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看皆风景
作者:刘心武 更新:2021-11-02 01:01
1
一位大学生来找我,说要讨论《二十四孝》的问题,我吃了一惊。1949年才七岁的我,生长在红旗下,没有念过旧式私塾,后来又经历了一波汹过一波的政治运动,到24岁时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席卷于"破四旧"的狂飙之中。那以前,没读过也从未想去读《二十四孝》,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才头一回读到过完整的《二十四孝》。我青年时代对《二十四孝》的了解,是通过鲁迅先生的著作,他那《朝花夕拾》的集子里,有一篇是专门抨击《二十四孝》的,但他那文章里并没把二十四个宣谕孝道的故事引用完全,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知道那全部的孝子究竟都是哪些人、做了哪些事。
来找我的大学生当然也读过鲁迅的那篇文章。他对我说:"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写那样的文章,可以理解。但那文章是片面的……"我强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讲完。据他说,鲁迅先生最反感的两例,"郭巨埋儿"确实是百分之一百的糟粕,哪有为了保存老的消灭小的这样的道理?不要说人类,就是一般生物,为了种的遗传,总是要舍老扶小的。另一例,"老莱子娱亲",鲁迅先生也指出,最早《太平御览》所引的记载,是说他"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这虽多少有些肉麻,但事情的本质是随机应变,似乎也不必对之深恶痛绝。后来元代郭居敬编写《二十四孝》,将其发挥为"诈跌仆地",鲁迅先生因此才痛斥道:"无论孝顺,无论忤逆,小孩子多不愿诈作……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另外,宣扬迷信的"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也遭到鲁迅先生的抨击嘲讽。
那位大学生说,他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的。所谓"孝",指的是年轻的生命关爱老龄的生命。当今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亚高龄社会"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全人类此前的有关"长幼协调"的文本,皆可作为借鉴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是列为首批选用的"可利用资源"之一。他说着拿出一张单子给我看。原来,他已从统计学入手,将《二十四孝》里的二十四例"孝行",分类排列于下:
应予完全否定的:郭巨埋儿
意愿可取,而事例的成功几率奇低,属于宣扬神迹迷信的:涌泉跃鲤、哭竹生笋、卧冰求鲤、刻木事亲
出发点可取,而沦于低级趣味的:戏彩娱亲
应予基本肯定的:孝感天地(虞舜耕于历山,养活全家)、鹿乳奉亲、单衣顺母、卖身葬父、行佣供母、怀橘遗亲、闻雷泣墓、盗蚊饱血、尝粪心忧、乳姑不怠、弃官寻母
可以全盘肯定的:为亲负米、亲尝汤药、拾葚供母、扇枕温衾、扼虎救父、亲涤溺器
不可视为迷信,可以找到遗传学与心理学依据的,富有浓烈人情味的:啮指心痛(曾参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望参不还,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以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啮指以悟汝尔。)
据他这样一算,因为反人道而纯属糟粕的只有一例,只占5%;含迷信观念和低级趣味的加起来五例,占20%;能够肯定的,即在今天仍可作为协调代间关系的"可利用资源"的例子,竟有"十八孝"之多,占到75%,即四分之三!
对这位大学生的研究,我始而愤懑气结,继而摇头叹息,末后我对他说:"当年鲁迅先生,还有一批五·四运动的健将,他们对那支撑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旧礼教、旧道德、旧书旧文,真是怀着深仇大恨啊!他在《狂人日记》里借主人公的口说,几千年那超稳定状态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看去,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写《二十四孝》一文,是1926年了,而且整个《朝花夕拾》的文本,比《坟》、《呐喊》已经平和多了……但鲁迅先生已然彻底全盘否定掉的东西,你现在怎么能这样毫无心肝地去……搞什么定量分析,捞取什么可利用资源啊?!"
