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瑞前脚到家，女儿王媛媛后脚进门。
  王媛媛面色苍白，满头满脸的汗水，额前的鬓发被汗水粘贴在半边脸庞上，上身的真丝小褂也一片片湿透了，累得只有喘气的份儿。可是，她很高兴，一进门，见着王大瑞就喊着“爸爸”，扑了过来。
  王大瑞扶着瘦弱病态的女儿，心疼得要命，连声埋怨：“媛媛，你咋这么不听话？医生叫你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你咋还是出去了？你不要命了么？！”
  王媛媛兴奋地说：“爸爸，今天我是非出去不行哩！我到我们碾米厂去了，去为我们厂的命运投下**的一票。我们那个下了台的老厂长伙着几个人四处告状，告大贵哥，一直告到市委、市**。今天市粮食局来了个副局长，是老厂长的后台，主持全厂一百四十二名干部和工人开会，要对大贵哥这个新厂长进行民意测验。爸，你说我能不去投大贵哥一票么？我一听说就去了。加上我这一票，大贵哥正好得了九十五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没有我这一票，大贵哥是九十四票，就没有超过三分之二。副局长有言在先，若大贵哥的信任票不超过三分之二，局里就要考虑对厂里这个班子作调整。”
  王大瑞知道女儿对自己年轻厂长田大贵的那一份深情，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作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好，好，你这一票很关键。我们报社评职称，评委会投票时，有的人就差一票没被评上国家记者职称。”
  父女俩挤在厨房弄晚饭时，女儿又说：“一宣布投票结果，大贵哥可高兴了，厂里的姑娘、小伙子们也当场欢呼起来。还唱起了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嘿，每天每日工作忙’。只有老厂长和那个副局长挂着脸。听说市里深化改革的文件已下来了，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都要搬走，谁有真本事谁上，我们这个小厂子看来也有希望了。”
  王大瑞一边洗着菜，一边想：女儿一颗心都在田大贵身上了，根本不清楚这种改革对她意味着什么。是的，田大贵这小伙子很能干，碾米厂在他手里可能会有起色，可对女儿来说，却并没有多少实际好处。女儿工作不到两年就得了白血病，现在已病休了一年多，能保住每月一百块的生活费和一点可怜的医药费就不错了。
  于是，他便叹口气说：“媛媛，大贵当厂长是好事，可你要记住，这与你关系并不太大，你主要还是养病，不要对大贵和厂里抱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女儿很懂事地点点头：“我知道，厂里很难，大贵也很难。深化改革对我这个治不好的病人来说，可能一点好处也没有，可它对我们厂肯定有好处。我相信，大贵哥他们会靠这些改革措施在平川创造出奇迹来！也许到那时……到那时，我们的日子也、也会好过些，再也不用爸爸您四处拉赞助，为我筹集医药费了。想到爸爸您身为党报记者，为拉点赞助四处求人，我心里就难过得想哭。我就想，如果我的病能好，如果还有下一辈子，我就守在爸爸您身边，伺候爸爸一辈子。”
  王大瑞心里一酸，禁不住落下了两行热泪。
  为怕女儿看见，王大瑞忙用衣襟揩了揩脸。
  王媛媛点着煤气炉，开始炒菜时，王大瑞才缓过点情绪，故作轻松地说：“媛媛，你是不知道你老爸哩。其实呀，你老爸拉赞助挺容易的。你老爸是国家职称记者，又是党报工业口记者，认识这么多厂长、经理，到哪儿开开口不能要个三万、两万呀？今天我随便走走，就要了两万五，咱能提两千五，加上报社同事们捐的钱，下月的医疗费不就够了？！”
  王媛媛说：“下月不一定去了，我觉得还好。”
  王大瑞生气了，说：“胡说！你比医生高明？叫你去你就去，别啰嗦。”
  王媛媛哭着说道：“爸，您别瞒我了，谁不知道现在经济滑坡？咱市哪有多少效益好的企业呀？您那赞助好拉么？您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厂长、经理们都叫您王大吹，骨子里都看不起您呀！所以，爸，能省一点，咱还是省一点吧。既是绝症，咱就认吧！我不能把您的身体和名誉都拖垮掉。”
  王大瑞把两只颤抖的手搭在女儿肩上，沉痛地说：“媛媛，我的好女儿，你既知道爸爸这么难，就得好好治病，好好活下去。”
  这话题太沉重，父女二人后来都不谈了。
  吃饭时，女儿又谈起了田大贵和田大贵身边那几个年轻朋友。
  女儿带着陶醉的神情说：“爸，您不知道大贵哥他们对我有多好，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把自己的病全忘光了，一起笑啊，唱啊……”
  说着，便唱了起来：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么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哦，在梦里，梦里见过你。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有人鼓起了掌，掌声很响。
  含泪沉浸在女儿动人歌声中的王大瑞这才发现，原本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碾米厂厂长田大贵，带着他两个年轻同伴走了进来，三人都在鼓掌。
  女儿不唱了，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招呼客人们在屋里唯一的一张沙发上坐下。
  王大瑞只认识田大贵，先还以为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碾米厂的年轻工人，听女儿介绍才知道，那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厂总支副书记，一个是副厂长。
