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真很严肃。过了这么多年，她整个的精神气质好像一点没有变。只是脸黄了些，松弛了些，一旦牵动，满是括弧。
  她本是有可能先于胡月兰成为第二个女镇长的。
  李芙蓉当镇长的时候，创造了许多经验，不可能回回都由记者来总结。她没有读完高小，镇上干部的文墨也都有限，但是，镇上的工作总结，给上级的汇报材料，文字都很顺很出色，一点不比上级机关那些专门搞秘书工作的人写得差。这得力于谢真。
  谢真是“文革”前下乡的那类知识青年，一九六五年在省城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为此，省报上很宣传了一番。下来没有几天，就又晓得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省报上她的如何“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踏污泥眼观全球”的体会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决不要记者代笔，而且不消改一个字，就能登。这真好比一只凤凰飞到鸡窝里。当时的镇长李芙蓉自然是十分的看重，时常由镇政府发误工补贴，把她借到镇上来写用三兜粪、三块石头打倒帝修反的总结、汇报、新闻报道。谢真长得也好看，是镇上的”五朵金花”之一，又文文静静，只是有些冷，有些高不可攀的样子。有她在场，或沏茶、或记录，听汇报的上级领导或记者就总是兴趣十足，表态十分爽快，都是肯定成绩的好话。“亏得有这么一支金笔杆！”李芙蓉常常这样真心实意地感叹。她是从理论上明白了舆论的要紧：人是一样的人。事是一样的事，宣传不宣传大不一样。嘴里一块肉，左红右绿么。
  李芙蓉在镇党委会上提出来，把谢真作为接班人培养对象，大家都同意。可是一外调，就现了芦花。谢真原来不叫谢真，她的生父是右派，劳改期间死在农场里。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姓谢的工人。李芙蓉她们于是很愤怒，埋怨省报不负责任；为了宣传需要，就把右派的女儿说成工人阶级的女儿。
  谢真当然是没有当成接班人，就是金笔杆也不能再作，只好安安心心地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在李八碗一住十来年。这中间，跟一个县农业局下放的技术员结了婚。由于两家出身都有些问题，技术员往回调的时候颇费周折。后来为把谢真转成城镇户口，更是碰得焦头烂额，终于没有办成。那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员深感行路难，精疲力竭，很是苍凉。结婚多年，谢真又没有生育，技术员最后提出分手，说完泪流满面。谢真相反没有流一滴眼泪，答应了。一九七三年大学报考，她看见报上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上大学，便跑去应试。她高中功课是自学的。在考场上，却被来招生的监考老师看中，事后便向当地文教部门指名要她。结果是被质之是否同谢真有私情，什么阶级立场云云，带了一个十分难堪的工作鉴定狼狈走路了事。一九七七年，谢真再试，成功了，却因为年龄偏大，被刷到省农学院在专区办的一个分院。毕业分到县农业局（那位技术员仍在，已再婚，悔之晚矣），不久，局里把她列为第二梯队人选。县里（已经重换了一班人马，李芙蓉去县人大当了主任）却有了更大胆的设想，将她从农业局调出，先放到基层工作一段，再提到县级领导岗位任职。因为谢真熟悉李八碗，这个基层便选在小镇。谢真于是成为第三任女镇长。
  对于谢真，这是二度青春。过去的经历不太顺，她够得上许多时髦小说描写的所谓“强者”。然而，那些努力，都只是为的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她设想过有一天要对许多人的命运负起责任。
  不过，她并不觉得太意外，一如对待已经出现过的许多变故。她很平静地去上了任。
