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又是谁呢？她不高不矮的身材是多么的苗条啊！她穿一件白色的布满小蓝花的短袖衫，一条藕色的裙子。手臂和腿白皙得如同象牙，乌黑的齐耳的短发裹着一张标致的鹅蛋脸儿，也白皙得如同象牙，两腮泛着淡淡的红晕。她的眉很习，很细，也很长，眉梢一直延入到鬓发中。在那样两条秀眉下，是一双黑白分明的杏眼。都说双眼皮儿的眼睛，尤其女性的眼睛，毫无争议地美过于她们的单眼皮儿的眼睛。他却认为她那一双单眼皮儿的杏眼，肯定是全中国无与伦比的最美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恬静无比的单纯得像小鹿一样的眼神儿。她胸脯很丰满，走路的姿态很悠然。她脚穿一双带扣绊的平底的黑布鞋，未穿袜子，衬得她的脚面也白得如玉……
  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他不知道。
  那一年他已是一名初二的男生。“文化大革命”早就开始了，他在去学校参加“大批判”活动的路上常看见她，她显然也是一名初二或初三的女生，但显然和他不是一所学校的，否则他们就有机会同路了。他看见她时，她总是从一条坡路上悠然地走下来，而他则必须横穿过那一条坡路走入一条胡同。他往往故意低着头放慢脚步走，待与她的距离接近了，才突然抬起头，为的是能够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她那张清丽的脸。即使如此，他也从未能引起过她的注意。是的，从未。那一年的夏季他大约看见过她十五六次、有幸近距离欣赏过她七八次。但她从未因他而放慢过脚步，目光也从未向他瞟过一次。他虽然处心积虑地接近于她，虽然巴望着获得到她的一瞥，哪怕是不经意的一瞥，但她却浑然不觉。她眼中的一种漠然的眼神儿，好像中国当年发生的一切天翻地覆的大事件，都一概地与她毫不相干……
  第二个夏季，他就再也没看见过她。
  然而她成了他确曾暗恋过的一个恋人。一个美得使他根本不敢想入非非只不过希望再见到几次哪怕一次的美神。直至他现在四十六岁了，当年的她仍印象清晰地保留在他记忆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回想，她就会栩栩如生地从他的记忆中浮现出来，比他对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任何深刻记忆都难忘怀。他明白，毫无疑问的，她将在自己的记忆中被珍藏一辈子了。
  后来，他的父亲由于心脏病而猝死。父亲在班上扛着一个沉重的麻袋没走几步一头栽倒，死得那么的容易。
  再后来他母亲患了癌症。母亲没住过院，因为没有工作单位，没哪方面垫付医药费，也就住不起医院，母亲是一天天熬死在家里的。那是他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些日子，班级的初中毕业合影上甚至也没有他。在母亲一天天病于床上苦熬的日子里，他哪儿有心思照毕业照？也舍不得交那七角多钱。
  母亲临终前，一手抓着他的手，一手抓着弟弟的手，噙泪告诉他——他并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与父母没有血缘关系。他是父母结婚三年多以后，父亲从一个铁路桥洞下捡的。当年母亲愁于不孕，于是一商议，就将他当自己的亲生骨肉抚养着了。不料才半年后，不知哪一副偏方对父母哪一方起了效用，母亲竟又不可思议地怀上了孕，所生自然应是比他小一岁多的弟弟……
  母亲说：“君生啊，儿呀，天地良心，妈对你究竟怎么样，你心里总该是有数的。妈不指望你年年为我和你爸烧纸上坟什么的，只求你能像照顾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照顾好你弟。不管亲生不亲生，你们俩可都是妈一手拉扯大的……”
  那时刻他就伏在母亲身上失声痛哭，那真叫是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他并不在乎什么养母和生母的区别，也不在乎自己是被生下自己的女人缘何抛弃的，他只是绝望于一位将他抚养大，并以她自己做人的道德准则谆谆教诲他的善良的女人眼睁睁地就要死了。而她是这世界上最爱他的女人，也是他所最敬最亲的女人。他无法救她活下去的绝望，以及他以后也将没机会报答她的恩情的绝望，使他恨不得替她死，陪她死……
  他一边失声痛哭一边绝望地用自己的额撞炕沿。撞得木炕沿咚咚响，撞得额头肿了起来。而母亲，则流着泪哀求他：“儿呀儿呀，别这么样啊！”妈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这样，妈看着心里也难受啊！……”
