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者:梁晓声 更新:2021-11-02 00:38
是的,子卿仿佛是少年时期的我的一部分。不,不仅仅是一部分,简直还是另一个我自己,替我去百折不挠地走向一个我所走不到的目标似的,替我去追求和实现一个我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似的。我内心里暗暗嫉妒着他的时候,实则是在常常地恼着我自己的不争呵。更多的情况下,我因他的悲伤而由衷地悲伤,因他的喜悦而由衷地喜悦。于今我总在想,本来应该是我出现在他写的某一本书里,却怎么变成了我来写他?却怎么变成了这样!
于今我总在想……
喂得半饱不饱的牲口干起活来是最卖力气的。
子卿是知青中对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适应性最强的一个。他从不抱怨什么。
他还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
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宿舍中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过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当然,那时候他免不了也要买一样菜。而我便非买上两样三样菜不可。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日子里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六角八分。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的固定的严寒地区津贴。每月大家都能开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则按加班算。年节加班,还计双份日工资。赶上这样的月份,谁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资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六十多元呀,这在当年,相当于城市里一个四级工的工资呀!而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的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那么多的钱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族”呢!
连队里家境好的知青们,当年花起钱来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买罐头,买饼干,甚至偷偷买烟酒。有时还暗暗约好了,三个五个一伙,制造个什么借口,请假到黑河市去下馆子。当年,那无疑是很“奢侈”、很“挥霍”、很“腐化”的。仅仅一年后,他们的衣着都变了。发的兵团服和兵团鞋帽,旧了破了,他们早已不屑于再往身上穿了。除非干很脏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神气的,坦克兵戴的那一种样式的皮帽子,加上高筒皮靴、正规部队的合身的军棉衣军棉裤,使他们比贫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分!当年,黑河军区的军装厂,也格外优待地向“兵团战士”出售正规部队的军装。只要凭“兵团战士”的身份证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价格定的是很高的。按今天说法,可谓之“议价”和“创收”举措。至于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起,黑河市的许多商店里都有卖。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顶。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鞋四十多元一双,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摆在“燕莎”之类的大商场的柜台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双的皮鞋,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足够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不能不“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得昂昂贵贵地探家,他们的父母见了他们就不至于替他们牵肠挂肚的了。否则,他们的父母们,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不许自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们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到后来,穿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了一年。与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们穿得仿佛是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而他穿得仿佛是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他们的轻蔑,是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的。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似的。有时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换下了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
我说:“那好。那你今天就把这堆破烂儿扔了。买套新的!你总不至于告诉我你缺钱吧?”
他说:“当然,我买得起。”
我说:“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给你用。”
他说:“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给。”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你是喜欢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所问非所答地,自言自语似的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愣愣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说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白他的话。
那天,我偷偷将他的棉袄和棉裤,更准确地说,将他那一堆破烂儿扔了。他知道被我扔了后,只不过对我苦笑了笑,没说什么不高兴的话……
每天吃过晚饭,如果连里没有活动,知青集体也没安排学习,人们就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连我也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往往在吹过熄灯号时,他才幽灵似的悄悄回到宿舍。因为除了我,没第二个知青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没谁在意过他的诡秘行踪。他根本上是一个丝毫也不被别人关注更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他仿佛也很乐于自己是那样一个人。只有我出于好奇心询问过他两次。每一次他都以同样的话回答我,说是独自一个人寻清静去了。我的子卿他从小就孤独惯了,连我对他有点儿诡秘的行踪也逐渐的习以为常了,见惯不怪了。
我是连知青宣传队的“创作员”。有次为宣传队编了一个独幕小话剧是《编筐》。内容很简单,无非是知青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学编筐而已。第二天宣传队要到团里去参加汇报演出。剧中需要不少柔软的柳条。而最为柔软的柳条当然是生长在靠近小河边的地方。大家都说,你写的“剧”,柳条也由你自己去找吧。我呢,欲拒无词,只得于傍晚夹了柄镰刀,内心里并不怎么情愿地沿着河边寻寻觅觅,边走边割……
蓦地我站住了,我发现在一片细沙滩那儿,有一个人。他弯着腰,手拿一枝树桠,在沙滩上写写画画,一会儿直起腰仰起头苦苦思索,一会儿用脚将写画过的沙滩抹平,重新写……
那不是子卿是谁呢?
那时天已快黑了。最早的几颗星已出现在天空上了。
他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悄悄地接近了他——原来他在沙滩上解几何题!
他是那么的专注。我在他身后站了许久,他都没觉察到。
“子卿……”
尽管我的声音极轻,他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倏地转过身。见是我,他似乎暗暗舒了口气,迅速之极地用脚彻底抹平沙滩。
他问:“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割些柳条。”
接着问他:“你一向都是到这儿来?”
他在沙滩上坐下了,扔掉手里的树桠,不回答我的话。
我又问:“冬天也是到这儿来?”
他还不回答。
我“穷追不舍”地问:“冬天,不管零下多少度,照样在雪地上解几何题?你可真会选择地方!”
他站起来了,脸转向别处,回避地说:“别问那么多。”
我见他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本卷起的书,一把夺了过去。那是一本高二的几何课本。
想不到他这么有心,下乡前,竟没忘了弄到高中的课本带着!不是从城市里带来的,又会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立刻从我手中又将课本夺过去了,从圆领线衣的领口贴胸塞入,一颗一颗扣上衣扣。他那样子心里有点儿犯急。只不过因为干扰他的是我,压抑着不好意思发作罢了。
“全套的高中课本你都带来了?”
“还弄到了什么大学的课本也带来了吧?”
我的问话中不无挖苦的成分。
而他竟老实地点了点头!
他不但使我讶然,而且使我愕然了。你看到一个人分明的是被一种梦想纠缠住了,他又是你的知己,你最亲密的兄弟般的朋友,你再善于理解他,大概也不可能不愕然的吧?
我紧紧抓住他一只手说:“子卿,你先别忙走。你坐下,看来,咱们今天得开诚布公地谈谈心里话!”
他挣了挣手,没挣脱,只得顺从地,默默地坐在我身旁。
那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尽管我们坐得那样近,彼此看对方的脸,面目已都有些模糊了。至少我是看不大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了,也就很难猜测他当时的心态。
我说:“子卿,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说:“兵团战士。”
我说:“是兵团战士的我们同时又是些什么人?”
他说:“知识青年。”
我说:“我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农垦戍边。”
我说:“屯垦戍边的同时还得怎样?”
他说:“接受再教育。”
我说:“到今天已经多长时间了?”
他说:“三年。”
我说:“还要多久?”
