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姨妈孟书娟和女同学们并不清楚外面究竟在发生什么。她们听到英格曼气喘吁吁的那声叫喊：“……不要出声，不要出来。”果真没一个人出声，也没一个人像前几天那样挤在小窗口观望。遮光的黑帘衔接处有些细缝，露进手电筒的光亮，飞快地晃过来晃过去，如同几个小型探照灯。但她们都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铺位上。
  直到院子里响起老福特的引擎声，几个胆大的女学生才爬起来，从黑窗帘缝隙里往院子里看。什么也看不清，但能听得见一大帮男人喊号子。喊的是日本号子。
  接下去是欢唿声。日语的欢唿。
  日本兵终于进来了，把英格曼神父相伴十年的老福特开跑了——这是她们能判断出的全部事件。
  女孩们坐在被窝里，议论日本兵下次再来不晓得会抢什么、会干什么，书娟想到自己端着一铲子火星闪烁烁的煤灰站在地下仓库外面听到的话。
  “她们说，日本兵跑进安全区，找的都是黄花女儿。”书娟说。
  女同学明白“她们”指谁。
  “她们怎么晓得？她们藏在这里。”苏菲说。
  “日本兵找到女人就要，老太婆、七八岁的小丫头都要！”书娟说。
  “造谣！”徐小愚说。
  “问英格曼神父去，看谁造谣！”书娟反驳小愚：“前两天他和法比到安全区去，看到十几个日本兵强xx一个小姑娘！”
  “就是造谣！”小愚大声说。她不愿意相信的消息这么大吼一声似乎就被否定了。
  书娟不说什么了。她知道她和小愚之间完了，这是最后的破裂，南京到处凄惨，活着的死了的人都惨，但目前来说，对于她十三岁的心智，那广漠无垠的惨还很模煳，而失去小愚的友谊，对于她个人，是最实质的惨。小愚好无情啊，漂亮的女子都无情，正如地下仓库里那个漂亮人儿赵玉墨，跟谁多情谁遭殃，多情就是她的无情。
  小愚大喊了书娟：“造谣”之后，干脆从书娟身边搬家，挤到刘安娜身边睡去了。书娟躺了一阵，起身穿上衣服。当地打开出入口盖子时，小愚居然还问：“干什么去，孟书娟？”
  “不要你管。”书娟说。她这样说了为了给自己挣回面子，让同学们看看，你小愚子不要我做朋友，正好，我跟你做朋友也做够了。你小愚拿父亲来营救的空话收买了多少人心？你父亲鬼影子都没见一个！就算你父亲真有本事营救，谢谢，我不稀罕。
  女同学中有两个人说：“书娟，别下去！……”
  小愚悲愤地阻止她们：“不准理她！”
  那两人还乖乖地听了令，真不来理会书娟了。
  看来她孟书娟是被彻底孤立了。她享受着被孤立者的自由。在院子里东逛西逛，逛到了厨房，说不走能找到点吃的。说不定锅炉的煤灰还有火星子，能给自己做个小火盆，烤烤冰块一样的脚。这么多天没用热水洗过脚，脚在被窝里捂一夜都还是冷的。她刚走到厨房拐角，就听到一男一女小声地对话。男的是乔治，书娟马上听出来了。
  “……真不行，给了你，神父要把我撵出去的。”
  “就煮几个洋山芋，他又不晓得！”女人说。
  “神父把我撵出去，我还要做叫花子！”
  “撵出去我养你。”
  书娟听出来，那是红菱的声音。
  “煮五个，行了吧？”
  “不行！”
  “三个。”
  “……哎哟，嘴巴子掐出洞来了！”
  “掐？我还咬呢！”
  书娟听到两个人的声音被两个动物的声音替代，吓得原路退回。臭女人的臭肉在这里卖不出钱，换洋山芋吃都行。书娟退了七八步，此刻让的地方正好是地下仓库两个透气孔之间。炉灶那儿书娟听见地下仓库有人哭。她又盘腿坐下，往里面张望。
  哭的可不止一个人，呢喃和另外两个女人都在哭。人醉了就会那样哭，一脸傻相，哭声也傻。赵玉墨也醉了，手里把着酒碗，哄劝三个女醉鬼。地下仓库存的这点红酒，就被她们这样糟蹋。
  “……刚才日本兵我都看见了！”呢喃说。“好凶啊！搞你还不搞死啊？……”
  玉墨哄她：“你怎么会看到日本兵，要看只能看见他们的鞋子！……”
  “就是看见了！……”
  “好好地，看见了，看见了。”玉墨说。
  “我要出去，要走，我不等在这鳖洞里等他们来搞我！”呢喃越发一脸傻相。
