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炜也听说过刘放的爹妈，那是土地革命时期有名的军运干部，一个老八级，一个老十级，生前的职务都不低。老人离婚的事，她也听说过，当年一对红色革命伴侣，到七老八十了还闹婚变，实在令人费解！他们不搞住房特殊，死了之后竟落了个犯错误的嫌疑，莫须有的主观猜测，使得他们的独生子住在阴暗的地下室，眼下连生活都没有着落。
  胡炜越想越可怕，想起自己香山脚下的那三间平房，感觉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由得暗自庆幸。宋沂蒙也为刘放的处境感到忿忿不平，他不时向刘放投去同情的目光。
  刘放对于祁连山的介绍，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嘴角上露着无奈的干笑，眼睛里却茫然无光，脸上的表情也很不自然。宋沂蒙蓦地产生了一个想法，这刘放的神经可能有点不正常。宋沂蒙很同情这位老同学，但又想到自己的处境比他也强不了多少，无法帮助他，面对刘放，他也不知说些什么好。
  祁连山领着宋沂蒙他们到这里来有着特殊目的，他望着屋里那几只老式樟木箱子，犹犹豫豫地问刘放：“喂！你老子不是还留下一些古董吗？”
  刘放矢口否认：“有是有一些，‘文革’时，都捐献给故宫了！”
  刘放的父亲曾经是国内有名的收藏家，在老干部里头是属头几位的，他老人家一生节俭，不吸烟不喝酒、素茶淡饭，省出那点钱都购买了古董了，老人家就这么一点嗜好。他主要喜欢研究古代书法，收藏了很多古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还有不少精品拓片、古籍善本。据说老人有两件宋元时期名人的字画，是乾隆皇帝收入《石渠宝笈》的作品，散佚多年，连故宫的大专家们都没见过。祁连山盯着刘放房间里那几只老式樟木箱子，心里暗暗琢磨着，表面上不露声色。他撺掇地说：“肯定还留下一些东西，你要是弄出一两件，我帮你卖出去，还不够你活一辈子？”
  刘放听了祁连山的话，情绪有点激动，他说话也不磕巴了：“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有，也不卖！”
  祁连山被刘放顶得无话可说。胡炜听了刘放的最后一句话，一股敬佩之意不禁油然而生，她觉得这个人落魄是落魄，可就是有一股志气，老子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命根子，卖老子的东西就是卖命根子！
  宋沂蒙见空气有点紧张，便岔开了话题，谈到了其他老同学的情况。宋沂蒙问刘放和祁连山：“你们谁知道刘白沙干嘛呢？”
  刘放低头不语。祁连山一听提到了刘白沙，火气就上来了，他愤愤不平地说：“刘白沙，别提他了！他最近又升官了，到外地当了省长助理，去年我们去找他，秘书说不在。我明明看见这小子坐着小汽车从外面回来，怎么会不在呢？不见就不见，为啥骗我们说不在？后来，秘书进去嘀咕了半天才出来，愣说不认识我，奶奶的！”
  听见说省长助理的秘书挡了祁连山的大驾，还说不认识他，刘放突然哈哈大笑，这笑声里饱含着讥讽，刘放的狂笑像一把刀子深深地刺伤了所有人的心。
  宋沂蒙心里尤为苦涩，当初多么好的同学，一样的顽皮、一样的聪明、一样的红色背景，那个圈子曾经抱得这样紧，可是现在，这个圈子散掉了，各谋各的，各说各的，彼此之间也产生了那么大的差距，彼此之间越来越陌生了。
  他们摸着黑，离开了刘放的地下室，坐在汽车里半天，祁连山没发动汽车，其他人也没说话。最后还是胡炜打破了沉默，她惋惜地问：“这刘放怎么这种样子？看来至今还是独身呢！”祁连山意味深长地说：“还不是婚姻问题闹的，一次失恋能叫男人一辈子精神失常……”
  胡炜似乎明白了，她不愿再掘根儿问下去，要是失恋能把一个挺不错的男人弄成这样儿，那可不值得同情，没出息！
  宋沂蒙透过车窗，看着黄昏中的街道，无限感慨。今天的北京变化太大了，现代化的建筑浸在淡淡的黄昏里，空气清爽多了，一整天都是蓝的，到晚上还是深蓝的。整个城市都是沥青和水泥，黄土地没了，水蒸气也没了，哪里有许多云彩？
  天还没有完全黑，路灯大亮，街头草坪灯也打开了，把附近照得如同白昼。这时，金秀香看见车外面走过一群人，大概有十几个人簇拥着一个留着小平头、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朝一排小汽车走去，最前边的是一辆劳斯莱斯房车，后边还有林肯、凌志、本田等等，都是豪华型的小汽车。金秀香捅捅胡炜，叫她赶快看。这是什么人，如此招摇张扬？
  胡炜向外边瞥了一眼，也不吭声，因为她对这种人不感兴趣。祁连山也看见了，便带着藐视的口吻对宋沂蒙说：“这人是江西一个普通农民，原先在亚运村一带组织几个老乡洗车，你想一辆车十块钱，赶上下雨的时候，一天要洗多少辆车呀！这家伙过了两年就发了，后来又听说不知在哪儿承包了个大工程，居然暴富……”