他说:“不知道。”
尽管我已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还是用一只手钳住他的下巴,将他的脸硬扳向我的脸。他一向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从来都是我向他讨教什么,而他对我进行教诲。我第一次那么放肆地那么无礼地对待他。
我严肃而又嘲讽地说:“哈,哈,翟子卿,我还以为你患了妄想症呢,原来你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嘛!原来你头脑很正常嘛!那你还存的什么幻想?你这不也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吗?你这不也是一厢情愿地瞎浪费心思瞎浪费精力吗!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打入‘另册’了!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永远剥夺上大学的权力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可你却一直地还在做大学梦!一有空儿就跑这儿来解什么解析几何!把自己搞的诡诡秘秘的!如果你这种思想被别人知道了,向连里汇报了,不把你当成反扎根反改造的典型批判才怪呐!……”
他一掌推开我的手,冷冷地说:“我不信!我不信从此这个时代的大学课堂空荡无人,而时代本身却毫无反省无动于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在我自认为有理的时候,每每的我也说不过他,更别指望说服他了。总是那样的……
他又说:“人可真是古怪的东西!比如一排那个张邵文,还有李冉,他们也都是三中的高才生,三中又是全市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怎么一到了北大荒,怎么才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就变了呢?就好像是个小学生似的了呢?就好像心里从未想过考大学这回事了呢?就每天只晓得下棋,打扑克、赌烟、喝酒、吹牛、扯淡,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知青公子哥儿似的呢?……”
听得出来,他确实心存困惑。显然的,他经常在想这些。
我对他叫嚷起来:“他们怎样关你什么事?他们能变得那么样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好?我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
月光下,他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是亮亮的。他那双亮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我。和我刚才一样,他对我也感到讶然,并且感到了愕然。
我又叫嚷:“他们那是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是明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而安!是大智若愚!……”
“你够了!”——他也叫嚷起来:“我不信!我就是不信!我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信人生是由机会决定的!我信机会只属于对它有所准备的人这句话!你以为我翟子卿从小活得像个小叫花子,长大了,每月能和别人一样挣钱,还摆脱不了穷气,还愿意和小时候一样穿得像个小叫花子啊?你把我根本想错了!根本看错了!我年复一年穿那件破棉袄和破棉裤,那是为的时时刻刻自己提醒自己,我翟子卿不会长久属于这儿,不应该长久属于这儿!北大荒不是我人生的最后码头!‘兵团服’不是我自己打心眼里认可的光荣!实现我从前的理想才是我的光荣!今天戴上一顶坦克兵式的皮帽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也值得自我感觉良好?终有一天,我翟子卿要戴上作家的桂冠!或者博士帽!……”
听了他的话,我一时什么都不想说了。是自卑感使我觉得无话可说。它又重新压迫到我身上来,仿佛将我一下子压趴在他面前了。我到北大荒以后的最突出的感觉,便是自信地认为自己长大了,长成一个大人了。哪一天,那一个夜晚,我悲哀地意识到,在子卿面前,我不过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中学生。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自寻某种快乐,我对自己,对将来,似乎早已没了什么打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打算和处心积虑的打算。然而子卿却有。不但有,而且早已在进行着暗地里的,充分的准备了!和他比起来,我的头脑不是太简单了吗?如果不是他的诡秘行踪被我无意间发现了,我对他内心里的想法竟一无所知。以前,他似乎没有什么可对我隐瞒的。他的想法他的打算,往往便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打算。他在任何他认为必须争取实现的目的方面,既不会隐瞒我更不会抛弃我。而他现在却开始隐瞒我开始抛弃我了。他的心计似乎已开始只属于他个人了。而以前我曾处处依赖于他的心计并曾是获益者啊!我因意识到自已被关系最亲密的人当成了大傻瓜,因被隐瞒被抛弃而非常伤心,非常沮丧。联想到他方才怎样用鞋底迅速地抹平沙滩,怎样地企图继续隐瞒我,我内心里甚至情不自禁地萌生了一种愤慨……
他又说:“机会肯定是还有的。我本能地感到着它的存在。它正隐蔽在今后的某个日子里,不一定在某种条件之下,它会倏地显现出来,使对它毫无准备的人目瞪口呆,反应迟钝,措手不及。而它会拉扯上那些为它有所准备的人,从反应迟钝,措手不及的人们身边擦肩而过,匆匆远去。对那些毫无准备的人,它甚至会一去不返,永不回头招手。有时候,人失去了一次机会,便意味着失去了一生的转机。所以我时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要求自己千万不能跟别的知青们一样。你说他们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而安,是大智若愚,那么就让我做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吧。我现在必须省吃俭用。必须节约每一元钱。我要为我自己的将来,为我的老母亲,多积蓄一笔钱。哪一天机会真向我招手微笑了,我去上大学了,三五年内,我没有工资了,那笔钱要用来养活我娘,要用来维持我读书的。我不在乎现在别人们怎么议论我。为了将来,现在遭到什么议论都是值得的。吝啬鬼、钱串子、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无非都是讽刺我嘲笑我省吃俭用一毛不拔!有什么呢?不能达到伤害我的目的……”
我耐心地等到他沉默了以后,问:“你说完了吗?”
他说:“完了。”
我说:“你有什么话可说吗?”
他说:“没有了。”
我站了起来,说:“那,我们回连队吧。”
他也缓缓站了起来,面对面地望着我……
我将脸转向了一旁……
他忽然用双手扳住我的两肩,请求道:“你可要替我保密!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你看到的,我对你说的,千万不能,不,不是不能,是不许,不许泄露给第三个人!……”
我说:“行。”
他说:“你得发誓!”
我随口向他发了一个誓……
他这才半放心不放心地将他的双手从我肩上落下……
子卿每年探家,往返途中,常自备干粮及水。为节省途中花费,他绝不下饭馆,亦绝不住店。途中受阻,往往就在火车站公共汽车站或边防检查站挨熬一夜两夜。饿了,啃干粮。渴了,喝自己军用水壶里的水。或从哪儿讨点水。若军用水壶里的水冻实了,倒不出来,一时也讨不到水,塞嘴里一把雪一块冰就算喝水了解渴了。没有哪一个知青高兴和他结伴探家。他也不愿和别人结伴。他一向独往独来。如此这般,他积蓄下的钱,要比全连每一个男知青和女知青都多得多。老百姓有句话是“口挪肚攒,节衣缩食”,这话用在子卿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那一年冬季我探家——也就是我和子卿在小河边谈过话那一年冬季,他让我捎笔钱给他母亲。我接过沉甸甸的一个信封,问是多少钱?他说是五百。
五百!在当年,对于我和他这样的穷家子弟,甚至对于普遍的人们来说,大概相当于如今的五万吧?按当年人们对钱的概念,千元以上就是一笔巨款的数目了!
我张大了嘴,半天才又问出话来。
我说:“子卿,莫非你是变戏法的?怎么变出这么许多钱来?”
