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着和阅读着是同样美好的时光。
  读而不必非是经典，想而不必执求深刻一一于是使在享受着了。
  此种享受的“高级”在于只需花很少的钱，甚或根本不花钱。
  那么，何不乐而为之呢？
  初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
  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今人们都说我成熟了。自己也常这么觉得。
  近读青年评论家吴亮的《冥想与独自》，有一段话使我震慑——“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混灭向往纯真的天性。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我们大大地亵渎了纯真，还感慨纯真的丧失，怕的是遭受天谴——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足见我们将永远地远离纯真了。”
  “嚎啕大哭吧，不再纯真又渴望纯真的人！”
  他正是写的我这类人。
  全因有了家，活着才是有些情趣的事。当然，这一点于小青年们也许恰恰相反。但于已届中年和中年以后的男人女人们，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动物受了伤，还要回到自己的洞穴卧下舔舔伤口呢。中年人是人生最常受伤也最需要一声不哼的毅忍精神的年龄阶段。倘没家，则连个足可以卧下舔伤口的所在都没有了。同样是一声不哼地舔伤口，比较起来，有个家和没有个家那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这里说的其实是潘美辰歌中唱的那种家，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大不小的地方”。
  即使旧巢倾毁了，燕子也要在那地方盘旋几团才飞向别处——这是本能。即使家庭就要分化解体了，儿女也要回到家里看看，再考虑自己去向何方——这是人性。恰恰相反的是，动物和禽类几乎从不在毁坏了巢穴的地方又筑新窝，而人几乎一定要在那样的地方重建家院……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和坚固性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尚能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一个好人的去世，定给我们留下许多怀念。有如心灵的营养，滋润着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情感更趋于良好与美好的挂牵。这实在是好人辞世前对我们的最后贻赠啊！
  即使你的思想真比他人深刻，也绝不应因这一点而忽略了他人的存在。这首先便是浅薄的。人对人的尊重，是世上首先的起码的文明。也是至高的人际原则……
  心灵，亦即我所言内心世界，是与人的身体健康同样重要的。故保健专家和学者们开口常言的一句话，不仅仅是“身体健康”，而是“身心健康”。
  世上，是真有一些人的人心，只能用地狱比喻的。否认这一点是虚伪。害怕这一点是懦弱。祈祷地狱般的心从善，是迂腐。好比一个人愚蠢到祈祷这世上不要有苍蝇、蚊子、跳蚤、蛆、毛毛虫、毒蛇和蝎子之类。世界之所以叫世界，正因为它绝不可能干净到如人所愿的地步。世界是处在干净与肮脏之间的永恒的现实。人心也可以这样大致去加以分析。
  若让小偷选总统的话，他们非常可能选扒手。并且，他们非常希望，每位受尊敬的人，其实都曾有过溜门撬锁的劣迹。更非常希望，能从人类知识中，寻找到偷窃行为属人类正当行为的根据。因而无数名人的偏激言论，被败类奉为座右铭，是丝毫也不奇怪的事。连真理有时也不能幸免遭到褒滨。
  地狱并不在别处，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所谓“圣界”也不在别处，也正在每一个人内心里。
  我们常常被告诫，要防备坏人。面这个世界，即使糟糕到极点，令人沮丧到极点，也起码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一样多的世界。故“他人皆地狱”，起码在一半意义上不是真理。而是心理变态者的呓语。纵然这句话最先是尼采说的，也完全可以这样认为。
  人间自有温情在。人间永远自有温情在。人内心里如果没有的东西，走遍世界无法找到。善善恶恶，善恶迭现，世界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信奉“他人皆地狱”的人，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的心，像木碳。吸收一切世间美好的温馨的情感，却体会不到那一种温馨那一种美好，仍像木碳。
  这样的人，我认为，是不值得给予他们什么关怀和帮助的。即使他们在请求于你甚至乞求于你的时候，内心里也是阴暗的，也是对他人怀有敌意的。
  尤其是，对那些张口切口“他人皆地狱”的人，万勿引以为友。避开他们，要像避开毒虫一样。因为，真的可能对他人构成地狱之险恶的人，正是出在他们那些人里。
  女性自白
  我的原名叫夏娃，
  男人们也叫我女人。
  当他们爱我的时候，
  又把我比作星辰。
  这世界怂恿我的天真，
  还欣赏我的泪痕。
  男人们想方设法使我美丽，
  说我是他们的一部分。
  做错了什么？
  是我常对自己的审问。
  当男人厌倦了我的时候，
  我就被抛给了怨恨。
  那时我像扬帆的小船。
  在失落的浪涛中浮沉。
  有一天我忽然觉醒，
  开始做自己的守护神。
  当我在女人的宣言上接下手印，
  忽然明白了曾是弱者的原因。
  当我的爱也向自己内心里延伸，
  我终于成为了自己的星辰……
  男孩儿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或他们自以为成长为一个男人的时候，总想要离开家。
  女孩儿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或她们自以为成长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总想要建立一个家。
  就许多男人而言，他们的人生观的主体乃所谓他们的事业。
  就许多女人而言，她们的人生观的主体乃所谓她们的爱情。
  男人也重视爱情，但为爱情而牺牲事业之时，常犹豫不决甚至牢骚满腹。
  女人也重视事业，但为事业而牺牲爱情之时，常忧郁寡欢甚至痛不欲生。
  男人和女人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却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
  男人的文化广博而芜杂，其核心意义是——这世界是男人的，包括女人。男人一向拥抱的是世界最表浅的那一部分——权力和名望，然后拥抱女人。
  女人的文化局限而单纯。其核心意义是——这世界太超出她们需要，得到爱情足够了。女人一向拥抱的是世界最温馨的那一部分。她们首先渴望拥抱住一个男人，然后才觊觎事业。有时似乎把后者看得更重，其实仍是为了拥有优秀的前者才那样。
  在全部人类的文化史中，男人以他们的文化轻蔑和排斥女人的文化。
  在全部人类的文化史中，女人固守她们的文化如同战士固守最后的堡垒。却仅仅是固守而已。这种固守非常之顽强。但越顽强，越作茧自缚。
  古今中外，企图从女人文化中突围的女性，既遭到男人的歼灭，也遭到女人的围剿，这是女人的历史性悲哀。男人文化的统治，女人对女人文化的自我欣赏。漫长世纪以来，使她们处于男人的奴婢地位而不自觉。
  女人乃是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镜子。
  女人对男人的影响与男人对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巨大而且重要。
  女人从来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
  女人一旦觉悟到她们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则她们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可能比男人们表现得更为出色。
  本身残缺不全的男人，要比本身残缺不全的女人多得多。
  残缺不全的男人太多了，一个民族就不振，一个国家就衰败。
  中华民族之女性们的觉悟，预示着不管怎样我们民族明天的历史将比昨天和今天书写得更多彩。
  “服官政”其实是正当的“行业”。能当官也是“一技之长”。但中国的问题在于，“只能”当官的男人太多了。这是男人的退化。也是男人的悲哀。同时是中国女性面临的悲哀现实之一种。
  将专门的人才异变为庸官，是中国的弊端之一。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退化，其实也是时代的退化现象。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悲哀，其实也是国家的悲哀。
  或说爱是纯粹的“自我”感情的投人和证明，乍听似乎不无道理，咀而嚼之，便会觉得相当片面了。因任何所谓纯粹的“自我”，只不过是纯粹的本能。爱并不纯粹是“性”，故不纯粹是本能。“做爱”和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殊不知连蛔虫也“做爱”，否则小蛔虫从何自来？但外科医生倘从人腹剖出两条绞缠在一起的雌雄蛔虫，是不大会叹曰：“好一对恩爱夫妻”的……
  “自我”难以“纯粹”，逞论爱耶？
  好女人是这样的女人——当她们的丈夫因受着权力欲和名利欲的诱惑，开始朝恶劣方面变的时候，能够并且善于，更加起到一所特殊的学校的作用，能够并且善于，从品行、德性、节操、人格诸方面，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老师的责任，重识并且重塑她们的丈夫。努力使他们恢复当初她们所爱的“那一个”男人的本色。
  世人认为嫉妒是女人的本能。
  我认为多数的男人，甚至更多的男人，也都是非常有嫉妒之心的。都曾被嫉妒啮疼过灵魂。事实上，摆脱不了嫉妒心的男人，一点儿不比摆脱不了嫉妒心的女人少。男人之嫉妒，一点儿也不比女人之嫉妒微小。嫉妒在通常情况下，使大多数女人们自己备受心理折磨，而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使男人们比坏女人们更坏。
  嫉妒一旦在男人的心内萌芽，则往往迅速长成巨大的毒藤。女人的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女人的自卑。男人嫉妒通常情况下导致男人的隐恨。如果绝对没有泄恨的契机，他们便会铤而走险，以报复现实来平衡倾斜的心理。
  如果说女人的嫉妒之陪衬物常常是眼泪，那么男人的嫉妒之陪衬物却极可能是鲜血。
  女人没有参与社会事务没有成为社会人以前的漫长世纪，她们的嫉妒通常不过表现在情感方面。而男人们却早就开始为权力、为荣誉，甚至仅仅为了争凶斗狠而互相残杀。女人不太会由于嫉妒男人的权力和荣誉而杀人。但男人却会。而且会因此产生杀女人的念头。这比因情感缘故而杀她们更为丑恶。现代社会使女人开始向一切原先仅只属于男人的事业进军。她们的成功系数一点几也不比男人少。实际上正在比男人多起来。男人们在她们尚未成功的时候，往往虚伪地鼓舞她们，怂恿她们，更乐于支持和协助她们。在她们成功之后，她们便注定成了男人嫉妒的对象。除非她们的成功也标志着某些男人们自己的成功。足以使他们心安理得地分享她们的喜悦、骄傲和荣誉。
  成功的女人不但处在女人们的嫉妒半径以内，往往也处在男人们嫉妒的阴霾之下。现代社会里，男人们开始认为女人对他们不无危险。而事实上，男人们对于女人们才更危险。他们可能由于她们的容貌而诱猎她们，也可能由于她们的成功而企图毁灭她们的事业，乃至她们的肉体。
  人类生活中最温馨最富有诗意的，能使人类情感得到净化、趋向美好的部分，源于女性。所以我说，男人创造世界，而女人创造了男人。
  由我的母亲，可以想到千千万万几乎一代人的母亲，尤其是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一个个说来，该都是充满了苦涩的温馨的坚忍精神的故事吧？
