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再说什么好。
  老阿婆见一位外国人来找我，显出极为忐忑不安的样子。在这个小镇上，谁家里来了一位外国人，可是件不寻常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往往也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镇上的人们肯定都忌讳这一点的。我很理解老阿婆，便告诉她，沃克是我的外国同学，不会给她带来任何麻烦，见我一面就走，叫她打消疑虑。
  随后，我陪沃克来到一家小饭馆。
  落座后，我说：“沃克，我请你吃顿便饭吧。”沃克说：“还是我请你，我比你有钱。”
  拗他不过，让步。
  随便点几样菜，要了三瓶啤酒。
  沃克先替我的杯里倒满了酒，接着往他自己的杯里也倒满了酒，之后盯着我，问：“告诉我，我们是朋友吗？”我也盯着他，庄重地回答：“当然是朋友。”
  沃克说：“在中国，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是他的朋友，我觉得自己不算白白来中国留学一次了。”
  我说：“不，沃克，你不只有我一个中国朋友。除了我，还有小莫呢！除了我和小莫，复旦园里一定还有许多中国学生把你当作朋友的。不过他们没有机会向你表示罢了。”沃克说：“谢谢你的话。”
  我举杯，说：“让我们像朋友那样干一杯吧！”沃克说：“好，不但为了我们之间的友情，也让我们共同为一个中国姑娘少遭厄运而干杯！”
  我问：“哪一个中国姑娘？”
  沃克说：“就是你觉得你爱上了的那个中国姑娘。”一阵忧郁笼罩在我心间。
  沃克问：“你现在还想着她吗？”
  我说：“几乎天天都在想着她。”
  我们的塑料杯无声地碰到了一起。
  沃克问：“按照你们中国的习惯，这一杯得一饮而尽是不是？”
  我说：“是的。”
  于是我们眼睛注视着眼睛，一口气喝光了那杯啤酒。沃克用手背抹一下嘴，微微一笑，说：“我曾经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中国姑娘作我的妻子。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东方女性温柔多情，而且对丈夫，对孩子，对家庭比西方女性有责任感……”他遗憾地摇摇头。
  我说：“中国的泼妇悍妇也是很可怕的，《聊斋》里将她们比作枕旁夜叉，将那些不幸的丈夫比作床头系羊。”沃克说：“我当然要找一个美好的中国姑娘做妻子啦！如果我再来中国，仍抱有这种愿望，你帮我寻找好吗？”我说：“你趁早打消这种愿望吧，难道你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与一个中国人结成夫妻是多么困难吗？”
  沃克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他天真得可爱。我哑然一笑。
  刚吃罢饭，他就要往回赶。他说他已买妥了明天的飞机票。
  我一直送他到公共汽车站。
  他从兜里掏出一迭人民币，说：“我来不及兑换了，带回国没用，你收下吧！不多，不到一百元。”
  我说：“我们中国古人有句话——不轻受一文。”他说：“你真怪。”
  我说：“我们中国古人还有句话——不敢忘一餐。沃克，你跑到郊区来向我告别，你请我吃了一顿饱饱的饭菜，我不会忘记的。如果你真还会到中国来，如果那时我的处境好些，我一定请你在最高级的饭店吃一顿中国大菜。”沃克十分认真地说：“别忘了你还要替我寻找一位愿做我妻子的美好的中国姑娘。”
  我也十分认真地说：“只要那时我们的政策允许一个中国姑娘嫁给一位外国人，而且你保证不欺负她。”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匆匆握了一下手，他便跳上了汽车。
  汽车开出很远，我还看到沃克一支长长的胳膊从车窗伸出，向我不停招着。
  我惆怅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我这“出事”了的工农兵学员，在朱家角生活了十来天后，心中渐感不安起来，总有种近乎“逃亡”的阴暗意识，时时地摆布着我。
  我便告别了阿婆，鼓起勇气，回学校了。
  回到学校的第二天，Ｅ老师把我叫到一个学生宿舍里，讯问我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得怎么样了，还暗示我，工宣队认为，人证物证俱全，我拒不承认，也是可以定“案”的。那就不是我将被分配到何处的问题了，而是我有没有资格毕业的问题了。