  刘放的处境和那江西暴发户的狂劲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两件事给了宋沂蒙不小的刺激。他不禁感慨地说：“时代真的变了，所谓的干部子弟圈子分化了，原来意义上的干部子弟几乎不存在了，当年罩在头顶上的光环也不存在了。他们在仕途上、事业上各自表现，有的甚至为了起码的生活而努力，这令他们不得不去考虑个人，考虑利益得失，考虑挣钱！”
  胡炜的感触也很深，她叹口气说：“看起来咱们也属于先天不足，当初，咱们的父母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回家来带给儿女的，不是一张严肃的脸，就是一通说教。你爸不就曾经要求你将来不要考清华、北大，如果要上大学，就上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而现在，连农民家庭都懂得为孩子铺路架桥，为孩子安排好一切，上重点院校、出国镀金。”
  宋沂蒙若有所思：“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他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但胡炜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这个社会上，人们不管你父母原来是做什么的，人们只关心你父母亲现在是做什么的。从改革开放以后，即使你父母不是做什么的，只要能巧妙地利用机会，照样可以发达，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的千百万个贫寒富翁，人家不走官道，不走老子的道，照样靠个人奋斗发财，做人上人。
  秋天，月光明亮的晚上，一个陌生人跑来说吴自强病危，希望能见宋沂蒙一面。宋沂蒙大吃一惊，前些日子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病危呢？
  “还不赶快去呀！瞎琢磨什么哪？”胡炜心里也很着急，连忙催促丈夫。
  宋沂蒙跟着那陌生人离开家。那人开着一辆老式标致旅行车，在黑首乎的马路上默默地走着。宋沂蒙见这人心情沉重，担心他再出点别的事情，于是就问他：“咋回事？您说说嘛！”
  那人自称是吴自强的侄子，他怀着沉痛心情向宋沂蒙说，吴自强的结发妻子，那老板娘的女儿，和他结婚不久就疯了，疯了许多年，这几天病故了，吴自强听说这个消息，就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三天三夜没有见任何人。当人们撬开门闯进去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不省人事。
  宋沂蒙到协和医院的时候，见许多人挤在ＩＣＵ病房小小的玻璃窗前，探头探脑地朝里边看。吴自强的侄子不客气地把人群拨开，拉着宋沂蒙来到吴自强的病床前，宋沂蒙摸着他的手安慰道：“这回你老实啦？病就病啦，好好治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老吴的命硬！”
  吴自强无力地躺在病上，头发散乱，眼睛里露出无奈的渴求，他拉着宋沂蒙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什么命硬，该死的也得死，妈的，这些医生真没用，啥病都治不了……”
  吴自强也说该死的也得死，和宋沂蒙心里想的一模一样儿，一个将死的人怎么与周围人心里的共鸣那么强烈？他不敢再朝下想了。
  吴自强见宋沂蒙对自己很关心的样子，从内心受了感动，便说：“大哥，我，我对不起你……”
  两人认识有几年了，彼此相处不错，宋沂蒙总觉得吴自强对自己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激之情，见面左一个大哥右又一个大哥地叫，他不记得自己曾经帮过吴自强什么大忙，像吴自强所说的涮涮水之类的事是做过，可也不值得人家记一辈子呀！宋沂蒙见吴自强病得不轻，还说这种客气话，一阵感伤油然而生。
  吴自强的眼眶里湿乎乎的，他默默地从枕头下边取出一张薄薄的小纸放到宋沂蒙的手心里，然后用自己粗糙的手把宋沂蒙的手掌合了起来。宋沂蒙抬起那只手，慢慢地伸展开，他发现手里拿着的是一张现金支票，上面清楚地写着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宋沂蒙觉得十分突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说什么好。
  吴自强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就苦笑着说：“大哥，这是你应该得的……”宋沂蒙猛然间想起，那年，他曾介绍过吴自强认识谢庚和，也带吴自强去过商业部，他有点明白了，吴自强利用宋沂蒙老丈人名义上的背景，与方方面面沟通，可能发了一笔横财，当时，吴自强却瞒了他。