  女人都喜欢照镜子，自我感觉良好。而男人对着镜子，却如同凝视着一个陌生人，他往往需要通过女人来证实自己，因为女人比男人更希望男人是男人。
  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男人属于物质世界，男人的人生寄托于建功立业。女人属于情感世界，没有含苞欲放，享受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凋谢了，只能结出干涩的苦果。这对女人是十分残忍的。
  灵魂无处安置，男人女人都有这种感受。女人更甚，因为她们负担重。也因为她们刚刚被抛入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心理承受能力，多重角色的压力，顾此失彼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说，女人的苦闷，实际上也是时代的苦闷，女人开始和时代共命运了。
  牧羊犬天天和羊在一起，对羊相当忠诚。倘若狼来了，它又最肯于奋勇向前，自我牺牲。但雄牧羊犬求欢于母羊，母羊调头默默离去，寻找公羊。并不计较和谁在一起更有“共同语言”，也不认为应对牧羊犬破碎了的心负什么道义的责任。
  爱情首先源于爱悦，其次才产生所谓“爱情”的“情”。中国人一向颠倒过来，以为其更合乎逻辑。然而在爱的情绪之中，逻辑学是最不起作用的。
  没有学问，没有技巧，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规定程序，没有纪律，没有至高原则——便是爱之本质。
  亚当和夏娃之爱固然不受任何习俗所指使，那乃是因为他们赤身裸体。不知除了爱还需要什么，也不忌讳丢掉什么荣誉、权力、地位和财产。更重要的是，伊甸园里只有他们一男一女。后来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他们便都哭泣起来。显然因为付出了代价——这一点后来成了制约人类的理性力量。亚当和夏娃当时各自心中怎样？圣经上没讲，我们也就无以考证。谁知他们是否都有点后悔呢？
  如今，亚当和夏娃式的爱情是没有的。
  世界上有些事，确乎是互为悼论的。从这一端去思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那一端去思想，得出那样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有道理，那样的结论也不无根据。两方面的结论，好比人的左脸和右脸，组合在一起，就是世界的面孔了。世界的面孔是经不起细端详的。有时倒是不去也不必去认真思想的好。
  如果说生生死死是人类故事的基本情节之一，那么生产和消费也是人类故事的基本情节之一。男人女人，归根结底，都是夹在这两大周而复始的循环情节中存活着的，不同仅仅在于角色的区别。大角色小角色，都要由生到死，从本质而论，首先都是一个消费着的人，其次才是一个生产和创造着的人……
  断臂维纳斯的缺残，最使我们产生艺术的感动。她好像只能是那样的，只能是缺残的。因缺残而留下千古之谜，造成永恒的因不完美才具有的美轮美灸的魅力。“她”使我们对其想象无穷。
  生活本身也像那些雕塑品，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也都是缺残的。也都必然是缺残的——你不能希望好东西都属于你……
  一代人的真诚，若受时代之摆布，必归于时代的某种宗教情绪方面去。而宗教情绪的极至便是崇拜意识的狂热顶峰，接下来便会发展向崇拜的“反动”——被污染的真诚檀变为狼藉破碎的理想主义的残骸……
  一代人的坚毅，必是艰难的时代所铸造的。当时代从艰难中挣扎出来，它挣扎的痕迹便留在了一代人身上。每一个时代都付于那一时代的青年人以不同的徽章。我们这一代已不再是青年。我们的徽章已经褪新。戴着这样的徽章的一代中年人，对于个人命运、时代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坎坷，无疑会表现出与别代人不同的反应——而我希望它体现出特有的镇定。
  痛苦，是各式各样的。是最自我的体会。倘议一代人之痛苦，很难一言以蔽之。我看我们这一代人，就大多数来说，是太定型的一代人了。我们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而时代维护自己原本形象的可能性也已经很小。时代的烙印像种在我们身上的牛痘。我们又似时代种在它自己身上的牛痘。时代剜剔不掉我们。我们挣脱不开时代。本质上难变的我们，与各方各面迅变着的时代之间，将弥漫开来互不信任互不适应互难调和的云翳。是追随这个过分任性的时代，往自己身上涂抹流行色？亦或像战士固守最后的堡垒一样，与这时代拉开更大的距离摆开对峙的姿态？哪一种选择都未必会是情愿的……
  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其实也不过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
  这一种尴尬将伴随这一代人走完人生之途程。可能越在将来其尴尬越甚。
  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在对与不对之间进行判断。并且直至目前仍习惯于此。
  我们的下一代人却总是在利于己或者不利于己之间进行判断。并且将这种判断过程越来越简化。
  当然，这是非常岁月两代人之间的区别，并且是总体上的区别。
  非常岁月却不仅两代人，几代人都有可能走在一起。
  非常岁月绝不是对一代，而是对具体的每一个人的检阅。
  非常岁月人人都有可能超越代沟，人人都“那一个”人或“某一个”人。
  所以非常岁月才作用于历史这一非常意义。
  我们这一代人总受一种塑造自己趋于完美的意识所纠缠！而完美不要说根本就不存在，连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概念，有时也混淆不清。
  我们的无限的尴尬正在于此。产生这尴尬的精神、心理、思想、观念之难言苦衷正在于此。
  我看我们这一代，太习惯于将我们的灵魂交付给谁或什么了。
  其实我们的灵魂首先应属于我们自己。它的主宰不应是别人而正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自己做自己灵魂的主宰最正当也最必须的了！
  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别人怎样评价我们，独特本身，便是不容被忽视也不容被轻视的。
  而首先是，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轻视和嘲笑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也不要欣赏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轻视和嘲笑自己的理由或根据。我们也没有任何欣赏我们自己的理由或根据。
  我们就独特地生活着存在着吧！不必和别人一样。也不必任性地和别人太不一样。
  在独特之中，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与别人同样的权力生活得更宽松些。万勿放弃这一权力——生命对人毕竟只有一次……
  女人们，如果——你们的丈夫已接近四十岁，或超过了四十岁，那么——我劝你们，重新认识他们。
  对于许多中国男人，“四十而不惑”，其实是四十而始“惑”——功名利禄，样样都要获得到，仿佛才不枉当一回男人。“不惑”是假，是口头掸，是让别人相信的。“惑”是真，是内心所想，梦寐以求的。是目标、是目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而志于学”过，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学而优”的，那些因此被社会所垂青，分配到或自己钻营到了权力场名利场上的男人，他们在三十七八四十来岁“要啥没啥”的年龄，内心会发生大冲击，大动荡，大倾斜，大紊乱，甚至——大恶变。由于“要啥有啥”的现实生生动动富于诱惑富于刺激地摆在他们面前，于是他们有的人真正看透了，不屑于与那些坏思想坏作风同流合污，而另一些人却照样学样，毫不顾借自己的品行、德性、节操、人格，运用被正派人所不耻的手段——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曲意奉迎，馅权媚势，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拉大旗作虎皮，弃节图利等等，以求“面仕”、“而服官政”、由被指使而“指使”。
  女人们，重新认识你们的丈夫总之是必要的。即不但要考察他们在你们面前在家庭中的表现如何，也要考察他们在别人眼中在家庭以外究竟是怎样的，正在变成怎样的人。在他们学坏样还没到“舐糠及米”的程度时，也许还来得及扯他们一把，使他们不至于像熊舔掌似的，将自己作为男人的更为宝贵的东西都自行舔光了……
  低收入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尤其不要经不起高消费鼓噪的煽动。你经不起煽动，你明明达不到高消费的收入水平，却倔要挤进高消费者们的队伍，结果乃是你扩大了它，你中了牟取暴利的商业的诡计，它反过来有理由继续高抬一切商品的物价，并将这一灾难转嫁于老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
  老百姓如果不为高消费的种种煽动所蛊，某些商品价格的不道德的拾高，则只能是牟取暴利的商业利润追求者们的巡地。商业也是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的。一种商品如果其利润高达几十倍、近百倍、乃至几百倍时，无疑是人类社会最不道德的丑陋现象之一。
  如果我们当代人，总是习惯了面对当代的当前社会的矛盾、问题和忧患，回过头去从沉重的文化包袱中抖落出现成的什么原则和经验，那么，许多人便保不定犯教条经验主义的错误，而许多人也便会随手就从那包袱中商兴扯出多少“名言”就扯出多少“名言”，运用得很机智，招架得很潇洒——但是我们也就不能留给后人什么有意义的经验了。
  如果以为一个社会跨人了“商业时代”，社会话题便只有“剩余价值”可盲了，那是非常浅薄的。也许恰恰相反，正是“社会再分配的时代”，人文环境之优劣，尤其能载舟，或者覆舟……
  正如人有左脸又有右脸，社会和时代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人不能捂着半边肢体面地在社交场合周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这样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充分的尊严……
  对“人文”环境的敏感忧患，可称之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有责任感的一切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本能。具有这一种本能，既不该被社会认为是可笑的或可恶的，也不该被自己觉得是害羞的或幼稚的。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和以文化为职业的人士们，只有将这一种本能自觉地转化为责任和义务时，才不至于成为有知识有文化而又“多余的人”。当我们被认为或感觉到是“多余的人”时，仅仅向社会和时代提出“为什么”并不能获得答案的全部，也还确实有同时向自己提出“为什么”的必要性……
  我觉得，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环境的劣变，真善美从社会生活中的大面积流失、人道和人性的沦丧现象，真可谓咄咄逼人，我用我的《浮城》“报警”。它传递出的声音显然是刺耳的、尖厉的。而且是不样的。有时“深刻”针对麻木反而无可奈何，倒是扬颈一啸还起码能使人一体……
  我的一切充满理想主义和人性温留的小说，未免常使我自觉像“撒花仙子”……
  而我的《浮城》使我像猫头鹰、乌鸦，其它种叫声惊耸的粟鸟。像道出可怖危害的巫婆。倘我的叫声真的不无一点儿警诫的意义，我则欣然于我是枭鸟，欣然于我是巫婆……