  母亲骨瘦如柴的双手，慌慌地抖抖地护着硬木炕沿，为的是不使他的额头一下下直接磕在炕沿上
  第二天，他和弟弟给母亲净脸净手时，发现母亲几个手指的关节都青了。那是在他顿头一次次的撞击下，被炕沿棱角硌时。
  一个人的慈母一旦变成了养母，而且已是确凿的事实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感到他的历史完全被颠倒了。从此他开始对自己的生母作各种各样的想象，那想象的魔症伴随了他十几年，直至他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儿子以后才渐渐淡化。再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按规定，他和弟弟之间必须走一个。他想，得“上山下乡”去的当然应该是他。但进而一想到养母的临终嘱托，又委实放心不下不谙世事缺乏自理能力的弟弟。经过几番考虑，他决定逃避“上山下乡”运动，跟弟弟一商议，弟弟支持他。他看出弟弟是那么的依赖于他，仿佛身边少了他就根本不知该如何生活。
  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告别依依不舍的弟弟，带者十几元钱和一个小包袱，悄悄离开了家混上火车流浪外省。他向弟弟保证半年后回到弟弟身边。他们的头脑当年都那么简单，以为“上山下乡”运动只不过是阵政治风，最长半年就会在中国刮过去。
  他的流浪生活之饥寒交迫饱受欺辱无需细述。他偷过东西挨过痛打被收容过装疯卖傻过。半年后他如期回到家里，迎接他的却不是朝思暮想的弟弟，而是家门上的一把大锁。邻居告诉他，他离家出走后一个多月，弟弟由于招架不住学校和街道委员会的联合动员，到北大荒去了。从邻居的表情中，他看出了对他这个哥哥的谴责。是啊，自己逃避到外省去而将弟弟推给了“上山下乡”运动，还配做哥哥么？他已在流浪中学会了吸烟，那一夜他吸光了整整一包劣质烟。
  翌日他找到街道委员会，以被劣质烟熏得嘶哑了的嗓音，请求允许他去北大荒换回弟弟。
  可街道委员会的人说，他要去北大荒可以，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欢送。但若企图换回他的弟弟，简直等于白日做梦。注销了的城市户口想再落上就可以再落上的么？又说他们兄弟父母双亡，没什么负担也没什么牵挂，正应该都到广阔天地去锻炼锻炼。
  他向对方要弟弟的通讯地址，对方冷冷地回答不知道。
  他又到弟弟的学校去要，校方只给了他一个大概的地址。说具体分到了哪一团哪一营哪一连，校方也不清楚，只有向师部写信查询。
  他按照学校提供的那个大概的地址发出了一封信，久无回音，又发出一封信，还是久无回音。第三封信写好了正要寄，，邮递员送来了耶师部的一封公函，他急切地撕开信封抽出信纸，所见却是一份死亡通知书。其上只简要地写着“意外死亡”口个字，促家人速往料理后事……
  他晕倒了。
  弟弟的死的的确确是“意外死亡”——一天弟弟和几名男知青肩扛着钐刀打马草归来，沿河岸走。河水清可见底，弟弟发现河里有鱼。在河边游动，于是弟弟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噤声，于是大家全都驻足，望着弟弟高高举起钐刀，用钐刀柄扎鱼。河岸到河面一米多高，还没等大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弟弟已经栽到河里去了，河水顿时染红。大家七手八脚慌慌张张地将弟弟拖上河岸，发现弟弟的头齐后脖梗几乎被钐刀斩掉，仅仅连着一层皮……
  团里和连里的领导告诉他，已经处分了一位老战士排长。因为当排长的有责任向初用钐刀的知青讲清使用钐刀的种种安全常识。
  当地没有火葬场。他没法儿将弟弟的骨灰带回城市，弟弟被埋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在连队的几天里，他感觉到恰恰几名自称是弟弟生前关系友好的知青，对他的态度反而异乎寻常的冷淡。他们不愿理睬他如同不愿理睬一个卑鄙小人，他不清楚究竟为什么。有一天他实在忍受不了那一种明显的蔑视，将他们中的一个拖出男知青宿舍汹汹逼问。对方告诉他，弟弟与他们谈起他时，言语中充满了怨恨。在没见到他之前，他在他们心中就已经有恶劣印象了。他们和他的弟弟一样，认为他是一个背信弃义并且忘恩负义的家伙……
  “我不是！”
  他吼着，双手扼住对方脖子，恨不得将对方扼死。
