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汇丽说：“老板，你不同意入股，那这三百万怎么办呢？”
  郑天良说：“你先拿着用，等收回投资后再说吧！”
  沈汇丽说：“既然你不愿投资，那就算我借你的吧，我给你打个借条。”
  郑天良说：“什么借不借的，你赚了钱当然不会忘了我的，打借条也太不讲情义了。”
  沈汇丽说：“我以公司的名义借钱，我也不会让你为难的。”
  郑天良当时脑子有点糊涂，也就没有坚持不打借条的事，而正是这张借条，使后来的故事发生了性质变化。第二天早上，沈汇丽开出了一张一式两联的借据，上面写着“借到人民币三百万元整，借期一年，利息按还款当年银行贷款利率支付。”
  郑天良当时不想要借条，可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于是在仓促中就将借条塞进了公文包里，回去后又很马虎地锁进了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郑天良接过电话一问，他的脸色顿时严峻了起来，原来是叶正亭打来的。啤酒厂三百多职工分乘十辆客车直接到了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省政府办公厅要求河远市和合安县领导立即赶到省城去将工人们领回来。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你们怎么一点迹象都没发现，厂子卖了后，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
  郑天良说：“我让沈一飞召集全体员工开了会，沈一飞还说职工非常欢迎这次改革，所以我就没去再做工作。这个事件肯定有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不去县政府和市政府静坐示威，而是直接去了省政府，这是有预谋的政治策划。”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给我回来后查个水落石出，谁破坏改革，我就撤谁的职，我就不相信，河远正气压不了邪气！”
  郑天良从沈汇丽的被窝里爬起来直接赶到了省城，叶正亭没去，他让黄以恒去了，郑天良和黄以恒在政府面前见面了，黄以恒说：“老郑，不要怕，多做一些思想政治工作，相信工人们会通情达理的。”郑天良气呼呼声地说：“这个沈一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在蒙我。”
  三百多工人将省政府门前的长江路堵死了，交通也瘫痪了，警察在维持着秩序，他们主要是防止工人们冲击省政府。工人们打着标语喊着口号，情形跟八九年春夏之交很相似，有点骇人听闻，好在最近上访的比较多，见多不怪了，因此警察们脸上还是比较平静的。工人们在寒风中打出了，“合安啤酒厂工人请求省领导为民作主”、“卖厂不得人心”、“将损失的国有资产夺回来”、“严惩卖厂的腐败分子”、“共产党万岁”等标语。郑天良看到这些标语心里很紧张，他发现这些标语很明显是针对自己的，他的心跳得很厉害。省信访办的主任还有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要求黄以恒和郑天良立即跟工人们进行对话，省委宁书记指示要缓和矛盾，防止激化，必须在中午下班前处理好上访事件，并对事件的进行调查。
  郑天良站在省政府门前，手里抓着信访办提供的话筒大声地说：“工人同志们，我是郑天良，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来帮你们解决问题来了。”第一句话还没说完，下面就哄了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卖厂可耻，还我碧源！”
  郑天良等口号声喊完，自己接着喊：“工人同志们，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是市委市政府适应改革形势做出的正确行动，是符合改革精神的，不改革没有出路，不改革没有饭吃。别的我不想多做解释了，但我今天向你们保证的是，工人们百分之九十明年要在中飞啤酒公司就业，我保证你们到外资企业后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我保证你们的养老退休金按月足额地交到社保局，这一切，我们都已经在啤酒厂转让协议中写得很清楚了。工人同志们，如果我今天说的话不能兑现，你们就一起冲到我家里去找我算账。”
  下面的工人们喊道：“我们不相信腐败分子的假话！”
  郑天良心里凉了半截，他没想到工人们公开喊他腐败分子。但他还是鼓足勇气喊道：“你们现在立即回去，明天由我和宣县长到厂里去跟你们签就业保证书，我说到做到。等到台商过了元旦后，再跟各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黄以恒也重复了郑天良的观点，而且表示市委市政府完全支持郑天良县长代表合安县委县政府做出的承诺。