  其实，细细想来，堂·吉诃德身上的可笑性，与他身上的可悲性相比照，要逊色得多……
  谁自诩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推实际上是怎样的人，这是另一回事。谁在别人看来是怎样的人，这是一回事；谁在自己看来是怎样的人，这也是另一回事。两回事相一致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接近于一个真实的人。两回事相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远离了真实，而与虚伪接近……
  不难发现，我们最通常的人生心态，往往游移在真实和虚伪之间……
  归根结底，我们设法一生真实。有人对此深感沮丧又无可奈何；有人索性拥抱虚伪，逢场作戏，习以为常。于是社会的舞台上才有“情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我们的生命行将结束，曾为真实地活着而努力过的人，对其一生的遗憾，会比一生拥抱虚伪不放的人少一些……
  虚伪——表象上看是欺骗别人，本质上是欺骗自己；表象上看是对不起别人，本质上看是对不起自己。因为对于人自己的心灵而言，真实意昧着自由和自然，虚伪则意味着心灵对自由和自然的主动放弃……
  当我们以正在说真话的样子说假话的时候，当我们摆出似乎虔诚的嘴脸逢场作戏的时候，当我们以不屑的腔调谈论责任感实则是企图以优雅的姿态逃避现实的时候，当我们熟操小痞子的语言炮制散播游戏人生的灰色“哲学”的时候，当我们因某些小得意而得意，因某些小失意而失意的时候，当我们故作淡泊之状，谈佛、谈道、谈经、谈禅、谈老庄什么的时候——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时候，我们一个个真如我们的先人同行们笔下的“小市民”——所现“小市民心态”种种，真是丑陋得很呢……
  幽默并不就是调侃。
  幽默更是一种教养。而调佩只不过是促狭。幽默更是一种需要“节约”运用的语言智慧，它的魅力也往往正体现在这一点上。而调佩者一味儿调佩的时候，对语言是非常之铺张浪费的，所以人们往往反感地斥他们“耍贫嘴”。幽默一般不对他人具有伤害性。幽默往往更是一种柔性的“自卫”。幽默是化解人们之间心理冲撞的最好良方。而调佩之词若非针对自己，并且过分尖酸刻薄，其实就同攻汗与攻击没什么两样子。
  一句幽默之语，更往往体现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亲情，一种温馨，一种体恤了。真的。而幽默的至高原则，首先是平等。幽默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分什么高低尊卑——这乃是幽默的品格……穷人是贫困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贫困恰恰是剩余价值的产物，正如富有是剩余价值的产物一样。当剩余价值造就了第一个富人的时候，同时也便造就了第一个穷人。穷人永远是使富人不安的影子，进而使社会和时代不安……
  改革像一切事物一样也是自有其负面的。一个值得政治家们关注的事实是——最有能力和最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往往是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最没有能力和最不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则往往是最直接承受贫困摆布的人。对中国而言，他们是比先富起来的人多得多的人。在国家不能替他们分招压力的那些地方和那些方面，将从他们中产生出对改革的怀疑、动摇，乃至积怨和愤愤不平。而他们恰恰又是曾对改革寄与最大希望的人。
  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之于文学，犹如人的左脸和右脸。理论上贬低其一或创作上割取其一，是半面脸的文学理论家或作家。文坛上一个时期内贬低文学的认识价值同时将文学的美学价值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予以鼓噪，证明着文坛的幼稚和浅薄。
  似乎曾有着一种清高的论调诉诸文坛——“超脱派”。如专指对名利及其它与名利相关的种种而言，则我以为应该。倘还包含着对一切世事都超然度外的意思，则我以为是虚伪之极的论调。鼓噪或推崇这种论调的，我以为本身必患着一种“软体文人”的不治之症。丧失了批判之勇气的中国当代作家，必辜负当代。所谓“超脱”也意味着对自己的可耻的怯懦的开脱。别无什么高明在这论调之中。我讨厌这种论调。不管这种论调出自谁人的或冠冕堂皇或闪烁其词的主张。并且我总怀疑他们是心领神会了什么人的暗示又来蛊惑更多的人，以完成着近于奴仆的使命！我不信那会成为有点出息的作家。莫“超世”之作，也未必竞真能流传百世……
  请理论家们和评论家们不要贬低作家们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今天，这种贬低恰恰证明理论和评论的轻挑。作家们更不要自己贬低自己的忧患意识，永远不要。这乃是作家们的极可贵的意识。
  不善于舞剑而只善于耍刀的人说——舞剑不过是花架子，耍刀才真本领。
  不善于耍刀而只善于舞剑的人说——耍刀算什么！舞剑才真本领。
  所以目前中国文坛喧喧嚷嚷的不过是剑客的理论和刀客的理论。
  说真话之难，难在你明明知道说假话是一大缺点，却因这一大缺点对你起到铠甲的作用，便常常宽怨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话不造成殃及别人的后果，说得又挺有分寸，人们非但不轻蔑你，反而会抱着充分理解充分体谅的态度对待你。因此你不但说了假话，连羞耻感也跟着丧失了。于是你很难改正说假话的缺点。甚至渐渐麻木了改正它的愿望。最终像某些人一样，渐渐习惯了说假话。你须不断告诫自己或被别人告诫的，倒是说假话的技巧如何？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选择倒变得毫无意义了似的。
  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真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境”为前提，说真话的人则显得愚不可及，而说假话则必显得聪明可爱了。如此一来，即使社会的良知和文明一再呼吁、要求、鼓励说真话，真话也会像埋人深士不会发芽的种子一样沉默着，而假话却能处处招摇过市畅通无阻。
  这也真是一种可悲。
  我们已然有了三亿多儿童和少年，却还有那么多的男青年和女青年硬要往这三亿之众的一部分末成年的中国小人儿里边挤。甚至三十来岁了，仍嗲声嗲气对社会喋喋不休地宣称自己不过是“男孩儿”和“女孩儿”。那种故作儿童状的心态，证明他们和她们是多么乞求伶爱、溺爱、宠爱……
  这其中不乏当代之中国大学生。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男孩儿”、“女孩儿”这一种自幻心理是多么可笑的心理疾病，问题更在于——它还导致一种似乎可以命名为“男孩儿文化”和“女孩儿文化”的“文化疟疾”。这“文化疟疾”，首先在大众文化中蔓延，进而侵蚀一切文化领域。于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之当代文化，不经意间就变得这样了——娇滴滴，嗲兮兮，甜丝丝，轻飘飘，黏黏糊糊的一团。
  人对人的爱心应是高于一切的，是社会起码的也是必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遭到歪曲时，人不应驯服为时代的奴隶。获得这一种很平凡的思想，我们当年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
  当时代发展的利益还不能平等地具体到一切人身上的时候，当时代发展的负面强烈地固扰某些人的时候，人便企图同时代保持某种距离。于是人与社会的中介关系便产生。中国式的“社团”是中国人和中国目前时代的“扬长避短”的选择。既是被动的，亦是主动的。普遍的中国人，希望通过它的产生，感受社会发展的利益，削弱社会发展的负面的固扰。并且，希望它是“小而全”的。希望三十六行七十二业都囊括其中。那么换煤气、孩子入托、转学、生病、住院、往火葬场送葬，似乎一切都有了受“关照”的可能了。我常想，一位主治医生，一位外科或内科以及其它医科的专家，在一切人际圈子中，其特殊地位大概不蕾是一位“教父”吧？
  贵族——我以为，更应作这样的解释——人类中心灵很高贵的那一部分人，或曰那一“族”人。他们和她们的心灵之光，普照着我们，使我们在自私、惟利是图，相互嫉妒、相互倾轧、相互坑骗、相互侵犯的时候，还能受着羞耻感的最后约制……
  几年来我自己的心灵受着种种的诱惑和侵蚀，它疤疤痢痢的，已越来越不堪自视了。亏我还没彻底泯灭了自省的本能，所以才从不屑于去冒充“贵族”。更不敢自溺是什么“精神贵族”……
  愿别的中国人比我幸运，不但皆渐渐的“贵族”起来，而且也还有那么一点儿精神可盲……
  人的生存，依赖于两大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文环境是相当复杂的命题，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有着太密切的关系，并非每个人出于良好的愿望便能作积极有益的奉献。自然环境的问题，虽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但相对于人文环境而言，毕竟单纯得多。爱护花草总比关心他人是更容易号召的事，愿意义务植树的人总比愿意义务输血的人多。美好的自然环境需要爱护。不美好的自然环境更需要治理，需要改造。自然环境其实也是宇宙生命总体的概念。当代人尊重生命美化生活的文明意识和文明愿望，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含意将会、也应该会更为宽泛……
  尤其令从事环境保护事业和环境文学研究的朋友们欣慰的，则肯定将是这样一个值得乐观的事实，那便是——自然环境的绿化和美化，无疑会促进人文环境的“绿化”和优化。这一点早巳被人类的科学态度和文明观念证明是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了。经过绿化和美化的自然环境，可以向人们提供享受一片劳菲幽静之地方，赏心悦目时，呼吸些新鲜空气，化解胸中块垒，重新鼓足热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热爱生活之情，促美化环境之事，为之，不亦悦乎？人人为之，人人悦乎矣！
  有一个真实承认起来未免使我们当代人又沮丧又无奈，而且难为情，那就是——当代的人类越来越儿童心理了。儿童心理趋向显然的当代人，需要嬉戏、需要游戏、需要玩耍什么。正如儿童在需要泡泡糖、雪糕、“娃哈哈”之外，还需要电子游戏机。
  历史学家认为人类还很年轻。其实人类已经老了。
  在文化艺术方面——娱乐的心理毫无疑问地是普遍压倒了欣赏的愿望。就具体说影视吧，全地球似乎只有美国生产电影就够了。因为美国的电影是最具娱乐性的。人类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将电影从“杂耍”上升为艺术，现在又开始将它从艺术回归到“杂耍”，只不过技术更高级了。
  柿树的叶子，那一抹金边儿，黄得更深，更烂漫了。实际上，每一片叶子，其主体基本已是金黄色了。仅剩与叶柄相近的那一部分还是墨绿的。倘形容一个月前的叶子，如碧玉，被精工巧匠镶了色彩对比赏心悦目的金黄，那么此时的叶子，仿佛每一片都是用金铂百砸千锤而成，并且嵌上了一颗墨绿的珠宝。这样的万千美丽的叶子，无风时刻，在晴朗天空的衬托下，在阳光的照耀下，如一幅足以使人凝佐目光的油画。一幅出自大师之手的点彩派油画。有风抚过，万千叶子抖瑟不止，金黄墨绿闪耀生辉，涌动成一片奇妙的半空彩波，令人产生诗的情思。而雨天里，乳雾笼罩之中，则更是另一番幽寂清郁了……
  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与人民的心相通的。
  真正的作家的灵魂之中永远保留着人民的位置。
  “人民”二字对真正的作家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或概念。
