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从蒋中正与毛泽东说到袁世凯
作者:唐德刚 更新:2021-11-02 00:53
《纽约时报》现任驻华特派员泰勒(PatrickE.Tyler),最近于二月六日该报发表一篇有关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故居的“专访”。他说近年来蒋在大陆上已不再是个“暴徒恶棍”。相反的,他在溪口的故居已成为海内外游客的朝山圣地(mecca)。每年平均有访客百余万,且在逐年增涨之中。这些访客百分之九十是大陆人,然台湾往访者每年亦不下十余万。
作者并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期中,蒋母王太夫人之墓遭到严重破坏。老人的骸骨与墓石,被红卫兵乱抛于山林之间。可想象是惨不忍睹。但是近年皆全部修复,焕然一新;连那座寺庙“文昌阁”亦经重建,而当今的管理员六十四岁的王某却正是三十年前的红卫兵之一。王某自述是属于当时反对毁墓的“保守派”——其实也是天晓得也。
记得七、八十年代之间,我个人亦曾数度返乡。旧中国的骨肉之情,还使我幻想去“访旧宅、扫祖墓”。数度试探没结果之后,返美曾作了一些还乡诗,有句说:“指点乡农识墓门,烟云遥拜泪沾襟。先茔哪有孤坟迹,祖宅真无片瓦存……”——我因回去得早,国家还没有开放重建。有些诚实的“乡农”故旧,尚告诉我实情。那些在开放后才回去的至亲好友,还乡之后,居然还能“哀毁骨立”、“泣血哭墓”,回来告诉我说:“妈妈的坟还在!妈妈的坟还在!”吾知其为“保守派”红卫兵之杰作也。
前些年与好友游台中“日月潭”,见老总统蒋公曾在潭畔建了一座巍峨的七级浮屠“慈恩塔”,祭祀的是蒋母遗像。——这位基督大总统,为何建了一座佛教式的浮屠高塔呢?——惭愧的做了个“历史学家”,吾知其心境也。
据泰勒的报导说,蒋公近日在大陆(尤其是在浙江奉化一带),其声望至少是与毛某平起平坐的。连中共治下的公务人员,都承认“蒋介石不是个坏领袖”。他和毛泽东的分别,只是在意识型态上“各为其主(义)”而已。——毛所致力实行的是共产主义;蒋所致力实行的则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如此而已。但是言外之意。在当今世界上,“共产主义”连“共产主义者”对它老人家都已失去信心,则蒋在大陆人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正在直线上升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这家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也是办得最好的一份报纸,它对中国新闻报导的态度(包括泰勒本人以及十多位他的前任)一向都有其偏见的;尤其是对中国的中央政府。因此中国中央执政者,自西太后、袁世凯而下,诸位总统、主席,到“假皇帝邓小平”(这也是该报封给邓的荣街),直至江泽民、李鹏。在该报的评述之中简直就没一个好东西。
该报每天都刊在第一版左上角的大牛皮,什么“凡天下可刊载的新闻,无不刊载”(Allthenewsthatsfittoprint)。可是去秋江泽民访美,美国工商界在华尔道夫大旅馆,由季辛吉主持的盛大招待会,这则“可刊载”的天大新闻,《纽约时报》硬是来它个“只字不提”,把老江封杀得干干净净。
《纽约时报》这种偏见,因而使早年的国民党和近年的共产党对它都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它关门大吉才好。可是《纽约时报》对我们国共两党,如稍示青睐,则被赞誉者又无不喜形于色,争相转播,视若殊荣——乖乖,真是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1.1 四星级的模范监狱
《纽约时报》何以如此偏激呢?说穿了也没啥深文大义。须知美国这个国家,一开始便是个中产阶级的国家。——它在“殖民时代”(ColonialPeriod)于维吉尼亚(孙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带,搞“计口授田”(五个黑口可抵三个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亩(合三百华亩)。瞧瞧,一个农夫向政府领取耕地,一领便是一口三百亩。五口之家,便是一千五百亩。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鸿章那样),一家能拥有如许的土地?——这还是殖民时代呢!工业化以后的美国,那还要谈吗?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筑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华里)。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个,今日纽约郊区的“七湖公园”。
可怜我们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浅。他把中国的“地主、富农”列为五毒之首,加以“斗争”。斗他个死去活来,人头滚滚——中共土改时向国际公开的数字是杀地主八十万人!据洋专家说,这数字是实有数字的十分之一。朋友。我们的地主,富农之所有,往往不过三五亩土地啊!有什么可“斗”的呢?