大学生只是望着我微笑,倒很有点"二十五孝",不,"十九孝"的劲头,他耐心地对我说:"鲁迅当年对封建礼教的那些批判,其文本价值永存。他的那种片面,是时代激情的片面、进步的片面,应当理解,并充分肯定。你们那一代人,对凡是带旧字的事物,旧社会、旧中国、旧文化、旧文人、旧事物……的反感,也确实是值得尊重的认知和情感。但是时过境迁,我们这一代人,必然要产生新的思路,而且,我们在追逐最新潮的事物,特别是外来——又尤其是西方——的种种最新的学术时尚与生活时尚的同时,也把离得越来越远的、旧而老的东西,当做最有趣的事物,从中捞取可利用资源……光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你看现在《老照片》那样的书卖得多火,而我们,最年轻的一代,是最大的购买阅读族群……您为什么还不明白呢?"
2
我为什么还不明白?
大学生走后,我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了很久。
我重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一文,发现他那文章开头起码有上千字是且顾不上斥《二十四孝》,而是切齿有声地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甚至于说:"只要是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谁算白话的谋害者呢?我一时还想不出来,但反对白话者,那可是一下子能想出一串来:林琴南、辜鸿铭、陈寅恪、吴宓……
现在大家虽然一提起鲁迅都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崇敬,但是他对反对白话者的那种深仇大恨,究竟还有几个后人将之视为"可利用资源"呢?
相反,现在像我上面所提到的林、辜、陈、吴诸位,都出了新版的文集或专著,关于他们的传记、论说也层出不穷,热闹得很,而且正面评价如潮涌动,蔚成一时大观。而"五·四运动"时为推行白话文鞠躬尽瘁的健将,如钱玄同、刘半农等,真是萧条得很,他们的书有几本重印了?销得动吗?谁热心为他们立传、对之研究考评?甚至一些专业与其无关的大学生,简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干什么的人。
陈寅恪对白话文的态度是最决绝的。他1949年"陆沉下的抉择",是留在了内地广州,一直活到1969年,却始终不用白话文写作,并且不允许把他写的书用简体字、横排本印制。1996年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共收入20位学界泰斗的集子,编印都很严肃认真,我得到一套,其中陈寅恪一册使我对这位自关于其"最后20年"的传记出来后,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字而蜚声知识界的大学者,有了更多的了解,感到弥足珍贵。可是,不久就看见某报上刊登出了出版这套随笔大系的出版社的道歉声明,事情的起因是陈的遗属重申,绝不允许以简体字、横排本方式印行陈的任何文字。该出版社并表示将已印行的有白话文序跋、注释,并以简体字、横排本印制的陈的随笔集加以封存、销毁。
陈寅恪的名字和他那"十字箴言",现在是任何一科的大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已成为常识范畴里的东西。白话不白话,如今已然完全不在眺望他那道风景的考虑之中。
3
是的,离得远了,当时是非谁管得?时间的筛子所留下的,只是现在时刻人们眼里的一道风景。
我1985年买到一册上海书店印行的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除了加上一个套封,基本上是"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的原样。那影印的原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裙裾下露出三寸金莲的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光是《桂花蒸阿小悲秋》那样的标题,就让我觉得无比新鲜。但是,一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对那本书便怀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其实,张爱玲在那本书开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已有所透露:"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是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
那位同行对我说:"40年代初,我已经是个青年人,那时的情绪整个被抗日这件民族危亡的泼天大事笼罩着,就是爱好文学,也总喜欢那种与民族救亡有直接关系的激昂文字,对于张爱玲那种在民族危亡关头还只是津津乐道于出名要趁早,写些幽幽地弄骨牌、雇着奶妈抱孩子的富家女人的喜怨哀乐的文字的作家,实在是不能不鄙夷……当然,抗战胜利后,如果把张爱玲定成文化汉奸,我也并不赞成,她确实并没有去参加日本鬼子搞的那个什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与汪伪政权的汉奸胡兰成有情爱关系,那确实也只是她的私生活,可是,为什么日本鬼子会把她列入那种会议的名单?她本人固然没有在汪伪政权里做事,可是直到抗战后胡兰成逃匿到温州,她还去寻找他,这样的私生活,又怎能不令人嗤鼻?更何况,50年代她跑到香港,后来又跑到美国,写了《秧歌》等大厚本的反共小说,思想不去说它了,艺术上也属于粗制滥造,怎么你这样的人,可以这些都置之不论,只是接受夏志清的那些评价,把她视为了中国现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呢?"