  书娟的眼睛仔细搜索，发现少了一个人：戴少校。也许真像他来的时候说的那样，他本来就不打算在这里待下去。书娟估计此时该有十点了，戴少校能去哪里？
  李全有的声音此刻从一个书娟看不见的地方冒出来：“上个屁药啊！没用了！”
  书娟赶紧换到另一个透气孔，看到豆蔻跪在小兵王浦生身边。王浦生上半身赤裸着，胸上搭了一件女人的棉袄，露出的脸跟上次见面不同了，五官被不祥的浮肿抹平，变小了。
  “他说什么？”李全有问豆蔻。
  豆蔻说：“他说疼。”
  “都臭了，还换什么药？！”李全有说。“让他自受疼！”
  豆蔻站起身，从李全有手上接过碗，喝了一口，然后又跪到王浦生铺边上，把嘴里的酒灌进小兵嘴里。
  “喝了酒就不疼了。”她说。然后她一口一口把碗里的酒都灌进王浦生嘴里。所有人安静了，都在为王浦生忍痛似的。
  从书娟的角度，能看见小兵的上半身微弱地挣扎，要么就是躲他喝不惯的洋红酒，要不就是躲豆蔻的嘴唇。小兵虽然奄奄一息，还没忘了害羞。
  豆蔻给王浦生上了药，把她的琵琶抱起来。琵琶只剩一根弦，最粗的那根，因而音色低沉浑厚。豆蔻边弹边哼，过一会问王浦生：“好听吗？”
  “好听。”王浦生说。
  “真好听？”
  “嗯。”
  “以后天天给你弹。”
  “谢谢你……”
  豆蔻说：“不要谢我，娶我吧。”
  这回没人拿她当傻大姐笑。
  “我跟你回家种田。”豆蔻说，小孩过家家似的。
  “我家没田。”王浦生笑笑。
  “你家有什么呀？”
  “……我家什么也没有。”
  “……那我就天天给你弹琵琶。我弹琵琶，你拉个棍，要饭，给你妈吃。”豆蔻说，心里一片甜美梦境。
  “我没妈。”
  豆蔻愣一下，双手抱住王浦生，过一会，人们发现她肩膀在动。豆蔻是头一次像大姑娘一样哭。
  原先在傻哭的呢喃，此刻陪着豆蔻静静地哭。周围几个女人都静静地哭起来。
  豆蔻哭了一会，拿起琵琶一摔：“都是它不好！把人都听哭了！就这一根弦，比弹棉花还难听！”
  书娟这时意识到，刚才日本兵的闯入，让这些女人们变了。她们感到无处安全，没有任何地方对占领军是禁地。原先她们知道，这个藏身之地是被战争侥幸疏忽的一个夹缝，虽然谁也不知它会被疏忽多久，但今晚日军的入侵使她们意识到，这疏忽随时会被弥补纠正，漫入全城的三十万日本兵正渗进每条小巷、每个门户、每条夹缝。
  书娟离开那个透气孔时，发现自己眼里也有泪。她居然让地下仓库里的女人们惹出泪来了！
  可能是垂死的王浦生让书娟难受的。也可能是豆蔻孩子气的“求婚”勾起了书娟的伤心。还有可能是豆蔻在一个低音琵琶弦上弹出的调门。那调门是江南人人都熟悉的《采茶调》。现在江南没了，只剩下一根弦上的《采茶调》。
  书娟的五脏都回荡着单弦弹奏的《采茶调》，毫不谐趣俏皮，丧歌一样沉闷。她走进寒气逼人的教堂大厅，坐在黑暗里。丧歌般的《采茶调》奇特地让她想起曾拥有的江南，江南有自己的家，有常常争吵但吵不散的父母……这一刻她发现她连地下仓库里的女人都能容得下，而对父母，她突然感到刺心的想念和永不再见面的恐惧。
  这时，她听见二楼有人说话。她听见法比·阿多那多的嗓音和戴教官的嗓音。两个男人似乎在争执。
  很久以后，法比告诉书娟，戴涛和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夜晚的这场争执是因为少校想要回他的手枪和手榴弹。
  戴少校在日本兵劫走福特汽车后就决定离开教堂。他来到法比的卧室门口，轻轻地敲了几下，同时说：“阿多那多副神父，是我，戴涛。”
  法比摸着黑一人在喝酒。听见敲门他不想回答。他和英格曼神父相处二十多年，两人都发明出许多方法来避免打扰对方。在这个时辰，火不上房，神父绝不会来敲他的门。
  少校还在敲门：“神父，睡了吗？”
  “嗯。有事明天再说吧。”
  “明天就太迟了。”少校说。
  法比只好把酒瓶藏到床头柜和床之间的空当里。法比之所以是扬州法比，因为他常常在暗地里做彻头彻尾的中国农夫。跟了英格曼神父二十多年，还是喝不惯西洋人的红酒白酒白兰地威士忌，夜晚时分，关上房门，他总是回归到村子里的生活中去：呷两口烫热的大曲，佐酒小菜也是中国市井小民的口味：几块兰花豆腐干，半个成鸭蛋，或一对板鸭翅膀，可惜这时连那么谦卑的佐酒菜都没有，只能对着酒瓶干呷。