  “你是！你为了自己能留城，耍花招骗你弟弟！你自私透顶！你根本不配他把你当亲哥哥！你的目的不是明摆着达到了么！”
  对方被他扼红了脸，却并不挣扎，一副宁肯被扼死，也绝不承认他是一个好哥哥的模样。
  “我不信！我不信！我弟弟不会这么想，更不会对你们说这种话！”
  “他就是这么想的。他也不止一次亲口对我们这么说的！你不信可以去问问他另外几个朋友！”
  他扼住着别人的脖子，同时觉得自己的脖子也仿佛被一双无形又有力的大手扼住着，憋得胸膛透不过气。他终于垂下了双手，张大着嘴，呆瞪着对方，哈哧哈哧地粗喘着，像一头被电棍击得有点儿晕头转向的熊。
  “我也是哥哥！我们弟兄俩也得走一个！可义无反顾地报名伪是我！义无反顾地来到北大荒的也是我！我没法儿瞧得起你！”
  对方朝地上啐了一口，倏地转身离他而去。
  一心替弟弟着想的初衷，变成了后来被弟弟猜疑的误解，而且永远也没有澄清和消除的机会。
  这件事从此像一把刀子插在他心上，至今那刀子也没从他心上放出来。只不过被心肌紧紧地吸住了夹住了，不再流血了。要拔出这把刀只有靠弟弟，而弟弟已经死了。
  连里和团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
  他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留在这个连队做一名替补弟弟的知青。
  他的要求被批准。之后风言风语在全连传开。这使他不敢幻想有朋友，事实上他似乎也不再希望有朋友，不但没有朋友，而且心中没有了任何追求。什么争当“五好战士”、“毛著标兵”；什么招工、上大学、男女知青间的传情递书，统统都轮不到他。他仿佛仅仅成了连队的一头牛，或一匹马。每天只知道干活、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干活。
  他经常独自登上连部后面的山坡。弟弟的坟在山坡上。下雪天，有人曾见他呆呆坐在他弟弟的坟前，身上落满雪，似雪人。下面天，也有人曾见他呆呆坐在他弟弟的坟前，任大雨浇淋，一动不动，如同在大雨中坐化了的佛。
  如果当初自己不自作聪明，主动报名下多，那么弟弟不会死；哪怕和弟弟一块儿下乡，弟弟也不会死。因为排长失职，他这个哥哥却一定会想到并且细心尽责——如此这般的一些自悔自恨，利齿鼠似的经年累月地啃他的心，啃他的灵魂，使他的灵魂难以获得片刻安宁。后来，就连他自己也有点儿分不清，自己的初衷究竟是良好的，抑或真的是要耍花招。他的存活，似乎简直就是仅仅为了忏悔而存活。别人也渐渐习惯了仅仅视他为一具忏悔者标本。既不同情他，也不再过分歧视他。因为谁都认为他应该那么样永远地进行忏悔。因为一个模范的忏悔者在生活中也有存活的意义，可做背信弃义者和忘恩负义者的反面教员。他就这样甘愿被忽视，默默地在北大荒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七八年内竟没探过一次家，一个没有了亲人企盼着自己回归的破败的家，还算是家么？
  直至“大返城”，全连知青的放逐命运都结束了。的那一天，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他或许是一个值得交往值得善待值得同情甚至——值得尊敬的好人。他干活最肯卖力气，他从没参预过知青中的任何帮派倾轧。他不争名不争利，从不搬弄口舌制造是非。而且，七八年间，有七八名男女知青“借用”过他的探亲假，竟谁也没谢过他一句，他也没向谁暗示过自己需要一份谢意的表达。他没吃过“借用”他探亲假的女知青们从城市带回的一块糖，没吸过“借用”他探亲假的男知青们从城市带回的一支好烟……
  是他赶着马车送他们去县城搭长途汽车的。
  临分手，众知青围着马车围着他，似乎都有很多话要对他说，又似乎都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话才好，
  当他坐上马车扬起了鞭子，一名女知青才怯怯地低低地问：“王君生你自己什么时候走？”
  他说：“我不走。我要陪我弟一辈子。”
  只这一句话，使众知青热泪泉涌，失声恸哭。他们不分男女，一个个扑向他，都欲和他拥抱告别。
  而他一声“驾！”——鞭落马背，驱车冲开他们的包围，顶着北风寒雪返去……
  后来，经连里几番苦口婆心地动员，他才离开北大荒。七八年间他积攒下了一千多元钱，他留下了五百元给连里一名他最信赖的老职工，嘱托对方每年替他为弟弟的坟拔拔草，培培土……
  返城后他“待业”三个月，花去了一百来元钱，用三百元钱“走后门”进了酱油厂。如果他当年再多几百元钱，可能有幸被分配到一个条件好的单位。那么他的人生有机会发生另外的走向，兴许如今也混成了一位处长。但话又说口来，当年的某些好单位，十之七八如今发不全工资，在裁员。倒是当年谁都不情愿去的酱油厂，如今在全市是“蝎子巴巴毒（独）一份”，反倒成了不但确保工资，而且奖金较高的单位……