  镇上比先前多少有了变化。她的前任是个“土改”出身的干部，在镇上资格自然是老的，又很有些励精图治的雄心，在任上几年，继续拓展胡月兰的蓝图，把镇政府一幢二层的旧楼房重新油漆粉刷了一遍，连外墙面也用红粉遮了一遍，再用白粉勾了墙缝，整饰得如洞房一般；最卓著的德政是卖他的老面子为镇机关搞到一辆北京吉普。有了这辆吉普，一镇之首才真正成为一镇之首。上城开会，下乡检查，再也不用挤车跑路。镇上好几位负责同志的老屋就在本镇乡间，用一辆车载回去，同满头尘土臭汗的走回去相比，外观气派，内心感受，便都大不一样了。
  谢真上任，镇上自然用吉普去接。谢真上了车，却说：“这一回我就领情了，下一次，这样的事不好再用车的。”
  车上的几个人，副镇长、秘书，连司机都笑了，笑得很认真，也很丰富。秘书是个爱好文学的，晓得许多中外文学名人的轶事。他给副镇长、司机各递了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烟雾缭绕间，说了一个关于烟的故事：有人问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世界上什么事最容易办，马氏一点不迟疑地回答说：“戒烟。我已经戒了一千次。”几个抽烟的于是又笑。
  谢真不笑，她扭着脸看着车窗外面，好像没有听见。
  到镇上以后，她再也没有用过这辆吉普。起先大家都只是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她，每回她要出去，照旧把车开到院子里等她。每回，她都径自从车边上绕过去。
  大家于是纷纷提醒镇长注意身体，不要太辛苦。有一回她坐上自行车出了院子，人们又让吉普追上去，一直跟到她跳下自行车，发了脾气：
  “你们不是爱惜我，是爱惜你们自己。”
  大家自然就极尴尬。
  “未必吧，也是为了工作方便么。”秘书勇敢地说着，拿出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登着这样一篇小说，说是一个县委机关买了一辆小车，因为代表旧观念的几个领导反对用，结果影响了这个县的现代化。
  谢真把手提到胸前挡住杂志：“我还想坐在电视机面前喊人做事呢。”
  本来她可以作些解释：大多数农户还在用牛耕田，镇下面村与村之间还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公路，上县上省有火车，便当得多，也快得多……等等。但是她不，她不说话则已，一说就极刮毒，让人受不住。
  女人的心又窄，不能容事容人。她在李八碗插队的时候，现在的副镇长起先是文书，后来升为办公室主任。谢真对他印象很坏。到镇上写材料从来不跟他搭腔。她在李八碗听说过他那个帮新郎开路的故事。过了若干年，人事谙熟，当年的新郎才猛然醒悟自己当初只是做了乌龟，已无从告白。只能时不时在女人身上出气。
  谢真直认他作衣冠禽兽。
  他竟成了副镇长。谢真竟又与他共事。真是山不转路转。
  谢真依旧是冷冷的，除去公事从不与他闲话。毕竟一大把年纪，他主动来迁就讲真。他们一个办公室。每天他都沏上一杯酽酽浓茶，放在谢真桌上。谢真却一直到下班，都不揭那碗盖。他并不气馁，二日又重沏上。回数多了，谢真正色说：“请不要庸俗。”
  他点头称是。
  茶是不沏了，工作方面副镇长还是细心关照她。接到通知，新任省委书记到各地视察，第二天要在镇上小憩，顺便听取汇报。夜里散了会，副镇长请谢真留一下，他为她准备好了一个第二天向省委书记汇报的提纲。其中包括如下内容：省委书记喜欢提的问题；观察判断的方法和特点；起居饮食的习惯和爱好等。
  “这些事你怎么晓得？”
  “省委书记前面走过几站，我都打电话问过了。”
  “这不是搞省委书记的情报么？”
  “怎么好这样说呢。”副镇长脸上发灰，很委屈，“我完全是为了你好么。”
  这种事是常听说的：许多千里马就是靠一两次这一类的汇报，被伯乐相中，突然之间平步青云的。副镇长这样做，凭良心说，真是用心良苦。他并不晓得自己何以会得罪谢真，很想跟她处好关系。
