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召见康有为，决心变法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
  时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作亡园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着《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图。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充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五〇六。原载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9.2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架空政治”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语“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毛主席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9.3 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着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天都要从那时的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诏〉之时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绪帝去了十二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的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借口。盖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把光绪所有的诏命不但当作耳边风，并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李盛铎、杨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作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本来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哪是空谈变法“主义”，所可解决的呢？不论“黑猫白猫，能捉耗子的才是好猫咪”（邓小平语）。徒足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场昵？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论、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君不见，我们国、共两党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个世纪，还不是连个半调子的“自治”也未搞出来。光绪爷要在一百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竞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共产党来了，老毛打砸抢玉石不分，破坏可就彻底了（古代的流寇在历史上所发生的破坏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日“搬掉三座大山”。其实他和敝乡长朱元璋一样，一座大山也未搬掉，还另加一座新山。这种搬山造山运动，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问题；也赶不上“先进国家”。所以邓小平今日还在山前山后乱窜一通，不知伊于胡底？——这些都是后话，将来再慢慢交代。
  9.4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硕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垢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她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和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和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和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真除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同样的，当“四人帮”被捕的时候，华园锋、汪东兴不都是“政治局委员”？“八三四一部队”被调出北京换防去了，华、汪二人下也是相继换防养病？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诉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他们的安全也得不到半个“八三四一”的保护，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否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九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皇上才临时抱佛脚，于九月十三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九月十四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议，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论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外出，不可延误”。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他那时要不是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康大圣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爷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级，无他，让我借用一句邓公小平逃出魔掌时的四川话：“命大！”
  一九八七年之秋，余路过青岛，曾拜谒过康公新墓。承陪游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无头。他的头是用不锈钢假造的。原来康公虽逃过了“老佛爷”，却逃不过“红太阳”。他的旧坟被红卫兵挖掉来鞭尸。他的头也被红卫兵拿去展览，就不知去向了。后来邓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头颅。青岛地区首长，乃用不锈钢造了一个。余闻之叹息。这也是康老的命吧！
  9.5 袁世凯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从二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对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撒开太后而转投实力毫无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就从是非之辨来说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冲动的小六子“张少帅”，他或可不计利害和后果，来搞他个爱国的“苦挞打”。不幸袁氏却是个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会上那群爱国君臣的大当了。——这一政治秀在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历史家来放其马后炮呢？
  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九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间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9.6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竞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选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帐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恊办大学士——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国、共两党中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和）、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鼎）……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下愈况，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了。
  9.7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变法”是我国三千年历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后，和邓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邓小平是我民族的变法专家之中，年龄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还高一级）、个子最小（比拿破仑还矮几公分），而更是夫妻儿女，全家总动员的一位。他也生个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党，要三上三下；搞改革体制、变法维新，是否也要来个三上三下？天机不可泄漏，目前谁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观火，但知他已搞了两上两下。今后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样的大运亨通，大洋三岸的观察家们，就各说各话了。其实今日之摇头晃脑的专家学者、吵吵闹闹的无冕之王、港台媒体，乃至张半仙、李铁嘴等数不尽的算命先生，包括闭门造车的笔者自己，都在胡说八道。——将来谜底揭晓，诸公猜错了，原属活该；诸公猜对了，也只是巧合。若说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过去未来，那就是三国演义了。黄药禅师说得好：“后事还须问后人。”大考之后，分数贴出，将来的老师，自会有公平的评断。
  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远，史料齐全。水晶球内，事实昭然；而载湉康梁、慈禧荣禄，威权久泯，恩怨已断。当今史家，如熟悉史实，剔除成见，未始不能作论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来兹。笔者不揣浅薄，试作此想，曾为这桩公案，腾出四章，凡数万言，以窥其堂奥。长话短结，试问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9.8 通古今之变，识中西之长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就是类似的强不知以为知，最惨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为的汉学，他的火候可还在梁漱溟、钱宾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条主义的大错。康作诗说：“良史莫无两司马，传经唯有一公羊。”两千年旧史都赶不上两司马，可能是事实。传经唯有一公羊，从今文家观点出发，也没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说。百家争鸣，原是盛事。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的与以张之洞、翁同和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这也是个历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论家、思想家也就罢了，康有为至少可以做个民胞物与、襟怀豁达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没有做政治家的秉赋。他生就是个骄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他十九岁结婚；我国千年旧俗，花烛之夕，亲友们热闹一番，闹闹新房，也是常事。而他这个乖僻的新郎，却不许闹新房，弄得颇失亲友之欢。那时有为笃信周礼，一切要按“礼”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结苫庐，辕绖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他自记说：“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远。”但是他自己也说，他这样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夸“少年刚毅，执守大过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别人如何批评呢！
  记得清人笔记亦尝记有某翁，因笃信“正心诚意”之说，他“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要在日记里“正心诚意”地记录下来。康有为正是这样木讷乖僻之人。
  这种少年康有为型态的知青。我们小中大学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本不应彼此相强。但是这种人就不能当“公开”、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党的党魁了。
  有为青年期，在一再“乡试不售”的沮丧心情之下，也曾习禅打坐、诵佛道经典以自遣。有时竟弄到“哭笑无常”的程度。这也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自编年谱）。“哭笑无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现象。据心理医师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现象为不正常而求医，则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变成“疯子”。做疯子仍可做大学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疯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国明、清两代旧俗，考生进学或中举点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房师”，以报答主考官对他才华和学问的赏识。可是康氏骄傲成性。他要孙中山拜他为师；他自己则拒绝拜自己的主考官为师，弄得狂名满天下。最后应朋友之劝，康氏总算拜他的乡试主考官许应骥（后任“礼部尚书”）为房师。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却弄得形同水火。其后维新期间，对康氏痛心疾首，而参劾最厉的也正是许氏。许氏之劾康，与其说是由于意蒂牢结，倒不如说是感情用事。据说康亦怂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个火上加油的笔墨官司。光绪袒康革许。斯为光绪亲政之后，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后帝后两党之水火，就更无法收拾了。
  据说康有为于六月十六日光绪召见之时，在“朝房”（等候召见的地方）与荣禄不期而遇。二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有为忿然回答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我们在一百年后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时的荣禄有力足以杀康；而康绝无力量可诛荣。在这百日维新刚启幕之时，康对旧派第一号大头头，作此毫无必要的愤激之言，也可想见他在处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讷了。
  总之，“戊戌变法”实在是我国近代史中，继“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而来的第一个“政治现代化”（也可说是清末的“第五个现代化”吧），但是这个运动不但未能领导我们的政治体制前进一步，反而倒退了数十年。胡为乎而然呢？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主要的推动者是光绪皇帝。若以《春秋》的标准作“诛心之论”，要从为国为民、牺牲小我的动机着眼，光绪帝这位爱国青年，实在是我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尧舜之君”。但是光绪帝毕竟是长于深宫之中，受制于无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个儿皇帝。经验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应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像蒋经国那样——然后才能试行变法。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诏书一日数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个办法．不幸这位年轻皇帝，显然感到国亡无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军师谋臣，应该有见及此。不幸康某木讷执拗，识见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而开了倒车。
  值此两千年未有的转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干里。有心掌舵的人，总应略通古今之变，粗识中西之长。虚怀若谷，慎重将事。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鉴往知来。摩挲旧史，涉猎时文。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