  Ｖ就住在这个宿舍里。我不知Ｅ老师为什么偏偏将我叫到这个宿舍。桌上有瓜子、果脯、软糖。毫无疑问都是Ｖ买的。他是我们专业带工资学员中工资最高的一个。每月七十多元。比我们有些老师的工资还高。除了我和Ｅ老师在宿舍里，Ｖ也在。他不离开，使我愤怒。按理说他是无权听我与Ｅ老师这番特殊内容的“谈话”的。可他却躺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书，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Ｅ老师不让他出去，也使我大为不解。
  我老老实实告诉Ｅ老师，我这些天来根本没有进行过什么反省，到一个去处躲清静。
  “你当真不想要毕业证书啦？”Ｅ老师一边嗑瓜子，一边瞪着我问。
  我说：“随你们他妈的便！”
  Ｖ腾地坐了起来，质问我：“你骂老师？”
  “滚你妈的！你有什么权力质问我！”我指着他大声说，真想和他打一架。
  “你……”Ｅ老师脸气白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专业的于老师。他到安徽去“开门办学”，昨天刚回来。他见我们三个虎视眈眈的样子，奇怪地问我们在争吵什么。
  Ｅ老师就把我“犯错误”的事对他讲了一遍，还说：“大梁的态度这么不好，是毕不了业的呀！”
  于老师说：“这事啊！那张汇单是我从阅览室一本《朝霞》中无意翻到的。我当时也没想到去细看邮戳，不知那是大梁半年前丢失的……”
  Ｖ这时要往外走。
  于老师叫住他说：“哎，小Ｖ，我不是亲手把汇单交给你，让你打电话告诉大梁回学校取的吗？”
  Ｖ不免狼狈起来，吱吱唔唔说不成话。
  Ｅ老师不禁地转脸去看Ｖ。
  Ｖ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可我也没叫你拿着作废的汇单再冒领啊！”
  我气恨得浑身发抖。
  这件事从此就算过去，不了了之。那位系工宣队副队长往后见了我，脸上也强作微笑了。
  实事求是地说，Ｖ与Ｃ，在这件事上，并无“合谋”。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各干各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Ｃ代领汇款。如果换了别人，这事本不成其为事，最多埋怨我几句。Ｃ将这件事搞成一件事，当然没什么奇怪。对于某些人，能够有什么机会“整”别人一下，不“整”白不“整”。Ｖ不过是见Ｃ首先已将这事搞成了一件性质严重的事，顺水推舟，使其更为严重罢了。因为他是作梦都想进北京啊！自从我们上一届的毕业生中，就是对同学突然“袭击”，贴出“某某反动言论百例”的那个，进京后据说可能当教育部副部长，多少人都认为进京简直就等于跃龙门。
  不久，复旦园内暗传，“四人帮”在北京被逮起来了。接着，马天水、王秀珍在北京交待问题一说被证实。
  复旦园内人心扬沸。工宣队员们一个个如丧考妣。在发生于复旦园内的许多大大小小事件中“革命”得过分的某些人们，像偷了汉子被揭发的女人似的，都变得有了几分扭捏，有了几分羞臊，有了几分不自在，低眉顺眼起来，而做过恶的，受到的心理冲击是太突然也太大了，未免惶惶然不可终日。
  复旦大学与上海交大的学生，率各大学之先，深夜冲出校园，会聚外滩。市革委楼前，万头攒动。
  徐景贤肩披棉军大衣，出现在阳台上，朝下招手，高喊：“革命的同学们，感谢你们的政治热情……”
  他以为两校学生，是在以游行的方式，为“四人帮”及马天水、王秀珍之流向北京施加压力呢！
  一片怒吼骤起：“打倒徐景贤！”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潇洒的身姿明显地抖了一下，军大衣落在地上，像个皮影似的，晃进室内不复出现。
  两校学生的队伍，从市革委门前出发，几乎绕市游行一周。复旦学生归校，时间已过午夜。
  我在游行队伍中发现了Ｃ，其情绪之昂奋，令我惊诧。围攻物理系女学生时的表现，大概也不过尔尔。健忘若此，真奇人也！我暗想，像她，总该转个弯子吧？却顺溜笔直地就从一条路线冲刺到另一条路线了！
  中文系学生首先贴出一批揭发“四人帮”在复旦罪行与阴谋的大字报。Ｃ一手拎浆糊桶，一手持刷浆糊的笤帚，忙前忙后，颇不辞辛劳。
  ……
  又过不久，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了。
  Ｅ老师动员我留校，我表示愿意服从分配。
  小莫暗中向我透露，动员我留校，是为了照顾Ｖ，将他分到北京去。因为他最怕被重新分回新疆去。而他留校是没指望的，老师们十之八九坚决反对。
  我便找Ｅ老师，告诉他，我宁肯回北大荒，也不留校。Ｅ老师问我何以变卦？
  我说：“你心里明白！”
  那一天我卖了手表买的那件“三合一”的裤子晒在外边丢掉了。我只有两条裤子，丢的是体面的一条。Ｖ就拿着一条新裤子来送给我。
  我说：“我穿着短裤毕业，也不会接受你给我的裤子。”他说：“我女朋友在北京，求求你。”
  我说：“把你的裤子拿走，否则我从窗口扔出去。”他不拿走。
  我便当着他的面从窗口扔出去了。