  省信访办的胡主任也拿起话筒强调指出省里完全同意河远市和合安县做出的正确决定，请大家放心，党和政府对你们是负责任的，要以大局为重，立即回去，一切要坐下来谈，有话好好说。
  不到十一点的时候，工人们全都散去了。这时刚刚赶来的沈一飞被郑天良堵在省政府门口训了个鼻清脸肿：“沈一飞，你这个混蛋，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还用好话来糊我。你说工人们热烈欢迎改制就来了三百多人上访，如果不欢迎还不把省政府给炸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坐牢！你作为啤酒厂负责人，你要对这次事件负责。”
  沈一飞一脸委屈：“郑县长，我去做动员报告的时候，工人们还鼓了掌，没有人反对，肯定是听了谣言才来上访的。我只能按照你的要求做说服动员工作，但我防不了谣言，再说厂子卖了后，我实际上已经是个空架子了，说话也不管用了，你应该能理解我。”
  看着可怜兮兮的沈一飞，郑天良气得嘴唇乌紫。
  原来有人散布谣言说台湾老板兼并啤酒厂后，百分之九十工人要解雇，而且对解雇的工人生死不管，更可气的是卖厂只卖了个半价，四千多万被县里市里领导拿去私分了，每人都有份。工人们觉得市县领导合穿一条裤子，都是一些不管工人死活的腐败分子，有理也讲不通，所以就直接到省里来上访了。省委宁书记在“内部情况”上批示说：“合安半年内发生两起群体上访事件，这绝不是偶然的。希望河远市委和合安县委县政府要认真总结教训，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这个批示等于是批评，叶正亭打电话给郑天良让跟自己一起去专门就此次上访事件向省委宁书记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汇报。汇报结束后，郑天良回到合安再也没有追查是谁组织和策划了这次上访事件，郑天良在县委常委会上没有说具体汇报内容，而是说了这样一些话：“省委宁书记说，合安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措施也是得力的，上访事件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宁书记准备过一段时间来合安调研，要对我们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所以根据正亭书记指示，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做好迎接宁书记调研的全面准备工作，工业区企业一定要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宁书记的面前。”
  转眼间就过年了，年头岁尾的空气中飘满了火药的香味，郑天良第一次以良好的心情来体验过年带给他的成就和收获。市里对合安的班子已经有了初步的动议，元旦后，市委决定，赵根苗书记由于健康原因将调到市里任政协宗教委员会主任，宣中阳主持县里的全面工作，据说等春天工业区全面启动后，宣中阳任县委书记，郑天良任县长，这已经是不公开的秘密了。至于让宣中阳任书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在搞政治平衡，其实合安县的实权将牢牢控制在未来的县长郑天良手里，郑天良本来就不是一个等闲之辈。郑天良过年的时候，用大部分时间来回味五十岁这个年纪对于他最后的意义，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将工业区这个烂摊子重新收拾起来开张，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了，他觉得自己做一个市长也是绰绰有余的，最起码不比黄以恒差。
  过年的时候，登门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他实在记不清拜年的来了多少人，只是记住了没来拜年的人有几位，好像也只有两个乡的书记乡长没来，这两个乡的头是因为过了年就要退了，所以他们有胆量不拜年。郑天良让周玉英买了三百多个一次性纸杯，春节过完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六个了，因此来拜年的人数大约为二百八十四人左右。二十八个乡党政一把手和部分副职，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有一些有想法的普通百姓也来拜年了。
  拜年主要是送礼，送礼比较难听，所以拜年就是一个幌子，做掩护用的。
