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宋沂蒙从大西北回家探亲的时候，在一条胡同里曾与她擦肩而过。那时候的龙桂华还年轻，脸色略带着红润，胸脯高高的，结结实实，走路时微微的颤动，充满了弹性。一个女人的春天那么短暂，才过去没几年，龙桂华变得几乎让他认不出来了。
  在他面前的龙桂华，仿佛刚从磨房里走出来，浑身被汗水洗浴过，又沾了些灰尘。
  谁又能想得到，眼前这个疲惫的龙桂华，当年，曾经是学校里的一朵花。
  宋沂蒙记得，那年在篝火晚会上，龙桂华表演的新疆独舞把全校师生都给镇了，每一个人都睁大眼睛看着她，谁也不敢随便出声。那天晚上是属于她一个人的，除了音乐，会场上只能听到她有节奏的脚步声。夜幕下一堆火焰燃烧，火苗也随着节拍摇晃，龙桂华飞快地旋转，在火光的映照下，她的脸是红的，全身都是红的。
  许多有了青春萌动的男孩儿异想天开，有机会就献殷勤。有位年轻男教师，为了纪念那场令人难忘的演出，私下里写了一篇日记，后来，那篇日记不知怎么在学生中间流传开来。那日记里把龙桂华形容成一弯月亮，还说将来不知哪位神仙能够有幸采得这束春桂。
  有个流氓，一个曾经在宣武门城楼子上拜过老大的家伙也看上了她，天天拿着一把银勺子到学校门口等着她，说是要和她交朋友。同学们都为龙桂华担心，每到放学时间就把她簇拥在中间保护着。
  有一天下雨，同学们疏忽了，龙桂华独自一人出了校门。流氓举着油布雨伞上前搭讪：
  “龙桂华，今天我请你看电影！”
  那流氓也就十七八岁的光景，个头儿不高，嘴唇上边长着毛绒绒的胡须，眼里冒着傻气。这家伙故意装成十分老练的模样，把银勺子伸过来，让龙桂华拿，按黑道儿的规矩，谁要是拿了银勺子谁就是他的女人。
  龙桂华看见了那把银勺子，觉得很可笑，龙桂华一把就抢过那把银勺子，朝远处扔去。“当啷啷”，银勺子在满是雨水的沥青路上滚了两下就不见了，掉进了下水沟。
  流氓慌了，连忙扔掉了油布雨伞跑了过去，趴在下水沟边儿翻拣，不多会儿，他浑身沾着泥浆站起来，手里拿着那把银勺子。流氓追上了龙桂华，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一边叫：“你已经拿过了我的银勺子！”
  龙桂华披着一件短短的蓑衣，这是小时候，父亲从成都带给她的，蓑衣有年头了，又破又旧，挡不住倾盆大雨，里边的衣服和书包都湿了。她慢慢地把头转了过来，与流氓四目相对。流氓看见的是一张流淌着雨水，端正、秀丽而温和的脸，一双柔和的眼晴里流露的不是斥责，不是鄙夷，而是姐姐般的怜悯。
  那还不成熟的家伙像是被施了魔法，呆呆地一动不动，油布雨伞落在了地上也没感觉。
  龙桂华的目光像火筷子把他的心灼伤了，他畏怯了，觉得自尊心找不回来，不但找不回来，反而失去了更多。在这美丽的女高中生面前，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女人也有自尊，而女人的自尊要胜过男人百倍。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可以随意被男人欺侮。
  龙桂华用她的美丽，用女人本能的自尊，用她独有的温和力降服了一个流氓，这件事很快就在学校里传开了。
  龙桂华的学习成绩很棒，品行优秀，从初一到高三大考没得过一个4分。在校园里，她是个极为特殊的人物，无论她走到哪儿，都会有人投以异样的目光。
  1965年，她高中毕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她没有报考大学。大家都为她惋惜。一位年过半百，头发漆黑油光的数学老教师，平日一直把龙桂华当作是他的骄傲。他为此难过了好几天。他边叹气边摇头：“这孩子心里难啊！”
  1957年，龙桂华的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母亲带着五个孩子生活得很苦。孩子们都很争气，学习成绩都十分优秀，以龙桂华的成绩，她完全有实力考上清华、北大，可就在面临报考志愿的前夕……
  那天，她母亲哭得泪流满面，搂着她哽咽着说：“桂华，咱不考了，咱没那个资格……”
  龙家有那么多女儿，一个比一个小，作为老大的龙桂华从小就很懂事，她知道家里生活困难，她体贴老人的艰辛，也愿意早些参加工作，挣工资贴补家用，可她多么想上大学呀！
  “妈，让我上大学吧，只要四年我就毕业，只要四年……”她想说，她大学毕业了就可以挣钱养家。她还想说，难道仅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不能上大学深造？她把这句话咽了回去，她害怕触痛了妈的心。
  妈抹着泪走到桌子前面，哆哆嗦嗦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龙桂华的眼前一阵模糊，原来这是一封离婚证书。家里的空气凝固住了，屋顶又黑又低，仿佛快要塌了下来。