  那条裤子悠悠地飘过了院墙，飘落在马路中间。一辆卡车驶过，车轮又将它卷入了路旁的水沟。
  Ｖ尴尬地呆了一会儿，又说，“我错了……”
  我朝房门一指：“出去！”
  Ｖ不得不离开了。
  小莫走进来，问：“那小子来干什么？”
  我沉思许久，低声说：“小莫，要不我就成全了他吧？他女朋友在北京……得理让三分才对是不是。”
  小莫说：“狗屁！他女朋友是北大哲学系的，与我们同届，半年前就与他彻底断绝关系了！全专业哪个同学不知道？Ｅ老师也是明明知道的！……”
  我说：“就算这样吧！反正我也不是北京人，北京对我并没什么吸引力。他刚才对我承认他错了……”
  小莫说：“好，好，好，你是君子，你多好啊！可生活中的坏人，就是让你们这些人给他妈的惯的！你成全他吧，也成全你那颗自以为善良的心吧！老子从此和你绝交！……”掼门而去。
  我又想了很久，决定报复一次。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报复人。
  直到如今，我仍每每回想此事，不知自己当初对亦或错，得不出个结论。其实我并不算报复了Ｖ，我只不过是不肯原谅他对我的伤害，在完全可以成全他的情况下没有使他如愿以偿而已。这么想，似乎也就宽宥了自己。但进而一想，若我当初成全了他，说不定他分到北京之后，尚可能与其女友重归于好，结成伉俪，夫敬妇爱，一生幸福。爱是一种机缘，谁错过了则可能铸成千古恨。断送了别人爱的机缘，毕竟是有几分可恶的事。而且也太小人气度。这么想，又觉得自己当初很不应该。
  临毕业更近了。每晚，在校园里谈心的人大大多起来。分离使人与人之间都变得友善起来。
  Ｃ抓紧在校的最后时间开始谈情说爱。没什么政治的事儿可作了，对一个二十七八的，其貌不扬的，毫无女性魅力的大姑娘来说，赶紧抓住一个可以做得丈夫的男人，就“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
  每晚有比我们低一届的一个部队学生陪着她，与比我们高一届的一个留校生在校园里兜圈子。据说那部队女学生是“红娘”。逢熟人“红娘”便“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我们谈工作”。
  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们几次。Ｃ总是将脸扭向别处，装未见我。
  我知这不是害羞。害羞的本能使女性可爱。在这一点上Ｃ挺不幸的。她避我另有缘故。她曾向我们专业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同学求爱。而对方又爱着新闻系一位女同学。她明知却又“锲而不舍”。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理说作罢算了。她不。她以创作专业支部副书记名义，到哲学系去“调查”人家的“不正常关系”。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属于“刺探”别人的隐私，非法活动。假专业党支部名义而行之，更是做得太过分了。她还不作罢。还要在专业的各种会上大讲特讲“上大学时期谈情说爱，对不起送我们上大学的人民”一类话……那位新闻系的女同学有次当众大骂了她一通，于是她的所作所为彻底败露。女人天生是女人的对手。那一次她真是大现其眼。有这个前因，她碰到我自然要将脸扭向别处。这绝不是害羞。套用句京剧道白，是——“叫奴的脸儿往哪搁？”不过我倒因此同情她则个了。那也算正经地该恋爱么？跟着个女“陪同”，像跟着个寸步不离的女保镖似的。碰上熟人还要来一句：“我们谈工作。”仿佛三个中央委员在一起似的，真真大杀风景！也太没诗意。没半点诗意，那爱还值得一谈么？天可怜见的！
  有人也邀我谈心，是专业的一个部队学员。我对他一向极好。除了小莫，视他为第二知己。他年龄比我小三岁，我拿他当弟弟对待。
  我们从宿舍楼走至校门口，在毛主席塑像背后站住了。他忽然说：“大梁，有件事我对你挺内疚。”
  “你？……什么事？……”我诧然。
  他说：“你肯定已知道，装不知道。”
  我说：“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他说：“Ｖ给你打电话，我在场。我还接过电话与你开了几句玩笑，你怎么能没听出？……”原来如此！我始终想不起那个“第三者”，竟是我这位“第二知己”！我又怎么能想到是他？几次电话里那声音使我想到了是他，我都将他从苦苦的追忆中排除了。我连问都不曾问过他。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作证？”我觉得他变得那样陌生。
  毛主席塑像的阴影里，他脸上浮现出一种令我感到吃惊的纯粹概念化的笑。
  他说：“你了解的，我这个人，不愿与任何人发生矛盾。我的处世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愿卷到什么矛盾之中。所以……所以我要向你当面解释一下……”