  女儿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们厂这个新班子怎么样？大贵厂长兼书记二十六岁，汤副厂长二十三岁，俞副书记二十四岁，平均年龄二十四点三三岁，只怕整个平川市也找不出这么年轻的班子了吧？”
  王大瑞习惯地说：“好，好，太好了，有时间我就写篇文章给你们吹吹。”
  女儿冲着父亲嗔道：“又来了！你就不能说宣传吗？老是吹吹。”
  王大瑞笑了：“对，宣传，有机会我就帮你们宣传。”
  田大贵很认真地说：“王老师，您还真得帮我们宣传一下呢！不要看我们只是个一百多人的小厂，我们和纺织机械集团一样，也是市委、市**深化改革的头一批试点单位哩。我们这个小班子的构成，不但是市粮食局，连市委组织部孙部长都亲自过问哩。没有市委组织部的全力支持，我们那个只会喝酒的老厂长和那个只会卖计划粮的副局长没准真会把我们搞垮呢。”
  王大瑞问：“你咋得罪他们了？”
  田大贵说：“我哪得罪他们了？我是按市委、市**的改革精神办事。其一，把市委、市**深化改革精神变成具体措施，一一落到实处；其二，走得更远了一点，打破了国营企业的用人机制。我们一上台就宣布了一条：凡是企业急需的人才，不管户口，不论级别，不拘性质，都可以来我们厂工作。不到半个月，真就来了一批能人干将，有农村乡镇企业的采购员，有集体厂的技术员，还有河南的大学生。我们就想筹资改造现有厂房和设备，上一条豆奶粉生产线。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厂长四处告，四处问：这个平川碾米厂还是国营企业吗？田大贵和他那两个穿开裆裤的小伙计想干什么？”
  汤副厂长也说：“粮食局有些领导也说话了，说是碾米厂不是幼儿园，不能让田大贵带着这么几个毛头小伙子胡闹。”
  俞副书记说：“最有意思的还是今天，赵副局长以为田厂长的民意测验票过不了大半数，没想到田厂长竟得了九十五票。这就说明，厂里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拥护我们的改革，这就是人心。”
  田大贵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说：“也不想想，不改革还混得下去吗？过去搞计划经济，你投多少粮，我碾多少米，吃不饱，也饿不死。现在国家把粮价放开了，谁还到你这国营厂来碾米？价格贵不说，态度又不好。好，厂子没活干了，从老厂长到工人，都抄起手做国家主人公，这就年年亏损，三年下来这么个小厂竟亏了二百八十万！还有脸说是政策计划性亏损！我在上任第一天的会上就说了，现在没有计划了，只有政策，市委给我们的深化改革的政策，市场经济的政策！不走向市场，我们这个厂子就没有出路，大家就得失业！现在组织上和大家信任我，我就得带大家去闯市场。即使我田大贵不中用，撞得满头是血，大家还得闯下去，一定要为我们这个国营小厂闯出一条血路来！”
  王大瑞也激动了，大声说：“小田厂长说得好！闯市场就得有这种不怕撞得满头是血的勇气，就得有这种前仆后继的决心。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话：‘螃蟹有人吃，蜘蛛也一定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就不吃了。对这种人，我们是应当极端感谢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都年轻，就是闯出点乱子，也理应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尊敬。”
  说这话时，王大瑞就想，怪不得女儿对田大贵这么一往情深，原来这个田大贵不但相貌英俊，还是个有思想、有气魄的厂长。
  三个年轻人和王大瑞谈了很久，不知不觉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起身告辞时，田大贵才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悄悄放到桌上。
  王大瑞问：“这是干什么？”
  田大贵说：“这是我们三人的一点心意。目前厂里要上豆奶粉生产线，资金很紧张，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我们凑了四千元，给媛媛先应应急吧。”
  王大瑞忙把钱塞还给田大贵，说：“这不行，媛媛已经拖累了厂子，哪能让你们个人再掏这么多钱？！”
  田大贵说：“王老师，过去，我们和媛媛在一个班组干活，和亲兄妹一样；今天，我们又成了媛媛的领导，从哪方面说，都不能不关心媛媛。你说是不是？现在厂子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媛媛也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阵子顶过去，大家都会好起来。到那时，我们一定要把媛媛送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疗。”
  女儿失声哭了起来。
  王大瑞眼睛也湿润了。
  透过矇眬的泪眼，王大瑞看到，女儿郑重地接过了钱，贴在自己胸前摆了一会儿，又把钱还给了田大贵，哽咽着说：“这些钱算我收下了，现在，我就用它缴厂里上豆奶粉生产线的集资款吧。”
  田大贵怔住了。
  汤副厂长忙说：“媛媛，你又不是不知道，厂里规定的，离退休职工和重病号一律不搞集资。”
  王媛媛噙着泪说：“我希望咱厂快好起来呀！咱厂好起来了，我才能好起来！大贵哥不是说了么，到咱厂好起来了，就能送我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病。”
  田大贵从汤副厂长手里拿过钱，点点头说：“好，媛媛，你就等着吧，我田大贵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就……”
  田大贵说不下去了，眼内噙满泪水扭头就走。
  王大瑞没去送，也没让女儿去送。他知道，田大贵不愿让媛媛看到他这个年轻厂长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