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要跟我大清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刘怀文就忍不住有些心疼。
  倒不是心疼我大清的死活，而是心疼我大明的国库，毕竟我大明的国库原本就不富裕，一打起仗来那还不得雪上加霜？
  强行忍住想要找朱劲松借钱买猫的冲动后，刘怀文又从怀里掏出了一沓纸张以及一把类似于铜板的钱币，递给朱劲松后说道：“陛下，这是刚刚印制出来的大明宝钞。”
  等朱劲松接过宝钞翻看之时，刘怀文又接着说道：“这些宝钞都是依着陛下的意思，面值分为了元、角、分三种，其中元、角面值的是纸制宝钞，分值的则是用硬金属制成的硬币。”
  “其中，一分钱可以直接换成一文钱，两者都属于最小面值的货币，一元则等于一百文，十元则等于一两银子。”
  朱劲松嗯了一声，继续翻看着手里的宝钞和硬币。
  宝钞的面值自然没什么好说的，从百元大钞再到一角的零钱，基本上已经把普通百姓以及商人的日常所需都覆盖到了，就连样式也跟后世的差不多，区别就在于宝钞的体型比较大，而种花家的纸币体积比较小。
  至于防伪的事情，朱劲松也不是很在意。
  集中了整个大明最顶尖的那一批科研人员和工匠弄出来防伪技术，虽说不至于领先太多，但是领先全世界三五年还是可以的——三五年之后，新的防伪技术也该出现了，实在是没什么好担心的。
  而且锦衣卫、都察院、御史台外加各地官府、农会也不是吃素的，大明律对于造假的处罚力度更是从严从重，应该没人敢冒着牵连九族三代的风险去造假。
  跟防伪比起来，朱劲松最为关心的反倒是分值的新钱。
  分值的新钱跟以前的铜板很像，但是又不太像——像的只有大小和重量，颜色跟制式则是跟以前的铜板大相径庭。
  以前的铜板，大多都是黄铜掺杂着少量其他金属制成，颜色也偏向于黄铜本身的颜色，其形式大多都是外圆而内方，一方面体现出“天圆地方”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方便用绳子串起来。
  《史记·平准书》：“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贯朽而不可校，就是指穿钱的绳子烂掉了，数不清的铜板都散落一地，根本没办法数清楚到底有多少。
  铜板的表面，一般都会在正面印有某某通宝的字样，反面则是印有花纹或者干脆什么都没有，唯独我鞑清的铜钱反面印有满文的某某通宝字样。
  而朱劲松拿在手里的这一把钱币，正面印的是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之类的面值，边上还印有“大明皇家银行”这六个极小的小字，背面印有不同的图案，图案下面还有“黄帝纪元四四八六年”的字样。
  除了精美程度和文字、面值、所用金属不同之外，其他方面和种花家的硬币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欣赏把玩了一番后，朱劲松便吩咐道：“开始吧，咱们大明的钱币，也差不多到了要改革的时候了。”
  说起来也好笑，朱劲松早就已经占据了十六省之地，而这十六省之地用的却还是白银外加我鞑清的铜钱。
  朱劲松不是不知道货币权的重要性，也不是不想自己发行纸币。
  这种事情要是放到其他穿越者身上，估计早在占据了山东甚至仅仅只是占据沂州之后就会忙着改良货币，而朱劲松却一直没有折腾，因为这种根本就是扯犊子。
  考虑到防伪技术了吗？考虑到会有人伪造了吗？考虑到所发纸币的认可程度了吗？
  别的不说，单说防伪技术这一点吧，如果没有领先世界的防伪技术，我鞑清一旦大量制造出来假的货币再大量投放，刚刚发行的纸币就会立马完犊子。
  再说了，没有一个强力的朝廷为纸币背书，谁认这东西？傻子都知道鹰酱靠着绿币割了全世界的韭菜，但是你有人家鹰酱的实力吗？
  也别拿边区票举例子——边区票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管理员治下的官府信用好，而光头搞出来的法币和金圆券体系又都崩溃了，所以边区票才能被普遍认可。
  要是朱劲松在早期只是占据了一省之地的时候就发行纸币，估计除了朱劲松自己承认这玩意的货币属性之外，根本就不会有第二个人承认。
  因为我鞑清的白银和铜板本身就是贵金属，本身就拥有货币价值，纸币有什么？
  别忘了，要论到玩纸币，我中原堂口才是全世界的祖师爷。
  早在大宋时期，中原堂口就已经有了半官半民的交子，到了洪武年间就已经有了朝廷发行的宝钞，老百姓早就见识过纸币，也早就对纸币失去了信心。
  更重要的是，货币这种东西向来不是良币一定能够驱逐劣币，反而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想要推广新的货币，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所以朱劲松才一直没有折腾，直到拿下了十六省的地盘之后才慢慢开始做准备——从货币到银行，再到国库，基本上都准备的差不多了，这才打算对大明的财政和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