  宋沂蒙的心里确实有许多的不平衡，自己应当利用的关系却被一个广东仔利用了过去，吴自强空着一双手在北京赚了很多的钱，而他却几乎一文不名。
  一个外地人，经过几年工夫的折腾，已经融进了京城社会，成为某一个阶层的人物，这是命吗？宋沂蒙想得很多，然而却没有想说的话，他觉得自己在吴自强的面前就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人，五十多岁的人白活了，二十年的兵白当了，军事院校的几年也白学了，下海到现在也已经八年了，一事无成，可人家吴自强到北京才几年就成了亿万富翁，没法比呀！
  吴自强见他的手里攥着那张支票不吱声，以为他收下了，于是就放心地合上了眼睛。宋沂蒙见他合上了眼睛，心里怕得很，他想，吴自强是不是死了？一个大活人，活蹦乱跳的亿万富翁怎么会突然间死了，一个拼命享受，大把赚钱的人几分钟就完了，生命的创造性常常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可惜太短暂。
  吴自强只是合上了眼睛休息了一小会儿，须臾，他又睁开了眼睛。看着宋沂蒙和他侄子惊恐的样子，凄凉地笑着说：“大哥我告诉你说，我这辈子玩过多少女人，五百个，那天我数了，大概就是这个数，够本……”吴自强到这般田地还惦记着玩多少女人，要不是看他病重，宋沂蒙真想揍他一顿，人没出息怎么到如此程度？
  吴自强的这些话实际上是在自我挖苦，他说他玩女人的时候还在想着，那老板娘的女儿，他觉得那女人的魂在勾他。他心里在叹息，看来男人果真离不开女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男人还惦记着女人，男女之事把男人箍得死死的，他吴自强也逃不掉情的缠绕，他虽不是个情种，可他是男人。
  宋沂蒙不训斥他，一只手攥着吴自强冰凉的手，一只手攥着那张写着五十万元数目的支票。吴自强长叹了一口气说：“大哥，我的爷爷不是民国初年的广东督军，我爷爷的爷爷也不是清朝的按察使，那都是小弟吹的，编的！”
  吴自强说的这些，宋沂蒙记不清了，可吴自强记得，他不只跟一个人吹嘘过，吹着吹着仿佛就变成了真的。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爷爷和爷爷的爷爷都是贵族，我也是贵族之后，与你们一样，咱们都是贵族之后，咱们平起平坐，在社会上有一道无形的庇荫，让人们认可，让人另眼看待，让人莫名其妙地赞叹。
  吴自强平平静静地说出了心里话，又缓缓闭上了眼睛，随之呼嗤呼嗤睡着了。
  宋沂蒙回到家里，把那张支票交给胡炜，胡炜看了看那上面写着的数字，把头一扭，果断地说：“这钱再多，我们也不要！”
  什么钱该要，什么钱不该要，胡炜分得很清楚。宋沂蒙赞许地望着妻子，觉得她很可爱，妻子想的和自己想的一样，一笔无名的酬劳，迟到了七八年的酬劳，尽管数目很大，有巨大的引诱，可是他们不能要，再贫困也不要。
  宋沂蒙把那张支票撕了，撕成碎片，顺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41
  胡炜告诉宋沂蒙干休所转来一封信，说老家的二爷得了重病，让他们回去看看，就是见个面也好，宋沂蒙懂得“见个面”是什么意思。
  二爷是宋沂蒙父亲的二叔，年龄比宋沂蒙的父亲还小。
  1942年，日寇在鲁北地区进行大扫荡，那正是环境最为残酷的时候。一次战斗，父亲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又负了伤，一路之上东躲西藏。当地老百姓的胆子小，慑于日寇和汉奸伪政权的淫威，没有人敢帮助他，更没有人敢收留他，他伤病交加，躺倒在一片乱坟岗子里。
  二爷听说了这个消息，套起牛车，赶了整整一夜，硬是从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找到了父亲，拼着一条性命把他救了回来。
  解放以后，父亲进京做了领导干部，特地几次写信邀请二爷到北京家里住一段时间，可都被二爷谢绝了。二爷说，娃他爹都已经是几品顶戴了，自己是个乡下老粗，没文化，身上又不卫生，怕给人家添麻烦，所以一直没来北京。
  1968年，父亲靠边儿站，宋沂蒙差点就去兵团了，二爷来信说，吃那分苦干嘛？要是孩子乐意，就来家吧！有俺照顾着，还有啥不放心的？于是，十八岁的宋沂蒙背起行李就回了老家，和二爷一家住在一起。
  二爷一家对宋沂蒙很好。二爷早上带他到地里学使牲口犁地，晚上骑车子带他到村子外边高粱地捉蝈蝈儿，二爷的蝈蝈儿笼子扎得可好看啦！房檐下挂了一排，二爷劳动之余，最爱欣赏蝈蝈儿大合唱。
  二奶奶有肺结核病，不顾自己的身体好坏，经常给他洗衣服，还把小树上结下的大枣，一颗一颗地收集起来，放在笸箩里，吊在房梁上，凉干了，留着给他在冬天吃，说孩子没有吃过乡下的苦，吃几个枣，兴许能补养补养。