因此,以毛公那样不刷牙、不洗澡的“农民领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却要领导咱贫下中农,去斗争美帝,搞世界革命啰!其结果(让我们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龟”啊!可是把话反过来说。那些飞去飞来宰相家,平时锦衣玉食,满口民主人权的《纽约时报》诸老编,和他们“自由主义者”的政论家和政客们,又哪里知道咱贫下中农的社会是怎么回事呢?由他们信口开河来纵论中国问题,其不流于瞎扯淡,也就不可得矣。
毛死二十年了。再看看今天的情况。前不久,在我们纽约华人社区强力反对之下,美国政府罔顾我社区利益,在我“华埠”隔街建了个“模范监狱”。——乖乖,这哪叫“监狱”呢?它是一座四星级大宾馆哩!你如把它搬到北京的长安大街之上,它比那脏兮兮的“北京饭店”阔气多了呢!那些所谓“三星级”、“二星级”等等,简直就不能望其项背!——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便是顾客的人身自由了:一个是顾客可自由出入;另一个顾客就只能进不能出而已。
因此,在“自由女神”裙下住惯了模范监狱的美国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就牛皮通天,正气昂然,开口闭口什么“金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你真叫他们去做做毛主席治下、大跃进期间饿死的两千五百万的“贫下中农”看看,那他们就只要半升米,自由不需要了。——笔者本人就有一位亲堂弟夫妇二人。和两个幼儿,一家四口,在毛主席的大跃进中,活活饿死。他们死状之惨是不忍卒述的。但他们也只是当时被饿死的千百万寃魂之一而已。与毛主席的恶政相比,想想“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所著的书名)治下的中国,也还不算太坏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因此蒋公敌和毛公敌在今日大陆,也就平起平坐了。
《纽约时报》是一份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报纸。它的言论、立场,以及它一切对中国的评述,都是从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出发的。它的千百万读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为今日西方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正因为它被西方读者宠坏了,东方读者不知其所以然,震于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脑,也跟着它起哄,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同志们乱骂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喉舌,实在也是“不怪自家无见识”了。
笔者不敏,谬读时报四十余年,中了毒、上了瘾。每日清晨喝咖啡、吃面包,简直到了非看它不欢的程度。虽然对它论中国事,强不知以为知的横蛮态度,有时也恨得牙痒痒的。——不过,“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它对世界各地新闻报导的深入与详尽,在当今全球各大报中倒是首届一指的。
因此,今日看到泰勒君有关共产党治下,人民对蒋介石印象之转变的好奇心,倒引发我想起国民党当政数十年中,对袁世凯的评论了。——事实上,直至今日,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家,对袁世凯这个“皇帝”,就说(骂)得一无是处。与毛、蒋二公相比,袁世凯其人其行是否就真的腐烂到底,像国、共两党史家所说的,一无是处呢?
1.2 最正式的正式大总统
在本篇拙作里,笔者绝无心去替袁世凯平反,说他想做皇帝,没啥不对。我只是觉得这是个“逻辑的问题”。天下事——尤其是政论家论政,历史家论史——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则不特有违于我儒才德、阴阳之道,它也大谬于唯物主义者统一、对立之说。——如此,那就既难服人之口,更难服人之心了。
再者,值此台湾“民选总统”紧锣密鼓之际,各路英雄,赤膊上阵,其结果必然是四只老公鸡三死一活!死者固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景况堪怜。而活者,在冠歪毛脱,血迹斑斑之下,真能仰首一呜,天下皆白哉?我辈“历史学家”,不疑处有疑也。
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的“法统”(legitimacy)来说——不!根据世界各国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任何法学家、历史家都下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比他的继任“总统”——从黎元洪到李登辉——都更为“正式”,更为“合法”。
黎元洪继任时还有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之争;而蒋经国和李登辉的“中华民国”还要加个“在台湾”三字,才能算“合法”呢!
