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苗也是那里的一位颇受抬举颇受欢迎的常客。因为他从不一个人单独去。总是率领着一大轿车年轻貌美善解人意的姑娘们。她们来自各经济瘫痪了的文艺团体。或是老苗从某些酒吧、歌舞厅物色到的。姑娘们中有人脚踩两只船，同时傍着大款又傍着官员。正所谓红烟护其左，紫气舒其右。她们是些极善周旋于大款与官员之间的“人精儿”。从两边儿都揩着“香油儿”，而又能使两边儿相安无事，都喜欢她们并且不因她们争风吃醋闹出什么鲜闻丑闻。她们甚至还在大款和官员之间“拉皮条”的干活，促成一桩桩大款和官员之间的权钱交易。她们每次从中获得的提成数额相当可观。姑娘中还有些人“红颜薄命”，沦落于酒吧、歌舞厅，缺少脐身“上流社会”的机遇。对于她们，老苗简直是恩公。她们去过庄园几次以后，一般都能得到一位官员的宠幸。于是她们的命运便随之上升，不消多久，便摇身一变成了“白领丽人”。也有的经由宠幸她们的官员之引荐，被心照不宣地介绍给了大款们。大款们那都是何等聪明的些个人，自然对官员们引荐的她们另眼相看。于是她们也便脚踩两只船，从此更加时来运转了……
  老苗曾对我酒后吐真言，抱怨自己实际获得的，还比不上那些被他从酒吧、从歌舞厅拯救出来的姑娘们多。说她们都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一旦命运转变了，就开始在他面前摆高贵的架子装淑女的模样儿，打内心里瞧不起他了……
  依我想来，市长也罢，市委书记也罢，在紫薇庄园“放松放松”的时刻，“滑向资本主义”乃至“滑”向腐败堕落颓废的情状，那又是何等的乐哉快哉！
  但他们又是绝不能容忍别人当着他们的面发表任何一句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的言论的。
  幸而这样的言论不是我忘乎所以地发表的，而是史密斯小姐发表的。我再怎么忘乎所以，哪怕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之下，都不会说出与“坚持社会主义”相反的话。
  可史密斯小姐的话是向我发问的呀！她正在虎视眈眈地期待着我究竟如何回答呀！市长和市委书记也正在虎视眈眈地期待着我究竟如何回答呀！
  我慢条斯理地按灭了我已吸短的那一支烟。我从容不迫地又点燃了一支烟。在这不到半分种的过程，我在头脑之中飞快地组织思想，确定了我回答史密斯小姐的问题的逻辑……
  我缓缓从口中吐出一条烟蛇，微笑道：“尊敬的可爱的史密斯小姐，您的问题，问得半对半错。我们目前是处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时期。但‘坚持’一词，在我们中文中，也可解释为‘紧拿着’的意思。您翻翻我们的《新华词典》，‘持’的第一条解释，那就是‘拿着、握住的意思’嘛！看问题要看本质嘛！我们是‘拿着’、‘握住’社会主义，滑向我们的理想国度嘛！我们是表面上‘硬撑着’，而实际上很放松的嘛！因为我们有底。我们是手里‘拿着’、‘握住’一个主义，同时再‘拿来’另一个主义。两个主义一起抓。两手都硬。都有我们的道理。而以你们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却只能死抱着一个主义不放，那就是资本主义！怎么着都只能是这一个资本主义。再演变也是换汤不换药！放弃了资本主义，你们还搞什么主义？没什么主义可搞了嘛！你们会搞我们的社会主义么？你们是不敢搞的。也不愿搞的。即使敢搞愿搞，也没我们那么丰富的经验。你们是死抱着资本主义不放。你们是‘坚持资本主义’，而且永远的只能‘坚持资本主义’。我们的两个主义一起搞比你们一个主义搞到底要灵活得多！要有希望得多！要有前途得多！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么！我们一边‘坚持’一边‘滑向’，你们却是无处可‘滑向’了！
  蔡翻译一句紧接一句将我的话译给史密斯小姐听。史密斯小姐一阵比一阵傻兮兮地眨巴着她那双大剪纸人儿般的大眼睛。我暗想，无论蔡翻译翻得准确不准确，史密斯小姐都一定被我的滔滔雄辩被我的胡搅蛮缠的逻辑搞得晕头转向了……
  蔡翻译刚译完最后一句，我忽听啪的一声，侧目一看，见是市委书记在他的膝盖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而市长在向我暗挑大拇哥。他们的脸上都呈现着非常激动甚至非常感动而又竭力克制的表情。我明白他们的激动他们的感动是由于我那么成功又那么滔滔雄辩地从思想上捍卫了“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史密斯小姐在场，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一定会同时站起，争相与我拥抱，并且都会连连拍着我的后背说：“同志，亲爱的同志！谢谢你的表现！我们本人谢谢你！市委和市政府也谢谢你！