  纸上盖着血红印章，那么清晰、残酷。父亲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已经八年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妈吃了数不清的苦，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可她都走过来了，她没有一点埋怨，她的心没有离开过远方的父亲。龙桂华怎么也想不通，已经八年了，也许爸爸就要回家了，一家人苦苦相盼的日子就要熬到头了，妈为什么要在这最后的日子离婚，以这种方式来了断多年的夫妻感情，拆散这即将团圆的家庭？
  龙桂华和妈相互搂抱着伤心地哭，四个妹妹也抽抽哒哒地站在旁边哭，一家人哭了整整一夜。
  太阳刚刚升起来，月亮还留在天空上，一群警察闯进家门。妈紧紧拉着最小的妹妹靠墙跟儿站着，双目茫然，不出一点声音，龙桂华吓得挽住妈的胳膊，心里“得得”跳个不停，两腿发抖。一个警察给妈带上乌黑锃亮的手铐，还故意把齿卡得紧紧的，然后唬了一声：“走！”
  嘈杂中，龙桂华听街道干部厉声对她说：“知道吗，你妈是派遣特务！”街道干部的话犹如惊天霹雳，把龙桂华和她的妹妹们击倒了，爸是反革命分子，妈是派遣特务，那她们就是社会上最受鄙视的一代，这天果真塌了！这个家也塌了！
  妈到了公安局，她不做任何辩解，人家问什么就承认什么，很快，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女儿们想去看看妈，可没得到批准。没过两年妈就去世了，据说是患了重病。这个来自西南世家的女人，经受不起一连串的残酷打击，在铁窗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妈走后，家里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难。为了吃饭，孩子们把家里的东西几乎都要卖光了。龙桂华初中毕业的时候，各科全得了100分，妈高兴极了，送给她一幅明代陆治的字，还说那是爸最喜爱的东西，让她好好藏着。她不忍心见妹妹们饿着肚子，几次想把这幅字卖了，可是她咬咬牙忍住了，她心里说：“留着吧，等爸妈回来！”
  龙桂华横下心来到街道报名参加了工作，她只想挣钱，养活正在读书的四个妹妹。她曾经如此痴迷地幻想未名湖，还有清华园，然而她面前的一切在倾刻间坍塌了。不是象牙塔塌了，而是她六年努力奋斗的路塌陷了，她被沉重地甩在泥土和石块儿堆积的深坑里，永远不可能再爬起来。
  龙桂华选择了一天下午，悄悄地来到学校办手续。她勉强地面带笑容地走在校园里，她在胸前别上了一朵黄色半只莲，她要告诉人们，龙桂华是真正的优秀学生。
  学校虽然放暑假了，可校园里的人不像她想象得那么少。新升入高三年级的学生趾高气扬，意气风发，仿佛他们已经有一只脚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一个低年级的男学生在踢球，“哐当”一声把大教室的玻璃窗踢碎了，几个女孩儿吓得尖叫了起来，而那闯祸的男生却满不在乎地抹抹脸上的汗，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掉。
  就在这不大的院子里，她度过了六年的时光。在这儿，她带领全校学生唱过《国际歌》；在这儿，她和师生们听过何长工的报告，听老人讲述和毛主席一块儿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战斗故事；在这儿，她教几百名男女同学跳集体舞，准备在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度过狂欢夜。那时候的她，曾经是多么引人注目！
  可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人们欢快地面对面走来与她擦肩而过，看见了她却都装作没看见，她突然觉得这所学校已经不属于她，她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右派反革命分子和派遣特务的女儿从学校的花名册上被勾掉。
  有几个平时最要好的女同学十分挂念她，她们在校门口悄悄地等着龙桂华，等她从学校里出来，就把她围在中间，关心地问：“桂华，你分配在哪儿上班啦？”
  龙桂华的心情虽然很沉重，可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乐观。她望着大教室那扇被球碰破了的窗户，那里面是一个深邃漆黑的天地，以后，她就要走进那片天地求生存，为了自己也为了妹妹们。那片天地将给她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里面有荆棘，有火，然而她不得不进去。
  一切都发生了，无可挽回了，想到以后还要生活，她心里平静多了，于是她不假思索，诙谐地说：“二炮！”
  当兵是中学生的向往，同学们还以为她到第二炮兵部队文工团当演员了，纷纷惊讶地望着她，惊讶中含着许多羡慕。龙桂华见同学们如此情状，觉得很好笑，便拍拍手笑哈哈地说：“你们以为什么呀？北京第二灯泡厂！”