袁世凯就不然了。他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粱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一致公选的、合法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从纯法理(注意这个“纯”字)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legitimatestatus),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诸位知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的呢!他是在美国“正式独立”(英美《巴黎和约》,经英国国会于一七八三年正式通过,承认美国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一七八九)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dueprocessof1aw),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从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毛泽东……到李登辉、江泽民……,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
1.3 袁后李前的国家元首
袁之后且选几个重要的后任总统看看:
黎元洪像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第一任(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之纠纷已如上述。第二任(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就更可笑了。那是“直系军阀”先贵之、后贱之的结果。
在黎的两任之间干得最长的是徐世昌大总统(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徐是“皖系军阀”所导演的“安福国会”所选出的。这个国会就是当时孙中山、陆荣廷等南方政客和军阀所领导的“护法运动”中,所要打倒的对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这些总统干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总统,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他花五千银元一张票,在合法的国会之内,收买了一些“猪仔”议员去投票选举他。终于当了个“贿选大总统”(一九二三~一九二四)。——这些“猪仔”和他们的买主,在法律上都应该是刑事犯,虽然猪仔们都是合法选出的。
其后继曹而来的国家元首有所谓段执政(祺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和张大元帅(作霖,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他二人连个“总统”名称都不敢当,那就更无法律之可言了。
军阀终于被打倒了。继起的是国共两党“以党治国”的政权。
【附注】共产党的领袖们,尤其是毛泽东,硬说“以党治国”是国民党专有的“反动统治”的形式。他们的政权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权”,不是“以党治国”——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人民政权”的统治形式,也是“以党治国”。——刘少奇、周恩柬两位革命领袖在临终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历史是人民写的”。在人民所写的历史书中,中共今天的政权也是个“以党治国”的政权。这一结论我想一般读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以党的“领袖”来代替国家的“元首”。那么从“纯法理”上说,则这种元首、总统、主席、大元帅……只是一种法律代用品(legalsubstitute)。因为“党”与“国”,究竟是两回事嘛!
就以“老总统”蒋中正先生来说吧!他老人家做了数任“国府主席”,但那都是国民党“以党治(代)国”期中中常会指派的。后来“行宪”了。当了国家元首的“第一任总统”。搞历史的人不能说蒋总统不合法。他们只能说;“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之组合也。”在那“戡乱”未了时期,“三元素”一样不全,那行宪总统也就不是三全总统了。
1.4 毛泽东不通西学,袁世凯土法炼钢
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霸占了“美庐”,那就更是无法无天一团糟了。中共建国以后,根据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先是“共同纲领”,后是“宪法”,老毛干了两任国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五四~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选”出来的。可是毛公公开声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选出来的。文革期间,毛对欧洲来访的贵宾们就坦白地说;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载一九六九年中国出版只供“内部参考”之《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七三)
既然没有“真正的选举”,所以他一再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见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载同上书,页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紧,但是我们读史者就要替投票选毛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不平了。遥想当年出卖灵魂的老国会议员,他们选举曹大总统的选票,还值五千银子一张。如今选举毛主席的选票,竟至“一文不值”?!岂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称他“焚书坑儒”十倍百倍于秦始皇。事实上,他所直接、间接杀害的人数可能也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暴君杀人的总和!——他哪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呢?关于他所掌握的生杀之权,毛氏也有一番怪论。他说: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载前书页六二四~六二五)
有心的读者士女,您读到毛主席这一席话,您会感觉到毛骨悚然吧!毛公这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元首,居然认为“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那用什么‘体’呢?君主专政?个人独裁?
