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人格是特别值得注目的人格类型。无论在社会政治历史还是在思想哲学史、科学史、文学艺术史中，叛逆人格都有着色彩纷呈的表现。
  有着叛逆人格的人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表现出叛逆的精神，叛逆的行为。他们对正统的社会秩序、思想秩序、科学、文学、艺术秩序总是予以藐视和挑战，破坏和革命常常由这批人率先发起。
  对于叛逆人格的心理学研究，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
  让我们探究叛逆人格的形成原因。
  从人格心理学的一般理论出发，首先会想到遗传因素。
  不同父母生下的孩子，可能在生心理上先天就有了不同的遗传基因。有些人可能生来就属于急躁、敏锐、活跃的性格，他们显然比那些性格缓慢、迟钝、呆板的人更容易走向叛逆。豹子的后代与绵羊的后代，天性就有差别。这种比喻虽然要加以极为谨慎的限制，然而，也多少说明遗传基因是叛逆人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对于这一点，只要多少结合现实中的个案考察，就能够发现。
  一对生性善良温和、孱弱绵软的夫妇养育的孩子，从遗传基因上就可能离叛逆人格较远；而一对性格凶悍强健、野蛮泼辣的夫妻生下的孩子，从遗传基因上讲可能离叛逆人格近一些。这不能不说有一定程度的道理。
  接着，就是社会文化因素。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人格有着不同的影响。
  例如，在中国稳定繁荣的封建时期，正统力量的统治十分强大有力，渗透着社会的每一角落与家庭细胞，在那里铸造着人的人格发展历史，这一时期叛逆人格相对较少。平稳而保守的社会文化现状，从小到大笼罩着人的人格形成历史。在这种社会文化模式中铸造出来的人，更多的是顺从正统。
  而在社会动荡时期，正统的社会文化统治到处风雨飘摇，这时，不仅各种叛逆的社会力量与人物风起云涌，而且在不断制造着新的叛逆人格。
  至于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正统的社会文化面临土崩瓦解，叛逆的潮流四面八方席卷而起，这样的时代自然铸造着比以往多得多的叛逆人格，而大量的叛逆人格又汇成叛逆的潮流。
  倘若对社会文化因素的考察再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叛逆人格不仅因社会、时代不同而不同，还会因阶级、阶层的不同而不同。那些革命的、叛逆的阶级与阶层，必然以众多的叛逆人格表现出来；而那些正统的阶级与阶层，则更多地充斥着保守人格。
  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决定作用，它会以各种具体的形式渗透到每一个家庭，铸造着每一个人。
  然而，现在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同一民族、同一时代乃至同一阶层，为什么有些人成为坚守正统的保守人格，而有些人却成了反叛正统的叛逆人格？除了遗传基因这个因素之外，到底还有哪些具体的人生环境因素在铸造着叛逆人格？
  这就势必进入每个人成长的儿童时代，进入具体的家庭环境分析。
  联想本书在前面章节中已经做过的人格形成历史的分析，我们直截了当地得到第一个结论，叛逆人格是儿子在“抗父”过程中形成的。
  倘若父亲十分慈祥，对儿子充满父爱，甚至还因妻子抛弃孩子而把抚养的责任全部善良
  地承担起来，那么，父与子的关系大多比较和顺，较少形成抗父的叛逆人格。
  倘若父亲十分强大而且专横，对母亲有气指颐使的支配权，儿子在父亲的统治下，既得不到母亲的庇护，也得不到像贾宝玉在贾母那儿得到的其他人的庇护，那么，儿子与父亲的对立是没有任何力量基础的。他便可能在父亲的专横下，逐渐形成战战兢兢的怯懦人格。
  倘若父母都十分和善，对儿子的态度得当，或者母亲慈爱而强大，父亲软弱而顺从，也绝非叛逆人格得以成长的环境。
  叛逆人格得以形成的家庭环境，第一，是父亲对儿子的态度比较粗暴，比较严厉，比较专制，儿子和父亲的关系从小比较敌对；第二，是母亲对儿子足够地慈爱，而且有力量抗衡丈夫的专横，给予儿子应有的庇护。在这种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男孩，便有可能不得不抗父又敢于抗父。
  父亲代表正统，代表秩序，代表权力；抗父的过程就是叛逆的过程，叛逆的人格得以在叛逆的过程中形成。
  与正统相对抗，又有力量与正统相对抗，这是叛逆人格形成的两个必要条件。
  这样，我们就想到一个全世界都熟悉的伟大叛逆者毛泽东了，这位革命家的叛逆人格大概是举世无争的。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叛逆潮流风起云涌的时代，整个社会文化对他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同时代、同地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以叛逆人格登上历史舞台。这涉及到对他全部生命环境的研究，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小与父母的关系。