  尽管，我行贿，他们受贿；我腐蚀，他们被腐蚀；我希望他们堕落，他们就堕落；我做得高明，他们就甘愿被我利用——但在最根本的立场上和思想原则上，我们却又从来都是一致的。而且是必须一致的。因为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吃“社会主义”这碗饭的。而不是吃“资本主义”那碗饭的。“资本主义”不会允许我吃它。更不会允许我们瓜分它。对这一点我们都很明白。都保持着极为清醒的共识。我们必须发自内心地，出于本能地捍卫“社会主义”这一只铁饭碗，金饭碗。“不吃大锅饭”，那乃是号召给别人听的。“砸烂铁饭碗”，那乃是要砸烂别人们的。我们却是要永远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的。我们却是要紧紧捧牢“社会主义”这只铁饭碗金饭碗的。吃不成“大锅饭”的别人们多了，我们才更能吃饱吃足。别人们的铁饭碗一只只被砸烂了，我们的铁饭碗金饭碗才有可能成为世袭的衣钵。列位，一句话操百种，这么跟你们说吧，自从我由三流作家而为一等儒商，自从我开始确信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原则了，我反而变成了一名最最忠诚的“社会主义”的信徒了。这一种忠诚，早已经溶解在我的血液里了。早已经刻骨铭心了……
  我正大为得意之际，史密斯小姐却一手撑住额头，身子摇晃起来。
  市委书记忙问蔡翻译：“她怎么了？她怎么了，我看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吧！”
  蔡翻译还未来得及转问史密斯小姐，她已身子向前一倾，无声地扑倒在地毯上了。
  市长和市委书记便都立即屁股离座。市长慌张地说：“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
  蔡翻译显得交加慌张，双膝跪下去，煞有介事地摸史密斯小姐的腕脉。接着又干脆趴下身去，将一边脸伏在史密斯小姐乳峰高耸的胸脯上倾听她的心脏还跳不跳动……
  只有我一个人镇定自若。依然优哉游哉地吞云吐雾。
  市长市委书记都搓着手，将没主意的目光望向我。仿佛两个惹了祸的孩子，担心大人不替他们承担责任似的。
  我踢了蔡秘书一脚，微笑道：“你起来起来。叫别人撞见了成什么样子！会以为你行为不轨的。”
  蔡秘书就红着脸爬起来了，边报告说史密斯小姐的心脏还在跳动着。
  我说：“那是当然的。她没什么。一点儿事都不会有。只不过被我的话所具有的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和无可辩驳的逻辑力一时搞昏了头脑罢了。”
  于是市长和市委书记才都长长地出了口气，定下心来。
  我帮蔡翻译将史密斯小姐抬到长沙发上放平。之后我和他归座。四人都望着她，静待她自己苏醒。
  我又说：“她一苏醒，必问自己刚才怎么了？咱们就都说服务员送来了一瓶XO，祝她采访结束。她不胜酒量，饮醉了。”
  市委书记问：“这她能信么？”
  我说：“咱们都这么讲，大概她不信也得信了。晕过去的人一般不记得晕过去之前的事儿。总比告诉她是被我的思想冲击力冲击昏了好。那也太使她感到丢面子了！”
  他们三个就都点头，表示接受我的建议。
  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思想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在别的方面，尤其在经济方面，恐怕再过十年二十年，也是没有资格在世界面前夸口的。唯独在思想的强大方面，却绝对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资格与我们中国相提并论。我们十二亿多人中，至少半数以上是深谙辩证法的决窍的。而且几乎都是天生的辩论家。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武器，那永远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那永远是我们锐不可挡的法宝！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一和我们中国人进行思想交锋，除了一败涂地，再不会有另外的下场。眼前一位生动漂亮，自以为思维机敏的美国大号美人儿，不是被我的如簧之舌三下五除二就放倒摆平了么？
  市委书记忽然认真地问我党龄多久了？
  我说我还没入党呢。
  他大惊。说你还没入党？说像你这么坚定不移地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怎么可能还没入党呢？老苗这个当过作协主席的，那时候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呀！失职嘛！在组织路线上和思想路线上都严重地失职了嘛；
  市长也连说惭愧惭愧！这么好思想表现这么突出这么优秀的一位同志，却始终被关在党的大门外，太令人遗憾了。
  我赶紧替老苗辩护。说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以前的申请愿望不够迫切，不够积极主动地靠拢党。
  市委书记就又拍了一下大腿，表情激越口吻也相当激越地说：“我当你的介绍人！我当你的介绍人！”
  市长紧接着说：“我也当我也当！按章程得两个介绍人。介绍你这样的好同志入党我替党万分高兴！”
  就在此时，有人风风火火地闯入，气喘吁吁地报告了演出那边儿发生的事件……
  市长和市委书记一时脸色大变，二面相觑。分明的，来人添油加醋的报告，将他们都完全地惊呆了。他们两个是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自己脑袋的官员。我太了解他们这一点了。我看出他们都希望对方能在这种严峻时刻主动表示由自己去处理。但是他们都将对方的觉悟估计得太高了。
  此时我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时？
