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着对春草的企盼，我却愿把絮絮的心语献给新冬的第一片雪花，因为我深知北方大地惟有经过瑞雪的滋润，才更利于第一针绿芽鲜碧地萌生。
  常有采访者问我：你对自己哪个作品最满意？一般取巧的回答是：对已经写出来的都不甚满意，最满意的可能是即将发表的或正写作中的。我却要坦率地说，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004年第二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超过它的小说。也常有记者问我：你的小说是否属于"京味文学"？我总这样强调：我不刻意追求"京味"，尤其不刻意去展现所谓的"老北京味儿"，我的小说所展现的，从时间来说更多的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我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老风俗，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些东西作为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这个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想总结什么写作经验，我是想梳理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我知道自己是有极限的，支撑我继续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点，而是对新生活新生命不衰的观察兴趣。
  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小说集《站冰》，里面最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泼妇鸡丁》，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我不想让历史成为我灵魂的蜗壳，我总希望自己能进入"这一刻"的光影中。
  我的写作资源仍很丰富。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写作资源枯竭，很可能是因为他切断了自己和这个现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只是通过书本、通过报纸、通过传媒或者通过会议、通过文件、通过听别人传达转述，去获取写作资源，那这样的话，就和真正的那种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隔绝了。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很少参加会议，很少参加各种场面上的活动，而是直接地去和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这些民工，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说是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
  《当代》杂志发表我的《泼妇鸡丁》的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还有中篇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
  《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也是为了鼓励自己更加精进。我也想对读到这絮语的人说：常常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吧，只要那肯定与鼓励符合事实，那就不要害怕别人抡过"你为什么不谦虚"的棍子来——把那棍子架住，并大声对他说："我肯定自己，故我存在！"
  我还搞建筑评论，这是种边缘杂交文字。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已经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印刷了五次。最近又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材质之美》。我从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到现在快10年了。写建筑评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首先是外在的强大因素触动了我。城市的迅猛发展，这就是外在的因素。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盖新的多半就要先拆旧的，北京的旧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
  有采访者问我：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
  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另外，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深圳等地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采访者还常问我，就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印象最深、最漂亮？我总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巴黎。我也去过罗马，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
  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来自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者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是很大的。
  我写过一篇随笔《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我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如果社会没能给他提供，那么，他就应该努力地去自己营造。
  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今春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栽以后成活了，开得非常灿烂。我看着芍药花，听着另一个朋友送我的光盘，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翻着别人认为都是过时的老书，比如汝龙翻译的27册契诃夫的小说集，听音乐读书之余，就在窗外大柳树的臂弯里，坐在小椅子上构思新的文章。我就这样营造出自己的创作环境，它的特点一是草根气息，一是身心安静。我也不求再得奖，也不要入排行榜，我也不想成为热点焦点,不追求轰动畅销，更不去管什么座次头衔。我觉得非常愉快。
  当然，有的作家喜欢另一种环境，那里有很多人捧他、支持他，使他总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那也很好。我绝不会拿自己的选择去否定人家的喜好，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在那篇随笔里讲了歌德的例子，歌德一生没有什么坎坷，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万卷书是不是读了都可疑，万里路肯定没有行，足迹最远只到过意大利。他一生没有坎坷，活到80多岁，情欲还很旺盛，还可以跟小女生恋爱。当时那个魏玛政权，也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跟政治家没什么矛盾，政治家对他也很客气，把他很优厚地养起来，他也接受这种客气，养尊处优。他留下的著作也很伟大啊！
  不少人注意到，我宣称在《红楼梦》所有人物中，我喜欢的是妙玉。这令很多人诧异。
  妙玉孤僻、怪诞，很遭人讨嫌。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点，我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很难说这是一个罪恶，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应该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嘛！不是说我这样的性格就特别好，或者我要求别人像我这样，我没有这个道理。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这样生存，如果有条件，他可以这样生存，很自尊地维持自己的一份尊严，他不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域，他更不能容忍别人随便去进入他的领域。妙玉重视保持环境的洁净，更重视保持内心的洁净，也保持人际关系的洁净。她很率意，喜欢贾宝玉。并不是说要爱宝玉，但是她认为宝玉是一个"些微有知识的人"，在贾府那么多人里面，看得出宝玉比较懂事儿，这个懂事儿，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来，比较能有禅悟的是贾宝玉。所以贾宝玉过生日，她下贺帖。像这些地方我都很欣赏、喜欢，我觉得她这样为人处事挺有趣的。
  人的一生中，出生、事业成功和死亡是很壮烈的三个场景。出生是被动的，死亡也多少带有被动性，只有事业的成功带点主动性。生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生的感觉我们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遗忘得很快，形不成记忆。死的体验，我们每一个活人现在都没法陈述。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使自己获得价值，也就是事业上成功，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觉得所谓成功，这个价值除了用金钱和名誉来衡量，还有更重要的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他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保证，这是很重要的；另一个标准是：他是否对他人有益，是否多少哪怕对他以外的第二个人有过一些好处。金钱、名誉和这两点，都是他创造的价值。我觉得这些对人生都是很重要的。