  几个小叔，年纪都和他差不多，夏季，闷热的玉米地里，宋沂蒙从来不会落后，因为有小叔们帮着。后来，在原本已经十分狭小的院子里，几个小叔用了三天时间，为他盖了一间坯砖房子，让宋沂蒙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屋。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里，他们在一起下象棋，一起骑自行车到县城里去遛，还在一起谈论过女人。
  二奶奶去世好些年了，小叔们还在务农，并且都成家立业，有了小孙孙，八十年代以后承包了土地，他们种了一点经济作物，粮食够吃，钱够花，日子过得还可以。村里有了电灯，有了自来水，二爷家有了拖拉机，有了电视机，正在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走着。宋沂蒙也很想回去看看，可总没有机会。
  胡炜对宋沂蒙说：“你必须回去看看，咱不能忘恩负义！”宋沂蒙说：“媳妇说的很对！不去是不行的，可是钱呢？万一二爷过世，农村里办个丧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要花不少钱，人家还以为咱在北京挣大钱了，我这一回去，四邻八方的一伸手，没有万把来块恐怕过不去！咱手头又不宽裕，谁能体谅咱们？”胡炜不作声了，半天才说：“你说咋办就咋办！反正一定要对得起二爷一家！”
  两口子商量着，只好拖几天再说。没想到这么一拖，老家里又一次来信说，二爷已过世了，丧事也办妥了。宋沂蒙觉得再不去不好了，就告别了妻子，独自一人回了山东德州老家。
  山东德州，在河北与山东两省交界处，历史上曾划归直隶管辖，居民生活习惯、语言都与冀南地区差不多。宋沂蒙坐火车到石家庄，又换乘长途大巴到了德州，然后又找了一辆三轮摩托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老家宋各庄。
  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边上，宋沂蒙给了车主十块钱，然后下了车。他背着一个人造革包，进了村口，原以为进村后，老家的人会夹道欢迎一番，可是他想错了。
  他走在村子里泥泞的小道上，两边人见了他，谁也不跟他打招呼。其中有的人还似乎很面熟，是侄子辈儿的还是叔叔辈儿的？记不清了。这是不是宋铁匠家里的小三？那年这孩子才十一二岁，如今都长成一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比老铁匠还壮实了许多。宋铁匠的小三也认出了他，可是那目光仅仅在他的身上停留了极短暂的时间，就躲开了。
  宋沂蒙心里纳闷，这村儿里的人怎么啦？
  宋沂蒙进了自家那条胡同，这里变化不大，墙壁仍然是那堵墙壁，房子仍然是那些房子，小路仍然是那条小路。门敞着，他一脚踏进了二爷家的院子，二爷家里的院子还是三十年前那般模样，正房多了一些斑驳和沧桑，东屋和西屋歪歪斜斜的，很难想象这里头还住着人。惟一不同的，就是那间曾经属于自己的小屋不见了，院子里长着一棵粗大的枣树，树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大红枣。
  啊！这是二奶为自己种的那棵小枣树！
  宋沂蒙在枣树下站了好久，一个穿着一件旧蓝布制服上衣和一条的确良绿军裤、身子佝偻的老人从外边进来，宋沂蒙怔住了，这是谁？一张变形的脸颊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褶皱。他的目光呆滞，眼睑上长了一些赘瘤，嘴唇和下巴上的灰白胡子拉拉茬茬的，胳膊上还戴着孝。宋沂蒙形影绰绰地认出来，这就是大叔宋朝恩。大叔不过比自己大一两岁，怎么会老成这个样子？三十年前，宋朝恩是基干民兵，身高一米七三，整天背着大杆枪，威风凛凛的，现在却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大叔也认出了他，便咧开了嘴笑了，露出了一排稀稀拉拉发黑了的牙齿。大叔慢腾腾地说：“来啦！来了好！”宋沂蒙激动地上去拉住大叔的手，那双手粗糙、坚硬，像钢锉一样。大叔把手抽了回去，表情很不自然地说：“走，那院去吧！这里早不住人哩！”
  宋沂蒙这才明白，这个曾经居住过二爷一家五口的热闹小院，后来变成二爷一个人独自居住的地方，其他人都在外面有了新住处。
  早先的场院里有间磨房，一头蒙眼的灰毛驴拉着石碾子磨面，使用不起毛驴的人家，就只好人力推磨，大闺女、小小子、老婆子，推着石碾子，“吱呀呀”地响。磨房旁边，有一间泥和草糊成的小屋，里边住着一位被日本鬼子打疯了的三爷。
  如今，磨房不见了，三爷也不见了，场院里盖起了好几排崭新的房子。三个叔叔辈的伙伴在这里建立了新的基业。噢！院子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井台儿，当初，这村里只有这一口甜水井，为了喝到些甜水，人们天不亮就要起来，因为这井里的水很少很少。过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不得不到一里地远的村西头去担水，那口井的水不少，可是味道却又咸又苦，宋各庄的人们就是靠这口苦水井繁衍生存。宋沂蒙想起那口苦水井，当年，他也像村里所有的男女青年一样，在那口井边挑水。