他一笑,说,“如果我会变戏法变出钱来,每次给自己变多少钱,也会给你变多少钱的。”
他扳着指头跟我算了一笔账——原来他每个月都开“满勤”。原来他自从下乡后,仅休息过四个星期天!而逢年过节,只要他人在连队,没探家,照例总是要加班的。夏秋季节,每个月他几乎只换饭票,不换菜票。而那一个月只需要六元钱就足够了。虽然他在知青们中是一个孤立的人,正如他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是一个孤立的孩子和少年一样,但在老战士老职工们之间,他的人缘都相当好。他常帮他们干活儿。常替他们写信。也常替他们写入党申请书,历史问题交待书、生活困难申请书、错误或者作风检讨书什么的。总之,这使他了解他们的许多隐私和许多不愿公开的事。了解和知道了许多老战士对老战士、老职工对老职工也讳莫如深的事。然而子卿具有一种许多人都难具有的优点,那就是——他是一个愿意、善于、并且完全能够替别人保守住隐私秘密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你请求于他,甚至根本不用请求于他,仅仅是暗示于他,那么他则会将替你保守住什么隐秘,作为他对你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和责任。你的隐私你的隐情你的某件唯恐被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即使烂在他腹中,他也绝不会辜负,更不会出卖你对他的信赖的。除非那是你的罪过或罪行。老战士老职工们对他好,不是不可理解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力气方面和在对钱的态度方面恰恰相反,有求必应,常帮他们干活儿。他可以随便出入于任何一家老战士或老职工的菜院子,如入无人之境,“按需所取。”他常从他们的菜院子里拔棵葱,架上摘条黄瓜,秧上扭个柿子,或割一把青菜,洗净,用开水烫了,讨他们一勺酱拌着吃。有时他也从他们的鸡窝里掏走母鸡刚刚下出的蛋,或借用他们的鱼叉到河里去叉几条鱼,以补充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体内起码需要的营养。何况,知青宿舍前的大草甸子里,夏秋季节有采也采不完的野菜,黄花。上山干活时,还能采到木耳、猴头和种种蘑菇。他不吸烟,不喝酒,是男女知青中最最典型的一个“低消费者”。他扳着手指跟我算完了一笔细帐后说,不要以为他在亏待自己,更不要以为他在虐待自己,其实他很在意自己的身体素质,体内并不比我们缺少什么营养……
他嘱咐我:“你见了我娘,一定要替我跟我娘讲,她老人家一辈子含辛茹苦,身体不好,年岁又一天天大了,千万别舍不得花钱。爱吃哪一口,就应该买哪一口吃。自己懒得做,就去吃饭馆嘛!我所以要常常往家寄钱,捎钱,就是要让我娘觉得,她是完全可以享受享受的。她就我一个儿子,我挣钱供她花,那是天经地义的。她老人家完全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舍不得花的。我就一个娘,难道我还不能将一个娘供养得好好儿的吗?她老人家舍得花,我就放心,就高兴,就觉得尽了孝,就觉得幸福。否则我加班加点,省吃俭用图的什么?……”
他还另外给了我五十元。求我给他母亲买成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他说他太了解他娘那种伴随着穷日子生活过来的母亲了,钱攥在手里,无论怎么开导,也是舍不得花的。必然会觉得都是儿子的血汗钱。必然会替儿子继续积攒着。除非买成吃的东西,摆在她一眼可以看见的地方,不吃就会变质,才肯吃。他特别求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替他母亲买一条活鲤鱼。他说他从小就总听他母亲叨叨,这辈子就想再喝上一口新新鲜鲜的鲤鱼汤。而从他懂事以后,家里吃过有数的几次鱼,而且是咸鱼。从未吃过一次鲤鱼,更不用说是活的了……
子卿他一提到他母亲就大动感情,就眼泪汪汪的。
我向他保证,他求我的每一件事,我都会替他做到。做不到不回连队见他……
我回到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不少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摆在我母亲一眼能看见的地方。
我对母亲说:“娘,你吃吧!反正我已经买回家来了,舍不得吃,留坏了,你肯定比我还心疼!”
母亲不禁对我另眼相看。那一时刻,我瞥见母亲两眼渐渐噙满了泪水。母亲掩饰地扭过身去,徒自感慨万端地嘟哝:“这孩子,说出息,就出息起来了!怎么忽然地也没人教导就学会孝敬娘了……”
我问母亲:“娘,你最爱吃什么?”
“这……这娘可说不上来……”
母亲欲言又止,吞吞吐吐,一时竟不能说出最爱吃什么。
我接着问:“娘你爱不爱吃鱼?比方说鲤鱼,活的……”
母亲就连连点头:“爱吃,爱吃,连鲤鱼妈都不爱吃的话,那不是太烧包了吗?……”
当时正值秋季。按说秋季正是鲤鱼肥的季节。松花江里又出松花江鲤鱼,买到两条鲤鱼本不该算什么难事儿。可那是“文革”时代。“文革”时代的特点是——革命口号层出不穷,物质却匮乏到了极点。在一切物质之中,最匮乏的莫过于副食品。许多副食商店差不多是徒有虚名。至于什么“水产商店”,全哈尔滨市就没有一家!只要粮店正常开门,并有粮可卖,老百姓仿佛也就心满意足,感激不尽,谢天谢地了。“文革”时代的中国老百姓,大概是地球上当年最典型的“素食人口”。三年不知肉味儿甚至也不想。想也是白想。连一扎长的支离破碎的小咸杂鱼,一旦出现在货床上,人们都会奔走相告,转眼便排起老长老长的队。何况鲤鱼!何况活的!普通老百姓只有在年画上才能见到鲤鱼。象征着“年年有余”。当年,如果谁想贿赂一名干部,只要行贿之事是对方权限以内的事,拎着两条鲤鱼,兴许就会达到目的……
我下了决心,非买到两条活鲤鱼不可!如果松花江里没有,我也就罢了。可松花江里明明是有松花江鲤鱼的嘛!如果当时是冬季,我也就罢了。可当时正是松花江鲤鱼肥硕的秋季嘛!为了买到,我蹬自行车离开城市,沿江碰运气。天黑后投宿在松花江下游的一个小渔村。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正是我的母亲和子卿的母亲的出生地。留我住下的是一个独身老人。他的小小的泥草房在村子的最边儿上,紧靠着江。在他的小小的泥草房里,便能清楚地听到江水涌岸发出的响声。他的“家”里,如果那也算是“家”的话,除了几只小板凳,和卷在火炕上的黑糊糊的被褥,再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给了他两元钱,他就很高兴地留我住下了。并主动说要把被褥让给我铺盖。说时,一边将手伸入衣内摸虱子。我奉献出随身所带有备无患的一瓶廉价的白酒陪他喝。老头奉献出了几块成萝卜。我们就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一只破碗摆在地上,摆在我们之间。村里当年还没有电。尽管离城市才五十多里,却并未因为离的近沾了城市的什么光。土墙上直接抠了个小窝儿,一盏小油灯在那小培窝里发着比萤火虫大不了多少的光。我和老头儿就对着瓶口喝。他一口,我一口!我一口,他一口。酒是好东西,劣质的有时候也是好东西。它能使陌生人之间很快地就变得亲热起来。那老头可不是酒鬼。显然的他已很久很久没喝过了。几口酒之后,他那双混浊的老眼里有了神采,甚至炯炯发光。他喝得挺斯文。尽管是嘴对着瓶口喝,却极在意地不发出喝的声响。每次只喝一小口。将瓶子递给我之前,还用袖口里面儿抹一下瓶口儿。他那袖口里面儿同样油腻腻脏兮兮的。我一心为了博得他的好感,故意装出很欣赏他的“卫生”习惯的样子。我暗暗打定主意,要搞到两条活鲤鱼,不往别处动心思,就在这老头儿身上下功夫了。
老头儿的话渐渐多了。跟我聊起了他命中的种种不幸。老伴儿怎么在三年自然灾害年月吃野菜中毒死的,儿子怎么因为偷了集体的半袋粮食被判了刑,女儿怎么因为违心的婚事自杀的……说到伤感处,老泪潸潸,泣不成声。
我陪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七分是真的被引起了同情心,三分是表演。
最后我认为前面的种种“铺垫”够充分的了,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便向他提出了我的请求,希望他连夜驾船下网,替我捕两条鲤鱼……
老头儿听了我的请求,揩尽老泪,一时间又变得相当冷静,不那么容易求得动了似的。他不肯答应我。说怕被村里人发现。说松花江是国家的一条江。江里的鱼自然也是国家的。偷偷捕国家的鱼,那罪名是不轻的。我又掏出了二十元钱,继续苦苦相求。他两眼盯着我手中的二十元钱,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说一牵扯到钱,那他更不敢了。说偷偷捕了国家的鱼而自己卖了钱,问题就更严重了。不必别人怎么“上纲上线”,自己心里也清楚,起码是“损公肥私”的罪名。我从他脸上复杂的表情分析透了他的心理——分明,他尤其怕我得到了鱼后,再卑鄙地出卖他,使他既不得不还我钱,最终还担了罪名。为了使他相信我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卑鄙小人,我指天诅地,引神证鬼,向他发了几番誓……
他问:“小伙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弄到两条活鲤鱼呢?”
