千里迢迢的跑到通州来,这里是江淮的最东面,靠近大海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灾情不会太过严重。
吴遵路有能力,有手段,但却需要一个主心骨,范仲淹便是他的主心骨。
“想要国朝永不收取杂税,恐难一蹴而就,眼下可先免除江淮杂税,再徐徐图之,毕竟事关国朝公帑,边军,公费所用甚巨,朝臣恐难附议……眼下还是当以赈灾江淮灾民为要!”
范仲淹说的是实话,但话语中也透露出无奈,他岂能不知大宋的苛捐杂税太多,太重,但眼下的大宋已经离不开苛捐杂税。
叶安不再言语,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宋的商品经济已经足够繁荣,只不过税收政策并不完善,也不公平。
看向一脸无奈又纠结的范仲淹,叶安转头又看了看皱眉苦思的吴遵路,忽然笑道:“二位最少已经认同了苛捐杂税应当革除,这已是极好,至于如何革除,需要多久,还需好生筹划,小子只是一时激动,以咱们三人现在的官职,想要做到这些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只需心中挂记此事,终究有事成的一天,冒然上谏反不能有效,就如当初长生推行茶榷新法一般,最终胎死腹中啊!”
叶安也被当初改革的失败所打击,冒然推行改革的下场他也领教过,自己被人横加指责都是小事,改革失败迎来的反扑却是害人害己。
谨慎些并没有错,毕竟王安石那种神经质式的改革结果众所周知,最终倒霉的还是寻常百姓而已。
大宋眼下的环境还算稳定,白莲社尚且不成气候,只需早些剿灭,并不会有扩散的风险,但积弊以深,迟早有一天要革除旧制,否则大宋还会走上恶性循环。
只要在范仲淹的心中种下种子,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他推行的庆历新政是不错,其中保罗了吏治改革,恩荫改革,贡举改革,富国强兵等诸多政策,可对大宋的税法几乎毫无改变。
这就是最不合理的地方,只有让百姓的生活好了,国家才会稳定,事实上废除杂税所带来的回报甚至更多。
但这些他们都看不见,叶安觉得自己依靠范仲淹改革税法的想法有些不着边际,因为这么多天相处下来,无论是范仲淹还是吴遵路,甚至是应天府的吴育都看到了苛捐杂税对百姓的压榨,但却没有发现其中的经济规律。
在他们看来废除杂税就意味着朝廷的收入减少,意味着可用的国帑减少,而从未想过再制定一个合理的税法来弥补这些,更没有想过利用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利用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
就像范仲淹的赈灾大多是发放粮食,舍粥,置药,修建草舍等手段,简单粗暴的将百姓安置下来,而在叶安提出以工代赈之前极少有变化一样。
吴遵路为何成功的遏制通州的灾情,走海运卖粮是一方面,更多的则是他想到了以工代赈,保住百姓饭碗的同时,也保住了通州的经济生产。
叶安在通州的公廨中伏案疾书,改革税制的事还是自己来吧!范仲淹……不,甚至是大宋的朝臣当中能通晓经济运行规律的也只是凤毛麟角,让他改革政治没问题,让他改革经济那就是强人所难了。
不过眼下唯一达成共识的好事不是没有,范仲淹再一次拉着叶安与吴遵路联名上疏,请求赵祯免除江淮今年的夏秋两税,同时免去各项杂税。
并且在奏疏中着重强调了这项举措必须派人监督执行,以免政策无法顺利传达到地方百姓那里,避免地方官员拒不执行。
能想到这一点,已经说明范仲淹的思虑周密,他已经认识到政策在地方执行的重要性……可惜这些在叶安看来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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