  冬天，那井台儿上结着冰，铺上了防滑的干草。他还是不小心滑倒，差点儿落到井里，这时，有一个陌生的姑娘把他扶起来。他想说声谢谢，那姑娘却向他嫣然一笑，挑起担子，颤悠悠地离开。
  那姑娘长得很美，高高的鼻梁，明亮的大眼睛，黑黑的长睫毛，她的头上扎着印着梅花的手巾，身材结实而苗条，她挑水的姿态优美动人，像云雾里飘逸的仙女。后来，宋沂蒙才知道这姑娘是公社武装部长的新儿媳妇，那部长的公子是个长相如鼠，品格平庸的人，记得自己当时还着实惋惜嗟叹了一番。
  看见了那井台儿，让宋沂蒙回到了那难忘的冬天，想起那女郎挑水的款款倩影。
  大叔让宋沂蒙进家，取来一个烟袋子递给他，憨笑地说：“抽不？”宋沂蒙不知道该站着还是该坐着，一只手拎着包，一只手赶紧摇摆着说：“不抽，不抽！”
  大叔蹲在地上，只顾“吧嗒嗒”地抽着烟袋，闷着头不说话。大叔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再是那意气风发的基干民兵，也不是从前那个爱说笑话的小伙子，他沉默寡言，把满腹心事隐藏起来，让人感到深不可测。宋沂蒙寻思着说些什么好，想问问二爷的事，又怕勾起伤心事。
  正在这时候，屋外传来一阵说话声和铁锹等农具的碰撞声，原来是叔婶等人从地里劳动回来了。三个婶子都是泼辣的农村妇女，有的穿得花花绿绿，有的仍然和六十年代的农民一般打扮。她们一进门就抢着拧开自来水管子用手捧着生水喝，喝完水，解了渴，才看见屋里有个生人，于是就叽叽喳喳地吵吵起来：“老大，你做啥哩？有客人来，也不招应着，抽那玩意儿作啥？”
  二叔宋朝义、三叔宋朝忠都认出来了，原来是北京的侄子回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叫声：“沂蒙是不？回家啦？”说完，弟兄仨一块儿落泪，宋沂蒙的眼眶也红红的。这三个叔叔，长得一个模样，三十年没见面，岁月无情，田间劳作，风吹日晒，都老得不像样子。宋沂蒙和他们的年龄相仿，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北京，他的生活条件都好得多，因此显得比他们哥仨年轻了十几岁。宋沂蒙见了这三个叔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假若自己不去当兵，在农村里呆一辈子，也许比他们还要老。
  婶子们听说是沂蒙回来了，便噔噔地跑回自己屋，纷纷拿来大枣、花生和甜瓜，一古脑儿都放在方桌上。在宋沂蒙看来，这三个婶子长的一个模样，四五十岁的年纪，动作麻利，说话爽朗，待人热情，在她们身上依稀可以看到二奶奶的影子。
  几个青年男女和一群小孩也吵吵嚷嚷地进屋，这些青年和少年，穿着打扮与城里人差不多，有的还穿着料子和作工都极差的西装，敞着怀，不用说，这是叔叔们的子孙。
  宋沂蒙觉得是时候了，就打开人造革包，取出礼物，准备分给他们。可是，没有等到所有人都拿到礼物，大叔就瞪着眼，在鞋帮子上磕烟袋里的灰，那些小字辈儿的，便安静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溜了出去。
  宋沂蒙记得，当初在老家落户的时候，村里的人很喜欢热闹，每逢谁家里来了客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挤满了一屋子，看生人跟看猴儿似的。平时，一个村子里的人见了面，总是要打声招呼，说声：吃了没？可是现在，他觉得这里的风俗习惯变了，路上人见了人也不打招呼，低着头，一擦肩就过去了，那些老套话也没有了。这次，他好不容易从北京大老远回老家，几个叔欢喜是欢喜，可是也没有太多的话，婶子们的态度虽然还热情，话也不少，可是总让人感觉有些表面化。
  晚上，婶子们为欢迎宋沂蒙的到来，特地包了一顿猪肉大葱馅的白面饺子，还是家乡的风俗。天很黑了，家里人在大叔的许可下，才拉亮了电灯，又打开了彩色电视机，电视机里出现了外国老娘儿们，还响起好听的音乐，让屋里所有人的心情显得愉悦起来。大家无所顾忌、有说有笑，有的还跟宋沂蒙谈美国总统大选和港澳回归的事，这使宋沂蒙感到，现在的家乡农民，尽管与以前有着许多习惯上的相同，可是，他们不再是愚昧的，他们关心的比他们的生活范围更为宽泛。
  当天晚上，宋沂蒙和几个没成家的堂弟挤在一条炕上睡觉，这感觉和三十年前大不一样。炕又硬又凉，莫名其妙的小虫咬得他身上净是包儿，痒得厉害。小伙儿们打着呼噜像摇滚乐，又像竞技场上的拉拉队，闹得他整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由大叔领着，宋沂蒙到村子东头去看了二爷的坟墓，新新的坟墓前还放着一个简单的花圈，不久前燃烧过的纸灰散落着，小风吹着几枚纸钱团团转。
  宋沂蒙跪在地上，在二爷的坟前磕了头，然后又站起来，深深地鞠躬。二爷在他心目中印象太深了，在某些方面二爷的慈祥和真诚的关爱，弥补了父亲的不足，二爷的品格，音容笑貌，让他一生难忘。