我说:“为母亲们……”
“为母亲……们?……”
他眨眨眼,不明白我的话。沉吟有顷,又问:“你有好几个娘?……”
我觉得三句两句也没法儿对他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他也不见得立刻就能理解。不理解岂非还是等于没解释清楚?心里一急,就扑通给他跪下了。因为跪得并不那么情愿,而且还感到很屈辱,眼泪也就随之涌出来了。
我编了一套瞎话,眼泪汪汪地骗他。我说。目前城市里正在流行一种病,许多母亲们都传染上了这种病。一旦传染上了,就无药可治,命在旦夕。只有一种民间偏方可救她们的命。那偏方又是非鲤鱼汤服不可的。我说得神情哀婉,煞有介事。一时间连自己都快相信自己编的瞎话了。
“真的吗?……”
老头儿半信半疑。
我跪着不起。言之凿凿说是真的!说您老可千万发发慈悲,救救母亲们吧!
当年,尤其当时,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在那件事上我会专执一念,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我暗想,为了体现我和子卿对我们的母亲的孝心,编瞎话骗骗那老头儿也不算多么可耻。
毕竟是农村人。毕竟是个毫无文化的老头儿。他毕竟孤陋寡闻。毕竟对城里之事毫无所知。毕竟的,也就好骗。
老头儿大动了恻隐之心。
他连忙往起扶我。并说:“孩子,快起快起,既是人命关天的事,我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趁机将二十元钱塞入他手里……
老人带着我,绕村子去到江边,偷偷摸摸地推船入水……
接连打了几网,打上来的尽是水草。我唯恐他丧失信心,从旁不停地说着些鼓励的话。
终于有一网,打上了两条一尺多长的肥鱼。看样子每条都有二斤多。
我高兴地说:“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
他逮住一条鱼看了看,一声不吭地放在船里了。逮住另一条看了看,叹口气,沮丧之至地说:“都不是鲤子,都是鲫鱼……”
他说罢就想将两条鱼放回江里。我手疾眼快,急忙制止住了他。
我说:“鲫鱼就鲫鱼吧,总比空手而归强!”
他说:“那怎么行?偏方是万万不能凑和的!凑和就不顶事了。”
我说:“当然的,最好是鲤鱼。不过实在弄不到鲤鱼,据讲鲫鱼也是可以的。并不影响治好母亲们的病……”
在他的小泥草房里,他喝了两大口酒,对着两条鱼的鱼嘴,喷到了鱼腹中。说醉鱼即使离了水,也可以活很长时间。又将我的布袋浸湿,将鱼放入袋里……
回到家,我将鱼取出一条放入水盆里,它果然活转来了,栽栽歪歪地游。
母亲蹲在地上,守着盆,开心地观看着,感慨系之地自说自话:“多少年没见过活鱼了,今天又看到了,又看到了。看到了活鱼,就想到了我们那个小渔村。它既然还活着,就养着它吧。咱们可别忍心杀生啊!可怜的鱼,就为了我当娘的一句话,你怎么就被我儿子弄到我家来了呢……”
我唯恐另一条鱼会死,顾不上和母亲多说什么,一转身就离开家,又蹬上自行车去给子卿母亲送鱼。
我两天前去子卿家,替子卿给他母亲买的那些水果、罐头、点心之类,仍摆在原处,而且被重摆过了,摆的像某些人家过年过节上供似的,仿佛不见少。
我问:“大娘,您怎么不吃呀?”
子卿母亲说:“怎么没吃,吃来着。也不能一下子都吃光了啊,摆那儿好看!”
我说:“吃的东西,又不是摆设,摆那儿给谁看呀?”
子卿母亲说:“谁来了,谁就会看到呗。我儿子对我的一片孝心,那得让左邻右舍都知道。别人们知道了我心里高兴。我自己时常看着,想想我有这么一个孝心儿子,虽不在身边,心里边也美滋滋的……”
我说:“大娘,还是多吃吧!摆时间长了,会坏的。”
子卿母亲说:“好,我再吃,我再吃……”——拿起一块点心,从没吃过点心的小孩子那么稀罕地吃了起来……
我就趁机将子卿嘱咐我替他劝导他母亲的那些话学说了一遍……
子卿母亲一边嚼着点心,一边侧耳聆听。听着听着,流泪了……
子卿母亲流着泪说:“其实,我哪儿舍得吃,哪儿吃得下去呀!那都是用俺子卿汗珠子掉下摔八瓣挣的钱买的不是……”
我赶紧转移话题,将鱼给她看。并告诉她,子卿如何求我给她买一条活鲤鱼,我如何到处去买而到处也买不到,如何蹬着自行车离开城市,从一个渔村弄到了两条鲫鱼……
子卿母亲连忙找来只桶,盛了半桶水,叫我快将鱼放进去……
子卿母亲也和我母亲似的,蹲在地上,守着桶,开心地观看着,嘴里说着和我母亲说的差不多的话……
最后她说:“看它活着,不是比把它弄死,做着吃了更好吗?……”
我说:“是啊大娘,看它活着更好。我家那条,我娘也不许弄死。”
子卿母亲说:“人有人命,鱼有鱼命。世间万物,都是有个命好命歹的。人知道命不好的苦楚,就不能反过来不替落在自己手里的鱼的命想想……”
那天,我忽觉获得了一种意外的理解方面的收获——我和子卿这两个“脏街”上长大的孩子,是都有着同样慈悲为怀的母亲啊!
我们的母亲,是值得我和子卿特别孝心的啊!
那天,我内心里也对子卿充满了感激。觉得我对于我的母亲的孝心,是受他感染的。正如我当年由不用功学习到变得用功学习,也是受他感染的一样……
返程前一天,我又到子卿家.问子卿母亲是否有什么话需我转告他,或有什么东西需我带给他。
子卿母亲交我一个大包袱。说包袱里仅仅是一条棉裤,虽然仅仅是一条棉裤,却似乎比一床棉被还重。简直使我怀疑絮的不是棉花……
我说:“大娘,您给他做得也太厚了呀!”
子卿母亲说:“听讲你们那儿冬季里天寒地冻的,冷的邪虎嘛!”