  断了一条腿的于江海从医院里出来后也到郑天良家拜年，他一进门就哭：“郑县长，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了，我这是为了县里的工作而致残的，可县里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平反，也没有个交待，我老婆要跟我离婚，郑县长，我是你一手培养起来的，你可要救救我呀！”
  郑天良拉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于江海：“大过年的，哭什么？你的事我当然是要管的，只是这一阶段忙于工业区的改革，所以县里还没来得及研究你的安排问题。凶手一定要绳之以法，我已经跟公安局说过多次，这个案子不能拖，不然合安的社会稳定就得不到保证。”
  于江海说：“郑县长，凶手没抓到前，县里能不能给我定个因工负伤，另外就是我都付出了一条腿，总该给我适当安排一下，如果实在有难度，，残联副主席也行，弄个副科级，老婆就不会跟我离婚了。”
  郑天良说：“这事还要跟宣县长商量，你放心，我会充分考虑你的事情。”
  于江海临走前丢下了一个信封，郑天良执意不要，于江海说也没带什么东西，这点小意思就算两盒糕点吧。在推拉争执中，残废于江海还跌倒在了茶几边，杯中残余的水也就此泼翻在地。于江海走后，从屋里出来打扫的周玉英发现了信封，脸上有些迷惘，郑天良将信封交给周玉英说：“你给我将钱收好，等过了年，全部上交县纪委。”周玉英数了数说一万块钱，郑天良生气地说：“想拿一万块钱买一个副科级，我绝不会让他得逞，想贿赂我，没门！”
  周玉英说：“你接收了那么多人的烟酒，每人送的烟酒都值千把块钱，不是贿赂又是什么？”
  郑天良说：“这不一样，烟酒是礼节性的，送钱就太肮脏了。”
  周玉英笑了起来：“烟酒不就是把肮脏包装了一下嘛，其实都一样。”
  郑天良说：“过年后，一些非亲戚朋友送的烟酒也要交到纪委去。”
  春节期间，公开送信封的共十一万五千块钱，这些钱都由周玉英送到了县纪委，而大部分塞在烟酒盒子里的领袖头像总共是多少谁也不清楚，赵全福万源等人拜年送的烟酒盒子里塞的都是银行很喜欢的纸，郑天良悄悄地将那些纸都送到省城交到银行里去了，他将一大堆纸换回了一张纸。将钱看作是纸就像恐怖分子拉登把“恐怖袭击”说成是“圣战”一样，比较体面。
  过了年后，郑天良感到工作轻松多了，他主要就是忙着接待陪同和参加各种宴请，还有就是奠基剪彩之类的事情。中飞啤酒公司从美国进口了一条罐装生产线，投产时郑天良参加了第一罐啤酒下线仪式，他接过了生产线上下来的第一罐啤酒，也接过了他为之呕心沥血奋斗来的沉甸甸的政绩，政绩不是商标，而是品牌的内涵。
  中飞兑现了诺言，让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重新上岗，一些感恩戴德的工人们在拿了第一个月高薪后凑钱给县政府送了一个匾，上面用黄铜镶了四个大字“爱民如子”，虽然这四个字有些封建色彩，但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
  孔令根经常过来，他包租了一套红磨坊的套房，他来的时候都要邀请郑天良去喝茶，但郑天良决不洗澡，孔令根也不勉强，他们相安无事地喝茶聊天。谁也没再提起过那笔三百万块钱的事，大家心里都很有数。孔令根知道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就不会有一百八十美元的让价；郑天良认为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合安啤酒厂就不可能成功转让掉全部产权，他们两人心照不宣地将茶继续喝下去，一直喝到郑天良走进了班房。
  工业区的缫丝厂、电子元件厂、水泵厂等所有企业在一九九九年春天的时候，好像喝醉酒睡了许多年后突然醒来，他们在资本家个体户的手里重新勃发出对市场的贪婪和欲望，就像一个酒鬼对酒的热情一样。合和回迁工程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空中延伸，而罗马假日花园则已经完成了一期工程的百分之八十，花园别墅式的楼房已经开始在炫耀最初的轮廓。郑天良春天的心情很好，酒量好像也与日俱增，他常常批评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这些资本家只顾赚钱，从来就不讲究朋友间的交流和谈心。”于是他们就从工地上撤回来陪郑天良喝酒聊天，最近郑天良突然对麻将感起了兴趣，几个资本家们经常陪郑天良在红磨坊打麻将，原则上一个星期打两次，每次输赢不能大，二三十张纸为宜，郑天良说：“我跟你们资本家不能比，来小一点，以娱乐为主。”资本家们都说郑老板话的就是有水平，娱乐为主，刺激为辅，所以每次郑天良只能赢上个七八十张纸。