  戴少校一进门就闻到一股乡村小酒家的气味。他说：“阿多那多神父一人在喝闷酒啊。”
  法比支吾一句，把戴少校请到唯一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下。仗打到这时，人们不需要眼睛也能准确行动。法比把自己的半瓶酒倒了一点在一个茶杯里，递给戴涛，这方面法比也是个中国农夫；多不情愿接待的不速之客，一旦请进门，吃喝都有份。
  两人摸黑喝了几口酒。酒能给难以启齿的话打通出口。喝了酒，少校开口了。
  “不知神父能不能把英格曼神父收缴的武器退还给我。我今晚就离开教堂。”
  “今晚上？到哪里去？”
  “还不知道。”
  “随便你到哪里去，不带武器比带武器安全。”
  戴涛不去跟法比讨论怎样更安全，只是直奔自己的目的：“能请你帮我这个忙吗？”
  “英格曼神父这时候已经睡了。”
  “我知道，我是想，你一定知道英格曼神父把我的手枪和手榴弹放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再说，知道了我也不能给你。”
  “为什么？”戴涛问。
  “我怎么能给你呢？武器是英格曼亲自收缴的，还不还给你，也要他来决定。”
  “那好，我去找英格曼神父。”戴涛搁下茶杯站起来。
  “让老头儿睡个安生觉吧！”黑暗中法比的声音完全是村夫的。
  “他会睡得安生吗？你会睡得安生吗？”
  “你也晓得他不得安生？从打你们进来他就没得安生日子过了！我们都没得安生日子过了！”
  “所以我要走。”少校的声音冰冷。
  “你一个人走，不把你那两个部下带走，我们更不得安生！你要他们连累我们？连累我们十几个学生？”
  法比的话是厉害的，以扬州方言思考的法比此刻有着西方律师的犀利缜密。
  “王浦生拖不了两天了。李全有腿伤那么重，怎么走得了？”少校听上去理亏了。
  “走不了你就扔下他们不管？就跟你们对南京的老百姓似的，说甩下就甩下？”法比指手画脚，一个个酒味浓厚的字发射在黑暗空间里。“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的军队像你们这样，敌人还没有到跟前，自己先做了自己国民的敌人，把南京城周围一英里的村子都放上火，烧光，说是说不给敌人留掩体，让你们打起来容易些，结果你们打了吗？你们甩下那些家都给你们烧光的老百姓跑了！”
  这三十五年中，法比·阿多那多从来没像此刻一样感觉自己如此纯粹地美国，如此不含煳地和中国人拉开距离。
  “现在你跟你们那些大长官一样，扔下伤的残的部下就跑！”
  戴涛的手已经握在瓷茶缸上，虎口张大，和四指形成一只坚硬的爪子。没有手雷，就用它消灭一个满口雌黄的西洋鬼子吧。他和法比只隔一米多距离，扑上去，把那微秃的脑门砸开，让他凸鼻凹眼的面孔后面那自认为高中国人一等的脑筋红的白的全流出来。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跟这些西洋鬼子密切相关，他们和日本鬼子一样不拿中国人当人。他们在中国没干过什么好事。他听见瓷杯子砸碎颅骨的独特声响，以及一个就要完结的生命发出的独特嗓音，嗓音消除了语言的界限，种族的界限，人畜的界限，这嗓音使他从愤怒到愉悦，再到陶醉，最终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
  戴涛慢慢放下瓷茶缸，向门口摸去。酒刚刚上头，抓茶缸抓木了的手，正在恢复知觉。
  “对不住。”法比在他身后说。
  戴涛顺着环廊走着，走过图书馆，阅览室。刚才他用来克制自己杀人的力气，远远花得比杀人的力气更大。他累得再无一丝力气了，连走回那藏身的“鳖洞”的力气都没剩下。
  戴涛这一夜是在祈祷大厅的长板凳上睡的。他空腹喝的三两酒使他这一觉睡得如同几小时的死亡。受难耶稣在十字架上，垂死的目光从耷拉的石膏眼皮下露出，定在他身上。