我说:“那也不至于穿这么厚的棉裤哇!这要穿上,就像腰以下围着床被子了,没法儿干活了……”
子卿母亲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活着,全指望他了啊。我是他娘呀,我不心疼他谁心疼他?好孩子,你千万别嫌麻烦,就给他带去吧!……”
那一天我又明白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包含了些什么我以前不曾思考的内容……
我回到连队,一见子卿,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我替他给他母亲买到了一条肥硕的活“鲤鱼”……
子卿微笑了。
而当我将那个大包袱交给他,他打开后,双手捧起棉裤时,忽然将脸埋在软软的棉裤上,无声地哭了……
于今我总在想……
喂得半饱不饱的牲口干起活来是最卖力气的。
子卿是知青中对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适应性最强的一个。他从不抱怨什么。
他还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
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宿舍中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过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当然,那时候他免不了也要买一样菜。而我便非买上两样三样菜不可。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日子里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六角八分。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的固定的严寒地区津贴。每月大家都能开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则按加班算。年节加班,还计双份日工资。赶上这样的月份,谁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资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六十多元呀,这在当年,相当于城市里一个四级工的工资呀!而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的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那么多的钱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族”呢!
连队里家境好的知青们,当年花起钱来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买罐头,买饼干,甚至偷偷买烟酒。有时还暗暗约好了,三个五个一伙,制造个什么借口,请假到黑河市去下馆子。当年,那无疑是很“奢侈”、很“挥霍”、很“腐化”的。仅仅一年后,他们的衣着都变了。发的兵团服和兵团鞋帽,旧了破了,他们早已不屑于再往身上穿了。除非干很脏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神气的,坦克兵戴的那一种样式的皮帽子,加上高筒皮靴、正规部队的合身的军棉衣军棉裤,使他们比贫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分!当年,黑河军区的军装厂,也格外优待地向“兵团战士”出售正规部队的军装。只要凭“兵团战士”的身份证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价格定的是很高的。按今天说法,可谓之“议价”和“创收”举措。至于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起,黑河市的许多商店里都有卖。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顶。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鞋四十多元一双,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摆在“燕莎”之类的大商场的柜台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双的皮鞋,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足够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不能不“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得昂昂贵贵地探家,他们的父母见了他们就不至于替他们牵肠挂肚的了。否则,他们的父母们,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不许自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们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到后来,穿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了一年。与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们穿得仿佛是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而他穿得仿佛是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他们的轻蔑,是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的。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似的。有时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换下了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
我说:“那好。那你今天就把这堆破烂儿扔了。买套新的!你总不至于告诉我你缺钱吧?”
他说:“当然,我买得起。”
我说:“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给你用。”
他说:“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给。”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你是喜欢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所问非所答地,自言自语似的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愣愣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说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白他的话。
那天,我偷偷将他的棉袄和棉裤,更准确地说,将他那一堆破烂儿扔了。他知道被我扔了后,只不过对我苦笑了笑,没说什么不高兴的话……
每天吃过晚饭,如果连里没有活动,知青集体也没安排学习,人们就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连我也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往往在吹过熄灯号时,他才幽灵似的悄悄回到宿舍。因为除了我,没第二个知青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没谁在意过他的诡秘行踪。他根本上是一个丝毫也不被别人关注更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他仿佛也很乐于自己是那样一个人。只有我出于好奇心询问过他两次。每一次他都以同样的话回答我,说是独自一个人寻清静去了。我的子卿他从小就孤独惯了,连我对他有点儿诡秘的行踪也逐渐的习以为常了,见惯不怪了。
我是连知青宣传队的“创作员”。有次为宣传队编了一个独幕小话剧是《编筐》。内容很简单,无非是知青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学编筐而已。第二天宣传队要到团里去参加汇报演出。剧中需要不少柔软的柳条。而最为柔软的柳条当然是生长在靠近小河边的地方。大家都说,你写的“剧”,柳条也由你自己去找吧。我呢,欲拒无词,只得于傍晚夹了柄镰刀,内心里并不怎么情愿地沿着河边寻寻觅觅,边走边割……
蓦地我站住了,我发现在一片细沙滩那儿,有一个人。他弯着腰,手拿一枝树桠,在沙滩上写写画画,一会儿直起腰仰起头苦苦思索,一会儿用脚将写画过的沙滩抹平,重新写……
那不是子卿是谁呢?
那时天已快黑了。最早的几颗星已出现在天空上了。
他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悄悄地接近了他——原来他在沙滩上解几何题!
他是那么的专注。我在他身后站了许久,他都没觉察到。
“子卿……”
尽管我的声音极轻,他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倏地转过身。见是我,他似乎暗暗舒了口气,迅速之极地用脚彻底抹平沙滩。
他问:“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割些柳条。”
接着问他:“你一向都是到这儿来?”
他在沙滩上坐下了,扔掉手里的树桠,不回答我的话。
我又问:“冬天也是到这儿来?”
他还不回答。
我“穷追不舍”地问:“冬天,不管零下多少度,照样在雪地上解几何题?你可真会选择地方!”
他站起来了,脸转向别处,回避地说:“别问那么多。”
我见他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本卷起的书,一把夺了过去。那是一本高二的几何课本。
想不到他这么有心,下乡前,竟没忘了弄到高中的课本带着!不是从城市里带来的,又会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立刻从我手中又将课本夺过去了,从圆领线衣的领口贴胸塞入,一颗一颗扣上衣扣。他那样子心里有点儿犯急。只不过因为干扰他的是我,压抑着不好意思发作罢了。
“全套的高中课本你都带来了?”
“还弄到了什么大学的课本也带来了吧?”
我的问话中不无挖苦的成分。
而他竟老实地点了点头!
他不但使我讶然,而且使我愕然了。你看到一个人分明的是被一种梦想纠缠住了,他又是你的知己,你最亲密的兄弟般的朋友,你再善于理解他,大概也不可能不愕然的吧?
我紧紧抓住他一只手说:“子卿,你先别忙走。你坐下,看来,咱们今天得开诚布公地谈谈心里话!”
他挣了挣手,没挣脱,只得顺从地,默默地坐在我身旁。
那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尽管我们坐得那样近,彼此看对方的脸,面目已都有些模糊了。至少我是看不大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了,也就很难猜测他当时的心态。
我说:“子卿,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说:“兵团战士。”
我说:“是兵团战士的我们同时又是些什么人?”
他说:“知识青年。”
我说:“我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农垦戍边。”
我说:“屯垦戍边的同时还得怎样?”
他说:“接受再教育。”
我说:“到今天已经多长时间了?”
他说:“三年。”
我说:“还要多久?”