  我倏地往起一站，大声说：“我去！请党考验我！”
  市长的一只手立刻重重地拍在我左肩上，市委书记的一只手立刻重重地拍在我的右肩上，两人几乎同时说：“好！就你去！”
  我率数百武警火速赶到骚乱现场。武警们的身影刚出现在街头，互相殴斗的人群便顷刻作鸟兽散。近几年人们吸取教训了，不吃眼前亏了。
  我手持话筒，从警车上踏下，威风凛凛叉步而立。身后是数百荷枪实弹，单等我一声令下就进行严厉镇压的武警战士。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么强大过。放眼向前望去，马路上铺满了尾巴。都是人们互相从屁股上拽下来，或者用牙齿咬断下来的。估计大约有近千条之多。
  参予骚乱的人们一部分头也不回地逃之夭夭。另一部分胆大些的，逃上立交桥、跨街桥就不逃了，觉得足够安全了似的。还有些捂着流血的屁股，挤在人行道两侧看热闹的人中观察动态。也许他们或她们是企图将各自的尾巴找回去。果然，有几名男女仿佛在证明他们的无畏给别人们看，从人行道上跃到马路上，大模大样地从遍地尾巴中翻寻起自己的尾巴来。于是立交桥上、跨街桥上肃立不动的人们，也都开始跃跃欲试地往下走了……
  我顿时感到了对我的威慑力的挑战，低声而坚决地下达了命运：“呜枪示警！”
  哒哒哒……
  武警战士们朝天开了一排枪。
  那些已经跃到了马路上的大胆之徒们皆呆愣了片刻，随即恢复了大模大样，继续翻寻他们的尾巴。他们的无畏成了很坏的榜样。更多的人从立交桥上、跨街桥上、人行道上拥到了马路上……
  “这是我的尾巴！”
  “我的！我掉的就是兔子尾巴！”
  “我掉的也是兔子尾巴！”
  他们为了争夺尾巴，又相互拳来脚去了。显然，他们中不乏火中取栗者。有人并非是找自己的尾巴，而是趁机掠得别人的上等尾巴甚至极品级尾巴。还有人不管什么尾巴，只顾贪婪地一条条往起捡，仿佛大荒之年的饥民，在一片有望收获的土地上行抢……
  这简直等于无视我的出现！
  我又高举一支手臂，往下猛地一劈……
  哒哒哒……
  又是一阵清脆震耳的枪声。
  这一次武警战士们可不再是朝天放的了，而是朝马路上低射的了。
  密集的子弹，扫得遍地尾巴乱蹦乱跳，某些尾巴竟被击起一二米高！
  大胆之徒们，又如仓皇的动物四下逃蹿。
  我举起了话筒。
  “公民们，”我嗓音响亮地说：“可耻！可耻呀公民们！一位日本小姐，就至于使我们中国人之间分裂到这种地步发狠到这种地步么？”
  跨街桥上立刻有人喊：“不是普通的日本小姐！是日本大银行家的女儿！”
  “她意味着三分之一个日本！”
  三分之一个日本——这一导火索性的前提，使我在路上结构成熟的演说腹稿婴死胎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我本打算将一件不成体统的，有失我们中国人自尊的坏事，彻底转变为一件好事的。也就是说，我本打算利用这一次不寻常的时机，对我市公民，尤其是尾巴公民们，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之现场教育的。我预先并不晓得事件的起因乃由于三分之一个日本。报告者当时没提到这一点。我忽然非常之理解起他们来。妈的，为了能做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发动一场内战也是值得呀！既非常之理解，也就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教育了……
  而这一种尴尬，使我恼羞成怒。
  我朝跨街桥上一指，恨恨地又下达了一道命令：“去抓住他们！”
  于是武警战士们勇猛地向跨街桥发起了冲锋……
  半个多小时后，人们被驱尽了。一些不识时务胆敢对抗的家伙，界青脸肿地被塞入了警车。遍地的尾巴之间，又遗落了遍地的鞋子。空气中飘荡着微微的火药味儿。我抽了抽鼻子，觉得怪好闻的，和一种品牌叫“巨无霸”的驱蚊剂的气味儿相似。
  我脚踩遍地尾巴和鞋子，步伐缓慢又威武地向前走。我见一条棕色的蛇尾、正缠住一只红色的秀瘦的高跟鞋，而且在发出着哗哗的响声，显然是一条响尾蛇的尾巴。
  “把这只鞋捡起来。”
  一名寸步不离紧跟在我身旁，随时准备应付暗算保护我的安全的小武警战士，用枪筒挑起了那只高跟鞋，自然也连缠住鞋的那一条响尾蛇的蛇尾巴也挑了起来。
  他的一名战友，费了好大的劲儿也不能将蛇尾与鞋分开。
  我看着心急，提醒他：“用匕首嘛！”
  他经我提醒，抽出匕首，将蛇尾切割得段段纷落……
  我接过那只高跟鞋，以欣赏的目光反复观看。它的秀瘦，使我联想到了一位年轻女郎的俏足。我对这只高跟鞋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我的熟悉之物。蓦地忆起，那位曾在她的长久的宾馆包房里主动委身于我的表演“尾巴独舞”的女舞蹈演员，也喜欢穿红颜色的高跟鞋。不但是这一种时髦样式的，而且似乎大小也相同的。不知我手中这一只，是否便是从她脚上掉下的？果真是的话？不知她一个二十多岁的丽人，究竟被什么心理所蛊惑，也参与到了这一场主要是男人们因他们的野心才造成的骚乱中。难道某个男人一旦成了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她也会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姐么？我想，我得以这只高跟鞋为据当面迫她交待清楚。我厌恶既一心企图“傍”我又对我用情不专的女人。倘她竟是这么一个女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她从“东方之尾舞蹈团”开除的……