  龙桂华在第二灯泡厂度过了许多时光，她由一个出众的高材生变成一个辛劳的女工，然后又长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是初级品车间的工人，她用嘴去吹制灯泡儿，一个一个像梦幻一样透明而脆弱的灯泡儿产生了，包装成箱送到千家万户。女工们吹制的灯泡儿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她的同事，那些同样吹灯泡儿的女工们，经不住火的熏烤，像一朵朵鲜嫩的花渐渐凋谢了、萎缩了，可龙桂华却越来越水灵。
  她长得很标致，瓜子脸，眉毛细长，眼睛弯弯，像将要蚀尽的月亮，她的身材好，皮肤又白，她的打扮与众不同，在炎热的夏季里，她经常穿着一条短裤，露着两条极富诱惑力的长腿，大冬天的时候，她却穿着一件薄薄的、紧紧箍住身子的小棉袄儿，苗条而丰满，胸脯隆起，臀部不大不小，线条流畅。
  她的性格开朗大方，她在干活儿的时候话虽不多，在休息的时候却充满了欢乐。她爱唱歌，会吹口琴，还会写娟秀洒脱的毛笔字。她仿佛对所有的人都热情，有求必应，不会轻易得罪任何一个人。她会不厌其烦地帮人到食堂打饭，她会牺牲个人休息时间，陪伴同宿舍的女友逛街买东西。在男青工面前，她不拒绝殷勤，对那些开过头的玩笑，也仅仅是一笑了之。
  可是，她的笑容里隐含着那么多的忧郁。龙桂华笑完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叹气。她想起不少难过的事情，想着想着就落泪。她想得最多的是妈妈，在监狱里只度过了两年时光就死去的妈妈，妈死的时候一定很可怜……
  她听说妈去世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间里吹灯泡，火熏烤得她汗流满面，眼睛都红了，流下了泪，她随手抹去了汗水和泪水，然后又莫名其妙地笑了一回，妈妈的去世仿佛并不突然，她在梦里梦见许多回了。那天晚上，她躲在被窝儿里流泪，枕巾湿了一大片。从那天起，她就开始失眠，每天晚上都是她最难熬的时候，夜很黑很长。
  龙桂华刚过二十岁就匆忙结了婚，和丈夫搬到了观音庙居住。丈夫是京剧团的鼓师，姓方，比龙桂华大十来岁。丈夫患有“夜游症”，犯病的时候劲头很大，院子门上的铁锁一扭就断，关也关不住他。
  龙桂华不爱他，嫁给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免费听戏。她小的时候，妈常带她看戏，她只有听戏这么一个爱好，一坐到戏园子里，什么愁苦全都忘了。她常常被戏里的人物所感动，为王宝钏的坚贞而震撼，为杜十娘的命运而悲伤，为梁红玉的英武而振奋，为崔莺莺的爱情而缠绵。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龙桂华，说姓方的和观音庙饭馆里一个烙烧饼的女人关系不正常，龙桂华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她以为别人跟她开玩笑，于是也就一笑了之。姓方的自从结婚后，一回家就泡在她的身边，五分钟一搂抱，十分钟一亲吻，夜夜不空闲，简直把她当做了宝贝，这还不够满足？
  有一天，民警把姓方的扣了，大半夜里派人来通知她，说姓方的和那烙烧饼的娘们儿跑到天坛公园，钻到烂草丛里乱搞。
  龙桂华满脸铁青地到派出所把丈夫接了回来，打算好好数落他一回，可姓方的却嘻皮笑脸地讲了一大套理由，他说他如何爱着龙桂华，还说老婆是老婆，婊子是婊子，男子汉大丈夫哪个不风流？
  龙桂华说不过他，气得回了自己的家。姓方的多次登门谢罪，跺着脚、指着鼻子发誓，天打雷轰之类的话都冒了出来，好说歹说把她拉了回来。龙桂华很年轻，她无法知道到底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从那时起，她产生了为人妻的沉重压力，她觉得女人是男人不舍不弃、随意摆弄的工具，早知道这样，当初不如不嫁人！
  龙桂华心想，这回总得消停一阵子了吧？
  一天夜里，龙桂华独自一人昏昏沉沉地躺着。突然，听见自家窗户“梆梆”响，她的心吓得“咚咚”直跳。
  胡同对面管传呼电话的肖老头喊：“桂华、桂华，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老方快不行啦，在协和医院抢救哪！听见没有？”肖老头好一通儿喊叫，把邻居们都惊醒了，一个个都揉着眼睛从门缝儿里探出脑袋来看热闹。
  龙桂华的脑子“轰”的一下涨得老大，姓方的又闹出事儿来了！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老头喊的是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人。她咬牙切齿地骂：“要死就死去吧！”龙桂华用被子把头蒙了起来，任凭肖老头在门外不住喊叫，就是不答应。
  肖老头还是在喊叫，龙桂华实在无法再躲在被窝儿里，她磨蹭了好一阵，才勉强爬了起来。她穿上件衣裳，骑上自行车往医院跑。