  黄帝纪元4487年，对应钱聋五十五年，朱劲松当皇帝的第五年，民间习惯性的称之为“圣皇五年”。
  朱劲松也不知道“圣皇”这个年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且不说大明已经彻底改用皇帝纪元，关键是朱劲松也不可能直接用“圣皇”这两个字当年号啊——这得是多不要脸的人才能干出来这事儿？我鞑清皇帝都没用过这么牛逼的年号！
  关键大明的百姓们就认这个年号，很多人在看到黄帝纪元之后往往会习惯性的问一句“今年是圣皇几年来着？”
  到后来，地方官府在张贴一些公文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解释一句“今年是圣皇几年”。
  当然，年号跟商人们没有关系，但是财政和货币改革最先影响到的就是商人，尤其是银行的存在。
  因为“圣皇五年”的春税还有几个月就要开始征收，大明的商人们也早就准备好了账簿跟银子——在大明，逃税漏税绝对算得上是重罪，民间甚至有逃税一时爽，全家火葬场的戏言。
  所以，每次一到收税的时节，大明的商人们就会如临大敌，一遍又一遍的核对账簿和税银，以免被官府查出来什么问题。
  然而真到了征收圣皇五年的春税时，大明的这些商人们却傻眼了——官府不再直接收取春税，反而要求商人们到新设立的银行去缴存税款，当这些商人找到了新设立的银行之后，却又被告知银行并不接受白银和铜板，只认刚刚发行的大明宝钞。
  没有大明宝钞？去旁边的窗口兑换，一两银子能换十元大明宝钞，十两银子就能换成一张一百两面值的宝钞，换好了宝钞再来交税。
  大明的这些商人们很懵——先把银子换宝钞，再拿宝钞来交税，这跟脱库子放屁有什么区别？
  一文铜钱能换一分新币，一千文或者一两银子就能换到十元新币，反之也是一样的兑换比例……这些商人忽然发现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原本足以发家致富货币差被干掉了。
  虽然大明原本也都承认铜钱和银子，但是吧，每个地方的铜钱跟银子的兑换比例是不同的，有的地方是八百文换一两银子，有的地方却是一千多文换一两银子。
  当然，这两个地方之间可能隔的有些远，比如山东跟广东之间的距离，但是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所谓的距离自然就不是什么问题。
  比如，从银子和铜钱兑换比例为八百的地方赚了八百文钱，换成一两银子，再到兑换比例为一千的地方换成铜钱，回到兑换比例为八百的地方就凭空多了两百文钱。
  然而随着朝廷搞出来新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差就被强行抹平了——商人的路子再怎么野，也比不过铺遍整个大明的银行网点，而银行的兑换比例是整个大明统一的一千文兑换十块钱。
  紧接着，这些商人们又得到了另外一个让人懵逼的消息。
  大明朝廷控制下的所有产业以后都不再接受金银铜钱，只承认宝钞，但是那些有合作关系的商人想要用宝钞结算或者金银结算都没有问题，只是用金银结算的话要扣除“极少极少”的火耗。
  到了这个时候，尽管朝廷还没有公布要彻底废除原本的银钱、铜钱制度，但是这些粘上毛就比猴儿还精的商人们却早已经看破了一切。
  朝廷就是打算对钱币进行改革，以大明宝钞来取代原有的货币体系。
  万幸的是，朱劲松版的大明朝廷在这方面的准备很充足。
  首先就是大明朝廷并没有强制要求立即取消原有的货币，只是从税收上开始慢慢推动。
  这一点就让很多商人长舒了一口气——怕就怕大明朝廷发行了宝钞，而官府却不允许商人使用宝钞交税。
  其次就是很多商人本身就要依赖大明朝廷控制的那些产业来赚钱，所以就算不愿意接受大明宝钞，起码在跟这些朝廷控制下的产业做生意时也得使用宝钞。
  再加上铺天盖地的银行网点直接开放兑换业务，使得大明的商人们可以很方便的进行金银和宝钞之间的兑换，等于在无形之中又给宝钞增加了一道保障。
  多管齐下，宝钞的价值立即就得到了体现。
  当然，想要搞货币改革，绝对不是大明朝廷为宝钞背书就一定能行，更不是大明的商人接受了大明宝钞就一定能行。
  大明朝廷为宝钞背书，只是保障了大明宝钞的价值，而大明的商人们接受宝钞，只能加快宝钞在大明的流通速度。
  然而货币改革并不仅仅只是大明一家的事情——英格兰、法兰西、傻贼鹰等等一大堆的国家都跟大明有贸易往来，这就涉及到了汇率以及国际结算问题。
  比如软妹币和绿币的汇率，如果单纯的从贸易的顺逆差来分析，那么自然就是出口越多，汇率就越低越好，进口越多，汇率就是越高越好。
  然而这种分析方式放到大明的身上却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