  我将鞋交给紧跟在我身旁的小武警战士，嘱咐他不得丢失。
  我又继续向前走。看着狼籍遍地的上等甚至极品级尾巴，我内心里倏地涌起一阵难过，鼻子不禁一酸，险些落下泪来。我市的尾巴公民，尤其那些一向有头有面有身份有地位在公众中具有影响的杰出尾巴公民，在这一个悲惨的日子里，十之六七一定都失掉了使他们备受尊敬的尾巴吧？这一场骚乱，显然的是一件大丑闻呀！如果让外电也报导了，不是会使我市的尾巴旅游业大蒙其羞么？
  许多尾巴，仍保持着生命的活力，在马路上抽搐着，扭曲着，蠕动着，甚至爬行着。仿佛许多受了重创不肯毙命的大小活物。更有的互相纠结在一起，形成一些丑陋的尾巴团。
  一个巨大的尾巴团居然滚到了我脚前。我飞起一脚踢散了它。但同时我脚腕上也感到了一阵火辣辣的剧疼。显然是被某种带有毒针的尾巴蜇了一下。
  我毗牙咧嘴蹲下了身，一只手想要去捂疼着的脚腕，却又不敢捂，惟恐一捂，毒性更加深入。
  武警战士问我：“首长，您没事儿吧？”
  我忍疼站直身，平易近人地说：“别叫我首长。我怎么配是你们的首长呢？我不过奉市里的命令，配合你们平息这一场骚乱罢了。”
  他却啪地立正了，语调铿锵地说：“是我们配合首长。”
  于是周围的战士都啪地立正了。一个个精神抖擞地望着我。
  我被逗笑了。我说：“同志们请稍息。既然大家非要视我为首长，那么现在请听我的命令：一部分人，立刻分头寻找花旗参枝子小姐。另一部分人，将所有这些尾巴，一条不丢地收集起来，送到义尾厂去。同志们，这些尾巴，经过加工修整以后，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呀！应当再为国家创收才对。尤其那些高级的尾巴，收集时千万当心，要单独放着……”
  于是他们分头去执行我的命令了。
  但最终却没找到花旗参枝子小姐。她失踪了。而她的翻译，是被从一个垃圾筒里发现的……
  我敏锐地预感到——花旗参枝子小姐，肯定是被一伙胆大包天的黑社会分子绑架了……
  事关重大，我当即返回市里去向市长和市委书记汇报。
  那时天已黑下来了。市长和市委书记都没回家，正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我那只被蜇过的脚肿得非常厉害。他们一左一右将我扶坐在沙发上。
  市长问：“你受伤了！”
  我淡淡一笑，说没什么。不过一点儿皮肉之苦。
  市委书记提起我的裤腿看了看，也问要不要立刻送我去医院？
  我摇头说不用。市委书记亲自开了一瓶矿泉水递给我。我咕咚咕咚一口气儿喝下大半瓶，接着告诉他们——骚乱已经彻底平息了。没有流血，更无死伤。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欣慰地微笑了。
  市长说：“好同志，好同志！真没白为你立塑像！”
  我说：“如果你们听了我下边的话，就不会表扬我了！”
  他们见我表情严峻的样子，都催我快说。
  我说：“我的话其实很短——花旗参枝子小姐失踪了！”
  “失踪了？”
  “失踪了是什么意思？”
  “据我推测，很有可能被本市的黑社会组织绑架了！”
  市长顿时表示怀疑：“你说我们市有黑社会组织？”
  我说：“这有什么可惊奇的。至少有十几个黑社会组织吧。难道市长您此前闻所未闻？”
  市长怔了怔，嘟哝道：“我一直分管经济嘛。治安方面，始终是市委书记同志在亲自挂帅抓着嘛！”——他将脸缓缓转向了市委书记，那意思是——如果花旗参枝子小姐真被黑社会绑架了，责任也主要应由市委书记承担。
  自从这两位官员被我镶到高贵相框里，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以后，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他们了。也就有更多的“资料”对他们进行研究了。是的，我经常潜心研究他们。如同研究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并不艰深。研究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他们真是既争又和的一对儿。他们争的时候，你就明白什么叫哲学上的“一分为二”了。他们和的时候，你又明白什么叫“对立统一”了。他们使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有了最典型也最标准的诠释。那句话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他们堪称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模范。比如本市有了什么似乎重大的成绩，而这一成绩又将被上边树为样板，或将由市里总结为宝贵经验自荐到上边去时，他们就必定的要争了。谁也没法儿劝止他们不要争。只不过有时明争，有时暗争罢了。哪怕那成绩是虚假的成绩。或虽算得上是成绩，但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仅仅是上边为了声势的热闹需要夸大宣传的一种成绩罢了。总之他们都是要争一通的。尤其在这成绩完全是由基层干部和群众实干取得的，他们谁都既不曾关注过，支持过和指导过的情况下，他们争得更其厉害。所争的实质有时很鄙琐，无非是在向上边汇报的文牍中写明“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英明领导下”还是“在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英明领导下”——这一细微的差别，往往是他们争起来最计较最认真的。