  这一点事实不由他们的笔是否只写人民来判定，而由他们的情感幅度来证实。在这一前提之下，他们的笔为识字的人尤其为有阅读习惯的人们而创作，他们却用心去关注那些可能不识字的在贫穷的泥淖中匍匐的人们。也许有人轻蔑这一种情愫，说这不过是同情。但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做什么的冲动。而世界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
  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人口处——它似乎将一切法则都归结到了金钱本身的法则上。于是它使一切人的头脑都变得极端简单化了。于是它使它本身的特点也变得极端简单化了。简单得直截了当而且粗鄙……
  近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传统在台湾，法制在香港，腐败在大陆。
  这当然是很偏激的说法。我相信台湾和香港也自有他们的腐败。并且进一步相信，腐败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但一个事实是——大陆，也就是我们共和国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的确是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几乎使我们大多数国民，在每一个月里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正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祷反腐败能够对我们共和国的肌体，从真正意义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
  而另一个事实是——的确，腐败已然侵蚀到了公检法部门。即使不能说非常之严重，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严重了。
  这就难免会使普遍的者百姓，对我们共和国的前景感到沮丧和悲观了。
  因为，普遍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权钱交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姻，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古久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宇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历史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也肯定是作家本人。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是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以及他们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侯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便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一切人的统称了。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
  因为，毕竟的，我是一个虞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我确曾尽我的全力呐喊过。但是，那也不行。一旦我被那一种“汪洋大海”所氛围，我这个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便前仰后合起来。我感到，它——那“汪洋大海”，要同化我，要改变我自信的对中国现实的总体看法，要把我变成它的一小簇泡沫，竟是那么简单那么的轻而易举的事。问题还在于，这写出来都够令我自己对自己感到沮丧感到悲观的——它根本就不打算同化你。它根本就不屑于同化你。你是无可选择地，别无它法地，甚至是理所当然地就被同化了。
  我以为，在全中国，大概顶数北京人的道听途说最不容作轻挑的讽刺了。因为我所闻知的事情，十之六七后来成为事实。
  比如首钢那位因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被判了死刑的副局级干部的事，比如长城债券的事，比如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事……早在由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之前，民间传媒就已经将内幕“报道”得极尽其详了。就连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们的某一次人事变动，民间传媒也往往是拖在新闻报道之前的。其准确率绝不亚于什么所谓权威人士的预见。
  皇城根下的子民们几乎可以说差不多想要知道什么事就可以知道个大概。
  作为执政者们，应从此中惕引出一种警告，那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什么腐败是能够被任何一种铁幕所彻底遮掩永远遮掩的。除非你没有参与。除非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也和你一样没有参与。只要你参与了，只要你的三亲六故你的子女们参与了，老百姓就会知道。首先是北京的老百姓们会知道。接着全国的老百姓就会知道。他们一旦看在眼里，也就同时记在心里了。你不能怪他们眼睛像长了钩子，专门盯在你身上。因为这在老百姓，叫作监督的本能。
  领袖和政治家这绝对是两个档次上的概念。你素质上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政治家，只能是一个政治家，你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命中注定地摆那儿了。不管有多少鼓吹者替你怎么鼓吹，你还是一个政治家。你必须得承认素质决定论。领袖则不同了。领袖这一词本身就带有伟大的人民性。领袖之对人民，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人民感觉到了人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别的什么所不可取替的，人民就信赖于他了，就崇拜于他了。哪怕他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人民都最大程度地原谅他。上帝也犯错误。《圣经》里记载着上帝犯的错误。可上帝拥有的信徒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今天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坚持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除非是疯子。
  如果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你难免会这么认为——比起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权，甘地的和平争取独立，简直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可印度人民将他视为了领袖，靠了这种领袖的魅力，印度的和平争取独立成功了。说句老百姓的话吧——老百姓原谅领袖的错误，好比是原谅“自己人”的错误。谁真能使者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谁就可能由政治家上升到领袖的档次。否则，您就在政治家的档次那儿呆着吧！全世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领袖可不是这么产生的。中国目前太需要领袖了啊！……
  首先足够伟大，有丰功伟业摆在历史之中，其次是绝对的平民形象，俭朴，拒斥奢华，永远倡导廉政，再加上最后的一点——闻知老百姓受苦受难了，就难过，真难过而不是假难过。就会落泪，真落泪而不是假落泪，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则就构成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上帝。起码是仅次于上帝的人。起码在中国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们没有死绝之前会是这样——
  一颗领袖心一一老百姓要的是最朴素的东西，也是在这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里更难得可贵的东西啊！
  权威和威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权威的基础乃是权。权可盖国，自然同时也便有了盖国之威。但那基础一朝坍塌，其威也就烟消云散了。
  比如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可谓不威，死了，也不过就被定论为一个党魁。
  又比如勃列日涅夫，下场怎样？
  而奠定威望的乃是普遍的敬仰。它要比权威长久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一个时期内，某些被赋予资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领神会地对腐败二字避而不谈的。仿佛一谈，就不是真诚的改革派了。其实是怕谈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资格被剥夺了。
  “文化大革命”越到后期也越是一场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一场腐败的集中表现。其特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假话，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了“反革命事件”……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斥诸文章。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位桥牌打的好，从国外打到中国，进而打进中南海的，据说挺有点儿魅力的女士写的。大至的内容是，批评我们国内的新闻媒介，揭露阴暗面儿太多了。照她看来，似乎也是煞风景的。并且她主张，应多登一些关于我们的一些有权威的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写照的文章。让我们的人民了解他们实际上是一些多么可爱的人。
  我想这也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主张。报刊也需要这样一些健康的花边点缀。这总比登一些胡编乱造的耸人听闻的伪纪实的色情案件好些。但她对于我们国内新闻媒介揭露阴暗面太多了的批评，我却不敢苟同。尽管我完全相信她是出于良好的目的。首先我不敢断定她所言之“阴暗面”是否包括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揭露的腐败现象在内。我以为腐败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最凶险的阴暗面。如果也包括在该女士所言的“阴暗面”里，则我想说，幸而我们的某些还对这国家对老百姓责任感未泯的新闻工作者，并没有都放弃了揭露的勇气和良知。否则，一方面是蔓延的腐败，一方面是歌舞升平，岂不是等于在主张，连良知也腐败了算吗？
