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务平后来发狠，在母亲刘凤珠和父亲曹心立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有可能，他一定要把自己亲弟弟曹务成送到平川大牢里去好好休息几年。曹心立听后，一般情况下都不做声，有时，也骂曹务成两句。刘凤珠却吓得要死，一边央求小儿子不要再告，一边要大儿子别和自己弟弟计较。这个母亲在尽一切可能进行调解。
  两个儿子不接受调解，全不买母亲的帐。
  小儿子说：“妈，我这是忍无可忍，你家曹市长要把我往死路上逼，连个饭碗都不给我了，我不告下去行么？他平川不受理，我告到省里去；省里不受理，我告到中央，告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我有最好的律师。”
  大儿子说：“让他去告好了，我最多输掉这场官司。可你家那个宝贝儿子还想不想在平川呆下去了？我还就不信我日后收拾不了你家这个小无赖！”
  做母亲的刘凤珠气死了，骂过小儿子，又骂大儿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你们还认不认我这个妈了？开口闭口‘你家’、‘你家’。你们都只有一个家，都只有一个妈！”
  小儿子说：“妈，看在您老的份上，要我不告你家曹市长也行，但有个条件，他马上给我的公司注册，再给我赔礼道歉，精神损失赔偿费我也就不提了。”
  大儿子说：“休想！我宁愿公开输掉这场官司，也不给你家这个小无赖注册新的骗人公司，更不会去道歉！妈，你看看我们胜利煤矿的工人同志们过的什么日子，再看看你家小无赖过的什么日子，也就能理解我的心情了！”
  每到这时候，曹心立总会叹着气说：“老太婆，我看你就别管他们的事了。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他们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不会为了你的眼泪就在各自的立场上让步的。尤其是务平。你别说我又偏袒他，官官相护。他多难呀，当着常务副市长，还兼着市委副书记，管着全市那么一大摊子工作，市里那么多不景气的厂矿都要他过问，这个不争气的混帐东西竟还要告他，也是太不像话了！我看呀，务成这坏小子真到大牢里去休息几年，让务平安心工作也真不是坏事哩。”
  刘凤珠实在没有办法，嗣后也就不大去管两个儿子的事了。
  …………
  这时，曹务平手中的事情真是多极了。八县市的一千一百里市县公路已在吴明雄的主持下上了马，虽说市委、市**有专门的班子负责，可作为常务副市长，要曹务平一天到晚参与协调处理的事并不少。市里的总体经济走出了低谷，但开不上工资的厂矿仍有不少。像胜利煤矿，虽说不吃大食堂了，可仍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工资发百分之六十，有时发百分之八十，几乎从来没发过全工资。
  胜利煤矿这个老大难单位，是曹务平代表市委、市**亲自蹲点抓的。和弟弟曹务成的官司即将开打时，曹务平正在酝酿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整个衰败的胜利矿由平川市划给民郊县，全矿一体实施联采，让河西村庄群义的万山集团名正言顺地和矿方携手，以乡镇企业的办法管理经营整个煤矿，以期走出绝境。
  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这个改革方案时，曹务平胸有成竹地说：“这一步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晚走不如早走，被迫走不如主动走。河西村万山集团和胜利矿三年多的联采试点证明，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不但用不着吃财政补贴，矿产资源税还可以收上来，联采队的工人也可以拿到全额工资奖金，是于国、于民、于企业都有好处的事情。估计不应该有太大的阻力。修环城路时，我到胜利矿的施工队调查过，吃大锅饭和不吃大锅饭就是不一样。当把施工队五百人的铁饭碗端掉，完全按农民包工队伍一样管理时，这支队伍表现出的素质是全路最优秀的！他们的拼命精神让现场总指挥严长琪同志感动得落了泪。”