张爱玲出版她那《传奇》时,我还不识字。我在成长期里,根本不知道有她这么一个作家。80年代一旦接触到她的作品,特别是被夏志清在他那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真感到眼界大开——文笔确实佳妙,光是开篇的那个比喻句:"……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就令人叹服。那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因为曾与张爱玲有过"共时空"的近距离观察,所以会有那样的主观感受。而我,因为离得实在太远,所以没那么些个"时代主流情感"的前提,张爱玲于我而言,只是一道提供审美愉悦的美丽风景。
4
进入21世纪,整个20世纪,包括那最后的10年,也一下子离得远了。
我想我的心态应该趋于成熟。那种在当时当境下形成的某些不容争辩的"定论",并不是说要一律加以推翻。正如那位大学生对待《二十四孝》一样,他丝毫没有想否定鲁迅先生反封建礼教的历史性功绩,也并没有想亵渎鲁迅先生那篇激烈抨击《二十四孝》的文章的文本价值,但是他在远处看风景,结果看出《二十四孝》也并非一味地腐丑,从中还能提取出有利于现代"亚高龄社会"里,代间亲合的"可利用资源"。
因此,如果我在21世纪里遇到这样的"观景者",提出一些类似的"观感",即使我不能跟其达成共识,我至少不会再惊诧莫名。
记得我曾在外地从宾馆去往机场的一路上,看到不少乱扔的垃圾,还有被风吹挂到行道树上的塑料袋,搞得情绪非常地坏,那时觉得这片土地真是没治了!但是当我乘坐的客机升空以后,我从舷窗下望,映入眼里的是翠绿的田地、青黛的林带、齐整的公路、蜻蜓翅膀般的立体交叉桥、反射着天光的蜿蜒河流,以及簇簇彩色积木般的房舍、塔楼,都在说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毕竟不懈地创造着新的文明……
远看皆风景,不是说要在历史的疮疤和现实的问题面前闭上眼睛。
是要竭力从彼时彼境的局限性里跳出来,获得更宽宏因而也更大量的历史眼光,尽可能撷取一切可利用的传统资源。
是要在观察现实问题和展望未来时,获得更全局因而也更本质的景观,以保持应有的乐观信心与锐进气魄。
一位大学生来找我,说要讨论《二十四孝》的问题,我吃了一惊。1949年才七岁的我,生长在红旗下,没有念过旧式私塾,后来又经历了一波汹过一波的政治运动,到24岁时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席卷于"破四旧"的狂飙之中。那以前,没读过也从未想去读《二十四孝》,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才头一回读到过完整的《二十四孝》。我青年时代对《二十四孝》的了解,是通过鲁迅先生的著作,他那《朝花夕拾》的集子里,有一篇是专门抨击《二十四孝》的,但他那文章里并没把二十四个宣谕孝道的故事引用完全,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知道那全部的孝子究竟都是哪些人、做了哪些事。
来找我的大学生当然也读过鲁迅的那篇文章。他对我说:"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写那样的文章,可以理解。但那文章是片面的……"我强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讲完。据他说,鲁迅先生最反感的两例,"郭巨埋儿"确实是百分之一百的糟粕,哪有为了保存老的消灭小的这样的道理?不要说人类,就是一般生物,为了种的遗传,总是要舍老扶小的。另一例,"老莱子娱亲",鲁迅先生也指出,最早《太平御览》所引的记载,是说他"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这虽多少有些肉麻,但事情的本质是随机应变,似乎也不必对之深恶痛绝。后来元代郭居敬编写《二十四孝》,将其发挥为"诈跌仆地",鲁迅先生因此才痛斥道:"无论孝顺,无论忤逆,小孩子多不愿诈作……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另外,宣扬迷信的"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也遭到鲁迅先生的抨击嘲讽。
那位大学生说,他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的。所谓"孝",指的是年轻的生命关爱老龄的生命。当今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亚高龄社会"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全人类此前的有关"长幼协调"的文本,皆可作为借鉴的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二十四孝》是列为首批选用的"可利用资源"之一。他说着拿出一张单子给我看。原来,他已从统计学入手,将《二十四孝》里的二十四例"孝行",分类排列于下:
应予完全否定的:郭巨埋儿
意愿可取,而事例的成功几率奇低,属于宣扬神迹迷信的:涌泉跃鲤、哭竹生笋、卧冰求鲤、刻木事亲
出发点可取,而沦于低级趣味的:戏彩娱亲
应予基本肯定的:孝感天地(虞舜耕于历山,养活全家)、鹿乳奉亲、单衣顺母、卖身葬父、行佣供母、怀橘遗亲、闻雷泣墓、盗蚊饱血、尝粪心忧、乳姑不怠、弃官寻母
可以全盘肯定的:为亲负米、亲尝汤药、拾葚供母、扇枕温衾、扼虎救父、亲涤溺器
不可视为迷信,可以找到遗传学与心理学依据的,富有浓烈人情味的:啮指心痛(曾参采薪山中,家有客至,母无措,望参不还,乃啮其指,参忽心痛,负薪以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啮指以悟汝尔。)
据他这样一算,因为反人道而纯属糟粕的只有一例,只占5%;含迷信观念和低级趣味的加起来五例,占20%;能够肯定的,即在今天仍可作为协调代间关系的"可利用资源"的例子,竟有"十八孝"之多,占到75%,即四分之三!