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1.5 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谓“民主共和国”(republic)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对西学没有较深的暸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泽东),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英文老师”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都该打烂屁股。教不严、师之惰也。在这篇讲稿里毛公把英文的right(权利)和power(权力)都弄不清楚,而谬释典籍,怎能不误国误己呢?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敦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一一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着。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然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词)。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1.6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敌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日”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凯全传》,页三三六~三三七)
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对袁似稍嫌过分——非袁较蒋、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务东厂、锦衣卫、血滴子那一套,不够现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转型”的过程)。
这一段对蒋,尤其是对毛,则颇嫌不足。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义、俄、日为师那种老式的“警察国家”(policestate);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已臻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policestatewithoutpoloice)。这一老套路,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所谓“使民战傈”也。至始皇帝搞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登峰造极。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时人(包括侯宜杰教授)所说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用这套后文革名词,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
我们中国入学习西方“共和政体”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小可曲不离口,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型论(病)”,和黑格尔、马克思师徒的“辩证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司马光的“臣光曰的历史哲学”也可解释一部分——从行为科学的观点,回看司马光的“才德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套上东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权论,也跳不开这个框框——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以就教于高明。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就是“空谈”了。
1.7 要做伪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体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不是司马光的单纯“才德论”所可规范了。
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low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洪(宏)扬宪法也。
可是毛泽东的干法,岂是洪宪而已哉?他造宪毁宪。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杀掉不算;再把个依“党宪”产生的接班党魁(林彪)也赶尽杀绝。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这算啥名堂呢?
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为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除CC(陈立夫),气死黄埔头头(陈诚)。最后还搞个“于右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
纵使是我们的孙老国父,他也不是要党员“按指模”,“盲从”党魁。国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个孙列宁才怪呢?!——做了列宁,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实说,中山先生是有主义、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势比人强。在那时代的形势之下(所谓“时势”),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于时势,蒋、毛又何独不然?蒋、毛如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袁世凯又何独不然呢,只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
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蒋、毛二公虽都有做皇帝之实,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辙,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socialethics)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读者如有兴趣,笔者如有时间,当续论之。
今值中华民国现任大总统正在“打拚”时间,我们第一任大总统的故事,对现任的政策与行为,有无直接意义呢?
曰:其契机仍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之间也。忆数载之前,愚有“黄石公园”之游,曾亲闻黄信介君的谠论曰;
“反攻大陆”,说得做不得。
“台湾独立”,做得说不得。
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做而不说者,真小人也。前车可鉴!为国为民;为历史,为真理:为爱护历史人物;为两千一百万台胞的福祉,吾深愿当届大总统(不是最后一任大总统),尽量做伪君子。千万莫做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三期