  根据曹务平的方案，胜利煤矿从一九九六年一月起，全部固定资产和八干五百名职工划归民郊县，由民郊县委、县**具体负责组织该矿和万山集团的全面联合。离退休人员由民郊县负责，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真正做到老有所养。其他在职人员，保留全民身份不变，保留档案工资，离退休时照常享受国家规定的全民待遇，但在在职工作期间，一律实行真正的合同制。
  曹务平把试点方案一介绍完，市长束华如就第一个表态说：“这个方案比较圆满，看得出，务平同志为此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很符合胜利煤矿的实际。但我要提醒一点、那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胜利矿怎么说也还是个县团级单位，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为了顺利实施务平同志的改革方案，我意可考虑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一，让胜利矿现矿长兼党委书记肖跃进兼民郊县委副书记，万山集团董事长庄群义兼县政协副主席或县人大副主任。这表明市委、市**对胜利矿的行政级别不予降格。在这种前提下走这深化改革的一步，可能会减少一些阻力，至少是干部的阻力。”
  吴明雄没急于表态，而是问曹务平：“你了解过没有？胜利矿的最大开采期还有多少年？在无煤可采的时候又怎么办？如果储量还很大，还能有较长的开采期，会不会造成国有资源的流失？”
  曹务平说：“根据现存的地质资料看，按现在的开采速度，胜利矿所属煤田，最多还可开采七到十年，而且大都是深部薄煤层，不存在什么国有资源的流失问题。而有这七到十年的转轨时间，再加上和乡镇企业的全面合作，胜利矿劳动力从地下向地上的转移是可以完成的。”
  吴明雄仍是犹豫，又提议说：“我看是不是这样：在本次常委会上先不要急于定，把改革试点方案再拿到市人大、市政协多听听意见好不好呢？胜利矿的事大家都比较了解，集思广益总没坏处嘛！”
  曹务平有些不满了，说：“吴书记，我这可都是根据您和束市长的意思作了深入调查后拿出的意见呀！改革的阵痛有时不可避免，我也想了，可能会有人叫一阵子。但是，我们既然要把胜利矿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就得使自己的神经坚强一点。”
  吴明雄笑道：“好你个曹务平，倒怪我神经不坚强了！束市长提出的问题，你认真想过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确是不可低估嘛！把一个县团级煤矿划给县里，实施和乡镇企业的联合，这在全国都没有过，是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这种尝试的精神和大的路子是对的。但是，这毕竟触及了胜利煤矿干部群众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原有的体制。体制是个大问题，不能等同于水利上的以资代劳和修环城路时的市民捐款。出点钱，捐点款，就算他不情愿，也不过骂两句娘。而涉及到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搞不好他会和你拼命哩。”
  曹务平不禁有些困惑，盯着吴明雄问：“吴书记，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胜利矿的改革试点就不搞了？”
  吴明雄摇摇头说：“务平，我是建议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把我们的方案尽可能搞得圆满一些，不是说不搞。不改革，像胜利矿这种单位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只是，我们千万要记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搞任何改革，都不能以牺牲稳定为代价，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不流血的革命，演变成流血的动乱。”
  这时，肖道清说话了。谁也没想到，这二年除了自己分管的计划生育和工青妇范围，对啥事都不表态的肖道清，这一次对曹务平的改革方案竟持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