他说:“不知道。”
尽管我已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还是用一只手钳住他的下巴,将他的脸硬扳向我的脸。他一向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从来都是我向他讨教什么,而他对我进行教诲。我第一次那么放肆地那么无礼地对待他。
我严肃而又嘲讽地说:“哈,哈,翟子卿,我还以为你患了妄想症呢,原来你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嘛!原来你头脑很正常嘛!那你还存的什么幻想?你这不也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吗?你这不也是一厢情愿地瞎浪费心思瞎浪费精力吗!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打入‘另册’了!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永远剥夺上大学的权力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可你却一直地还在做大学梦!一有空儿就跑这儿来解什么解析几何!把自己搞的诡诡秘秘的!如果你这种思想被别人知道了,向连里汇报了,不把你当成反扎根反改造的典型批判才怪呐!……”
他一掌推开我的手,冷冷地说:“我不信!我不信从此这个时代的大学课堂空荡无人,而时代本身却毫无反省无动于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在我自认为有理的时候,每每的我也说不过他,更别指望说服他了。总是那样的……
他又说:“人可真是古怪的东西!比如一排那个张邵文,还有李冉,他们也都是三中的高才生,三中又是全市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怎么一到了北大荒,怎么才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就变了呢?就好像是个小学生似的了呢?就好像心里从未想过考大学这回事了呢?就每天只晓得下棋,打扑克、赌烟、喝酒、吹牛、扯淡,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知青公子哥儿似的呢?……”
听得出来,他确实心存困惑。显然的,他经常在想这些。
我对他叫嚷起来:“他们怎样关你什么事?他们能变得那么样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好?我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
月光下,他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是亮亮的。他那双亮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我。和我刚才一样,他对我也感到讶然,并且感到了愕然。
我又叫嚷:“他们那是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是明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而安!是大智若愚!……”
“你够了!”——他也叫嚷起来:“我不信!我就是不信!我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信人生是由机会决定的!我信机会只属于对它有所准备的人这句话!你以为我翟子卿从小活得像个小叫花子,长大了,每月能和别人一样挣钱,还摆脱不了穷气,还愿意和小时候一样穿得像个小叫花子啊?你把我根本想错了!根本看错了!我年复一年穿那件破棉袄和破棉裤,那是为的时时刻刻自己提醒自己,我翟子卿不会长久属于这儿,不应该长久属于这儿!北大荒不是我人生的最后码头!‘兵团服’不是我自己打心眼里认可的光荣!实现我从前的理想才是我的光荣!今天戴上一顶坦克兵式的皮帽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也值得自我感觉良好?终有一天,我翟子卿要戴上作家的桂冠!或者博士帽!……”
听了他的话,我一时什么都不想说了。是自卑感使我觉得无话可说。它又重新压迫到我身上来,仿佛将我一下子压趴在他面前了。我到北大荒以后的最突出的感觉,便是自信地认为自己长大了,长成一个大人了。哪一天,那一个夜晚,我悲哀地意识到,在子卿面前,我不过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中学生。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自寻某种快乐,我对自己,对将来,似乎早已没了什么打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打算和处心积虑的打算。然而子卿却有。不但有,而且早已在进行着暗地里的,充分的准备了!和他比起来,我的头脑不是太简单了吗?如果不是他的诡秘行踪被我无意间发现了,我对他内心里的想法竟一无所知。以前,他似乎没有什么可对我隐瞒的。他的想法他的打算,往往便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打算。他在任何他认为必须争取实现的目的方面,既不会隐瞒我更不会抛弃我。而他现在却开始隐瞒我开始抛弃我了。他的心计似乎已开始只属于他个人了。而以前我曾处处依赖于他的心计并曾是获益者啊!我因意识到自已被关系最亲密的人当成了大傻瓜,因被隐瞒被抛弃而非常伤心,非常沮丧。联想到他方才怎样用鞋底迅速地抹平沙滩,怎样地企图继续隐瞒我,我内心里甚至情不自禁地萌生了一种愤慨……
他又说:“机会肯定是还有的。我本能地感到着它的存在。它正隐蔽在今后的某个日子里,不一定在某种条件之下,它会倏地显现出来,使对它毫无准备的人目瞪口呆,反应迟钝,措手不及。而它会拉扯上那些为它有所准备的人,从反应迟钝,措手不及的人们身边擦肩而过,匆匆远去。对那些毫无准备的人,它甚至会一去不返,永不回头招手。有时候,人失去了一次机会,便意味着失去了一生的转机。所以我时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要求自己千万不能跟别的知青们一样。你说他们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而安,是大智若愚,那么就让我做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吧。我现在必须省吃俭用。必须节约每一元钱。我要为我自己的将来,为我的老母亲,多积蓄一笔钱。哪一天机会真向我招手微笑了,我去上大学了,三五年内,我没有工资了,那笔钱要用来养活我娘,要用来维持我读书的。我不在乎现在别人们怎么议论我。为了将来,现在遭到什么议论都是值得的。吝啬鬼、钱串子、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无非都是讽刺我嘲笑我省吃俭用一毛不拔!有什么呢?不能达到伤害我的目的……”
我耐心地等到他沉默了以后,问:“你说完了吗?”
他说:“完了。”
我说:“你有什么话可说吗?”
他说:“没有了。”
我站了起来,说:“那,我们回连队吧。”
他也缓缓站了起来,面对面地望着我……
我将脸转向了一旁……
他忽然用双手扳住我的两肩,请求道:“你可要替我保密!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你看到的,我对你说的,千万不能,不,不是不能,是不许,不许泄露给第三个人!……”
我说:“行。”
他说:“你得发誓!”
我随口向他发了一个誓……
他这才半放心不放心地将他的双手从我肩上落下……
子卿每年探家,往返途中,常自备干粮及水。为节省途中花费,他绝不下饭馆,亦绝不住店。途中受阻,往往就在火车站公共汽车站或边防检查站挨熬一夜两夜。饿了,啃干粮。渴了,喝自己军用水壶里的水。或从哪儿讨点水。若军用水壶里的水冻实了,倒不出来,一时也讨不到水,塞嘴里一把雪一块冰就算喝水了解渴了。没有哪一个知青高兴和他结伴探家。他也不愿和别人结伴。他一向独往独来。如此这般,他积蓄下的钱,要比全连每一个男知青和女知青都多得多。老百姓有句话是“口挪肚攒,节衣缩食”,这话用在子卿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那一年冬季我探家——也就是我和子卿在小河边谈过话那一年冬季,他让我捎笔钱给他母亲。我接过沉甸甸的一个信封,问是多少钱?他说是五百。
五百!在当年,对于我和他这样的穷家子弟,甚至对于普遍的人们来说,大概相当于如今的五万吧?按当年人们对钱的概念,千元以上就是一笔巨款的数目了!
我张大了嘴,半天才又问出话来。
我说:“子卿,莫非你是变戏法的?怎么变出这么许多钱来?”