  省委宁书记是春天来考察调研的，他看到热火朝天的工业区后，又听取了合安县政府的汇报，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合安的改革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所以要让省里的主要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不主张在经济建设中树什么典型，因为典型往往容易使一个地方为了面子和榜样而不顾实际地自我膨胀，好多典型就是在树过头后垮掉的，而且每个地方的情况也不一样，不可照搬，合安的经验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根据本县的实际进行了国企改革，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新路子。比如说你的工业区在产权制度上的改革是对症下药的，一个县的经济实力是救不了这么大工业区的，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需要勇气还需要胆识，虽然有些波折，但毕竟成功了。当然了，你们河远有正亭这样的经济专家主政，有以恒这样经验丰富的同志共同努力，省委省政府对河远和合安的改革是充满信心的。”
  省委宁书记的话让郑天良最激动，因为讲合安改革的成绩等于是讲他郑天良的成绩，只是宁书记对典型的议论居然与黄以恒当年在合安的经历惊人相似。不过，宁书记刚来，他即使知道合安的历史，也未必知道当时的县长书记是黄以恒，不然他就不会轻易说出这种否定历史肯定现实的话来。郑天良看到黄以恒的脸色很平静，只是他用红头铅笔在记录，让郑天良发现了他内心的颤抖。
  秋天来的时候，到处都是收获的景象，郑天良接任县长虽已成定局，但组织部门一直没有找他谈话，他更不好在正亭书记面前提这个事，不然他的形象就全完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识才的领导，必须时刻注意维护好自己的政治形象，他不仅不跟孔令根洗澡了，而且连沈汇丽那里也不去了，特殊时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想担任县长后再去沈汇丽家地毯上重温旧梦，沈汇丽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心情急切地让他去河远，可郑天良总说自己很忙，而沈汇丽来合安的时候，郑天良连见也不见了，秋天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宣布麻将也不打了，他对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把工程质量抓好，这样打下去是会误事的。”资本家们都诚恳地接受了批评，点头说：“老板说得对，男人要以事业为重，打牌玩物丧志。”国庆节前，市委要求每个县上报一个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候选人，由于快要放假了，宣中阳说国庆以后再议吧。郑天良觉得“人民满意十佳公仆”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这既是提拨前的政治铺垫，也可以为他洗刷掉在工业区改革中的一些消极传言。
  一九九九年国庆中秋的假期是连在一起的，国务院一口气让全国放了七天假，郑天良在假期快结束前患了一次感冒，第二天的时候还发了一些烧，于是他就到县医院最好的病房里住下来吊水，谁知前脚刚住进医院，紧跟着前来的慰问的各乡镇长和科局长以及厂长经理们全来了。两天总共吊了三瓶水，可收到的人参、燕窝、脑白金等各种营养品三百多盒，慰问金三十二万元。出院那天，周玉英说：“你们当官的也太不像话了，患一个感冒就送了这么多，要是患个癌症还得了。”
  郑天良说：“患癌症就没有人送了，”他披上棉袄又说了一句：“你怎么整天就说这种倒霉的话，人家也是一片心意嘛。”
  周玉英说：“县医院那么多老百姓都在住院，为什么不去送心意，不去送钱？我发现你们当官的要想捞钱太容易了，患个感冒吊两瓶水就能赚三四十万，我的乖乖，你一个小县长患感冒就赚了三四十万，要是市长省长患感冒那还得了。”
  郑天良说：“不要乱说！这些钱和东西都不能收，一律要全部上交县纪委。”
  周玉英问：“营养品也要交？”
  郑天良说：“全部上交，而且由你去交，这样有利于你贤内助评选。”
  郑天良熬到十月八号才出院，出院前，他给宣传部长孟强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的驾驶员车子出了点故障，借孟部长的车到县医院来帮我老太婆拉一点东西。他放下电话自己就走了，留下周玉英等车来接。孟强正好路过县医院，就让司机拐进去，然后让司机帮着将东西搬到车上，周玉英是抱着一包钱上车的。
  孟强问开到哪里。
  周玉英说：“县纪委。”
  孟部长愣了一下，没说话。