作者并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期中,蒋母王太夫人之墓遭到严重破坏。老人的骸骨与墓石,被红卫兵乱抛于山林之间。可想象是惨不忍睹。但是近年皆全部修复,焕然一新;连那座寺庙“文昌阁”亦经重建,而当今的管理员六十四岁的王某却正是三十年前的红卫兵之一。王某自述是属于当时反对毁墓的“保守派”——其实也是天晓得也。
记得七、八十年代之间,我个人亦曾数度返乡。旧中国的骨肉之情,还使我幻想去“访旧宅、扫祖墓”。数度试探没结果之后,返美曾作了一些还乡诗,有句说:“指点乡农识墓门,烟云遥拜泪沾襟。先茔哪有孤坟迹,祖宅真无片瓦存……”——我因回去得早,国家还没有开放重建。有些诚实的“乡农”故旧,尚告诉我实情。那些在开放后才回去的至亲好友,还乡之后,居然还能“哀毁骨立”、“泣血哭墓”,回来告诉我说:“妈妈的坟还在!妈妈的坟还在!”吾知其为“保守派”红卫兵之杰作也。
前些年与好友游台中“日月潭”,见老总统蒋公曾在潭畔建了一座巍峨的七级浮屠“慈恩塔”,祭祀的是蒋母遗像。——这位基督大总统,为何建了一座佛教式的浮屠高塔呢?——惭愧的做了个“历史学家”,吾知其心境也。
据泰勒的报导说,蒋公近日在大陆(尤其是在浙江奉化一带),其声望至少是与毛某平起平坐的。连中共治下的公务人员,都承认“蒋介石不是个坏领袖”。他和毛泽东的分别,只是在意识型态上“各为其主(义)”而已。——毛所致力实行的是共产主义;蒋所致力实行的则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如此而已。但是言外之意。在当今世界上,“共产主义”连“共产主义者”对它老人家都已失去信心,则蒋在大陆人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正在直线上升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这家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也是办得最好的一份报纸,它对中国新闻报导的态度(包括泰勒本人以及十多位他的前任)一向都有其偏见的;尤其是对中国的中央政府。因此中国中央执政者,自西太后、袁世凯而下,诸位总统、主席,到“假皇帝邓小平”(这也是该报封给邓的荣街),直至江泽民、李鹏。在该报的评述之中简直就没一个好东西。
该报每天都刊在第一版左上角的大牛皮,什么“凡天下可刊载的新闻,无不刊载”(Allthenewsthatsfittoprint)。可是去秋江泽民访美,美国工商界在华尔道夫大旅馆,由季辛吉主持的盛大招待会,这则“可刊载”的天大新闻,《纽约时报》硬是来它个“只字不提”,把老江封杀得干干净净。
《纽约时报》这种偏见,因而使早年的国民党和近年的共产党对它都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它关门大吉才好。可是《纽约时报》对我们国共两党,如稍示青睐,则被赞誉者又无不喜形于色,争相转播,视若殊荣——乖乖,真是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1.1 四星级的模范监狱
《纽约时报》何以如此偏激呢?说穿了也没啥深文大义。须知美国这个国家,一开始便是个中产阶级的国家。——它在“殖民时代”(ColonialPeriod)于维吉尼亚(孙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带,搞“计口授田”(五个黑口可抵三个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亩(合三百华亩)。瞧瞧,一个农夫向政府领取耕地,一领便是一口三百亩。五口之家,便是一千五百亩。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鸿章那样),一家能拥有如许的土地?——这还是殖民时代呢!工业化以后的美国,那还要谈吗?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筑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华里)。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个,今日纽约郊区的“七湖公园”。
可怜我们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浅。他把中国的“地主、富农”列为五毒之首,加以“斗争”。斗他个死去活来,人头滚滚——中共土改时向国际公开的数字是杀地主八十万人!据洋专家说,这数字是实有数字的十分之一。朋友。我们的地主,富农之所有,往往不过三五亩土地啊!有什么可“斗”的呢?
因此,以毛公那样不刷牙、不洗澡的“农民领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却要领导咱贫下中农,去斗争美帝,搞世界革命啰!其结果(让我们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龟”啊!可是把话反过来说。那些飞去飞来宰相家,平时锦衣玉食,满口民主人权的《纽约时报》诸老编,和他们“自由主义者”的政论家和政客们,又哪里知道咱贫下中农的社会是怎么回事呢?由他们信口开河来纵论中国问题,其不流于瞎扯淡,也就不可得矣。
毛死二十年了。再看看今天的情况。前不久,在我们纽约华人社区强力反对之下,美国政府罔顾我社区利益,在我“华埠”隔街建了个“模范监狱”。——乖乖,这哪叫“监狱”呢?它是一座四星级大宾馆哩!你如把它搬到北京的长安大街之上,它比那脏兮兮的“北京饭店”阔气多了呢!那些所谓“三星级”、“二星级”等等,简直就不能望其项背!——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便是顾客的人身自由了:一个是顾客可自由出入;另一个顾客就只能进不能出而已。
因此,在“自由女神”裙下住惯了模范监狱的美国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就牛皮通天,正气昂然,开口闭口什么“金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你真叫他们去做做毛主席治下、大跃进期间饿死的两千五百万的“贫下中农”看看,那他们就只要半升米,自由不需要了。——笔者本人就有一位亲堂弟夫妇二人。和两个幼儿,一家四口,在毛主席的大跃进中,活活饿死。他们死状之惨是不忍卒述的。但他们也只是当时被饿死的千百万寃魂之一而已。与毛主席的恶政相比,想想“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所著的书名)治下的中国,也还不算太坏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因此蒋公敌和毛公敌在今日大陆,也就平起平坐了。
《纽约时报》是一份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报纸。它的言论、立场,以及它一切对中国的评述,都是从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出发的。它的千百万读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为今日西方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正因为它被西方读者宠坏了,东方读者不知其所以然,震于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脑,也跟着它起哄,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同志们乱骂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喉舌,实在也是“不怪自家无见识”了。
笔者不敏,谬读时报四十余年,中了毒、上了瘾。每日清晨喝咖啡、吃面包,简直到了非看它不欢的程度。虽然对它论中国事,强不知以为知的横蛮态度,有时也恨得牙痒痒的。——不过,“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它对世界各地新闻报导的深入与详尽,在当今全球各大报中倒是首届一指的。
因此,今日看到泰勒君有关共产党治下,人民对蒋介石印象之转变的好奇心,倒引发我想起国民党当政数十年中,对袁世凯的评论了。——事实上,直至今日,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家,对袁世凯这个“皇帝”,就说(骂)得一无是处。与毛、蒋二公相比,袁世凯其人其行是否就真的腐烂到底,像国、共两党史家所说的,一无是处呢?