他一笑,说,“如果我会变戏法变出钱来,每次给自己变多少钱,也会给你变多少钱的。”
他扳着指头跟我算了一笔账——原来他每个月都开“满勤”。原来他自从下乡后,仅休息过四个星期天!而逢年过节,只要他人在连队,没探家,照例总是要加班的。夏秋季节,每个月他几乎只换饭票,不换菜票。而那一个月只需要六元钱就足够了。虽然他在知青们中是一个孤立的人,正如他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是一个孤立的孩子和少年一样,但在老战士老职工们之间,他的人缘都相当好。他常帮他们干活儿。常替他们写信。也常替他们写入党申请书,历史问题交待书、生活困难申请书、错误或者作风检讨书什么的。总之,这使他了解他们的许多隐私和许多不愿公开的事。了解和知道了许多老战士对老战士、老职工对老职工也讳莫如深的事。然而子卿具有一种许多人都难具有的优点,那就是——他是一个愿意、善于、并且完全能够替别人保守住隐私秘密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你请求于他,甚至根本不用请求于他,仅仅是暗示于他,那么他则会将替你保守住什么隐秘,作为他对你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和责任。你的隐私你的隐情你的某件唯恐被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即使烂在他腹中,他也绝不会辜负,更不会出卖你对他的信赖的。除非那是你的罪过或罪行。老战士老职工们对他好,不是不可理解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力气方面和在对钱的态度方面恰恰相反,有求必应,常帮他们干活儿。他可以随便出入于任何一家老战士或老职工的菜院子,如入无人之境,“按需所取。”他常从他们的菜院子里拔棵葱,架上摘条黄瓜,秧上扭个柿子,或割一把青菜,洗净,用开水烫了,讨他们一勺酱拌着吃。有时他也从他们的鸡窝里掏走母鸡刚刚下出的蛋,或借用他们的鱼叉到河里去叉几条鱼,以补充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体内起码需要的营养。何况,知青宿舍前的大草甸子里,夏秋季节有采也采不完的野菜,黄花。上山干活时,还能采到木耳、猴头和种种蘑菇。他不吸烟,不喝酒,是男女知青中最最典型的一个“低消费者”。他扳着手指跟我算完了一笔细帐后说,不要以为他在亏待自己,更不要以为他在虐待自己,其实他很在意自己的身体素质,体内并不比我们缺少什么营养……
他嘱咐我:“你见了我娘,一定要替我跟我娘讲,她老人家一辈子含辛茹苦,身体不好,年岁又一天天大了,千万别舍不得花钱。爱吃哪一口,就应该买哪一口吃。自己懒得做,就去吃饭馆嘛!我所以要常常往家寄钱,捎钱,就是要让我娘觉得,她是完全可以享受享受的。她就我一个儿子,我挣钱供她花,那是天经地义的。她老人家完全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舍不得花的。我就一个娘,难道我还不能将一个娘供养得好好儿的吗?她老人家舍得花,我就放心,就高兴,就觉得尽了孝,就觉得幸福。否则我加班加点,省吃俭用图的什么?……”
他还另外给了我五十元。求我给他母亲买成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他说他太了解他娘那种伴随着穷日子生活过来的母亲了,钱攥在手里,无论怎么开导,也是舍不得花的。必然会觉得都是儿子的血汗钱。必然会替儿子继续积攒着。除非买成吃的东西,摆在她一眼可以看见的地方,不吃就会变质,才肯吃。他特别求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替他母亲买一条活鲤鱼。他说他从小就总听他母亲叨叨,这辈子就想再喝上一口新新鲜鲜的鲤鱼汤。而从他懂事以后,家里吃过有数的几次鱼,而且是咸鱼。从未吃过一次鲤鱼,更不用说是活的了……
子卿他一提到他母亲就大动感情,就眼泪汪汪的。
我向他保证,他求我的每一件事,我都会替他做到。做不到不回连队见他……
我回到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不少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摆在我母亲一眼能看见的地方。
我对母亲说:“娘,你吃吧!反正我已经买回家来了,舍不得吃,留坏了,你肯定比我还心疼!”
母亲不禁对我另眼相看。那一时刻,我瞥见母亲两眼渐渐噙满了泪水。母亲掩饰地扭过身去,徒自感慨万端地嘟哝:“这孩子,说出息,就出息起来了!怎么忽然地也没人教导就学会孝敬娘了……”
我问母亲:“娘,你最爱吃什么?”
“这……这娘可说不上来……”
母亲欲言又止,吞吞吐吐,一时竟不能说出最爱吃什么。
我接着问:“娘你爱不爱吃鱼?比方说鲤鱼,活的……”
母亲就连连点头:“爱吃,爱吃,连鲤鱼妈都不爱吃的话,那不是太烧包了吗?……”
当时正值秋季。按说秋季正是鲤鱼肥的季节。松花江里又出松花江鲤鱼,买到两条鲤鱼本不该算什么难事儿。可那是“文革”时代。“文革”时代的特点是——革命口号层出不穷,物质却匮乏到了极点。在一切物质之中,最匮乏的莫过于副食品。许多副食商店差不多是徒有虚名。至于什么“水产商店”,全哈尔滨市就没有一家!只要粮店正常开门,并有粮可卖,老百姓仿佛也就心满意足,感激不尽,谢天谢地了。“文革”时代的中国老百姓,大概是地球上当年最典型的“素食人口”。三年不知肉味儿甚至也不想。想也是白想。连一扎长的支离破碎的小咸杂鱼,一旦出现在货床上,人们都会奔走相告,转眼便排起老长老长的队。何况鲤鱼!何况活的!普通老百姓只有在年画上才能见到鲤鱼。象征着“年年有余”。当年,如果谁想贿赂一名干部,只要行贿之事是对方权限以内的事,拎着两条鲤鱼,兴许就会达到目的……
我下了决心,非买到两条活鲤鱼不可!如果松花江里没有,我也就罢了。可松花江里明明是有松花江鲤鱼的嘛!如果当时是冬季,我也就罢了。可当时正是松花江鲤鱼肥硕的秋季嘛!为了买到,我蹬自行车离开城市,沿江碰运气。天黑后投宿在松花江下游的一个小渔村。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正是我的母亲和子卿的母亲的出生地。留我住下的是一个独身老人。他的小小的泥草房在村子的最边儿上,紧靠着江。在他的小小的泥草房里,便能清楚地听到江水涌岸发出的响声。他的“家”里,如果那也算是“家”的话,除了几只小板凳,和卷在火炕上的黑糊糊的被褥,再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给了他两元钱,他就很高兴地留我住下了。并主动说要把被褥让给我铺盖。说时,一边将手伸入衣内摸虱子。我奉献出随身所带有备无患的一瓶廉价的白酒陪他喝。老头奉献出了几块成萝卜。我们就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一只破碗摆在地上,摆在我们之间。村里当年还没有电。尽管离城市才五十多里,却并未因为离的近沾了城市的什么光。土墙上直接抠了个小窝儿,一盏小油灯在那小培窝里发着比萤火虫大不了多少的光。我和老头儿就对着瓶口喝。他一口,我一口!我一口,他一口。酒是好东西,劣质的有时候也是好东西。它能使陌生人之间很快地就变得亲热起来。那老头可不是酒鬼。显然的他已很久很久没喝过了。几口酒之后,他那双混浊的老眼里有了神采,甚至炯炯发光。他喝得挺斯文。尽管是嘴对着瓶口喝,却极在意地不发出喝的声响。每次只喝一小口。将瓶子递给我之前,还用袖口里面儿抹一下瓶口儿。他那袖口里面儿同样油腻腻脏兮兮的。我一心为了博得他的好感,故意装出很欣赏他的“卫生”习惯的样子。我暗暗打定主意,要搞到两条活鲤鱼,不往别处动心思,就在这老头儿身上下功夫了。
老头儿的话渐渐多了。跟我聊起了他命中的种种不幸。老伴儿怎么在三年自然灾害年月吃野菜中毒死的,儿子怎么因为偷了集体的半袋粮食被判了刑,女儿怎么因为违心的婚事自杀的……说到伤感处,老泪潸潸,泣不成声。
我陪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七分是真的被引起了同情心,三分是表演。
最后我认为前面的种种“铺垫”够充分的了,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便向他提出了我的请求,希望他连夜驾船下网,替我捕两条鲤鱼……
老头儿听了我的请求,揩尽老泪,一时间又变得相当冷静,不那么容易求得动了似的。他不肯答应我。说怕被村里人发现。说松花江是国家的一条江。江里的鱼自然也是国家的。偷偷捕国家的鱼,那罪名是不轻的。我又掏出了二十元钱,继续苦苦相求。他两眼盯着我手中的二十元钱,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说一牵扯到钱,那他更不敢了。说偷偷捕了国家的鱼而自己卖了钱,问题就更严重了。不必别人怎么“上纲上线”,自己心里也清楚,起码是“损公肥私”的罪名。我从他脸上复杂的表情分析透了他的心理——分明,他尤其怕我得到了鱼后,再卑鄙地出卖他,使他既不得不还我钱,最终还担了罪名。为了使他相信我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卑鄙小人,我指天诅地,引神证鬼,向他发了几番誓……
他问:“小伙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弄到两条活鲤鱼呢?”