  回忆起这往事桩桩，四十六岁的、被陌生人打折了两根肋骨、躺在被剥夺了阳光的家里养公伤的男人，眼泪不知不觉吧嗒吧嗒滴在相册上。
  他用手背抹了抹泪，目光落向自己和妻子的结婚照，那是一张六寸的半身的黑白照。那一年已经有彩照了，但价格对当年的他们来说未免太贵，他们没舍得照彩照。何况结婚对他们似乎更是一项人生任务，婚前他们相互都很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所以也就都主张以简单节省为首条原则。
  从自己的“百日”照到和妻子的结婚照，相册中的空白是靠回忆添补上了，但是却感到了一种格外的疲惫，一种心累。难道回忆有时竟是一件比干重活儿还累的事儿么？他想不通，很困惑。他已经多年没这么投入地回忆过往事了，即使偶尔回忆，往往是片断式的。他觉得今天所进行的汹涌似潮一泻如注式的回记，使自己像被抽了几百CC血，处于一种不可形容的软弱无力的严重虚脱般的状态。他甚至搞不大清自己的泪水是因回忆中的哪一部分而夺眶的。是因养母的死还是因弟弟的死？是因自己当年心中的苦还是因知青伙伴们当年围住自己那情不自禁的集体的一哭？是因负疚还是因感动？说不清。总之是说不清。“剪不断，理还乱。”
  结婚照后是儿子的“百日”照，他不停地翻过来看自己的“百日”照，又不停地翻过去着儿子的“百日”照，觉得“百日”的自己和“百日”的儿子，都是那么的像娃娃鱼。都有点儿古怪，有点儿可笑。古怪与可笑，合成为一种使人顿生怜悯之心的可爱。他是婴儿时营养不良，儿子也是。他的“百日”照是养母临终前交给他的。养母说养父捡到他时，照片在包他的小被里，在他的小胸脯上。那照片后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写着——“此儿生母曲秀芳，生父张德山”。他从养母手中接过照片之时，字迹尚隐约可辨，如今字迹模糊得完全看不清了。如今他早已彻底打消掉了寻找生母生父的念头。谁知他们还在不在人世呢？谁知他们如今还是不是夫妻不是夫妻的话还有没有联系了妮？他们会高兴忽然有一个四十六岁的活得没什么奔头而且活得疲惫极了的大儿子出现在面前么？如果他活得挺富裕，他倒愿意不计被弃之嫌让他们沾沾自己的光；如果他们活得挺富裕，而且有遗产可继承，他也幻想能沾沾他们的光。谁叫他们是自己的生母生父呢？可……若他们不但活在世上。而且是一对儿无依无靠穷困不堪的可怜老人呢？……自己的妻子又“下岗”了，失业了……自己还有能力赡养一对儿老人么？四十六岁的他常觉得自己早已活够了，疲惫得快撑不住了。好比一匹被主人以前使役得太辛苦的半老不老的马……
  他感到自己如今仅能勉勉强强尽一份责任一份义务了，那就是对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再稍加一点点责任或义务，他就将被压垮了。
  由儿子的“百日”照，自然便联想到了儿子的出生。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一个深秋的雨夜——妻子捅醒他，呻吟不止地说：“快去医院，我要生了！”
  他立刻坐起，瞧看妻子高隆的大肚子，半信半疑，心中没有主见地问：“你有把握么？我去医院打听过，医院床位紧张，送早了的孕妇是不收的。”
  那年头老婆生孩子也要托关系走后门儿，没关系没后门儿，就只能靠孕妇自己准确地掌握时间了。一般是提前三天才有入院资格，若想提前四五天，就得凭后门关系了。而身为丈夫的他，没有任何医院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和后门，他做决定的前提只能是妻子的自我感觉。在三天和四五天之间自我感觉掌握得准确无误，对于一名孕妇，尤其一名初产的孕妇，其要求不亚于雇主对钟点家务女工的要求。生孩子和死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说“我不行了。我要死了！”那往往是真的不行了，真的马上就要死了。而一名孕妇说：“我要生了！”则也许完全是某种临产的假象，是对他人的误导。所以身为丈夫的他表现得冷静镇定，临危不惧，临事不乱！
  妻子却流出了眼泪，骂他：“王君生你王八蛋！你不拿我们娘俩儿的安危当一回事儿是不是！要是我们娘俩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一辈子没完！哎哟！哎哟天呀，我怎么摊上这么个肉头大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