经过这一番争以后，他们一般总是要进行一次促膝谈心的。通常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那一个，向没有达到目的那一个，主动说些表示希望进一步达到团结愿望的话，于是就又“团结”在一起了。反之，由于什么严重的事件，必须由他们中谁来承担主要责任时，他们互相推得也很激烈。当然，这一种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争。争的是“与己无关”。彻底的“与己无关”。写在检讨上的是“由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什么什么责任，还是”由于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什么什么责任，这一差别，也是他们最在乎最耿耿于怀的。通常经过这么一次，他们之间的团结会出现相当大的裂痕。但是列位，一点儿也不必为他们的团结忧患。只要他们共同度过了危机，又确保住了官位，他们总是会重新团结在一起的。何况，也不一再地有成绩导至他们争，也不一再地有责任动摇他们的官位，不是还经常有批判甚至反击性质的“运动”么？这样的“运动”一经布置下来，便是他们同仇敌汽，空前团结，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像一只铁拳似的，极具战斗力的时候了……
  但眼下，却又是他们各施高招要开始互推的时候了。
  我可不愿搅到他们之间去。我往沙发后背上一靠吸起烟来。我只想看戏。只想暗学。
  市委书记听了市长的话，愣了愣，望向我说：“不错。我是一直在亲自挂帅抓安定的问题。如果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我想任何人也不能否认，我抓的还是卓有成效的嘛！该开的会没少开。不是吗同志们？该发的文件没少发。不是吗同志们？该耳提面命强调的，也没少强调过。难道不是吗同志们？比如这一次，我要求宣传部长一定要出席陪同观看，人场券一定要发给那些讲文明有教养的公民，不得乱送关系票。不得有一张流失到不文明没有教养的人手里……”
  他望着我，仿佛望着一位上边派来的“调查大员”。仿佛对我摆脱了责任，也就等于对上边摆脱了责任似的。
  于是市长的目光也望向了我。这时我脸上一时不知该做出怎样的表情才好。任何一种表情，不是会使市长不高兴，便是会使市委书记不高兴。
  我索性弯下腰，低下头，捂我那只被蜇过的脚腕。这样他俩就谁都看不到我的脸了。事实上我脚腕那儿也的确仍在疼。我夸张地发出噬噬的不停吸冷气的声音。
  “宣传部长呢？徐部长呢？难道他当时不在么？他管干什么的呢！”
  市委书记突然发起脾气来，一副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怒相，大步腾腾地跨到电话机那儿……
  我问：“您要给徐部长打电话么？”
  他说：“对！出了乱子到现在也不来汇报！我要他给我个交待！”
  我起身走过去按住了电话。我对他说您不必打电话了。徐部长他此刻肯定不在家里，而在医院里。因为我已经初步审问了一下被逮起来的人中的几个。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当时的一些详情。据他们交待，徐部长当时也争着自荐要当“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来着。有人亲眼看见他的尾巴也被别人拽掉了。那么他这会儿不在医院里，又会在哪里呢？
  市长问什么“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
  他这一问才提醒我——最主要的一点倒忘了向他们汇报了。于是告诉他们，花旗参枝子的父亲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家。除了是银行家，还是实业家。在日本的铁路、海上运输国际民航以及电子业方面，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股份。她父亲只她这么一个女儿。而且他父亲已患癌症，估计将不久于世了。她不久将成为家庭庞大资产的唯一继承人了。那庞大资产几乎会直接影响到全日本的三分之一的兴衰。她若嫁给谁，谁还不意味着成了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了么？……
  市长和市委书记不禁地互相看了一眼。
  市委书记问：“当真？”
  我说：“千真万确。这些情况，都是花旗参枝子小姐的私人秘书亲口对我讲的！”
  市长却连连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仿佛出生以来，就只会说“原来如此”四个字似的。
  市委书记指着我又说：“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重大的背景，你们尾巴旅游社怎么预先一点儿情况都不掌握？嗯？”
  市长也随之将目光瞪向我连连重复市委书记的话：“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有不可推……”
  我只得低下头承认：“是的是的。我也该负一份责任！我也该负一份责任！对我自己该负的责任，我绝不往两位领导身上赖……”
  这时电话猝然而响。市委书记离得近，一把抓了起来……