  据我所知，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居世界第七十几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九十几位，生活质量总指标在全世界排的也很靠后，且不说还有那么多文盲，还有那么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的人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老百姓是无可厚非的。这同样符合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不管哪一部分吧，反正都是十二亿五千多万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戴那么贵重的金链子，并不能显示国力的富强。只能使娶不上媳妇的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而且使想为之解释的人无法解释。当然你也可以说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活该，那是他们嫉妒，是他们自己的心理承受问题。那么撇开这一层姑且不谈，仅就对我们中国人教育下一代的传统而论，也不会起什么良好的正面的引导作用吧？即使我们全中国十几岁的女孩儿脖子胸前上都能戴上金链子了，也还是需要有人的子女能作出拒奢华的表率吧？老百姓为什么如今非常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他们大多数具有拒奢华永不沾的品质。而且他们对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如此。在他们写给子女们的信件和诗词中，几乎都留下了这种要求和教育的佐证。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和生活水平很低的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幸事。当然也是他们自身的美德。今天，这样的美德，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难道真的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了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家教传统来说，难道也是时过境迁之事，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据我所知，即使世界上的一些王室家族，在其子女和后代还是孩子的年龄，也是很注重教导他们拒奢避华的。孩子就是孩子，戴金饰银不就没了孩子样儿吗？……
  分明的，北京人越来越和全国的人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事，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的有股“中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鲍好话。可最近一二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奸了，变滑了，变得不那么够朋友了，变得凡事太利已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祟北京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多高，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政治头脑”，只不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极少数在商业时代里仍不得不继续吃“政治饭”的人才感兴趣。也就不那么像从前一样尊崇北京人了。
  北京人的头脑的“转型”，说明我们国家“转型”时期的过渡迅速。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悯。他们的确是需要一个近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目标，需要有一个足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一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还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干脆失业？失业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
  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如此这般的十分具体的近半径生活内容里的问题，更没有人敢向他们保证什么和许诺什么。他们的命运仿佛是被掌握他们命运的人们决定着，可又仿佛没有一个人敢负责任地对他们说——相信我吧，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自己分明的仍无法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我便想起了有位朋友对我衷告——大事上须糊涂些，小事上须清楚些。
  记得当时我说：“这话我并不陌生，是林彪说过的话，不过你说反了——他说大事上清楚，小事上湖涂。”
  朋友道：“我没说反，是林彪说反了。所以他自以为是个明白的人，其实并非是个明白人。”
  我问他此话怎讲？
  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启发我——这世上的大事，原本是时过境迁，是非频变的。许多当年似乎绝对正确，绝对不会改变结论的事，不是一桩桩一件件随着时代的嬗变而被予以否定了吗？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横看成岭侧成峰。惟许多小原则，从古至今，仍被普遍的人们俗守着。比如你借了人家的钱，你总是该还的吧？你欠了人家的情，你也总是该铭记着的吧？你过马路，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吧？倘你违犯了交通规则，被汽车撞死了，责任首先在自己吧？……
  记得我第一次从报上读到关于某些大款华宴一席几千几万的文章，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觉得中国人怎么如此的不可救药？一旦暴富了起来，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知自己姓什么？少吃那么一顿，省下钱捐给穷苦地区的失学儿童，不是也多少地向社会施与了一份同胞间的温情，体现了一点儿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对仍在贫穷之中生活着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吗？
  然而即使像我这种动辄感想万端的人，当你第十几次从报上读到这类文章时，你还会有初读时那些感想吗？你还会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吗？你还会唱叹什么吗？
  所以，以至我从报上读到南方的大款们吃掉了百万元一席的“黄金宴”时，甚至只觉得是有意思的事了，好玩的事了。
  我想，对于普遍之中国人，某些原本振聋发聩，具有社会警醒性的事，大概正是这么样，最终竟无奈地成了和报上花边内容一样供人看看知道而矣的闲适性文章了吧？
  倘说自己毫无感想，也不实事求是。感想终归还是有些的。比如对于某些大款和金钱的关系，据我思忖，很像性心理不正常的男人，和被其绝对占有的女人的关系。你不妨想象他巴望占有一个女人巴望了很久很久，那么他一旦占有了她，他蹂躏她，合理合法地强xx她，其快感与正常男人相比，肯定是巨大十倍以上的。
  某些暴富的大款们穷奢极欲挥霍金钱的心理，我敢肯定地说，绝非某些文章一言以蔽之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摆阔，为了显气派。而也是，甚至根本上就是——一种病态的性心理的症状。对于这些男人，金钱和女人是一样的东西。甚至是比女人更性感的东西。强xx女人法律难容。既或对于妻子，肆意蹂躏和性虐待之丑行，倘妻子不是同样病态的心甘情愿，难免也是要诉诸法律的。而强xx、蹂躏、虐待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比女人更性感，也和女人一样性感的金钱，却绝对是不必有丝毫顾忌的。因为金钱是不会控告它的占有者的。与女人相比，金钱，只要一个人占有了它，它是绝对百依百顺的。而且，强xx金钱，对某些暴富的大款们来说，肯定有种仿佛对世上的全体女人都强xx了似的特殊的性体验。无疑的，在他们看来，金钱不但是和女人一样的东西，而且意昧着几乎是一切女人的主宰。他连一切女人的主宰都强xx了，世上还有哪一个女人是他不可以强xx的吗？这就好比旧中国某些有钱的嫖客，当他们嫖到后来，指一个嫖一个嫖得够了的时候，他们的性欲望居然会令人匪夷所恩地转念到老钨的肉体上去。对他们，那似乎意味着最后的一次性的统统强xx。往往的，在那之后，他们也就阳痿了。
  在商品时代，在一个正在走向极端商品化的时代，某些女人，尤其某些天生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或者内心里情愿表面装得扭捏，在某些暴富而质劣的男人眼里，皆难幸免地不过是不标价的商品。是消费品。
  他们中的一个忽然问我——“你对当代青少年中的‘追星族’怎么看？”
  我说：“那是群体化了的普遍的性心理现象。”
  我的话使人们面面相觑起来。
  那一时刻，我倒真的候忽间感到特别的不自在，特别的尴尬。
  我可能是一个显得太缺少“容纳”性的人吧？我的话是否太不客气太一针见血了呢？他们会不会认为我对当代青少年太尖刻了呢？
  “可当年你们也追过‘星’。毛主席也是‘星’，‘大救星’，这你又怎么解释？”
  我说：“那是全民化了的普遍的宗教心理现象。”
  “这么说你们当年是源于信仰，而今天的‘追星族’是性冲动使然？”
  我说：“我的话没有褒耶贬耶的含意。当年的一代，普遍营养不良，导致身体的生理发育成熟太晚。比今天的青少年普遍要晚二三年，甚至三四年。当年的一代，普遍的‘思想营养’过剩。‘思想营养’是提供给精神的热能。精神的热能只能推动精神的行为。它不同于从食物营养中吸收的物质性的雄性或雌性激素，所以当年的一代和现在的一代，在表面的同一现象上，有着性心理现象和宗教心理现象的本质区别。”
  “追星族”中为什么少女多于少男？又为什么很漂亮的少女多于不那么漂亮的少女？进而为什么二十二三岁了她便自动退出那一“族”了？为什么二十五六岁了你逼着她追她也不去追了？……
  原因是那么的简单——一个少年的最初的性心理的觉醒，肯定首先是由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某一个女同学所诱发的。结果是他要么压抑自己，要么手淫，要么干脆去取锐或骚扰她。在一位异性的“星”和一个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之间，男人的似乎与生惧来的切乎现实的思维方法，必说服他何必舍近求远。尤其在性方面，男比女普遍具有侵略性。“侵略”一位女歌星，尤其一位远征港台的女歌星，即使一个少年的头脑也会告诉他，那等于异想天开。他可以梦幽她，但他醒来后，睁开眼睛还是要去盯着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他们也装出很“追星”的样子，表现出很“追星”的行为，实在是给那一族中的少女们看的。兴许他所暗恋的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便在其中。少女们则不然。不那么漂亮的少女们当然不足以吸引同龄之少年们的目光。她们渴望的大抵不过就是一个吻，一个吻最能令她们自己将自己的渴望诗化。而她们大多数，宁肯在待化了的层面获得渴望的满足。并不做进一步的奢想。她们尤其害怕已视某种现象的赤裸裸的本质。特别是当她们自身构成了某种现象的时候。倘她们连一个吻的满足都获得不到，她们就会由渴望被吻而伺机去吻别人。这一心理嬗变过程，包含有潜意识的，对自己太被漠视这一现状的报复。当她们哭着，喊着，叫着，流着泪，守候在某大宾馆的外面似乎只求某某歌星赐见一面的时候，明明白白的一个事实是——那实在与常言的“崇拜”无甚关系，那实在是她们被自己的性渴望(与性饥渴还有些阶段上的区别)折磨得太可怜的惨状。而当她们中的勇敢又有幸者，疯猫似的冲上台去，搂抱住哪一位男歌星的头就亲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相当于少年们的一次泄精。不同在于更是心理方面的。而后，她们或许逢人便兴奋得脸上充血地讲——“我吻了某某”，或许将这句话写在日记里。而这句话原本的正确意思，其实更应被读解为“某某吻了我！”——于是她们的一次心理的性行为似乎得以实践，似乎得以满足了……