  太阳老高的时候，宋沂蒙回到村子里。三个叔叔围着他，开始唠唠叨叨说起给二爷办丧事的经过，这个说，请了多少人，摆了多少席，那个说，置办的什么棺材，穿的什么寿衣，还说总共花了不少钱，给东邻借了多少，西邻借了多少。宋沂蒙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于是，就主动从口袋里掏出两千块钱交给他们说：“不瞒三位叔叔，最近手头紧张，拿这些救救急，以后想办法再寄些来！”
  大叔也没说什么，默默地把钱收了起来，其他两个叔也不吭不语。宋沂蒙抽不冷子瞧瞧三个叔叔的表情，见他们都没有不乐意的表示，于是就放下心来。大叔盯着他，把烟袋锅子往鞋底子上一磕，慢条斯理地说：“咱乡下有啥？需要啥？你说！”宋沂蒙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要什么。
  二婶和三婶二话没说，笑嘻嘻地转身跑回自家取东西。大叔的脸上表情平平淡淡，依然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从板凳上站起来，慢悠悠地走到里间屋，不一会儿，就抱出一个圆圆的，带盖的罐子，放在方桌上。宋沂蒙一看，这罐子比篮球还大些，釉色浅绿，自上而下布遍了整齐的条纹，上面还有个刻着莲花的盖子，罐子保存得不错，只是盖子边沿有一点小小的磕碰。宋沂蒙不禁暗自惊喜，他印象里，书上有这种东西，是不是宋元时代龙泉窑的东西？如果真的是龙泉窑的，价值恐怕不低于五十万元呢！
  宋沂蒙学着潘家园那些一心想拣个漏儿的人，努力按捺住内心的欢喜，表面上不动声色。他看着大叔把罐子盖掀掉，里面露出了满满一罐子鸡蛋。宋沂蒙伸手去取那些鸡蛋，但是被身旁的大婶子上来阻住：“别慌！俺来！”大婶子小心翼翼地把鸡蛋一个一个地拿了出来，在她看来，罐子里的鸡蛋要比罐子宝贵的多。大婶子把鸡蛋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只篮子里，交给大叔满满脸严肃地说：“弄踏实喽！”
  大叔双手捧着篮子，像捧着件宝贝，一步步地走回里间屋，把它放在炕洞里，然后用块旧报纸盖上。大婶很随便地把那罐子朝宋沂蒙身边一推，笑眯眯地说：“这是不是老物件？俺嫁过来那年就有，俺娘说她老人家嫁过来的时候就有！”
  大叔把鸡蛋放好了回来，木讷地说：“这是个物件，你喜欢不？”宋沂蒙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元钱，对大叔感激地说：“东西我拿走了，为的是做个纪念，这钱你们收下！”没想到大叔婶二人一齐摇着头，表示坚决拒绝：“一个罐子是啥？咋能要你钱哩？不成不成！”宋沂蒙死活朝大叔的口袋里装，大叔死活不要，就这样推推搡搡，僵持了好一阵子，最后大叔只好收下，当他把钱塞进口袋的时候，竟然满脸涨得通红。
  大婶是个痛快人，她打着圆场，讲起乡里人的传说：“老人说，凡是老物件都有种紫光紫气，物件越久远，紫光紫气越重，家里放件老物件，紫光紫气能把所有的一切罩住，去病、防灾、延年益寿。村东头老疙瘩家有件宋朝的佛像，这家里人个个长寿，代代长寿，灵验得很！”
  大叔听了这话，一脸无所谓，他自言自语地说：“活那么大岁数做啥？孩子小的时候，欢喜和大人在一块儿，孩子多了，大人烦。等到大人老了，离不开孩子了，可孩子烦！孩子和大人总欢喜不到一块儿。依俺说，人可别活起来没完没了，老了老，越老越让人烦！早死早享福！”大婶打住丈夫的话，赌气般地说道：“谁说死了能享福？俺看，到地狱里，要受更大的罪！”
  二叔和大叔长得差不多，性格也相似，他和大叔坐在方桌两侧，一边一个，面对着面抽烟袋。二叔慢吞吞地说：“谁知道人死了以后是啥样？兴许是另一番景象哩！中国人多，死就死了，就这么一瞪眼的工夫，人死了没准是好事儿哩！”大婶子听二叔说死人的事，勾起了她一桩桩心事，她忧心忡忡地地说：“唉！说得是！这年月得的起病，看不起病！上一趟医院，少说几百块，住院几千块，开刀几万块，几十万块，俺要是得了啥大病，就不看病，费那钱作啥？”大叔、二叔说罢，其他的人都不吭声。
  这时，二婶、三婶先后跑回来，送来几个老盘子老碗，其中有一件花觥还打上了锯子，宋沂蒙更加高兴，没二话就把东西装了起来，没有提钱的事，人家也没要。
  42
  宋沂蒙怀揣意外收获回到北京，激动得一夜没睡觉，他悄悄起来好几趟，把那几件盘子碗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觉得好。宋沂蒙足足折腾了一夜，胡炜也没睡好，早晨起来头昏眼花的，气呼呼地嚷：“你发神经呢！赶快找人看看吧，你那些破玩意儿，说不定全是假的！”
  宋沂蒙大不以为然，连连辩解：“老家拿来的宋代龙泉窑，还能错得了？起码值五十万！”胡炜把嘴一噘，挖苦地说：“财迷吧你，值钱的宝贝能落你头上？怪啦！”
  宋沂蒙越想不服气，决定请祁连山来鉴定一下，打算用事实教育妻子，同时为自己争口气。刚好，家里装上了电话，有了这玩意儿，和外边联系，比以前方便多了。宋沂蒙一个电话打给祁连山，两人立刻通上了话。祁连山的通讯工具更先进，他早就有了“大哥大”，原来是大砖头，后来是模拟型，现在又换成数字的了，腰里一边儿掖个ＢＰ机，一边儿掖个手机，全副武装，显得身份特殊，也是图个联络方便。