  “对。我是市委书记。市长同志也在。您在哪里？”
  “市委书记大人，市长大人，我是‘凶尾帮’的！我现在通知你们，花旗参枝子小姐，目前在我们手里！我们将她绑架了！她的身价，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凶尾帮’要求你们通知她的父亲，派人送五亿美元赎回她的女儿！一个星期后我们若不见赎金，便撕票！……”
  对方说话的嗓门儿十分大。每句话我和市长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市委书记另一只手捂着话筒，眼望着我和市长，一时呆着木鸡。市长伸了下手，似乎想接过话筒——而市委书记，当然立刻就将话筒朝他一递。市长却又将伸出的手缩回去了。不仅缩回去了，而且背在身后了。于是市委书记就以一手捂着话筒一手递着话筒的姿态僵在那儿了。
  我犹豫了一下，为了解决两位官员之间这一种尴尬的局面，见义勇为地从市委书记手中接过了电话。
  对方问我是谁？
  我机智地说我是市长。怕我如实自报家门，对方拒绝和我说什么，把电话挂了。那么一来，线索不就断了么？
  对方又问：“你再大声说一遍——你究竟是谁？”
  我只得对着话筒大声说：“我、是、市长！”
  我刚一说完，电话那一端静默了。我拿着听筒等了片刻，正要将电话挂上，却又传出声音了：“喂，你他妈的听着！你根本不是市长！你是‘V·文经集团’的王八蛋老板！你他妈的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对话？快他妈把话筒给市长或市委书记！叫他们中的一个接着听！……”
  显然，对方身旁有人。那人既熟悉市长的声音，也熟悉我的声音。而且非是一般的熟悉。
  我不得不将话筒朝市委书记递过去。但他往后退，不接。脸上已淌下冷汗来。
  我又将话筒朝市长递过去。但市长两只手都背到身后了。一个劲儿地朝我摇头。而后又一个劲儿朝我努下巴颏儿，那意思是还是由我来对付的好。
  天可怜见这两位平素高高在上的官员，何曾想到过，有朝一日他们得跟黑帮打交道呢！分明的，他们早已都心乱如麻，半点儿也没了主张。
  但我却和他们不同了。起码，我比他们早二三年就知道，本市确有几伙黑社会帮派势力。他们的势力也非同小可。帮羽遍插各行各业。甚至包括公检法部门都有他们的骨干分子。只不过他们一向从事的乃是经济犯罪，而且对共产党的法规政策倒背如流，最善于变非法为合法，所以有别于流氓团伙。我是作家时，便和他们之中某些人有过若深若浅的交情。我是儒商后，黑红两道，过从都很密切，颇积累了一些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因而电话听筒虽然握在我手里，却不至于像市委书记似的脸上淌下冷汗来。
  市长和市委书记都不接电话，我又不好当着他们的面儿将电话挂了，尴尬便转移到我自己身上了。将电话挂了太简单了，谅他们也不至于责怪于我。他们自己都不敢接，还有什么理由责怪我呢？但那么一来，我不是将自己降低到和他们一样的程度了么？不要说他们以后内心里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将我当成个非凡的人物，我自己首先就太瞧不起我自己了！何况我胸膛里逐渐产生了一股冲动。一股英雄豪杰面临大事件顶天立地叱咤风云般的大气概！我要向市长和市委书记证明——为我在市人民广场立镀金的全身铜像，那的的确确是立对了的！
  我突然对着话筒破口大骂！
  由着性子骂了一通之后，电话那一端又是一阵静默。对方既不挂线，也不开口说话了。仿佛被我骂哑巴了。
  良久，一个冰冷冰冷的声音低问：“那么，你们是根本不在乎花旗参枝子小姐的身家性命了？”——已不复是原先那个声音了。冰冷冰冷的语调中，遥远地传达过来恶毒阴险的杀机。
  他的问话正中我下怀。
  我也以冰冷冰冷的语调说：“很好。你们已经认识到我有资格代表市长市委书记和你们谈判了。这是一个进步。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这很好。现在听清楚——你们要求市里替你们通过花旗参枝子小姐的父亲派人送五亿美元来赎她的命，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难道五亿美元她父亲还拿不出来么？”
  “混蛋！首先不是钱的问题！对一位拥有三分之一个日本的资产的父亲，为赎女儿的性命，五亿美元算什么？但他的女儿在中国，在我们这座城市被绑架，再由我们通知他从日本派人送五亿美元来，你们置我们中国人的脸面于何地？结果必然是惊动国际刑警组织与我们采取联合行动对付你们，那你们将猴子捞月亮，竹篮打水一场空！”
  话筒那一端再次沉默。几分钟后，又换了一个声音说：“老兄有何高见？”——语调比前几个人温和多了。温和之中带有套近乎的意味儿。仿佛我是他们的同伙，或一名绑架老手，有着丰富无比的经验，他们是在虚心向我讨教，希望我能指点他们绕出迷津似的。
  我朝市长和市委书记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我已将对方稳住了。于是他们都趋向前来，一左一右站在我身旁，各自将一边耳朵凑近话筒，屏息敛气地倾听。
  我大声说：“不许你们称我老兄！这是对我的侮辱！你们再给我竖起耳朵听着——我们会派人按照指定的地点和时间送去赎金的！但你们如果胆敢伤害花旗参枝子小姐一根毫毛，你们的狗命就得全他妈玩完儿！”
  市长和市委书记，又一次同时从两边儿向我竖大拇哥。
  “您的意思是，由市里出赎金？”
  “对！”