  “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想讨好哪一个。”谢真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副镇长又点头称是。
  谢真发现她在镇政府很孤单，大家对她都唯唯诺诺，却尽量远离她。她住的宿舍，从来没有别人进去。再闹热的地方，她一去，那里就像遭了瘟，一个个勾起颈。她单身过了很多年，惯了，也晓得自己心理上有了一些扭曲，难于同人亲切，因此初不警觉。然而她又极敏感，很快就明白，别人疏远她，并且这种疏远里面含有某种程度的抗议。她也偶尔听到对她那张原本好看的冷脸，现在有人说是“寡妇脸”。假如她要挂电话，不等半天是决挂不通的，除非她自己去话务室。否则不是对方无人接，就是她要的这个电话的线路出了故障，她急得跳脚也没有用。话务员是副镇长本家的侄女，在她面前还有几分腼腆呢。她想要召集一个干部会，总难召集得拢，总是有半数以上的请病假，请事假，或蹲的点有事走不开。即便召集拢了，她说完话，就再没有人做声，连咳嗽都有了音量限制，且有了节奏，只是副镇长热心提醒大家，议议嘛，争一争嘛，结果是大家更加咬紧了牙关。至于副镇长自己，他永远只是同意镇长的意见。同意了，哪个去办，怎么办，则又永远不晓得。
  怠工！谢真在心里喊，却又作不得声。牙齿错动着想要咬什么东西，却不晓得从何处下牙。她总想狠咬一口，有一回终于给她捉到机会。
  冬种以后，镇上几个头头和业务干部集中到下面一个村开了两天会，两天的伙食都是按规定标准办的。可是到了会议结束的最后一顿饭，却加了好几个菜，上了酒。
  “这样做有什么理由？”谢真两只手按在椅子靠背上。
  “镇上是头回在我们村上开会，我们再穷，面子总要的。”几个村干部讪笑着。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不吃就是看人不起。
  “那好，吃吧。”谢真先入了座。
  大家有些意外，又马上释然：一个人的人情味终归不会丧失得那么干净的。
  哪晓得，谢真吃完了，站起来，擦一擦嘴，掏出了钱，往碗底下一压，对几个陪吃的村干部说：“这是我的一份。回头你们算一下帐，多退少补。”又对镇上同来的干部一个个盯了一眼：“也请你们照我这样办。”
  谢真离座的时候不自觉地撤了一下嘴，心里有些说不出口的快意。
  几天以后，在镇政府的走廊里，谢真忽然被几个干部叫住，请她吃某人儿子结婚的喜糖。这样热情的邀请，她很少碰到，心里头颇有些感动，便很欣然地跟进办公室，很欣然地同大家嚼了一顿喜糖，很难得地同那位做了公公的人说了几句玩话。
  等她一出去，全屋子的人就一下轰然而起，拍手跳脚，几乎要把屋掀塌。欢腾中有人高歌一曲《小寡妇上坟》。
  原来，上次开会设宴的那个村把镇上干部当时掏的钱都一一退回了本人。谢真那一份自然不好还，于是就买了糖来招待众人，让谢真来沾了光。
  谢真想咬别人，却咬到自己身上。她后来晓得这事，气得手脚刹时冰凉。
  镇政府机关十几个干部里头多少有些悲天悯人之心的还算秘书。到底多读了几本书，便隔生隔熟地跟谢真讲解系统论，教诫她社会关系是网络结构，线型思维行不通，一个现代型的领导者应该……
  “见你的鬼去。”谢真讨厌油嘴滑舌。
  然而，县委把谢真召了去，她也受到了类似批评。
  “这么多状子告你，飞委书记扬着一叠材料，“说你不适应镇长工作。”
  “是不适应。”谢真一点不否认。无非是不干。她想起那个技术员跟她离婚时说的话：行路难，疲倦，苍凉。她现在也感觉到了。
  “不适应也要适应，”县委书记有些火，“想清高就莫出世。”
  县委书记是跟谢真一起提起来的。对这几个“知识型”干部，一般有个评价：县委书记是现实主义者，谢真是理想主义者。
  “有本事莫让人挤走。站不住脚，什么都是白说的。”
  谢真回去的时候，镇上又派了车来接。县委书记一直送到车门口，等于是逼她上车。车子在起起伏伏、弯弯曲曲的路上七颠八颠，甩来甩去，外面的田扳、河、树、山、天、云，在窗子上跳上跳下，忽远忽近。她心里乱乱的，不由摇了摇头，别人自然看不出，以为是惯性作用。
  第二天一早她去办公室，桌上又放了一只冒着热气的茶碗。副镇长伏在桌上做自己的事。但是她晓得他在看她，她怔怔地坐着，迟疑着，盯着茶碗盖，拿不定主意是揭开还是不揭开。