  至于那些漂亮的少女们，她们在现实中的存在态势，就可能是被“追”的态势。这已够她们满足的了。甚至够她们厌烦的了。虽然她们不是“星”。她们也参与“追星”之“族”，也许更是“赶时髦”，“追”虚荣。一吻对于她们是垂手可得，易如反掌的。只要她们乐于获得或给予。她们比任何别人都更加清楚自己具有这方面的实力，机会也是多面又多的。“时髦”和虚荣，会使她们的实力更强，在她们看来多多宜善。所以倒成了第一位的需求和渴望了……
  的的确确，若在中产阶级某人的无忧无虑，心旷神逸的“闹适活法”和一个平民中某人的不甘庸常，奋斗不止，一心攀升为中产阶级乃到资产者的“野心活法”之间，谁都很难分析出一个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好孰不好的区别。又比如在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吧，同是文人，你似乎也很难说是林语堂的“士大夫”式的“活法”更符合中国之标准的文人的“活法”，还是鲁迅的“时代斗士”的“活法”更符合。只能因人面易。鲁迅曾斥“士大夫”式旧中国文人的“括法”，是一种“因有资格有资本有闭，而专以将闲话作成闹来无事之文章”的“活法”。林语堂，亦指名道姓地如此评说过鲁迅——“于其说是战士，莫如谓之斗士。斗士者，一旦失了所斗之目标，投石向犬，即中亦快。”
  成熟对浅薄媚俗，思考对时髦媚俗，文化品格对市侩哲学媚俗，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对玩世不恭的街头痞子的“理论”媚俗，一言以蔽之，文化人的总体的文化心态，以令人害羞的媚俗之姿同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的浑噩世相“倒挂”。并且就目前看来，似乎惟恐挂不上，似乎惟恐挂得不紧。于是，教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变得圆通、变得圆滑，进而变得狡猾狡诈，变得“厚黑”起来的书成系列地堂而皇之地占领文化园林。
  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底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当然包括我)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是温柔拥静的女性。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
  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
  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贸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
  世上之事，常属是非。人心倾向，便有善恶。善恶既分，则心有爱憎。爱憎分明之于人而言，实乃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之品格。
  爱憎分明实在不是我们人类行为和观念的高级标准。只不过是低级的最起码的标准。但一切高尚包括一切所谓正义，难道不是构建在我们人类德行和品格的这第一奠基石上吗？否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将再无真诚可言。我们的词典中将无“敬”字。
  我们当代的有些人，似乎早把老祖宗“道不同，不相与谋”之“遗嘱”彻底忘记了。似乎早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凭以自爱的起码的也差不多是最后的品格界线擦掉了，仅只倍守起“中庸之道”来。并且浅薄地将“中庸之道”嬗变为一团和气。于是中庸之士渐多。并经由他们，将自己的中庸推行为一种时髦，仿佛倡导了什么新生活运动，开创了什么新文明似的。于是我们不难不看到这样的情形——原来应被“人以群分”的正常格局孤立起来的流氓、痞子、阴险小人、奸诈之徒以及一切行为不端品德不良居心匣测者，居然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招摇而来招摇而去，败坏和毒害我们的生活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所到之处定有一群群的中庸之士与他乘兴周旋、逢场作戏、握手拍肩、一团和气。
  更可悲的是，爱憎分明的人一旦表现出分明的爱憎，中庸之士们便会摆出中庸的嘴脸进行调和。我们缺乏勇气光明磊落同时敢爱敢憎，却很善于在这种时候作乖学嗲。
  以敢憎而与可憎较量，以敢爱而捍卫可爱，以与可憎之较量而镇压可憎之现象，以爱可爱之勇气而捍卫着可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扬光大。让我们的生活中真善美多起来再多起来！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范围内，作一块盾，抵挡假丑恶对我们自己以及对生活的侵袭。同时作一支矛。
  让我们共同体验爱憎分明之为人的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吧！
  其后，才是我们能否更多地领略人心之种种崇高和美好的问题……
  难道我们不是常借着“今天”发誓吗？
  有时我们以誓言作为自己的明天和后天的严格的规范。有时我们公开对别人发誓并希望获得监督。
  许多事情正是这样做成功了的。
  许多心灵正是这样变美好了的。
  许多愿望正是这样实现了的。
  生活中的温馨已然流失，像自然界的水土流失一样令人忧虑。如果我们本身从来不曾向生活之中投入温馨，那我们有什么权力抱怨生活太冷漠了呢？
  窃其实就是偷的意思。老百姓说同一行径是偷，而文人雅士说成是窃。溜门撬锁谓之盗，探囊取物于他人的衣袋儿谓之扒，这些事在文人雅士们做了则谓之为窃。比如偷了别人的文章或构思，我们说是“剽窃”。比如偷情在文人雅士们的文章里又常被写成“窃玉”之类。我常想这乃是我们的小小的狡猾，为了被指斥的时候以一个“窃”字企图强调与偷的行为有所区别……
  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我不久前就在这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那一种黏稠可疑，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渗了骨胶粉而已。我想卖它的人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也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
  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大抵内心会发生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总克制不了这一种自我表现的冲动。表现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便获得一种自慰。和证明了什么的心里安泰感和满足感——我便是时有此类自我表现欲的人啊！
  人心的尊贵，一旦近乎本能，我们也就只有为之肃然了。我觉得我的雷同施舍的行径，于那老妪，实在是很猥琐的……
  文学是一条河流，从它存在那一天流到如今。一切产生过的文学现象都是必然的，一切湮没了的文学现象也都是必然的。不断地产生，不断地理没。而人类的文学之流却永不会干枯，它靠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养育它，它也反过来在精神方面养育着我们。如果说文学有什么恒久不变的定律，那么我以为，就是它始终与人类的精神宇宙联系着。
  也许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谁能够对我们施与终生的影响，根本没有谁能够对我们负起长久的责任，连对我们最具责任感的父母都不能够。正如我们做了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也不能够一样，倘说确曾存在过能够对我们的心灵品质和人格品质的形成施与终生影响负起长久责任的某先生和某女士，那么他或她绝不会是别人。肯定的，乃是我们自己。
  在我们是儿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教育自己了。只不过教义不同……
  我们每个人生来都被赋予了一根具有威严性的“教鞭”。它是我们人类天性之中的羞耻感。它使我们区别于一切兽类和禽类。我们惟有靠了它才能够有效地对自己实施心灵和人格方面的教育。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处院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多人将会教给我们许多谋生的技艺和与人周旋的技巧。但为我们的心灵充当园丁的人，将很少很少。
  如果二战的胜负是反过来的，我以为日本将难以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殖民统治，反而会使日本精疲力竭，自顾不暇。最终黔驴技穷，殖民统治无招数，本土发展无作为，骑虎难下，自缚于双重矛盾的挤压之下穷途末路。
  同情如果在基本倾向性上搞错了，那就同虚伪和强词夺理一样令人讨厌了。
  日本这个民族，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罪恶就是罪恶。当我们谈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这个话题时，在我这方面，是将其视为人类侵略战争之罪恶的一部分来思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日本有所反省，有所仟悔，乃是希望人类的一部分，对侵略战争绘人类的另一部分造成的苦难有起码的反省和起码的仟侮。一个没有自我反省的主动性和虞诚的仟侮意识的民族，将会被全世界各国所警惕。我希望日本在这一点上以实际行动打消世界各国对它的警惕。否则，它将很可能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没有真挚朋友的国家！
  人非鸟，没翅膀。在空中运行久了，心里总不那么踏实。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愿先降落一下，定定心。
  一个女人，如果能将自己“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给予一个才认识了没几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了解的男人，那么他进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顺理成章又顺便儿的事了。