  “这可不行！这怎么可以呢？我们‘凶尾帮’的弟兄们，是打算狠敲小日本儿一笔！这年头儿，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嘛！但我们可没打算敲共产党！没打算敲国家！国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用汗水钱积累起来的么？我们‘凶尾帮’是有宗旨的。我们既不祸国，也不殃民！再者说了，我们知道我们这座城市的财政的底子，五亿美元的亏空不等于雪上加霜么？兔子还他妈不吃窝边草呢！那么多下岗的失业的工人兄弟，那么多上不起学的穷孩子，那么多需要救助的贫困家庭……”
  对方越说越来气。越说话越急。越说火越大。说着说着，竟也破口大骂起来。先骂我连起码的爱国主义都没有。连起码的体恤百姓的心肠都没有。接着骂贪官，骂污吏，骂倚仗父辈权势窃国的衙内，骂与贪官污吏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巧取豪夺的暴发户……
  总之是在电话那一端骂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骂得我一次次将听筒举远。骂得市长市委书记脸上都白一阵红一阵的。最后竟骂得那听筒唾沫四溅，仿佛喷水的莲花头似的。显然，对方的唾沫是顺着电话线传过来的。
  我和市长市委书记往后门脸躲避唾沫之际，对方将电话挂断了。
  我们三个人一时你看我，我看他。因为对方的一通破口大骂，并非泛骂而已。也并非指桑骂槐。重点还是指名道姓地骂的我们三个。我生平第一次被那么狗血喷头地大骂。我想他们更是。对方历数我和他们权钱交易的种种勾当。痛揭我和他们的种种腐败丑行以及糜烂堕落的享乐方式。仿佛早就一笔一笔地为我们暗记了一本帐，终于有了个机会对我们进行一次模拟宣判似的。显然的，对我和本市最高官员之间的犯罪关系了如指掌……
  市长和市委书记看着我的目光，好像很无辜，好像他们原本是廉洁无私两袖清风的官员，不幸名声受了我的玷污。我心说，老子还觉得自己的名声受了你们的牵联呐！我又没有当官儿的野心！这年头，不是仅仅因了一个钱字，有哪一个哪怕稍微有点儿自尊的人，愿与你们这等表面上道貌岸然，动辄满口冠冕堂皇的词句的伪公仆穿一条裤子啊！
  市委书记终于首先省过神来，问我对“凶尾帮”了解多少？
  我说“凶尾帮”是由本市一些长了最凶恶最丑陋并且最具毒性、进攻性、杀伤性的尾巴的男女纠集在一起组成。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他们的人数大约有二百之多。他们由于他们长了最受歧视的尾巴，理所当然地遭到我们这个以尾巴的等级化分尊卑贵贱的社会的拒绝和排斥。甚至也受到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亲人的拒绝和排斥。他们是一些被斩断了亲情脐带无家可归的尾巴人。
  我问市长市委书记是否知道这样一件事——曾有一名长蟒蛇尾巴的男性尾巴人，用尾巴缠死了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以及邻家的一位女歌星，最终被武警用火焰喷射器彻底消灭掉了……
  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连这一件使全市人一个时期内惊恐不定的事都不知道，足见他们一向高高在上，耳塞国盲，官僚主义到了何种程度！
  我又说正是从那一件事发生以后，他们才纠集在一起的。他们对抗社会，报复社会，专门袭击长了高级的和极品尾巴的社会名流。致使一个时期内本市人寿保险业忙得不可开交。
  我只顾向市长和市委书记解释，待想到电话时，“凶尾帮”们已挂断了。
  我和二伪公仆便都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那一种沉默持续了很久。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都以接近白痴似的愚钝的目光望我。他们的目光证明了他们的束手无策。我有点儿同情他们，又有点儿幸灾乐祸。同情他们乃因他们与我的特殊关系意味着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进一步侵吞和掠夺本市的财富，我还不能不仰仗他们手中的权利之“协助”。还不能不邀他们一并参与瓜分。道理是那么的简单，没有他们这号伪公仆的存在，我的财富欲就不能满足；没有我的存在，他们手中的权力难以直接或间接地“变通”为他们由尊者而富人的财富。当上了“V·文经集团”总裁以后，我对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日理万机的百忙中我挤出精力潜心研究了中国自有阶级以来的历史，结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的尊者们之所以被我们现在还当尊者纪念着，乃因其言也廉，其人也廉。比如尧舜禹，比如黄帝；近代的比如孙中山和他的民主革命的同仁；比如毛泽东和他那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今人可以从许多方面指责毛泽东，但毛泽东毕竟清廉。现在的某些伪公仆们则不大相同了。他们是人之将腐，其言也廉。心之贪极，其言廉极。例如果立在我面前的二伪公仆，他们对金钱和财富的贪欲，比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只不过他们尚披着“公仆”的外衣，不敢向我那么放手放脚地大肆侵吞和掠夺。