  戴涛醒来的时候，天色刚有点灰白。他浑身冰冷，觉得跟椅子都冻成一体了。他从大厅走到院子里。好几天来第一次听见鸟啼。不知道鸟懂不懂这是人类的非常时期，活下去的概率或许不如它们。
  五分钟后，他发现自己晃悠到后院的墓园来了。整个教堂，他最熟悉这里的地形。当时他逃进教堂，就是在这里着陆的。他捡起一根柏树枝，用它当扫帚把一座水泥筑的洋墓丘扫了扫。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晃悠到墓园来。正如这几天他大部分行为都漫无目的，缺乏意义。跟窑姐们打牌掷骰子他越来越烦。跟女人时时待在一块原来是一件让人烦得发疯的事。而且是那样一群女人，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吵半天。豆蔻死后，女人们都发了神经质，悲也好乐也好，都是歇斯底里的。开始他还劝她们几句，后来他觉得劝也无趣，心真是灰到极点。前途后路两茫茫，身为军人和一帮脂粉女子厮混，倒不如几天前战死爽快。他的悲哀只有一个女人收入眼底，就是赵玉墨。
  他想也许到墓园来自己是有目的的：来找被英格曼神父缴走的武器。他寻找武器做什么？去找日本人报仇？做个独行侠，杀一个是一个，假如捉到个当官的，让他带封信回去，信上写：“你们欺骗了十多万中国军人，枪毙、活埋了他们，从今后你们背后最好长一双眼……”
  太孩子气了。
  但他必须找到武器。
  这时他听到身后有人说话：“早上好。”
  戴涛回过头，看见英格曼神父站在一棵柏树下，像一尊守陵园的石人。神父微微一笑，走过来。
  “这里挖不出你要找的东西。”神父说。
  戴涛扔下手里的柏树枝：“我没在这里挖什么。”
  “我看你是没在挖什么，”神父又一笑，逗逗少校的样子。“你该知道，我们活着的人不应该占这些尊贵死者的便宜，把打搅他们安息的东西藏在他们身边。”
  真有意思：英格曼的中文应该说是接近完美的，但怎么听都还是外国话。是异族思维系统让他用中国文字进行的异国情调的表达。
  戴涛站起身，左肋的伤痛给了他一个面部痉挛。英格曼神父担忧地看着他。
  “是伤口痛吗？”神父问道。
  “还好。”戴涛说。
  英格曼神父看了一眼墓园，以庄园主打量自己庄园的自负眼光。然后他把躺在墓里的七位神父向戴涛介绍了一遍，用那种招待会上的略带恭维的口吻。戴涛迫于自己将要提出的请求，装出兴趣和耐心，听他扯下去。
  “你是不是觉得这些西方人很傻，跑了大半个地球，最后到这里来葬身？”英格曼神父问。
  戴涛哪有闲心闲工夫去琢磨那些。
  “你上次跟我谈到，你们的总顾问是德国人法肯豪森将军？我对他是有印象的。”他对着自己心里的某个突发奇想短促地笑了一声。“音乐是灵性的产物，哲学和科学又建筑在理性基础上，德国倒是盛产这三种人：音乐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也可以把经济、军事也理性化到哲学的地步。所以我认为法肯豪森将军并不是个好军事家，而是个好的军事哲学家。也许我很武断……”
  “神父。”戴涛说。
  英格曼神父以为他要发言，但他马上发现少校刚才根本就没听他那番总结性漫谈；他等于一直在独白。他沉默下来，等待着，尽管他大致知道他要谈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了。”少校说。
  “去哪里。”
  “请你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你走不远的。到处都是日本兵。南京城现在是三十万日本兵的军营。假如你带着武器的话，就更难走远了。”
  “我没法在这里再待下去。”戴涛想说的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在地下车库里，还没死就开始发霉腐烂了。首先是精神腐烂了。
  “你的家乡在哪里？”英格曼问道。