  肖道清说：“我看，务平同志的这个方案还是切实可行的。对胜利矿，大家都很清楚，除了痛下决心，进行这种断绝后路的彻底改革，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几年来，输血也输过，拨款也拨过，会开了无数次，办法想了无数个，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吴书记有些担心，怕出乱子，我倒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胜利矿的工人们这几年待岗待怕了，现在搞全面联采，有活干，有钱挣，工人同志们一般来说会心满意足的。就算万一闹出点意见，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煤矿嘛！还能闹出什么了不得的大名堂？！在这方面我就有过判断失误嘛。当年南水北调工地上，水长县一万三千民工停工，我以为要动乱了，可事实证明，根本没有什么动乱，陈忠阳同志一到场，马上处理掉了。”
  吴明雄仍坚持说：“这不一样。当年水长是一时一事的突发性事件，而今天这个胜利矿，是涉及到八千五百多人根本利益的大事，真闹起来，就会没有休止，甚至会闹到省里去。所以，我的意见还是不要急于定，大家还是就务平同志的这个方案多听听不同意见为好。”
  吴明雄一锤定音，第一次常委会没就胜利煤矿的改革方案形成任何决议。
  当晚，肖道清很难得地打了个电话给曹务平，说：“务平呀，今天你看出吴明雄的另一面了吧？！他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无私无畏？不太对头吧！对胜利矿，明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连我这种靠边站的局外人都看出来了，吴明雄会看不出？他反对你的方案是什么意思呀？”
  曹务平知道肖道清自从坐了冷板凳之后，对吴明雄怀恨在心，两年来一直在背后搞吴明雄的小动作，怕被肖道清钻了空子，便淡然说：“吴书记也不是反对我的方案，只是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嘛。”
  肖道清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务平老弟呀，你这就不懂政治了吧？你到现在还没看出来么？这个老同志还想往上爬呀。你想想，他马上要到点了，退二线往哪退呀？还不是想往省里退么？这几年，他吴明雄用咱平川人民的血汗，挣下了自己的赫赫名声，能不想着到省里弄个副省级玩玩？他既想弄这个副省级，还有心思再干事？我和你说到底算了，你这辛辛苦苦搞下的方案，就先锁在抽屉里吧！啥时等吴老头搂着个副省级退下来了，你再去干吧！”
  曹务平严肃地说：“肖副书记，我看你也是太过分了！就算吴书记不同意这个方案，也自有吴书记的道理，什么往上爬？什么副省级？你这是和我谈工作，还是在背后搞小动作？！”
  肖道清在电话里冷笑起来：“我搞什么小动作？现在，我可以严肃地和你说清楚：鉴于吴明雄现在这种很不健康的精神状态，你不要指望这个方案能被通过！就算你曹务平是他的亲儿子都不行！我可知道这个老同志的狡诈了！他既不会让你把这份改革的功劳抢到手上，也决不愿为你主持的改革试点担一点风险！人家现在准备功成身退。你懂不懂？！”
  说罢，肖道清把电话挂断了。
  这让曹务平心里很不舒服……
  然而，胜利矿的改革方案最终还是在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
  是在胜利矿矿长兼党委书记肖跃进、矿党委副书记姚欣春到场列席的情况下，综合了市人大、市政协的修改意见后才通过的。
  通过的改革方案明确了胜利煤矿保持县团级原待遇不变，肖跃进兼任民郊县县委副书记，主持胜利矿的日常工作和生产。为不造成胜利矿干部工人可能产生的抵触情绪，对庄群义的组织安排留作下一步考虑，现阶段庄群义仅以经营副矿长的身份主管生产资金的组织和煤炭的营销。
  通过这个方案时，吴明雄确是迟迟疑疑的。
  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吴明雄又把曹务平单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和曹务平语重心长地交待了一番，要曹务平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如何，决不可激化矛盾。吴明雄甚至明确地对曹务平说，如果这个试点搞不下去，随时可以停下来。试点毕竟是试点，希望成功，也允许失败。