我说:“为母亲们……”
“为母亲……们?……”
他眨眨眼,不明白我的话。沉吟有顷,又问:“你有好几个娘?……”
我觉得三句两句也没法儿对他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他也不见得立刻就能理解。不理解岂非还是等于没解释清楚?心里一急,就扑通给他跪下了。因为跪得并不那么情愿,而且还感到很屈辱,眼泪也就随之涌出来了。
我编了一套瞎话,眼泪汪汪地骗他。我说。目前城市里正在流行一种病,许多母亲们都传染上了这种病。一旦传染上了,就无药可治,命在旦夕。只有一种民间偏方可救她们的命。那偏方又是非鲤鱼汤服不可的。我说得神情哀婉,煞有介事。一时间连自己都快相信自己编的瞎话了。
“真的吗?……”
老头儿半信半疑。
我跪着不起。言之凿凿说是真的!说您老可千万发发慈悲,救救母亲们吧!
当年,尤其当时,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在那件事上我会专执一念,不达目的死不罢休。我暗想,为了体现我和子卿对我们的母亲的孝心,编瞎话骗骗那老头儿也不算多么可耻。
毕竟是农村人。毕竟是个毫无文化的老头儿。他毕竟孤陋寡闻。毕竟对城里之事毫无所知。毕竟的,也就好骗。
老头儿大动了恻隐之心。
他连忙往起扶我。并说:“孩子,快起快起,既是人命关天的事,我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趁机将二十元钱塞入他手里……
老人带着我,绕村子去到江边,偷偷摸摸地推船入水……
接连打了几网,打上来的尽是水草。我唯恐他丧失信心,从旁不停地说着些鼓励的话。
终于有一网,打上了两条一尺多长的肥鱼。看样子每条都有二斤多。
我高兴地说:“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
他逮住一条鱼看了看,一声不吭地放在船里了。逮住另一条看了看,叹口气,沮丧之至地说:“都不是鲤子,都是鲫鱼……”
他说罢就想将两条鱼放回江里。我手疾眼快,急忙制止住了他。
我说:“鲫鱼就鲫鱼吧,总比空手而归强!”
他说:“那怎么行?偏方是万万不能凑和的!凑和就不顶事了。”
我说:“当然的,最好是鲤鱼。不过实在弄不到鲤鱼,据讲鲫鱼也是可以的。并不影响治好母亲们的病……”
在他的小泥草房里,他喝了两大口酒,对着两条鱼的鱼嘴,喷到了鱼腹中。说醉鱼即使离了水,也可以活很长时间。又将我的布袋浸湿,将鱼放入袋里……
回到家,我将鱼取出一条放入水盆里,它果然活转来了,栽栽歪歪地游。
母亲蹲在地上,守着盆,开心地观看着,感慨系之地自说自话:“多少年没见过活鱼了,今天又看到了,又看到了。看到了活鱼,就想到了我们那个小渔村。它既然还活着,就养着它吧。咱们可别忍心杀生啊!可怜的鱼,就为了我当娘的一句话,你怎么就被我儿子弄到我家来了呢……”
我唯恐另一条鱼会死,顾不上和母亲多说什么,一转身就离开家,又蹬上自行车去给子卿母亲送鱼。
我两天前去子卿家,替子卿给他母亲买的那些水果、罐头、点心之类,仍摆在原处,而且被重摆过了,摆的像某些人家过年过节上供似的,仿佛不见少。
我问:“大娘,您怎么不吃呀?”
子卿母亲说:“怎么没吃,吃来着。也不能一下子都吃光了啊,摆那儿好看!”
我说:“吃的东西,又不是摆设,摆那儿给谁看呀?”
子卿母亲说:“谁来了,谁就会看到呗。我儿子对我的一片孝心,那得让左邻右舍都知道。别人们知道了我心里高兴。我自己时常看着,想想我有这么一个孝心儿子,虽不在身边,心里边也美滋滋的……”
我说:“大娘,还是多吃吧!摆时间长了,会坏的。”
子卿母亲说:“好,我再吃,我再吃……”——拿起一块点心,从没吃过点心的小孩子那么稀罕地吃了起来……
我就趁机将子卿嘱咐我替他劝导他母亲的那些话学说了一遍……
子卿母亲一边嚼着点心,一边侧耳聆听。听着听着,流泪了……
子卿母亲流着泪说:“其实,我哪儿舍得吃,哪儿吃得下去呀!那都是用俺子卿汗珠子掉下摔八瓣挣的钱买的不是……”
我赶紧转移话题,将鱼给她看。并告诉她,子卿如何求我给她买一条活鲤鱼,我如何到处去买而到处也买不到,如何蹬着自行车离开城市,从一个渔村弄到了两条鲫鱼……
子卿母亲连忙找来只桶,盛了半桶水,叫我快将鱼放进去……
子卿母亲也和我母亲似的,蹲在地上,守着桶,开心地观看着,嘴里说着和我母亲说的差不多的话……
最后她说:“看它活着,不是比把它弄死,做着吃了更好吗?……”
我说:“是啊大娘,看它活着更好。我家那条,我娘也不许弄死。”
子卿母亲说:“人有人命,鱼有鱼命。世间万物,都是有个命好命歹的。人知道命不好的苦楚,就不能反过来不替落在自己手里的鱼的命想想……”
那天,我忽觉获得了一种意外的理解方面的收获——我和子卿这两个“脏街”上长大的孩子,是都有着同样慈悲为怀的母亲啊!
我们的母亲,是值得我和子卿特别孝心的啊!
那天,我内心里也对子卿充满了感激。觉得我对于我的母亲的孝心,是受他感染的。正如我当年由不用功学习到变得用功学习,也是受他感染的一样……
返程前一天,我又到子卿家.问子卿母亲是否有什么话需我转告他,或有什么东西需我带给他。
子卿母亲交我一个大包袱。说包袱里仅仅是一条棉裤,虽然仅仅是一条棉裤,却似乎比一床棉被还重。简直使我怀疑絮的不是棉花……
我说:“大娘,您给他做得也太厚了呀!”
子卿母亲说:“听讲你们那儿冬季里天寒地冻的,冷的邪虎嘛!”
我说:“那也不至于穿这么厚的棉裤哇!这要穿上,就像腰以下围着床被子了,没法儿干活了……”
子卿母亲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活着,全指望他了啊。我是他娘呀,我不心疼他谁心疼他?好孩子,你千万别嫌麻烦,就给他带去吧!……”
那一天我又明白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包含了些什么我以前不曾思考的内容……
我回到连队,一见子卿,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我替他给他母亲买到了一条肥硕的活“鲤鱼”……
子卿微笑了。
而当我将那个大包袱交给他,他打开后,双手捧起棉裤时,忽然将脸埋在软软的棉裤上,无声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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