  国庆节后的第一次常委会就是研究上报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侯选人，组织部长王敏章念了一遍评选标准，除了政治标准外，主要有两条，一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作风正派勤政廉洁。还有相关的评选细则。这个敏感的话题使所有的人都不好轻易提名，所以会上常委们就拼命地喝水抽烟上厕所。这种场合一般提出一个候选人后，别人都不好再有异议，因为类似的荣誉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如果要论成绩突出，毕竟不是你一个人功劳，上级的支持同志们的配合同样是很重要的，成绩是大家的，都有份；要说廉洁，谁也没有贪污受贿，都很清白。
  郑天良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心里很着急，他看了一眼孟强，孟强终于还是首先说话了，但他说得很策略：“我是搞宣传的，对有宣传价值的典型材料从来都是不想放过的。现在腐败现象确实很严重，但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要宣传那些能够代表我们党和政府正面形象的先进人物，要突出党员干部作为民族脊梁的特殊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郑县长做得比较突出，今年春节的时候上交了十一万五千块钱，国庆中秋两节期间又交了三十二万块钱，而且郑县长的爱人一直没有工作，郑县长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爱人安排单位。对自己的爱人决不照顾这一点最起码连我也很难做到，郑县长不让宣传，但我们宣传部如果不宣传这样的典型，这就是我们的失职。”
  孟强的话意思很明显，但他又没直接说出来，在这个场合有点仅供参考的味道。孟强知道郑天良与宣中阳的关系很微妙，但郑天良毕竟是叶正亭的红人，行情一路看涨，而且郑天良又打电话向他借车去医院拉礼品现金直接送纪委，这种暗示如果孟强还看不出来，那也就在官场上白混了。然而孟强只能这样表态，对郑天良来说，等于是提名，而给宣中阳的暗示是，这是从宣传角度来考虑，不代表十佳人选就一定是郑天良。
  孟强的话说完后，还是没有人表态，宣中阳先用笔在文件上划了几道杠杠，然后说话了：“我认为孟强的话说得还是有些片面的。”宣中阳看了一眼郑天良，郑天良脸上一种绝望的神情油然而起，其他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不知宣中阳是不是又要在这件事上跟郑天良再叫一次板，这使大家对将来的书记县长的合作前景很是担忧，他们等待着宣中阳发难。
  宣中阳喝了一口水，放下手中的笔说：“之所以说孟强说得片面，是因为老郑的事迹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宣传这个层次上，而是要给予一个政治上的评价和定性，所以我认为，老郑作为全省十佳候选人是最合适的，老郑在主抓经济工作这段时间的成绩是省市都肯定了的，吃的苦比我们任何人都多，苦吃得多，别人送得也多，但三四十万礼金全都上交了，这就很不容易，这就是一种境界，所以这个政治荣誉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老郑。当然了，我不是说大家都没做工作，也不是说大家就不廉洁，而是老郑确实比我们做得要更突出一些。这是我个人意见，大家也可以发表不同看法。”
  郑天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但他发觉宣中阳的话虽然目标明确，但内容却还是有点暧昧。然而，在这种时候，郑天良已经很难在内心里把宣中阳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了，他很冷静地弹了弹烟灰，等待着各位各位们最后的态度。
  宣中阳这样一说，大家都无话可说了，一般说来，一把手定了调子后发扬民主，那种民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证明一把手的话是正确的，而不是唱反调，这也是常识。再说这也就是一个荣誉而已，荣誉有用的时候非常有用，没有用的时候就是一个缎面的证书而已。一般说来，大官是从来没有政治荣誉的，他们不需要荣誉，他们给别人颁布荣誉。县直机关的优秀党员里肯定没有县委书记，省直机关优秀公务员里肯定没有省长，就这么简单。
  郑天良最后作了表态，他谦虚地说：“感谢宣县长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我做的还很不够，但我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共产党员，每当我想到乡下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的时候，我就不忍心收受礼品，不忍心为爱人谋了取私利，更不忍心收钱。作为十佳候选人，我今天要表一个态，不管能不能评上，我都会时刻按照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刻想到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如果评上了，那我也只能说，证书是我的，荣誉是合安的，是大家的。”