  我业余爱好是画画，我从初中时候就开始画，现在还有几幅是中学时代的作品。我一般画水彩写生。我现在经常到我农村书房附近的温榆河边、多少还带有一点野生态的空间里面，去画水彩写生画儿，这是我目前很大的一个乐趣。另外，就是听音乐，西洋古典音乐是我比较偏爱的。
  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和爱人去逛商场。我以为，逛商场是人生当中不可放弃的、尤其是有配偶的人决不可放弃的一大快乐。而且，男士，不光是我一个，我当然是一个典型，逛商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多的一个动作是偷偷地看镜子、照镜子，这很奇怪。我发现别的男士也有这个毛病。女士吧，她在挑化妆品的时候照镜子，她对商场里面的那个公用的镜子并不很重视。可是我呢，每到有大镜子的地方，总忍不住要看看自己。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在这儿把它作为一块儿未开垦的处女地，提供给心理学者去研究。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不后悔，也不改。
  也常有采访者问我，是否关注比我再低一辈儿的作家的创作？我不能都关注，我也没有关注的义务，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是关注其中我感兴趣的。比如像小说家邱华栋，我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潜力惊人，是一个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还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欢他。他们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目前正处于创作喷发期。我有时约他们吃饭。我的私人饭局不少。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王小波已经死了。而我是约王小波吃饭的，谁都不约他，所有请柬到不了他的案头。文坛的种种"名人"饭局都没有他。我主动跟他联系，我想尽办法联系，约他来，在我楼下的小饭馆儿吃饭。我们两个在饭馆儿里面吃到服务员都不耐烦，因为服务员们晚上要在那儿搭椅子睡觉。轰我们俩走，我们俩还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约他的时候，他说中午刚有人约过他，是他的"发儿小"约他，喝醉了酒，来不了。晚上没有来。几天以后，就得到了他猝死的消息。我非常悲痛。
  有的采访者尖锐地问道：看到文坛涌现出很多的后起之秀，你有没有过哪怕瞬间的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廉颇老矣"的感觉？我回答：为什么要不平衡？一个社会你不让后辈超过自己还得了呀。如果说同辈超过自己，自己有嫉妒心还差不多，后辈超过你，你妒忌起来，那这个社会要毁灭的，这个社会没有前途，万万不能这样做。后辈一定要超过前辈，前辈要主动为后辈的超越创造条件，这是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坚持的一个ABC。
  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集团，启动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他们说，设这个奖的目的就是要抗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我也被聘为评委。于是，也就有采访者要我说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诺贝尔文学奖"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一个东西存在比较久了以后，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像一个老字号，它总比新开张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响力是大的，这个要承认。当中因为"一战"、"二战"停顿了几届，但是始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一个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奖金越滚越多，一得奖就要发大财。各个地方的出版社也不会放过这个商机，它成为一个商机了，就是立刻去买版权。因为人们都要来读，要先睹为快，一读为快，所以就使得它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国家，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宣布了，说"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给了高行健是大失水准，丧失了权威性。
  但现在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新华社总要郑重地报道，各地报纸总要登满消息，说明它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要承认事实。所以我也是这样来看待它的，它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奖项。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最高奖，人家自己也没这么说，咱们也不要这么看，文学是不能搞"奥林匹克运动"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的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能自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谁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能有这样的看法。他就是一个幸运儿，被看重了，得奖了，像中了一张数额很大的彩票，一下子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一下子就载入了史册。
  历史是有选择的，历史记载不可能把每个人都记载上。它只记载频率最高的、响动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响动比较大的奖，那要被记载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并不一定他就是最伟大的、最好的。而且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有一个西方人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只是一些瑞典人，那是意识很狭窄的一种评奖。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界的奖"，不对，它并不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评论权威组成一个评委团来评这个奖，不是，就是瑞典文学院一个机构在那里评。那个机构我去访问过，是非常小的一个机构，那个机构每天按时上班的就一个人，一个秘书，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只能算半个，我问过那位秘书，他说，对，那个是半班儿，来半天，挣半份儿工资，另外半份儿到别的地儿去打工，到别的地儿去再挣去，那好像是个财会人员。
  我1992年去瑞典访问过，被邀聆听过那年得主沃尔科特的受奖演说，而且还跟他有个简短交谈。那次是瑞典文学院，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机构请我去的，所以我见识过。也就那么十几个瑞典人在那儿评，所以他们也都不把自己看得那么神圣。查资料的话就知道，诺贝尔去世前留下一笔钱来设奖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滑稽的，他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数学老师老骂他，他恨数学老师，所以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不设数学奖。它是个很个性化的奖，对文学又说什么要理想主义，这也是个很宽泛的说法。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拒绝这个活儿的，他们说什么诺贝尔，一个发明炸药发了财的人，你让我们来评奖，凭什么给你评奖？门儿都没有，不领这活儿。后来经过劝说，第一拨儿的那些评委才勉勉强强接揽这活儿，才评的。哪想到后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啊。现在的18个评委里面有几个人也不参加评奖活动，有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病，有的是觉得评奖就是胡闹。当然也有的是对一个他推崇的作家老得不了奖很气愤，觉得不对头，罢工不参与评奖了。18个评委本身就闹内讧。
  现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最缺乏的就是宽容。为什么那么尖锐对立？为什么总剑拔弩张？为什么焦虑成为最普遍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谈判中总不愿意适度地让步？我并不是在宣扬遁世自保，我心怀热切的社会关怀，而且是普世性的大关怀，我的企盼是：通过理性的、柔和的、渐进的方式，来化解人类之间的仇恨、猜忌与争斗，我主张把容易导致极端化思路与行为的激情，解构为以兼容忍让的柔情，润物细无声地提升世界与人类。
  能够宽容，自己有福，他人有福，人类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