1.2 最正式的正式大总统
在本篇拙作里,笔者绝无心去替袁世凯平反,说他想做皇帝,没啥不对。我只是觉得这是个“逻辑的问题”。天下事——尤其是政论家论政,历史家论史——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则不特有违于我儒才德、阴阳之道,它也大谬于唯物主义者统一、对立之说。——如此,那就既难服人之口,更难服人之心了。
再者,值此台湾“民选总统”紧锣密鼓之际,各路英雄,赤膊上阵,其结果必然是四只老公鸡三死一活!死者固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景况堪怜。而活者,在冠歪毛脱,血迹斑斑之下,真能仰首一呜,天下皆白哉?我辈“历史学家”,不疑处有疑也。
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的“法统”(legitimacy)来说——不!根据世界各国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任何法学家、历史家都下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比他的继任“总统”——从黎元洪到李登辉——都更为“正式”,更为“合法”。
黎元洪继任时还有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之争;而蒋经国和李登辉的“中华民国”还要加个“在台湾”三字,才能算“合法”呢!
袁世凯就不然了。他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粱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一致公选的、合法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从纯法理(注意这个“纯”字)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legitimatestatus),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诸位知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的呢!他是在美国“正式独立”(英美《巴黎和约》,经英国国会于一七八三年正式通过,承认美国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一七八九)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dueprocessof1aw),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从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毛泽东……到李登辉、江泽民……,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
1.3 袁后李前的国家元首
袁之后且选几个重要的后任总统看看:
黎元洪像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第一任(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之纠纷已如上述。第二任(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就更可笑了。那是“直系军阀”先贵之、后贱之的结果。
在黎的两任之间干得最长的是徐世昌大总统(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徐是“皖系军阀”所导演的“安福国会”所选出的。这个国会就是当时孙中山、陆荣廷等南方政客和军阀所领导的“护法运动”中,所要打倒的对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这些总统干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总统,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他花五千银元一张票,在合法的国会之内,收买了一些“猪仔”议员去投票选举他。终于当了个“贿选大总统”(一九二三~一九二四)。——这些“猪仔”和他们的买主,在法律上都应该是刑事犯,虽然猪仔们都是合法选出的。
其后继曹而来的国家元首有所谓段执政(祺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和张大元帅(作霖,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他二人连个“总统”名称都不敢当,那就更无法律之可言了。
军阀终于被打倒了。继起的是国共两党“以党治国”的政权。
【附注】共产党的领袖们,尤其是毛泽东,硬说“以党治国”是国民党专有的“反动统治”的形式。他们的政权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权”,不是“以党治国”——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人民政权”的统治形式,也是“以党治国”。——刘少奇、周恩柬两位革命领袖在临终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历史是人民写的”。在人民所写的历史书中,中共今天的政权也是个“以党治国”的政权。这一结论我想一般读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以党的“领袖”来代替国家的“元首”。那么从“纯法理”上说,则这种元首、总统、主席、大元帅……只是一种法律代用品(legalsubstitute)。因为“党”与“国”,究竟是两回事嘛!