  毛泽东本人不止一次讲到过，他的父亲粗暴而专横，他常常和父亲发生对抗，有时在水塘边父子俩就对峙起来。他的母亲却是慈爱宽容的，善于保护儿子。这十分典型地注释了我们对叛逆人格所做的童年家庭环境分析。
  仔细考察毛泽东的童年家庭，他的父亲虽然比较粗暴专横，但也仅仅是一个普通农民。儿子在母亲的支持下敢于和父亲对抗，到了一定年龄后，父亲的权力就消失了。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是在“抗父斗争”取得胜利后走上社会的。那时的父亲对儿子不仅早已失去了任何干涉力，相反，很可能会以儿子成为读书人而引为自豪了。
  这样看来，一个比较专横同时又不过分强大的父亲是儿子形成叛逆人格的更充分条件。
  倘若父亲是封建帝王，无论母亲多么慈爱、多么有力，只要父亲在世，就永远处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儿子叛逆人格的形成无疑又困难得多。
  毛泽东在慈爱而又有力的母亲庇护下，经过和一个专横又并不过分强大的父亲的对抗成长起来，再感染上革命的风云，终于形成了典型的叛逆人格，成了革命家。
  像毛泽东那样在母亲的庇护下经过有理、有力、有节的“抗父斗争”而成长起来的叛逆人格，往往能够完整对待不同的人和整个世界。
  当他们以叛逆精神破坏旧秩序时，又比较善于建立新秩序。无论在社会政治领域，还是在思想、科学、文学、艺术领域，他们的叛逆行为总是显出更高的组织性与策略性。他们并不是放一把火，实现一个破坏秩序的恶作剧；他们更倾向于争取除旧布新的胜利。
  形成叛逆人格的又一种童年家庭环境，是父母对孩子的娇纵。
  如果我们把上面所述叛逆人格说成是“抗父型”，那么以下这种叛逆人格就可以说是“骄纵型”了。
  当父母均对儿子实施过滥的宠爱、娇惯、放纵时，儿子就会形成“骄纵型”的叛逆人格。他从小任性，为所欲为，稍不顺心就大哭大闹，每次哭闹都以大人的屈服而告终。
  由于在家庭环境中没有领受过正统秩序的必要规范，在童年时代与社会的各种规范发生冲突时，便种下任意胡来的骄纵种子。倘若父母再一味地放纵袒护，就更加铸成了无法无天的人格。
  然而，父母的力量总是有限度的。随着他越长越大，其行动终于超越了父母袒护的半径，必然会和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接二连三地碰壁。
  在接连的碰壁中，自小形成的骄纵人格受到考验。
  倘若他还比较年轻，没有完全定型，又无法寻求父母的袒护，就不得不收缩起来。接二连三的有力打击，会使他束手无策。回头张望，父母的庇护已十分遥远，不能有任何期待，他只能面对现实重新学习在社会中生活。这时，他可能变成一个相当懦弱的人，这种懦弱因为屡屡的失败而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也可能他会较好地适应环境，同时在心中隐埋着叛逆的种子。一遇适当条件，会偶尔露出其叛逆的本性。
  倘若当社会的教训降临时，他已经比较年长，骄纵的人格已经比较定型，他就会顽强地与社会秩序对抗。
  任何人在对抗的过程中自然都要学会适应，他的适应却常常表现为用各种手段与策略暂求生存。他可能一生都在对正统秩序的反抗中。如果可能，他会极力借助父母的每一点权势。一旦父母不得不站出来教训他顺应社会秩序时，就可能导致与父母的对抗，成为所谓的“不孝子孙”。
  这种“骄纵型”的叛逆人格，一般不善于理智地判断事物，也不善于恰如其分地处理人事关系，他的叛逆人格往往表现出任性一时的破坏性，而缺乏组织性与策略性。
  倘若他在生活的磨炼中变成了一个大体顺应社会潮流的人，也常常会显出桀傲不驯。不论他如何委曲求全地依顺于某一种权势，内在的桀傲不驯都会使他经常做出叛逆行为。任何归顺与忠诚都是被迫的、暂且的，而叛逆的野心则是一有机会就会暴露的。
  这种叛逆人格经常让我们想到社会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那些桀傲不驯又见风使舵、变幻无常的人。《三国演义》中那位最终企图叛变的蜀国大将魏延或许就是这样的人物。
  分析不同叛逆人格得以形成的童年家庭环境，还有一种叛逆人格可以称为“捣乱型”。它在一些情况下同样是被父母的溺爱、宠惯、放纵培养起来的（当然还有多种情况，例如在兄弟姐妹中得不到父母公平待遇的被忽略的儿童也可能走上‘捣乱’的道路）。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儿童因为听话而得到夸奖，并由此成为学习优秀、品德出众的人。他们用“听话”赢得了世界的注意，赢得了他们的光荣。
  然而，我们还会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在娇惯孩子的家庭中，孩子常常会以与听话完全相反的方式吸引大人的注意。
  一家几代人，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闲谈，小男孩在一边独自玩耍，没有人关注他。这时，他突然走过去将电视频道毫无理由地改换了，并把音量开大到震耳欲聋。这时，一家人便都会注意到他的存在了，他们会立刻停住正在议论的话题，将目光和嬉笑投向小男孩。