对这位大学生的研究,我始而愤懑气结,继而摇头叹息,末后我对他说:"当年鲁迅先生,还有一批五·四运动的健将,他们对那支撑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旧礼教、旧道德、旧书旧文,真是怀着深仇大恨啊!他在《狂人日记》里借主人公的口说,几千年那超稳定状态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仔细看去,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写《二十四孝》一文,是1926年了,而且整个《朝花夕拾》的文本,比《坟》、《呐喊》已经平和多了……但鲁迅先生已然彻底全盘否定掉的东西,你现在怎么能这样毫无心肝地去……搞什么定量分析,捞取什么可利用资源啊?!"
大学生只是望着我微笑,倒很有点"二十五孝",不,"十九孝"的劲头,他耐心地对我说:"鲁迅当年对封建礼教的那些批判,其文本价值永存。他的那种片面,是时代激情的片面、进步的片面,应当理解,并充分肯定。你们那一代人,对凡是带旧字的事物,旧社会、旧中国、旧文化、旧文人、旧事物……的反感,也确实是值得尊重的认知和情感。但是时过境迁,我们这一代人,必然要产生新的思路,而且,我们在追逐最新潮的事物,特别是外来——又尤其是西方——的种种最新的学术时尚与生活时尚的同时,也把离得越来越远的、旧而老的东西,当做最有趣的事物,从中捞取可利用资源……光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你看现在《老照片》那样的书卖得多火,而我们,最年轻的一代,是最大的购买阅读族群……您为什么还不明白呢?"
2
我为什么还不明白?
大学生走后,我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了很久。
我重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一文,发现他那文章开头起码有上千字是且顾不上斥《二十四孝》,而是切齿有声地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甚至于说:"只要是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谁算白话的谋害者呢?我一时还想不出来,但反对白话者,那可是一下子能想出一串来:林琴南、辜鸿铭、陈寅恪、吴宓……
现在大家虽然一提起鲁迅都是异口同声地表示崇敬,但是他对反对白话者的那种深仇大恨,究竟还有几个后人将之视为"可利用资源"呢?