  曹务平觉得吴明雄像换了个人似的，便稍有不满地抱怨说：“吴书记，搞水，搞路，搞城建，您多大的气魄呀！咋在胜利矿搞一个于工人于国家都有好处的改革试点，您这么担心？您老让我解放思想，放手工作，咋我一放手工作了，您就怕起来了？”
  吴明雄笑了，拍着曹务平的肩头说：“务平，你说我个人怕什么？我今年已经五十九了，再有半年就要退下来了。我担心的还是胜利矿干部工人不理解我们让他们吃上饭的苦心，闹出乱子来。现在的局面那么好，如果出现几百、千把号人到市委、市**门前来静坐上访，社会影响就不好了。”
  曹务平不由地想起了肖道清的电话，愣了一下，问：“吴书记，您是不是能和我说句心里话？您是不是觉得自己年龄快到了，就……就不愿再像过去一样为咱平川，为咱的改革大业去拼一拼了？就想功成身退了？吴书记，我这么问，您千万别生气，我敢这么问您，正是因为我尊敬您，把您当做我的榜样，才在这种纯属私人的场合直言不讳的。”
  吴明雄没生气，可也没回答曹务平的话，反问曹务平：“务平，你多大了？”
  曹务平说：“吴书记，您知道的，我今年四十三岁，比肖道清小两岁。”
  吴明雄若有所思地说：“四十三岁，这就是说，到六十岁，你还能干十七年。这十七年可不简单哪，是最成熟，最富创造力的好时候。如果我吴明雄是四十三，而不是五十九岁，我该能再做多少事呀！”
  曹务平心里有些难过，便说：“吴书记，要是您真不放心，我看就把这个方案再摆摆，等过半年后再考虑吧。”
  吴明雄一怔，说：“咋？等我退下来，让你们这帮年轻人去担风险？你这个曹务平呀，真是把我老头子看偏了哩！不管有多大的风险，只要它是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从改革的大局出发，我吴明雄都敢担！我还是那个话，在我吴明雄任平川市委书记期间，决策上出了问题全算我的，我是一把手。”停了一下，才又恳切地说，“务平同志，你就大胆去干吧。张大同的纺织机械和田大贵的康康集团不是杀出一条血路来了么？也许……也许胜利煤矿熬过今天黎明前的黑暗，也能杀出一条血路哩！”
  这让曹务平挺感动的，吴明雄还是吴明雄，肖道清的挑拨离间实在是可恶而又可笑的，于是，便点点头说：“好，有您老书记和大家的支持，我就尝试着改改看吧，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及时把步子慢下来，或者停下来就是。”想了想，最终还是把肖道清挑拨离间的话和吴明雄说了一下，要吴明雄注意一下肖道清的非正常举动。
  吴明雄轻蔑地一笑，说：“这个人我看是不可救药了。这两年来，他哪天不在搞小名堂？这回大概又嗅到什么好闻的气息，自以为有什么空子可钻了！可我们还是按过去的办法办，不睬他，不管他，我们的决策和决策的实施，仍然不要受他的干扰和影响！”
  曹务平说：“不过，这次和以往不同，我确实觉得有些意外哩。我可真没想到，肖道清的观点会一下子变过来，竟会主动支持改革，反过来利用胜利矿的改革试点，在背后四处搞您的小动作。”
  吴明雄摇摇头说：“务平同志，你错了，肖道清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观点，没有信仰，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变。我是越看越清楚了，这个年轻人除了他自己的一己私利，再没有别的什么。算了，我们还是不谈他吧！”
  后来，吴明雄又提起了曹务成找曹务平打官司的事，笑着说：“这一阵子，你曹市长可是够忙的呀，听说还做了被告，是不是呀？亲弟弟告亲哥哥，真是一大新闻了。告的也算一绝，不是好人告坏人，而是坏人告好人。务平呀，你看有没有必要让市政法委干涉一下呢？”
  曹务平沉思了一下说：“吴书记，我看还是先不要干涉吧。我想过了，这场官司打一打也好，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完全撇清了我曹务平和他曹务成的关系，让全市人民都看到，曹务平和曹务成不是一回事；其二，不论官司输赢，我们都可以提醒一下司法界，让他们注意到我国法制仍不健全这个事实，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况下的法制建设。”
  吴明雄点点头说：“好，你这想法不错。我的意见是，这两个目的要达到，你这个常务副市长和我们的工商局还都不能输，市政法委还是要过问。务平，你别搞错了，这场官司可不是你们曹家的私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