就以“老总统”蒋中正先生来说吧!他老人家做了数任“国府主席”,但那都是国民党“以党治(代)国”期中中常会指派的。后来“行宪”了。当了国家元首的“第一任总统”。搞历史的人不能说蒋总统不合法。他们只能说;“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之组合也。”在那“戡乱”未了时期,“三元素”一样不全,那行宪总统也就不是三全总统了。
1.4 毛泽东不通西学,袁世凯土法炼钢
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霸占了“美庐”,那就更是无法无天一团糟了。中共建国以后,根据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先是“共同纲领”,后是“宪法”,老毛干了两任国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五四~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选”出来的。可是毛公公开声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选出来的。文革期间,毛对欧洲来访的贵宾们就坦白地说;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载一九六九年中国出版只供“内部参考”之《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七三)
既然没有“真正的选举”,所以他一再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见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载同上书,页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紧,但是我们读史者就要替投票选毛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不平了。遥想当年出卖灵魂的老国会议员,他们选举曹大总统的选票,还值五千银子一张。如今选举毛主席的选票,竟至“一文不值”?!岂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称他“焚书坑儒”十倍百倍于秦始皇。事实上,他所直接、间接杀害的人数可能也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暴君杀人的总和!——他哪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呢?关于他所掌握的生杀之权,毛氏也有一番怪论。他说: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载前书页六二四~六二五)
有心的读者士女,您读到毛主席这一席话,您会感觉到毛骨悚然吧!毛公这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元首,居然认为“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那用什么‘体’呢?君主专政?个人独裁?
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1.5 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谓“民主共和国”(republic)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对西学没有较深的暸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泽东),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英文老师”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都该打烂屁股。教不严、师之惰也。在这篇讲稿里毛公把英文的right(权利)和power(权力)都弄不清楚,而谬释典籍,怎能不误国误己呢?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敦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一一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厚五百六十余页之巨着。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然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粱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词)。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1.6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敌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日”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凯全传》,页三三六~三三七)
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对袁似稍嫌过分——非袁较蒋、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务东厂、锦衣卫、血滴子那一套,不够现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转型”的过程)。
这一段对蒋,尤其是对毛,则颇嫌不足。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义、俄、日为师那种老式的“警察国家”(policestate);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已臻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policestatewithoutpoloice)。这一老套路,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所谓“使民战傈”也。至始皇帝搞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登峰造极。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时人(包括侯宜杰教授)所说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用这套后文革名词,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
我们中国入学习西方“共和政体”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小可曲不离口,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型论(病)”,和黑格尔、马克思师徒的“辩证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司马光的“臣光曰的历史哲学”也可解释一部分——从行为科学的观点,回看司马光的“才德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套上东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权论,也跳不开这个框框——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以就教于高明。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就是“空谈”了。
1.7 要做伪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体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不是司马光的单纯“才德论”所可规范了。
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low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洪(宏)扬宪法也。
可是毛泽东的干法,岂是洪宪而已哉?他造宪毁宪。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杀掉不算;再把个依“党宪”产生的接班党魁(林彪)也赶尽杀绝。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这算啥名堂呢?
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为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除CC(陈立夫),气死黄埔头头(陈诚)。最后还搞个“于右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
纵使是我们的孙老国父,他也不是要党员“按指模”,“盲从”党魁。国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个孙列宁才怪呢?!——做了列宁,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实说,中山先生是有主义、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势比人强。在那时代的形势之下(所谓“时势”),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于时势,蒋、毛又何独不然?蒋、毛如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袁世凯又何独不然呢,只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
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蒋、毛二公虽都有做皇帝之实,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辙,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socialethics)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读者如有兴趣,笔者如有时间,当续论之。
今值中华民国现任大总统正在“打拚”时间,我们第一任大总统的故事,对现任的政策与行为,有无直接意义呢?
曰:其契机仍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之间也。忆数载之前,愚有“黄石公园”之游,曾亲闻黄信介君的谠论曰;
“反攻大陆”,说得做不得。
“台湾独立”,做得说不得。
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做而不说者,真小人也。前车可鉴!为国为民;为历史,为真理:为爱护历史人物;为两千一百万台胞的福祉,吾深愿当届大总统(不是最后一任大总统),尽量做伪君子。千万莫做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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