只不过我非是“公仆”，见钱眼开之际没他们那么多顾忌，不像他们那么虚头巴脑。但我的哪一次获得中没有他们的份儿呢？我敢忘了暗中提成儿给他们么？我幸灾乐祸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因我常觉得对我而言他们是两个不折不扣的剥削者。他们天经地义地从我手中剥削去的那一部分金钱，每使我心刀剜一般疼！对这座城市的财富进行的一次次侵吞和掠夺，那都是处心积虑地充满了极高智慧的举措。不但要变非法为合法，还要堂而皇之地变，还要巧妙地严严密密地隐蔽了权钱交易的幕后勾结，也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掩护他们作为“公仆”的清廉形象，我他妈容易吗我？！而他们一次次从我手中接过巨款存折，或接过豪华别墅的产权证书以及进口名车的车证时，竟都他妈的那么理所当然似的。存折、产权证书和车证儿上，一向注明的都是他们的儿子、侄子、女儿、外甥女、小姨子、大勇子的名字。他们自己一如既往地住在市委大院国家按照干部级别限定了的公宅里，若用尺子量一量谁都不“超标”。而他们实际上又是本市许多幢豪华别墅的产权的真正拥有者。他们自己坐的是“奥迪”，而他们实际上又是本市许多辆“奔驰”、“宝马”、“公爵王”的真正车主。我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对他们的嫌恶程度是相等的。我对他们的亲爱和对他们的鄙视也是相等的……
  “太过分啦！太过分啦！五亿美元的要求太过分了！这是公然向共产党进行讹诈！”
  市委书记突然挥舞手臂大声嚷嚷起来。
  市长“嘘”了一声，不安地向会客室的门瞟。我悄悄走过去将门关严了。
  市长愁眉苦脸地嘟哝：“五亿美元，四十多亿人民币啊！咱们这个小市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大半啊！”
  听他的语调，像是要哭。
  我说：“他们在电话里声明，本意并不想讹诈共产党……”
  市委书记将脸转向我，手臂又是一通乱挥乱舞：“那他们是想讹诈谁？你说他们是想讹诈谁？你别光眨巴眼睛！你说呀说呀说呀！”
  我觉得市委书记似乎有点儿歇斯底里了。他们这等伪公仆一向如此，平日高高在上，谈起“客里空”的大道理一套一套的，仿佛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克服不了的困难摆不平的事情。仿佛先天具有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似的。而有限之极的能力一旦面临挑战性质的大考验，就原形毕露了，方寸大乱了，毫无主张了。
  我避开市委书记的目光，望着市长，卑恭地微笑了一下，慢条斯理地说：“市长，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们是不是在电话里声明，本意想讹诈的是日本人，具体讲是花旗参枝子的父亲。否则他们要求是人民币不就得了么？干嘛要求非得是美金不可呢？”
  市长连连点头道：“你没听错。他们的本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于是我将目光望向市委书记，又卑恭地微笑了一下。此时，对“凶尾帮”那方那一个既熟悉市长的声音，也熟悉我的声音的人，我已经判断出了可能是谁。而且我确信我的判断准确无误。于是一个火中取栗的计划迅速在我头脑中孕育成形。这计划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而也具有极大的刺激性。是我此前一切谋财计划中最大也最高级的。成功了，我将摇身一变是真正的亿万富翁。我同时树立起了稳操胜券的信心。
  “你还笑！你还有心情笑！你居然还笑得出来！我倒要问问你，你笑什么究竟笑什么？！”
  市委书记不但焦躁，而且恼怒起来了。
  市长低声说：“同志，你先别光火嘛！他笑，必有他笑的理由。就是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反正已经笑过了，也不值得你发这么大脾气啊！别忘了你我是领导，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应该显得沉着冷静嘛！不要失了领导者的风度嘛！”
  我及时向市长投去感激的一瞥。暗想我此前贿赂市长的钱，一向比贿赂市委书记的钱多一些，看来还是英明正确的。
  “我够冷静的啦！够有风度的啦！市长同志，你给我听明白了——如果不能从‘凶尾帮’们手中营救出华旗参枝子小姐，日本政府将会向我们中国政府追究责任的！从省里到中央将会对我们逐级问罪的！美国之音正愁没有关于中国的世界性新闻评三评四呢！咱们二位，在政治上以后也就没戏唱了！
  市委书记一步跨到市长跟前，铁青着脸对市长嚷嚷。那番话与其说是阐明利害，毋宁说是训斥更恰当。
  我想我可长了见识了，亲眼看见一位市委书记如何训斥市长了。以前老曹告诉我，市委书记常常要在地位上压制市长一头，我还始终有点儿不信，果不其然啊！
  我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两位父母官，稍安勿躁。都请听我解释我为什么笑……”
  市长也迁怒地冲我吼：“别对我解释！他是第一把手。他决定，我配合，你对他一个人解释好啦！”
  市长说罢，走向沙发，一屁股重重地坐将下去，低头吸烟。
  我也走向沙发，也一屁股重重地坐下去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