  戴涛奇怪地看他一眼。“河北。”他回答。他父亲是从战火里打出来的老粗军人，身上十几块伤疤，连字都不识多少，想升官只有一条路：敢死。他的长兄和他都是军校毕业生，两个妹妹也嫁给了军人。他的一家是有精忠报国血统的。但他只愿意用最简短的话来回答神父。
  英格曼神父似乎看到了英气逼人的少校的血统。因为他接下去说：“我看出你和其他军人不一样。很多中国军人让我看不起，从军是为了升官发财霸占女人。”
  “您能把我的武器还给我吗？”
  “我们一会儿谈它，好吗？”神父说，“你成家了吗？”
  “嗯。”这个回答更简短。
  “有孩子？”
  “有一个儿子。”说到儿子，他心里痛了一下。儿子五岁，成长的路多漫长啊，有没有他这个父亲会陪伴他呢？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十岁。”英格曼神父说。
  老神父的声音里一下子充满那么多感情，引起了戴少校的注意。
  英格曼神父突然看见戴涛一边嘴角发白。一定是长了口疮。中国人把它归结为心火太重。美国人归结为缺乏维生素引起的免疫力下降从而被病毒感染。看来中、美两国的诊断此刻都适用于这位少校。那个长口疮的嘴角和另一个嘴角不在一根水平线上，因此他的嘴轻微有点歪斜，否则这张微黑的、棱角分明的脸庞应该更加英武。有这样脸庞的男子应该文可著兵书，武可领兵作战，但英格曼不能想象人类进入永久和平后，这张脸上会是什么角色的面谱。
  “我父亲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去世了。”
  “您就是在您父亲去世以后皈依天主教的吗？”
  “我父母都是天主教徒。”英格曼说。
  看到此刻的英格曼，任何人都会诧异，人到了他这岁数，还会那样思念父母。
  “我是二十岁开始学习神学的。那时候我得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为什么？”
  “谁知道？反正就那么发生了。”
  英格曼其实没说实话。那场抑郁症的诱因是一次失败的恋爱。他从少年到青年时代的珍重的一份爱情，他原本相信是由双方暗暗分享的，最终却发现那不过是他一人的单恋。
  “我在病人膏肓的时候，碰到一个流浪老人，得了白喉，差不多奄奄一息。当时我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我悄悄把老人扶到农庄上的牲口棚里，用草料把他藏起来。因为我负责替我哥哥照管牲口，所以除了我没人会进去。我给他买了药，每天给他送药送饭。一条垂危的生命就那样缓慢地一点点恢复了。他每一点康复都给我充实感，好像比任何事都更让我感到充实。一个冬天过去，他才康复过来。他一再感谢我救活了他。其实是他救活了我。我通过救他救了我自己。那个冬天，我不治之症的精神抑郁竟然好了。给需要救助的人予救助，竟然就能让自己快乐。”
  戴涛听着英格曼神父用美国思维、英文语法讲的往事，不明白他怎么突然谈起如此个人的话题。难道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中国有足够的悲惨生命需要他救助，所以他三十年前来到了中国？或者他像坟墓中的七个神父一样，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永远不缺供他们拯救的可怜的中国人，而拯救本身可以使他们感觉良好？或者他是在说，他戴涛也应该学他，通过救助地下仓库里的两个伤残同伴获得良好感觉？
  “我想借这件事告诉你，那个流浪老人是上帝派来的。”他看到戴涛眉间出现一丝抵触。但他接下去说：“上帝用他来启示我，要我以拯救他人拯救自己。上帝要我们相互救助，尤其在各自都伤病孱弱的时刻。我希望你相信上帝。在人失去力量和对命运的掌握的时刻——就像此刻，你应该信赖上帝而不是武器。”
  这一定是老神父一生中听众最少的一场传教。戴涛看着他想。
  “你还会继续寻找武器吗？”
  戴涛摇摇头。他当然会继续寻找。加紧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