  我呆呆地看了他片刻，猛转身撇下他走了。直到毕业离校，我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不是可恨，而是实实在在的可怕……
  毕业证书领了。火车票也订了。再过三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却总觉得有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仿佛我人离开了，心也会留下一半似的。我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失落魄魂般的情愫。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第二天，有人喊我接电话。
  我抓起话筒问：“谁？”暗想没什么人会给我打电话的。
  “我……”一个姑娘的声音，低低的，语调柔婉。
  那一时刻我觉得自己定住了。不能动，也不能发音。我听出她是谁了。
  我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了。
  我明白我那种失魂落魄般的情愫究竟因何而产生了。
  我明白某种感情一旦作用于我的心灵，我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了。
  “你怎么不说话？……”那低低的，柔婉的声音又问。“你在哪儿？”我用颤抖的语调反问。
  “在校门口。”
  “我去接你！”我一放下电话，就飞快地朝校门口跑去。跑到校门口，并未发现她。
  我旋转着身子寻找她。
  “往哪儿看？”她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笑吟吟地望着我。
  她穿一件白色短袖衫，一条浅咖啡色裙子，显得那么清秀淡雅。她心情分明很好，脸上神彩照人。难怪我看见了她，也未敢上前认她。
  我笑了。
  她说：“我父亲病了，我陪父亲回上海来看病。”我关心地问：“病得重吗？”
  她说：“是大学里过去的一些老教授们想念他了，找借口把他接回来的。”
  我说：“我见过你父亲了。”
  她奇怪地眨着眼睛问：“在哪儿？”
  我说：“在火车站，你们父女离开上海那一天。”“你到底去火车站了？”她收敛了笑容。
  我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露面？”
  “怕你不高兴见到我。”
  “你……”她注视着我，摇摇头，“真傻啊！”人有注意我们。我说：“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坐一会儿。”我带着她来到宿舍，将她介绍给小莫。
  小莫打量了她一番，对我说：“是像橄榄。”
  沃克将我对他说过的话告诉了小莫，小莫就常拿那句话开我的玩笑。
  小莫借故走出。我们面对面坐在桌子两旁。
  她问：“你的同学为什么说我像橄榄？”
  我脸红了，说：“是么？我没听见啊！”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去，说：“知道你快离校了，来看看你。”
  我说：“我分到北京了。”
  她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复低下头去，又沉默起来。
  我说：“我本是可以留校的。”
  她渐渐抬起头，问：“你不愿留校？”
  我说：“谈不上愿意或不愿意。北京上海对我反正都一样。因为我将来总归是要回到哈尔滨去的。我有一个身体很不好的老母亲，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家庭需要我。”她轻轻叹息了一声，再次低下头去。
  她的双手像幼儿园里等待阿姨给剪指甲的小女孩那么规规矩矩地平放在桌上。而她低着的头却扭向一旁。似乎永不会再抬起，永不会再看我一眼。
  我站起来，走到她身旁，握住了她的双手。
  她没有抽回她的手，有半分钟的时间，她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未动。她坐在那里仿佛是一个石头人。她的双手在颤抖。
  也许是我的双手在颤抖。
  忽然她将她的脸贴在我的手背上。
  我说：“我爱你！”
  她说；“不……”
  我不禁放开了她的双手，走到窗前去，背对她站着。她问：“你生气了？……”声音低低的。
  我转过身，盯着她的脸说：“那么请原谅。”