  三
  谢真真正面临的压力是经济问题。到处都在风起云涌地招商引资，开发经济。一夜之间，经济奇迹就像满天彩球一样让人看得眼花镜乱。独小镇显得有些冷锅冷灶。客观条件上的困难自然是有的。小镇偏僻，商品流通就难以发达；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也就不会有雄厚的财政来源。但如果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又有什么奇迹可言呢？所谓“奇迹”不就是把常人认为做不成的事做成么。
  有人就想到开发旅游资源。
  大约没有特点便是小镇最大的特点。自文坛寻根说兴起，镇上一班搞文学创作的人很是有些慌，寻来寻去寻不出一些稍有乡土特色的文化背景。那个关于乾隆皇帝驾幸李八碗的传说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训。最早的一部县志，始于明朝嘉靖年，记的某山某潭，也不过是些土坡上塘。好不容易寻出一位有些名气的古人，邻县还来打官司，说是按历史唯物主义，该古人的生卒之地属于他们的行政管区。论风俗，更无可道者，连民间小曲，经考证也是从江北传来的。所谓寻根，无非是文化上心理上的认同。人是要合群的，不附着在什么上面，也就失了自信，剩了失落感、飘泊感，连自己姓什么也要觉得有些可疑的。
  其实，着这种慌，很犯不着。一个地方可以没有一点能争脸面的历史，却终不会没有一点值得一提的人事。比方说，照艾老他们的记忆，镇上先前也是有过名胜古迹的。
  镇外数里，先前有一座关马祠。祠今不存，仅留祠址。残墙断瓦，没在浅草长蒿中间。
  关马祠当年香火极盛，当地人很是信得过。以至于镇子方圆几十里，除关马祠外，再无一处庙观。并不是关马二公排斥异己，一切宗教，没有人信，也就存身不住。
  关马祠使人信，有它的道理。
  关马祠非佛非道，没有任何清现，也没有任何经典。做它的信徒很轻松，酒肉照吃，老婆照娶，也无须苦苦面壁做功课。愿意烧香上供（多少不拘），有诚心，即可受其福荫。
  然而因为没有经典，给后人造成了考据上的麻烦。关于关马祠的来历，众说纷纭，都言之凿凿，又都不可信。
  最早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早年镇上的苦力大致分为三帮：替商旅挑运行李货物的挑子帮；挑水叫卖的扁担帮；将寿终者抬上坟山的杠子帮。有一天，三帮首领相约在镇中茶铺聚会，挑子帮首领提出：帮中兄弟有的一天生意做不完，有的一天只好干坐，要有个地方通气才好。其他两帮首领也有同感，马上响应：扁担帮早想有个聚拢人的地方，好对付那些用了水又赖账的人；杠子帮则想有地方挂招牌，让去黄泉路上的人好认。于是三帮达成协议，盖一处庙屋作共同活动场所。
  挑子、扁担、杠子，凭的是苦力，无师自通，无祖师可言。三帮首领议了半天，决定，读书人既然供孔圣人，他们便供“关帝”关老爷，取的是关帝的忠义，有国士之风。三帮合流，第一要紧的就是义气。唯一问题是天下供关帝爷的很多，使他们的宗旨不易明确。于是进一步议决，除关帝爷本人外，还供其坐骑赤兔马。理由是三帮人等，均是脚力。赤兔马即为脚力的偶像，关马祠由是而生。
  关羽由“忠惠公”而为“武安王”、“英济王”，而又进爵为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等等，至高至尊。“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头上冲天冠，冲天冠上竖旗杆，先生更在旗杆尖。”真是了不得！三帮脚力借助他和他的马的神威，为自己的卑下行业壮色，多一些做人的豪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若干年后，又出来“关马镇火”一说。而且随时日推移，持此说的人似乎更多些，其确凿证据是关帝神像两旁的对联：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