  原来这姓方的不思悔改，又勾搭上一个剃头的女人。当晚他是在剃头的女人家里搞得有点过度，心脏出了毛病，被那女人送到医院。那女人还挺仁义，往龙桂华家里打个传呼电话了。姓方的在医院里吸了氧，吃了药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不敢言语，他知道这回闹大了，妻子一定饶不了他。
  龙桂华没跟姓方的闹，她不吭声，她过够了。于是，她离开了方家，还带走了两周岁的女儿小红。她也没有回娘家，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实在没地方住，她背着小红跑到厂里。车间主任很同情她，允许她在一间库房的过道儿里搭了一间木板房，娘儿俩挤在里面凑活着住。
  后来，她与姓方的离了婚。
  那个曾经关心过她的车间主任经常给母女两人送吃的、用的，有时还泡在木板房里不走，一泡就泡到夜里十一二点钟，周围的人们在背后开始议论，渐渐地传来了各式各样的说法。
  龙桂华终于受不住，带着女儿又走了，她离开了“二泡”，成为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干什么去了，厂子里很少有人知道，人家都说龙桂华走得很远，可能已经不在这座城市里了，一个女人带着幼小的孩子肯定不容易，吃的、穿的都靠着她一个人，总之很难、很难。
  她的身上一定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龙桂华被人们拥挤着上了公共汽车，宋沂蒙没挤上去，他还把自己当作一个军人，自觉地把这次乘车的机会让给别人。
  44路公共汽车冒着灰白色的烟，沿着宽敞的二环路走远了，带着当年的高材生和满满的一车忙碌的人们。龙桂华消失了，那朵黄色的半只莲淹没在人堆儿里，也许在那人堆儿里还有着牡丹花、丁香花……各式各样的花儿汇合在一起，祭祀着沉重的历史。
  2
  宋沂蒙与龙桂华不属于同一类人，他从小在育才学校读书，那是个有着革命传统、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制学校。
  宋沂蒙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虽说没有啥病，可比起其他吃钙片儿长大的男孩子来，他就是个半拉子病号。他跑三十米倒数第一，跳高倒数第二，排球比赛硬是把他安排在女生一边儿，在女生这边儿他也不算主力队员，女生里有好几个要比他强壮得多。
  后来，他上了普通的中学，他的老爹与育才学校其他同学们的老爹相比地位不算高，可到了新的普通学校，他居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就这点儿特殊背景，使他在学校里获得了不少特殊的待遇。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尤其是语文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可他不言不语，不会联系群众，在学生中的威信不怎么样。有一天，年轻潇洒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宣布：“由于宋沂蒙的学习成绩和家里的情况，校党支部决定让他担任少先队大队委员！”
  大队委员是校级学生领导职务，应该是选出来的，老师为什么会指定他？宋沂蒙自己也糊里糊涂。可这个临时的大队委员把他从同学们中彻底孤立了出来，那段时间，没人跟他玩耍，没人诚心诚意地与他聊天，也没人到他的家里做客，他好像是其他星球上的人。那是一段最难受的日子。而且他的大队委只当了一个学期就被同学们轰下台了。自从他那次被“罢官”以后，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牢记当年的教训，再也不轻易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干部子弟。
  “根正苗红”的宋沂蒙，无论到了哪儿都有着那么点儿特殊，这大概就是人家常说的优越性。“文革”后期，学校里的同学大部分到东北兵团、内蒙兵团，或者到陕西、山西的农村插队，可是宋沂蒙却回到老家，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那里，他天天吃窝窝头就咸菜，每天要挑几担水，没想到身体很快就壮实了起来，肩膀宽了，腿肚子粗了，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形儿。只干了一年，谁见到他都说宋沂蒙简直变成了一条“车碾汉子”。
  后来，在老爹的安排下，他当了兵。在部队里，他摸爬滚打，样样不落后，手榴弹能扔四五十米，几次强行军拉练，他都走在连队的最前列，走着走着就成了连队的掌旗手，有谁相信宋沂蒙小时候是差点儿免修体育课的半拉子病号！他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又接受了正规的军事院校高等教育，并且当上了副团职的军官，这在原先那帮老同学中间简直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