  我以为，“中日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是“中日经济关系”。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日本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经济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而“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美国人而言，则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关系”了。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美国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都是羽毛丰满，齐飞共翔的。
  日本则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家经济的一翼，虽每可与美国匹比，但国际政治的一翼，却退化得极其短小。这只怪鸟是靠了单翼的不停的扇动，才得以腾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么在乎它对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力无穷的“市场”的占有率。
  而美国佬似乎相当不在乎，即使内心里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装出不屑于的样子。
  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固定艺术”；女人是它的“移动艺术”。巴黎之所以著名于世，也是由于它的女人们的风采。
  这地球上的每一座城市，无论其大其小，只要男人留心，总会发现几个漂亮的女人。到处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几个漂亮的女人，其实证明不了一座城市的品质如何如何。有意义的，倒是普遍的女人们的风景。那一种寻常自然的，与普遍公众的生活形态熨帖在一起的女人们的风景。恰如巴黎也并非真的满目佳丽，美女如云。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最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
  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日本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典型的“男权中心”主宰国家之一。当然，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一个什么“女权中心”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无一不是“男权中心”主宰国家。
  我说日本“最典型”乃是想指出，从传统上看，日本妇女在“男权中心”主宰的悠久历史阴影下，几乎处于一种类乎姆女的地位。从家庭到社会，从劳役义务到性义务，都类乎婶女。或者进一步地，更准确地说，在漫长的日本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男人渐渐将他们的女人“调教”得类乎他们的婶女了。而她们并不，也许从来不觉得，从家庭到社会对她们的要求和定位，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好。甚至早已一代代地习惯了，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
  拜伦对于女人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晚她们进来！于是她们出现为我服务(当然包括性服务)；让她们出去！于是她们悄悄从我面前消失……”
  我想，拜伦也许说了绝大多数男人想说而不好意思坦率说出口的话。绝大多数日本男人未见得知道拜伦曾说过那样的话。但他们是凭着男人潜意识里的本能，那样“调教”他们的女人。而且可以说达到了目的。
  日本的色情文化，日本的色情业，正在潜移默化地消弭着日本女人的羞耻感。正在使她们习惯于接受一种观念——性是微不足道的，性是有利可图的。对于一心想赚钱的男人们是这样的，对于一心想赚钱的女人们也是这样。
  女人消弭着性羞耻感，要么接近天使，要么，的确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点”。女人接近天使，脸上必是“宁静”的和“澄净”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点”，也往往会是那样子。
  日本女人是日本的温而顺的婢女。
  如果说生育是女人的第一天职，那么害羞便是女人的第一本能。
  生活中不限量的东西，便不再是人们贪婪没够儿的东西了。
  我顿有所悟——为什么日本青年男女中“发烧友”多，“追星族”多。当色情文化裹携在大众文化之中，泛滥地包剿着他们和她们，而他们和她们又厌倦了，腻歪了，相比而言，做“发烧友”和“追星族”，倒意昧着是心理“卫生”、心理健康的选择了。否则，他们和她们又用什么去充填精神呢？希望他们和她们，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体，都变成所谓“精英文化”和“学者文化”的追随者鉴赏家，不是有点儿过于浪漫了吗？
  我在国内时，曾听到有同胞说：“一个中国男人，最好是拥有美国的绿卡和房产，拥有日本的汽车和老婆。拿这个国家任何一国的工资，但是一定要在中国上班。”
  美国“绿卡”身价高，美国住房宽敞有花园，而且买房优惠条件多；日本汽车便宜实用，日本老婆温而顺对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采取无为而治的夫人政策；美元和日元都是坚挺的硬通货；而在中国上班最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吊儿郎当……
  “二战”的结束，对于意大利，有点儿“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儿；对于德国，有点儿被从法西斯统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儿；对于日本，却是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仅仅意昧着是投降，再什么都不意味。
  一方面，日本是“二战”的祸首国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惟一的原子弹受害国。二十余万日本人死于顷刻！
  侵略战争，使日本遭到的灾难，比它带给别国，首先是中国的灾难，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出一条哪怕是相对成立的理由对日本表示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长久以来暗暗怜悯自己。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恩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似“义父”式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
  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
  也许，中国，和我们自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习惯的太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也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和事件，值得我们稍微的震惊了。而居然仍保持着震惊本能的人，则理所当然地显得少见多怪，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
  这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现实——当代之中国女性，一旦知识化了，很多一部分，也便同时“准贵族化”了，变成了些个“包法利夫人”式的女人。
  “知识女性”和女“知识分子”，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两个概念。
  每年都从全国的大学里派生出前者们，却只能从众多的前者们之中派生出极少的后者们。
  前者们往往更加对一切与女性的时髦相关的事物发生浓厚兴趣。因为她们往往自以为有了“知识”，便拥有了尤其要享受时髦的特权。
  看来仅仅“知识化”未必就会使女性在精神品格上自立自强；正如仅仅富起来未必就会使男人成为文明人。
  中国当代并不缺少男文化人和女文化人，并不缺少“知识女性”或“知识男性”，起码不像缺少起码的社会良知、社会道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紧迫地缺少。但却十分紧迫非常紧迫地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尤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女“知识分子”。至于形形色色的所谓“知识女性”，从来都只不过是时代的闪烁发光的边角料，正如玻璃厂里的玻璃渣子也闪烁发光一样……
  刘晓庆是名气大大的女演员，但非是演技最高的女演员。名气高于演技，乃中外演艺界寻常现象，因素往往在“戏”外。
  爱是文学艺术中老得不能再老的主题。却永远的老而不死。真真是一个“老不死的东西。”我想这大撅由于读者们总是一代一代老得很快，总是一代一代相继死去的原因吧？
  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勤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
  当代人不但要读关于爱的故事，更要读当代人创作的，尤其要该当代人反映当代人的。
  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昧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
  近年，情形似乎有了很大变化。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了，五十多岁的男人不再各个都像小老头儿了。四十多岁的女人也普遍都非常在意地减肥、健美，想方设法使自己年轻化了。事实上，她们也真比五六十年代的女人们年轻得多。人既年轻，心也就俏少。半老不老的女人们的内心里，其实是和少女们一样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只不过不喜欢读爱情一方主角是少女的小说罢了。
  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的就是婚外恋。
  对于婚外浪漫恋情的幻想，一个只有小学三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女人，绝不比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稍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级教育教给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婚外恋幻想是中产阶层妇女传统的意识游戏之一。