  她说：“我有老父，你有老母。我有侍奉我父亲的义务。你有孝子之心。我们虽然是在马路上偶然相识的，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你是第一个对我说：‘我爱你’这句话的人。今后南北相离，何必钟情呢？这是缘份，你我命定如此。”我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她低下了头去，沉默着。
  我也沉默着。
  不知过了多久，她站起来说：“我该走了。”朝我凄然一笑。
  见我还怔着，不说话，她转身向房门走去。
  “等等！”我叫了一声。
  她在门前站住了。
  我走到她跟前，将门锁落下了。
  “你……”她吃惊地瞪着我。
  我坚定地说：“我要吻你一下。”
  她凝视着我，低声问：“你吻过几个姑娘了？”我觉得，她的凝视是那么幽深。
  我说：“在你之前，我没吻过任何一个姑娘。”她说：“在你之前，我未被任何一个小伙子吻过。”她闭上了眼睛。
  我轻轻在她眉宇间吻了一下。
  她睁开眼睛，问：“你吻过了？”
  我说：“是的。”
  她说：“我什么也没觉得。”
  我说：“那我再来一遍……”
  有人敲门……
  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小莫去送我。还有三个同学：小杜、小刘、小周。
  我从车窗口探出身子，一边和他们说些告别的话，一边用目光在站台上的人群中寻找着。
  小莫说：“你寻找她？”
  我突然发现了她，隐蔽在一根水泥柱后，呆呆地凝视着我。
  我要从窗口跳出来。
  列车开动了。
  小莫、小杜、小刘、小周对我喊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到。
  我的目光只望着那根水泥柱子，柱子后的她。
  上海，别了！别了，你这在新华路扫马路的姑娘！
  我们在新华路的人行道上相识。那时你手中拿着扫帚，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我们却在上海火车站相别！你隐蔽在水泥柱子后，就像我送你去浙江农村时隐蔽在候车室的一个角落一样。你有老父。我有老母。我有孝子之心。你也有孝女之心。今后南北相离，我们命定如此。我们没有缘份。你像一颗橄榄，我用我的心含着你。今后我将成为丈夫。但我不会忘记你。人人都有这点权力。
  我又了解你多少呢？了解得那么少，那么少，那么少！我为什么竟爱你呢？我自己也不明白。永远也不想弄明白。列车向北、向北、向北……我望着车窗外，思考我这三年的大学生活。学到了识别人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教训。如果这也是学问，三年还不算白过。
  做过什么亏心事吗？做过的。“批邓”的时候贴过一张大字报。写过三篇“反小生产者”的短篇“小说”。没发表。写过一部“反文艺战线‘走资派’”的长篇，没写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短篇也发表了，长篇也写完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获得。为了获得什么呢？为了获得我所憎恶的那种政治势力的青睐。憎恶是真的。想讨好也是真的。产生过愤起疾呼果敢抗争的类乎勇士精神的冲动，更多的时候唯恐祸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维护着一点点可怜的人格。如果讨好成功呢？如果想获得的获得了呢？我会不会加入“另一类勇士”的行列，顺着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劲呢？……
  而我的毕业鉴定上却写着：“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一条永恒的荣誉。
  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比Ｖ、Ｃ一类人正派多少。
  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和一个娼妓鬼混了三年。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亦是假。假亦是真。只有对一位姑娘的爱，是不打什么折扣的。
  也算是收获——我认识了我自己。
  列车向北、向北、向北……我忽而又想到了沃克。如果他还在中国，我真愿将自己内心里最真实的一切一切都坦率地告诉他，让他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
  列车向北、向北、向北……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梁晓声，梁晓声，你今后得多少变得好一些才行啊！……”
  选自《小说界》１９８６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