  上报的十佳材料由县委宣传部孟强部长亲自负责，妙笔生花，事迹感人，执笔的宣传科长小刘差点都流泪了，他说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正派廉洁的领导。在全市上报的材料中，郑天良的材料最过硬，市委决定将郑天良作为全市的唯一一名候选人上报省委。
  这天下午，黄以恒来到了合安，宣中阳郑天良一行陪着黄以恒视察了工业区，工业区企业已经全面恢复生产，产权制度改革后，政府已经不再参与经营活动，所以政府领导来企业就像游客一样轻松，黄以恒站在中飞啤酒生产线旁，手里拿着一罐啤酒对陪同的宣中阳郑天良说：“政府主要就是抓制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府办企业就像企业办政府一样角色是错位的，也是办不好的。”
  宣中阳郑天良连连点头，郑天良说：“正亭书记也说过，政府本来就没有办企业这一职能，但计划经济逼着我们去搞企业，结果人累垮了，企业也办垮了。”
  宣中阳说：“也不能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你老郑管不好一个企业，主要是政府的事太多了。”
  郑天良笑着说我没有这个本事。黄以恒接上来说：“中阳，你的观念转变还是跟不上去，老郑说得是对的，政府就是不该办企业，政府要把税收抓好，把企业投资环境抓好，把市场公平竞争保护好。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实现权力和义务的平衡。”
  他们心情很轻松地边看边谈，像说着一些与已无关的话，确实宣中阳也感到了压力小多了，今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拖欠的工资也全部补发了，合安县目前是百废俱兴，政通人和。一路上各企业陪同的资本家们态度谦恭，诚惶诚恐，再也不像以前领导一到企业就是厂长们叫苦的，工人们喊冤的。所以黄以恒一行可以从容平静地面对着电视台摄像机镜头并发表理论联系实际的感想与观点。看着一大片拨地而起的合和厂房，黄以恒说：“合和在乡下发展壮大后，将新厂建在县里，天地更广阔，势头更好了。”赵全福点头哈腰说：“全靠黄市长支持，如果当年没有黄市长的扶持，合和哪有今天。”郑天良看了一眼赵全福，赵全福将后面的话都咽下去了。
  参观完了工业区，天色已经是傍晚，郑天良留黄以恒在合安吃晚饭：“黄市长，合安虽然不富，但现在我们还是有信心留你吃一顿晚饭的。”
  黄以恒说：“不用了，我马上还要赶回市里去接待省委领导。下次来合安我一定要好好地在你们这里喝上一场。”说着黄以恒就钻进车里走了。
  送走了黄以恒，赵全福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在蓝湖宾馆门口等他，郑天良刚合上电话，赵全福的车已经停在了他的面前。车子直接开进了红磨坊，到了二楼套间坐定后，他们一起喝茶抽烟，郑天良说：“老赵，你有什么事，直说吧！我说过，在你们的工程没有结束完工前，我不打算打搅你们，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赵全福说：“省委宁书记秘书纪天平的岳父去世了，今天上午刚刚火化，纪天平在南店乡，你不去看望看望？”
  郑天良一想，这个纪天平回来后居然也不跟县里通知一声，作为老乡，他是应该去看望一下的，郑天良说：“那我只能以私人身份去了，县里不好直接出面，因为他岳父只是一个农民，县委县政府都不好直接出面吊唁。”
  赵全福说：“那当然了，只能以私人名义去，因为全县一天要死很多农民，你们县长书记不可能都去吊唁，纪天平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人，领导的秘书过不了几年就是领导。”
  郑天良说：“你不要乱说，纪天平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干部，跟我的私交也不错。我们晚点去吧，大白天去群众会有看法的。”
  赵全福说：“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现在就去。”
  但郑天良还是等到天暗下来后才跟赵全福一起开车去南店乡。
  从南店乡政府到纪天平岳父家的路很不好走，土公路上坑坑洼洼的，车子在路上像一个不会跳舞的人乱扭一气，抵达纪天平岳父家门口的时候，郑天良发现了很多小车停在那里，他撤不回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