  《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写之后，总是“有诗为证”。而那些“诗”，几乎全部的拙劣到了极点，后来就干脆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同样的字、词、句，一而再，再丽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不时插入同一条广告。
  笑笑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间接淫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着间接性心理的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的形同手淫。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意昧着一种暖昧。
  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也几乎只剩下了人欲的流动。
  没有温情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氧的空气根本不是空气一样。
  爱着的男女之间的温情都是有几分“肉麻”的，只不过“肉麻”的程度不同罢了。这一点一切爱过的男女——痴爱也罢，逢场作戏也罢，都是心中有数的。而且都是有切身体会的。
  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小说之后，我已经变得不大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感动了。
  最感动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必是发生在当代的爱情故事。
  哪怕极平庸的当代爱情故事，也会至少吸引当代人中的一部分。
  这种感动就像嫉妒一样。当代人不会嫉妒古人，不会嫉妒神话中的人和传说中的人。但一定要深深地嫉妒他或她周围的人。
  一切的爱情小说，包括神话中的爱情故事和民间的爱情故事，都是有“性别”的。有的可归为“男性”类，有的可归为“女性”类，有的可归为“中性类”。《白蛇传》，则是“男性”类的爱情故事。这故事通过许仙这男人，去感受千年蛇精的自娘子。这故事明显不是为女人们讲述的，而是为男人们讲述的。尽管它赚取了女人们的眼泪，但是真正深入的是男人们的心。哪一个男人不曾幻想和一条白娘子那样的大蛇精发生一段恋情呢？可是许仙却不会进人多少女人们的梦里，由于他对真爱的不信任。白娘子却世世代代满足着一切中国男人们的爱情幻想。
  在西方人的爱情观念中，性则往往是摆在第一位的。性生活的美满，才是幸福夫妻关系的大前提。我们不知道安娜·卡列尼娜决心要与她的丈夫离婚而不惜做花花公子渥伦斯基的情妇，除了对方风流倜傥的外表，是否也有着她的丈夫性疲软的因素。
  饥渴之人，一旦有机会“暴食狂饮”，可算是一种上帝赐予的补偿。
  康司丹斯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勇敢选择，具有女性个体的积极意义。弗朗西丝卡的选择，则顺应了社会的暗示。前者将被女人所叹服，后者将被社会所叹服。前者征服女人，后者征服男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乏深刻，但毫无感人之处。《廊桥遗梦》毫无深刻，但不乏感人之处。它感动我们的，不是十四年前的男女婚外恋，而是罗伯特的格守诺言。以及他对弗朗西丝卡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专情。这一种专情，确乎足以使当代男人们无地自容。也确乎足以令任何一个当代女人打算涌泉相报……
  我认为，《廊桥遗梦》好比是一个气象气球。它飘到中国上空，使我们经由它的出现，足以观测到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气象”。“气象”二宇所指，当然是爱情观念和家庭观念。如若劳伦斯依然活着，他将会震惊地看到，使他当年痛心疾首斥以厉言的那类青年，七十年后在中国竟比比皆是。
  如若罗伯特·沃勒到中国来与他们和她们坦率交谈，将会震惊地明白——他的《廊桥遗梦》却是在与他的愿望相反的方面感动中国的“新生代”，以及新生的中产阶层男亥们。
  中国人所面临的家庭和爱情的矛盾，将在下一个世纪像地球上的能源污染一般空前严重。
  对美的女性的裸体之欣赏，或对女性的裸体美的欣赏，应是人类最起码具有的、最由衷的、最自然的、最愉悦的欣赏意识。这一种欣赏意识，应与我们对大自然中的美景的欣赏互有最直接的共鸣。
  皆云“钱财乃身外之物”，怎么的一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人仿佛都活到了另一种境界？一种“钱财之外本无物”的境界？
  我所由衷赞美的是进化之后的人体之美。是那些健康的、年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体之美。我尤其毫不害羞地由衷地赞美这样一些女人的人体之美。这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任何事物，竟能与她们的人体之美相提并论。一只孔雀无疑也是美的，可是若将它们的漂亮焙目的羽毛技光了，它们顿时会变得多么丑陋啊！一匹骏马，一只豹，一头鹿或羚羊，无疑也是美的。可它们如果站立起来，那样子又将是多么可笑啊！面一个健康的，年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体态优美的女人，无论她穿上什么衣服，都是美的。衣服的款式与色彩不同，她身上焕发出的美感也便不同。而她什么都不穿的时候，赤裸地，安详地站着、坐着或卧着的时候，那么她的美更加无与伦比倘一群又一群裸体的男人进入我的视野，我也将确不知会对我的心理造成什么感受。因为据我想来、男人还是容衣服更体面一些。不穿衣服的男人连所谓气质都谈不大上了。以前我每星期都在公共浴室洗一次澡。我承认那种地方其实是我最讨厌去的地方之一。
  当我们谈论人体美的时候，其实主要是指女性人体而言。虽都是人，一裸，男人和女人的结果，则就不能用同一“语言体系”去说了。雕塑大师米开朗其罗的“大卫”，与断臂的维纳斯相比，简直就算不上是什么艺术品了。罗丹的“思想者”，据我看来，罩上一袭亚里士多德穿的那种长袍，同样是坐在那儿做冥思冕想之状，艺术效果反而要好得多。男人的肌肉感其实不具有怎么高的审美价值。有的生命形体需要皮和羽毛的“包装”，去掉这一种“包装”使不值得欣赏。有的生命形体“包装”与不“包装”都是美的。优美的女人形体就是这样。这是造物主决定的。一个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人体是最美的。人脸乃最美中之美。人眼乃最美中之至美精美的。
  我常觉人眼美得不可思议。大不抵一瓣桔，色不外蓝黑褐．不发声而善表达，不遣词而语汇丰富，乃至于连文字都甘拜下风。一睁则与灵性相通，一闭则与梦境同游。远眺则山川江河，尽收眼底。近观则纤尘之微，也看得个一清二楚。喜怒哀乐优，仁义礼志信，一双眼睛，统统的都包括了去。美目流盼中是美人眼。视死如归是志士眼。无所畏惧是猛士的眼。天真烂漫是儿童的眼。纯洁无理是少女的眼。睿智深邃是哲人的眼。谈然视之是隐士的眼。善良祥和是君子的眼。所以老百姓有一句话道是“画脸容易圆眼难”。文词中有一句话道是“画龙点睛”之笔。一张报的关键版块叫“报眼文章”。一首诗的藏妙处叫“诗眼”。政治家大商人的高明举措被形容为“独具慧眼”……
  我常常为许多小小年纪就戴上了近视眼镜的少男少女们的眼睛而难过。
  一上中学，分数这条疯狂的猎狗，就将他们和她们追逐得像些可怜的小野兔似的无处逃命。从初一到高三，从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整整六年里，他们和她们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理最紧张的人。为了分数首先牺牲的是欢乐，接着的代价是眼睛。某重点中学的高二班中，三分之一学生是近视眼。另外三分之一视力明显下降。最后三分之一也都不同程度地感到视力不佳……
  我为许多年轻女郎们的眼睛而难过。她们本都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可是却步要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化妆品污染在自己的眼睛周围。使她们看去像熊猫，像火鸡。她们这样做往往是为了引起男人们的注意，吸引男人们的目光。可是却似乎不懂，男人们欣赏的，最是女人们未被污染过的眼睛。
  我也常为许多男人们的眼睛而难过。我发现许多男人们的眼睛，观看猥亵的、邪狞的、丑恶的、残忍的情形的欲望，是远远强大于观看美好的、优雅的、艺术化了的事物的。“赏心悦目”这个词的含意，对他们的眼睛而言，恰拾反了过来。看书一定要看“黄”的，看电影一定要看“黄”的，看录像更要看“黄”的。“色情”二字已不过瘾，要看床上的“一招一式”的真功夫的操练。当然，最好再佐以血腥的恐怖之刺激……
  男婚女嫁，关乎一辈子。质量的前提，首先该是“性”和“情”。
  好丈夫是各式各样的。除了吸烟我没有别的坏毛病。我非是“登徒子”式的男人。也从不“拈花惹草”、“招蜂惹蝶”。事实上。在男女情感关系中我很虚伪。如果我不想，既或与女性经年相处，同行十万八千里，她们也是难以判断我究竟喜爱不喜爱她们的。我自认为，我在这一方面常显得冷漠无情。并且，我不认为这多么好。虚伪怎么会反而好呢？其实我内心里对女性是充满温爱的。一个女性如果认为我的友爱对她在某一时期某种情况之下极为重要，我今后将不再虚伪。
  最重要的，我的妻子赞同我对友爱与情爱的理解。在这一前提中，我才能学作一个坦荡男人。
  我对妻子坦坦荡荡毫无隐私。我想这正是她爱我的主要之点。我对她的坦荡理应获得她对我的婚外情感的尊重。实际上她也做到了。她对我“无为而治”，而我从她的“家庭政策”中领悟到了一个已婚男人怎样自重和自爱……
  我给未婚男人们的忠告是——如果你选择妻子，最适合你的那一个，才是和你最有“缘”的那一个。好的并不都适合。适合的大抵便是对你最好的了……
  在吃这一方面，中国人的嘴其实是很丢中国人的脸的。
  中国人的嘴之第二个不争的方面，是说假话。
  遗憾的是，有些假话只许帮着去说，不许一语戳穿。有些假话，仍被铁幕罩着，暂且还分辨不出究竟是真是假。有些假话是人人都乐意说的。正应了林彪那句“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比如北京市那位畏罪自杀了的副市长王宝森，倘不是一朝马脚败露，被揭发了出来，恐怕至今仍是个言必爱党、爱国、爱民、爱社会主义的好干部呐！
  中国人的嘴之第三个不争的方面，用老百姓的话讲，甚至是“缺德”的方面，便是惯善贬低别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美化自己，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得意。
  中国人的嘴，又是这世界上最凶恶的嘴。
  我总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嘴不那么喜宴贪吃，不那么一张嘴便一套套的假话，不总在打击和贬低别人，不总在抬高和美化自己，什么时候，中国人学得不将“口福”当成一种幸福去追求，学得少说多做．以说假话为大耻，以制造和参与流言蜚语为丑恶，什么时候——那时候，中国才真的有些什么希望可言！
  爱憎分明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的品质。
  与我的中学时代相比，现在的中学生，似乎太被学业所压迫了。我的中学时代，是苦于无书可读。买书是买不起的，尽管那时书价比现在便宜得多。几个同学凑了七八分钱，到小人书铺去看小人书，就是永远值得回忆的往事了。现在的中学生们，可看的太多了，却又陷入选择的迷惘，并且失去了本该拥有的时间。生活也真是太苛刻了。
  我挺怜悯现在的中学生的。
  我真同情我的中学生朋友们。
  贫困是人类最大的丑恶现象。
  如果我们已知人类有百种丑恶，那么三分之二盖源于贫困，三分之一盖源于贪婪……
  贫困是可以消灭的。穷人却是永远都存在的。
  “心理贫穷症”将是商品时代的一种“绝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