  有人规劝男孩把电视音量开小一点，他拒不服从继续捣乱。这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争相伸出手去拉他抱他，经过一番挣扎，他终于半情愿半不情愿地坐到了大人怀抱里，大人们便一边抚摸着他、哄慰着他、玩逗着他，一边又继续着刚才的谈话。
  当大人的注意力又一次逐渐从小男孩的身上脱离时，这个在奶奶或者母亲大腿上被颠着哄着安分了一会儿的小男孩，可能会挣扎着爬下来，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玩了。大人们似乎松了口气。
  然而，不一会儿，隔壁传来茶杯摔碎的刺耳声响。一家人都可能着急地站起来跑过去照看。茶杯是摔碎了，水是洒了一地，可能有一两句指责，更多的是关心小男孩是否受了伤。小男孩站在那里沉默不语，大人们会把他的手拉过来，在灯光下反复查看。接着，就有人将小男孩拉开，让他不要踩到玻璃碎片上，有人去拿簸箕、扫帚和墩布来收拾现场。
  全家人忙得团团转，再一次把捣乱的小男孩簇拥起来，这一次，大人不再敢像刚才那样忽略他，为了防止他再跑到什么地方惹事生非，便把他当做中心，哄慰着逗他开心。
  以“捣乱”引起大人关注的策略，是一些儿童在娇惯的家庭中越来越固定的行为模式。
  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一家人吃饭，他可以用不吃饭、跑到一边去玩玩具来引发大人们的哄慰与关注，当他最终勉强回到饭桌上时，大人们便把照顾他吃饭作为中心任务。
  在“捣乱”中屡屡赢得世界关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男孩，也便形成了这种“捣乱型”的特殊叛逆人格。
  当然，儿童终于会长大的，他毕竟要适应家庭以外的世界。社会上的人们绝不会像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那样宠爱他，不是世界适应他，而是他必须适应世界；然而，已经造就的人格却会使他在适应世界的生活中屡屡表现出叛逆。
  他可能不屑于或者不善于用“听话”赢得赞赏。当很多人以“听话”的方式赢得各自的成就时，他往往更加受到刺激。在这条路上竞赛，他绝对是落后者。他没有那么多的耐心毅力，也没有那么多创造建设的能力。他便寻找“捣乱”的机会。
  一个小男孩坐在家中安安静静地搭积木，无论他搭得多么好，都可能被说说笑笑的大人们所忽视；而当他一挥手将积木扫落一地时，却引动了全体大人的关注。
  成年后的叛逆人格重复着童年的体验，他极力寻找的是进攻与破坏。当然，这些破坏如何不成为犯罪而成为光荣，则是他思来想去的事情。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典型的叛逆人格。
  在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时，当所有期望上大学的年轻人都试图在文化考试中取得资格而努力答卷时，一位考生勇敢地交了白卷，并在白卷背后写了一封对考试制度的抗议信。结果，这个捣乱的“叛逆者”将所有的顺从者踩在脚下，成为一鸣惊人的反潮流英雄。
  这个反潮流英雄是否从小娇宠下成长的“捣乱型”人格，我们还不得而知，因为造成这种反潮流行为还会有种种社会原因；但是，“捣乱型”人格特别倾向于这种行为则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历史是复杂多样的，“捣乱型”叛逆人格并非总是成功，也并非总是失败。就像这位“白卷英雄”，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了极高的荣耀，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锒铛入狱，历史的评价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捣乱型”叛逆人格的作为在历史上受褒还是受贬都是不确定的，并非没有可能做成一件“名垂青史”的事情。
  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这种叛逆人格有一种本能的渴望，通过“捣乱”、破
  坏而不是通过建设来赢得世界的关注。
  在上述几种叛逆人格中，“抗父型”无疑是主要的一种。
  而作为抗父型的一种转化形式，则是“抗兄型”。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作为老大的哥哥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小父亲”的位置，他在弟弟妹妹面前会模仿和继承父亲的权威，占据着“小统治者”的地位，而弟弟们常常更直接
  地接受这个“小父亲”的统治。当哥哥可以用顺应正统、继承正统、模仿正统来维持自己小统治者的特权时，弟弟就只有在与哥哥的某种“对抗”中才能取得被父母更加注意和关照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美国弗兰克·J·萨洛韦所著的《天生反叛》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根据译者介绍，该书作者弗兰克·J·萨洛韦是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现为麻省理工学院人脑与认知科学系研究学者，他专门从事这一课题研究达二十五年之久，对西方科学史（尤其是包括达尔文主义革命在内的几十次突破性科学革新与革命）和社会变革史（尤其是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资料整理，搜集了六千多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并对史实和有关假说用科学方法反复加以验证，目的在调查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对待科学和社会变革的态度。