相反,现在像我上面所提到的林、辜、陈、吴诸位,都出了新版的文集或专著,关于他们的传记、论说也层出不穷,热闹得很,而且正面评价如潮涌动,蔚成一时大观。而"五·四运动"时为推行白话文鞠躬尽瘁的健将,如钱玄同、刘半农等,真是萧条得很,他们的书有几本重印了?销得动吗?谁热心为他们立传、对之研究考评?甚至一些专业与其无关的大学生,简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干什么的人。
陈寅恪对白话文的态度是最决绝的。他1949年"陆沉下的抉择",是留在了内地广州,一直活到1969年,却始终不用白话文写作,并且不允许把他写的书用简体字、横排本印制。1996年一家出版社出了一套"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共收入20位学界泰斗的集子,编印都很严肃认真,我得到一套,其中陈寅恪一册使我对这位自关于其"最后20年"的传记出来后,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字而蜚声知识界的大学者,有了更多的了解,感到弥足珍贵。可是,不久就看见某报上刊登出了出版这套随笔大系的出版社的道歉声明,事情的起因是陈的遗属重申,绝不允许以简体字、横排本方式印行陈的任何文字。该出版社并表示将已印行的有白话文序跋、注释,并以简体字、横排本印制的陈的随笔集加以封存、销毁。
陈寅恪的名字和他那"十字箴言",现在是任何一科的大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已成为常识范畴里的东西。白话不白话,如今已然完全不在眺望他那道风景的考虑之中。
3
是的,离得远了,当时是非谁管得?时间的筛子所留下的,只是现在时刻人们眼里的一道风景。
我1985年买到一册上海书店印行的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除了加上一个套封,基本上是"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的原样。那影印的原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裙裾下露出三寸金莲的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光是《桂花蒸阿小悲秋》那样的标题,就让我觉得无比新鲜。但是,一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对那本书便怀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其实,张爱玲在那本书开头《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已有所透露:"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是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
那位同行对我说:"40年代初,我已经是个青年人,那时的情绪整个被抗日这件民族危亡的泼天大事笼罩着,就是爱好文学,也总喜欢那种与民族救亡有直接关系的激昂文字,对于张爱玲那种在民族危亡关头还只是津津乐道于出名要趁早,写些幽幽地弄骨牌、雇着奶妈抱孩子的富家女人的喜怨哀乐的文字的作家,实在是不能不鄙夷……当然,抗战胜利后,如果把张爱玲定成文化汉奸,我也并不赞成,她确实并没有去参加日本鬼子搞的那个什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与汪伪政权的汉奸胡兰成有情爱关系,那确实也只是她的私生活,可是,为什么日本鬼子会把她列入那种会议的名单?她本人固然没有在汪伪政权里做事,可是直到抗战后胡兰成逃匿到温州,她还去寻找他,这样的私生活,又怎能不令人嗤鼻?更何况,50年代她跑到香港,后来又跑到美国,写了《秧歌》等大厚本的反共小说,思想不去说它了,艺术上也属于粗制滥造,怎么你这样的人,可以这些都置之不论,只是接受夏志清的那些评价,把她视为了中国现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呢?"
张爱玲出版她那《传奇》时,我还不识字。我在成长期里,根本不知道有她这么一个作家。80年代一旦接触到她的作品,特别是被夏志清在他那本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真感到眼界大开——文笔确实佳妙,光是开篇的那个比喻句:"……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就令人叹服。那位比我大20来岁的同行因为曾与张爱玲有过"共时空"的近距离观察,所以会有那样的主观感受。而我,因为离得实在太远,所以没那么些个"时代主流情感"的前提,张爱玲于我而言,只是一道提供审美愉悦的美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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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整个20世纪,包括那最后的10年,也一下子离得远了。
我想我的心态应该趋于成熟。那种在当时当境下形成的某些不容争辩的"定论",并不是说要一律加以推翻。正如那位大学生对待《二十四孝》一样,他丝毫没有想否定鲁迅先生反封建礼教的历史性功绩,也并没有想亵渎鲁迅先生那篇激烈抨击《二十四孝》的文章的文本价值,但是他在远处看风景,结果看出《二十四孝》也并非一味地腐丑,从中还能提取出有利于现代"亚高龄社会"里,代间亲合的"可利用资源"。
因此,如果我在21世纪里遇到这样的"观景者",提出一些类似的"观感",即使我不能跟其达成共识,我至少不会再惊诧莫名。
记得我曾在外地从宾馆去往机场的一路上,看到不少乱扔的垃圾,还有被风吹挂到行道树上的塑料袋,搞得情绪非常地坏,那时觉得这片土地真是没治了!但是当我乘坐的客机升空以后,我从舷窗下望,映入眼里的是翠绿的田地、青黛的林带、齐整的公路、蜻蜓翅膀般的立体交叉桥、反射着天光的蜿蜒河流,以及簇簇彩色积木般的房舍、塔楼,都在说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毕竟不懈地创造着新的文明……
远看皆风景,不是说要在历史的疮疤和现实的问题面前闭上眼睛。
是要竭力从彼时彼境的局限性里跳出来,获得更宽宏因而也更大量的历史眼光,尽可能撷取一切可利用的传统资源。
是要在观察现实问题和展望未来时,获得更全局因而也更本质的景观,以保持应有的乐观信心与锐进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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