  祁连山听说宋沂蒙从老家得了宝贝，分秒没耽误，马上带着金秀香赶到香山。那天恰巧是星期天，胡炜也不上班。宋沂蒙见“祁大师”来了，就让胡炜沏上一壶好茶，自己兴冲冲地把大绿罐子取出来，祁连山还没顾得上说话，金秀香就嚷起来：“这东西，俺家里有的是！”
  宋沂蒙不满意地说：“怎么可能？这是宋龙泉！”说着，就去看祁连山的表情。这时，胡炜捅了一下宋沂蒙说：“你也不看看谁在这儿！别不谦虚！”听了胡炜的话，宋沂蒙笑了。
  祁连山也笑了，他略微沉吟了一下，然后连磕巴也不打，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根本不是龙泉！是民国时磁州窑的产品，在河北、山西及山东北部一带相当多，从特征上来看，的确与龙泉窑的东西有相似之处，可是你好看看，这个只是绿釉，连青瓷也不是！”
  听祁连山说，这东西连青瓷也不是，宋沂蒙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儿，得！一晚上的梦也白作了。胡炜见宋沂蒙的脸色不好，情知他的发财狂想又破灭了，于是就在一旁讥讽地说：“宋沂蒙，你不说它是宋代的吗？起码要值五十万，还说不说啦？”妻子着实给自己一个下不来台，宋沂蒙又气又急，眼看就要发作，金秀香看出来了，赶紧说：“不错啦！是老东西就行！”
  祁连山很同意她的看法，就用一种安慰鼓励的口气说道：“是啊！民国的东西也是老东西，有纪念意义，这玩意儿的乡土气息挺浓的，放着吧！收藏这一行儿，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发财的！收藏也是个长学问的过程。”宋沂蒙和胡炜两人听了这话，都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不争不闹，一齐点头。
  祁连山又随便看了看其他几样东西，他说：“这几件也是老东西，清晚期的花觥，清代中期的青花加紫盘子，清代晚期的青花山水碗，还行，不过，这些东西残损得挺厉害，值不了几个钱！”听了祁连山的话，终于，宋沂蒙也想通了，宋各庄的人，世世代代都是老农民，几乎没有人做过大官儿，家里哪儿会有什么高级东西？还不都是老百姓家里的破烂锅碗瓢盆？
  祁连山把那几件老东西放到一边，心情焦急地对胡炜说：“这回要请大妹子帮忙，给金秀香做个检查，她最近老咳嗽，还喘不上气来，是不是患了哮喘病？”胡炜听说金秀香病了，心想是不是肺里出了问题，就赶快说：“没问题！不过必须先拍个胸片，今天我们门诊部就有值班的医生，不行就抓紧时间看看？”
  她觉得事不宜迟，什么都能耽误，就是病不能耽误！边说着，边拉着祁连山夫妻俩出了家门。胡炜雷厉风行的作风令祁连山和金秀香十分感动。
  宋沂蒙独自在家里欣赏他那几件老东西，这时，有人轻轻地敲打窗子。原来是崔和平来了，他每次来都敲打窗子，跟个特务对暗号似的。崔和平所在的基金会恰好有辆车到香山来，他就搭车来看宋沂蒙，主要是给他送一封信。看起来这小子挺忙，没说上几句话，他就匆匆忙忙走了。
  崔和平走后，宋沂蒙打开信，这封信是陆菲菲从国外寄来的。
  沂蒙：
  你好，终于接到你的信了。你所说的风筝，它的确没有断，可它浸满了雨水，它实在太沉重、太疲劳了，它飘了太久太久，终于有了一个落入人间的愿望。它想落进焚烧炉，将沉甸甸的过去毁掉，用自己的消亡，让所有牵累的人得到解脱。
  这风筝飞了三十年，时光让它变成一个将近半百的女人，它无法摆掉命运的恐惧，它思考了三十年，苦恼了三十年，它将用新的躯体去选择后半生。
  沂蒙，你我苦了这么多年，我们都会珍惜这漫长辛酸的经历！
  可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有一个人叫马丁，他很爱我，也很理解我，他和你一样都是好人！我相信你会理智地对待这些，亲爱的沂蒙……
  菲菲
  字的最后一行没用“你的”，只剩下“菲菲”两字，信的内容也太简短，而且郑重其事地提到什么马丁。宋沂蒙看完这封信，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难道这一切都结束了？
  这三十多年里，陆菲菲其实是个自由人，他无权羁绊人家，他可以有家庭，为什么人家就不能有家庭？
  他失恋了，一个已经是老资格丈夫的人竟然失恋了，说起来是个笑话，可这是事实。他失去了陆菲菲，三十多年来，他第一次真正感到陆菲菲的彻底的失去。
  从那一年在潮白河畔，他旧炽重燃，他把菲菲刻在心底深处，真诚地爱着菲菲。自从家里安装电话以后，他不自觉地坐在放电话的位置旁边，就这么守着，恍恍惚惚等着，痴心妄想地盼着，想什么？盼什么？他难以说清。也许会有一天，铃声响起，来了一个海洋那边的电话。
  海洋那边的电话没有等来，却等来一封内容显而易见的信，有了这封信，他似乎再也见不到那披着白纱巾的女人，一切将成为历史，将化为灰烬，将变成痛苦的回忆。潮白河边那一回，他可没想到一只飘泊了太久的风筝会浸泡在雨水里，被天火焚烧，冒着湿漉漉的白烟，只一会儿就消失了，不存在了，连灰烬也没有。