  与很多学者的看法不同，萨洛韦得出结论：一个人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科学和社会变革，其决定因素存在于家庭内部（即个人成长的环境，尤其是出生顺序以及从而形成的个性），而不在于各个家庭之间（即社会经济地位）。
  应该说，该书的观点是有特殊发现的，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主要论点源自一个惊人的发现：一起长大的同胞几乎像出生于不同人家的人那样有着不同的个性。”他在书中提出的突出观点是，一个人人格的形成不仅与不同的家庭相关，而且与在同一个家庭内出生的顺序相关。是头生的还是后生的，或者是末生的，这个出生顺序对于每个孩子人格的形成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就叛逆人格的形成而言，他认为，这有着头一位的影响。
  作者曾这样指出：“头生子女更易为权力和权威所认同，这是自然的。他们最先出现在家庭里，往往凭借着身高与体力上的优势维护着自己的特殊地位。与自己的弟妹们相比，头生子女更武断，与人交往中更好支配他人，更有雄心，更怕丧失自己的地位，也更善于采取防御的姿态。而后出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体系中处于劣势，往往对现状提出质疑，有时还会逐渐形成‘革命性的个性’。后出生子女往往以革命的名义对他们所处时代认为是确立已久、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异议。历史上无畏的探险家、破除传统观念的人，还有持异端邪说者大都出自他们当中。”
  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作者运用了大量历史统计资料论证了自己的结论。例如，我们特别有趣地看到，他对达尔文的学说引起的达尔文革命期间的科学立场做了分析与统计，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启示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当时的正统科学界无疑是革命的、叛逆的新学说。对于这个叛逆的学说，相关的著名科学家做出了或支持或反对的不同反应。该分析统计表明：在反对达尔文这一革命性、叛逆性学说的十一个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个人是后出生的，其余十个人都是头生的，即在家中都是老大。也可以这样说，当时反对达尔文革命学说的保守集团中，头生的科学家占了绝对优势。这是别有意味的。
  我们接着看到，在支持达尔文革命性学说的十二个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中，只有三个是头生的，在家中是老大，九个都是后出生的。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支持达尔文学说的革命集团中，后生的占了绝对优势。
  还有一个持中间矛盾态度的科学家则还是头生的老大。
  这样一个有关二十三个代表性科学家的统计，基本上把那一时期有权评价达尔文学说的最主要代表人物都概括在内了。这个统计无疑说明了保守人格与叛逆人格的形成与一个人从小在家庭中的出生顺序有不可忽略的相关性。该书的作者还用了更多的统计与分析论证这一点。
  倘若从这个研究成果的启示出发去考察生活中各种生动的个案，我们就会发现，出生顺序确实在影响一个人保守还是叛逆的人格形象。
  对于女孩，这种规律同样存在。
  头生的女孩在家中就是“小母亲”，她会模仿和继承母亲的某种权威，带有某种正统的
  权力；后生的妹妹就很可能要在和姐姐的对抗中更多地发展叛逆人格。看到这些生活中的有趣现象，不禁使我们露出会意的微笑。
  每个人都有人格，种种人格都与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密切联系。当我们是趋于正统的保守人格时，绝不要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它不过是从小生活环境的铸造。当我们是渴望造反的叛逆人格时，同样不要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它也是在从小的生活环境中铸造而成的。它不仅与我们和父母的关系相关，还与我们和兄弟姐妹的关系相关。当然，还与其他很多因素相关。
  然而，绝无例外的是，一切人格都有与生俱来的形成过程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