  这些年来，他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妻子的个性以及粗放浓重的爱情，也给他添了一点不多不少的压力。他长期压抑和不舒展，内心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都使他本能地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
  他企盼一个女人的理解和温存，他向往一种被他认为是完美的爱，哪怕这种爱是遥远的，忽隐忽现的，哪怕这爱总有一天不属于他。
  为了一条可望不可及的双轨，他终日里徘徊、苦闷。他的生活时而变态，有困扰，有难以忍受的阵痛。他对陆菲菲的爱是从一个处男开始，他多么希望到了划句号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处男。
  失去了，简简短短的一封信，就宣告了一个爱情时代的结束，轻轻松松地画上了句号。但他觉得这个句号，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他心里炸开，血和脑浆飞溅。他失去了自我，本应该理解的却很不理解，应该接受的却无法接受，他根本不像一个经历了许多磨难的成年人，却像一个陷入迷茫爱情的毛头小子，他想把头向土墙上撞去，留下一片血迹。
  风筝没有断线，然而它在和大气的磨擦中焚毁了，变成了纸灰和粉末儿，变幻成为另外新生的女人。这结局是无法挽回的，这新生的女人不再是从前的陆菲菲，不再属于自己，她属于太空，属于什么马丁，属于宋沂蒙未知的一切。
  它像一场甜美的梦，醒过来就融化了。
  在失去陆菲菲的同时，他越发感到生活压力太大，活下去太难，感情上的挫折，事业上的坎坷，使他喘不过气来，尽管他百般挣扎，也寻找不到出路。
  他走来走去，爬来爬去，犹在半夜里，犹在梦里。他幻想捞月亮却捞不着月亮，捞着了许多伤感丢掉了机遇。长着果实的树枝太高，通往幸福的路太远，河里的草太多，浮了又沉，沉了又起。
  他似乎是一个襁褓里的老人，离从前远了，离未来不远了，疯狂的命运之神缠住了他的脖颈，不让他变大，他挣不脱，只有呻吟，想着站起来却软弱无力。
  他觉得陆菲菲不是归属了什么马丁，那是一个随意编造出来的人，陆菲菲也抗争不过命运的折磨，她要死了，要与她爱的人诀别，与永无结局的结局诀别。宋沂蒙猛地想到这种可能，他被噩梦般的猜想激怒，冲出了房间，仗着一股邪气，攀上香山“鬼见愁”。
  深秋的香山，浓郁得鲜红，满坡的红叶覆盖着，犹如一块完整的毯子。枫叶覆盖的不是山岩，而是一副蠕动着的躯体，这躯体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前生经受过磨难的人？宋沂蒙站在一棵枫树下，双腿微微有些发颤，他觉得天地都在旋转，他被炫目的红色震动着，他的灵魂早已脱离了他的躯体，飞掉了。
  他孤独地在山坡上立着，浑身瘫懒，几乎要倒下。恍惚间，他在远处冥冥飘渺的树丛中，看见了一座琉璃红墙的庙宇，影影绰绰，好像是飘在云间的仙居。一条朦胧的小路，似那薄薄淡淡的缎带，从庙宇那里洒了过来。从小路上缓步走来一位鹤发童颜的僧人，僧人在他身边落定，和善地对他说：“居士何故徘徊？独自叹息，斯天斯地，要贫僧释否？”
  宋沂蒙目瞪口呆，他怀疑面前发生的一切，莫非自己已经落入了阴间，恍惚间他下意识地从鬼见愁上跳了下去。然而就在坠落深涧的时候，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托起，使他飞了起来，返回地面，然后又稳稳当当地坐在地上。僧人和他面对面盘膝而坐。僧人手中捻着一串佛珠，那佛珠是玛瑙的，是红莹莹的，宋沂蒙那颗破碎纷乱的心重又归拢了起来，他的寒血又逐渐热了，在周身的血管里开始流动。
  僧人长着两道白色长眉，双目炯炯有神，他用长袖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弧，手指直封宋沂蒙的额头，只听他抑扬顿挫、念念有词地说：小堤遇相知，纵欲戏婵娟。马蹄试郊野，撩惹两情欢。几度红泥溅，粉黛凝脂浅，甘渴逢雨露，淑女醉花眠。黄花散凋零，雅士衣襟乱。湖畔飘白絮，莲塘惊芦雁。瘦柳沁春早，鸡雄催阳晚。
  啊！果真幸会一位高僧！正踌躇间，那老僧又侃侃而谈：“生灵者有百年，八十年失意，二十年风光，得忍者幸甚，不忍者为亡，茫茫一生，仅有二十年风光足矣！”
  宋沂蒙见这位高僧言语深奥，便虔诚地问：“今年晚辈已过知天命之年，屡次创业，屡遭挫败，闯荡商海，一事无成，精神压抑，活得太难，有无解脱之法？”僧人白眉一动，闭着眼睛说：“若欲解脱，惟有一亡，与吾同行，极乐世界。若欲求生，磨难一世。在世一天，终有一苦，何惧？人间千般枷锁，乃己之束缚，与它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