  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据“关马镇火”说，这里的“赤帝”是火神。那一联的意思是：红脸关帝胸怀一颗红心，骑着赤兔马追风般驰驱时，也不会忘记提防火神纵火害民。因为那时候镇上多是板壁、棚屋，住户常遭祝融之灾。万般无奈，只好劳关帝爷大驾，请他作消防队长。据说，也果然是灵。有一户虔诚信奉关帝爷，常上关马祠许愿，一次镇上发火，火烧到这户人家的土墙边即自行熄灭。过后，一条街都成了废墟，独其安然，毫未未损。这家人说，大火时，见一赤马从天而降入其墙围里，倏然消逝，使大火中独独空出一块清静无恙的天地。
  关马祠从此没有宁日。随着声名远播，隔不多久就有祈求庇佑的人众在关马祠打醮唱戏，抬出关王（关羽）、马王（马平）、康王（周仓）游行。游完了，又请菩萨看戏。善男信女，叩头礼拜，捐钱献油，好不热闹，镇上主事的大户及庙中斋公因此获得无穷好处，更把关帝镇火一说，喊得响彻行云。
  看出“关马镇火”说破绽的，大有人在。某举人（据说是艾老的叔公）弃官返里，游关马祠，当即发现谬误：“赤帝”一典，乃指的是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刘邦路遇白蛇，斩之，其母哭日：我子白帝子，化为蛇，为赤帝子斩。“赤帝”便是汉高祖，与“火神”并无瓜葛，对联中的“无忘赤帝”，当然是说关帝不忘汉家帝业。
  不过，艾老的叔公只是捋须而笑，没有当时说破。庙中斋公看出一些蹊跷，心里很有些紧张。当时，人们对关马的信仰，出现了一些危机。多年来，任你如何供奉，火灾终是不得断根。斋公的心里也空落落地有些虚了，便把艾老的叔公请到后堂，竭尽恭敬之能事。商议的结果是，顺从流俗，仍取“关马镇人”说。只是由斋公作一个补充，说是关帝近日托梦，一旦发生火灾，让众人都出点力气。平日早早备办好一些消防器械，选一些后生作消防队员。神人合力，才能确保消灾攘祸。以天下之大，关帝庇佑之众，这是很容易想通的事。不久，关马神威又十分显耀，关马祠香火重又日益鼎盛，有万世不竭的声势。
  然而又终于寂然，而归于万韧不复的悲惨境地。
  原因再简单不过：有了搬运公司，就没有了挑子帮；有了自来水，就没有了扁担帮；有了火葬场，就没有了杠子帮；有了政府办的消防队，关帝爷及其千余岁的赤兔马也就从此可以退而休息。
  人很实际：我有求于人，是因为人有用于我，菩萨也不能例外。说穿了，人们信的并非菩萨，而是自己。一切宗教，总要有用。有用则存，无用则废。
  后来的关马祠，麻石墩子砌了猪圈，碑石做了茅池板，还总算是为当地人造了一点实在的福利。
  其实，关马庙之先，镇上是有过寺庙的，而且是名寺，叫神石寺。这座名寺如今只是留在人们的口头上。一旦说起，便有无限遗憾。
  很多年前，一场暴雨过后，几个人发现了一桩奇事：出镇街，过桥，路边有一块卧牛大小的石头，在一个如水中浮出的世界中，竟滴水不沾。仿佛是在暴雨过后才长出的。然而人人记得，这块卧牛石在他们出世之前，就早已在这里了。
  上面还有似乎刚刚刻出的四个字：紫气东来——以前是连一点影子也见不到的。
  神灵于昏天黑地的暴雨中，借这块冥顽之石示福谕给此方百姓，是无疑的了。
  一时之间，四乡轰动。远远近近，人似潮般涌来，对这块卧牛石膜拜不止。当时，镇外一带禾田被踏得锃光如镜，无人痛惜，只当作是对神灵的供奉。
  万众倾倒的时候，镇上最受尊敬的一位老者威严地持着一部美髯，号召众乡邻捐款为神石造庙，立神位，以谢天意。只听四下响应之声，惊天动地。
  神石寺不久即巍峨耸起——据说是巍峨得很可以的。其规模，几近江南三大名楼（武汉黄鹤楼、洞庭岳阳楼、南昌滕王阁）。
  自有神石寺，小镇终日车马塞途，烟雾弥漫，香客络绎不绝。车马店、香火店，乃至花楼赌馆，如雨后春笋一般。一年间，把个历来无名的镇子像面团发酵一样一下子胀大了好多倍，紫气东来家家满，一镇人得天独厚，自然是感恩不尽，皆不知祖上积了什么大功大德。
  忽然有一天，一位秀才从此路过。他进京赴考，名落孙山，正在归途。路上见往镇上去的香客熙熙攘攘，十分惊奇，问其故，原来是去朝拜神石寺。其实，对神石寺，他这之前已有所闻，很不以为然。一年前，他是从这里走过的，当时此地地僻人稀，几近不毛。怎么转瞬就成了江南名镇了呢？而且，现在看来，倒真是名不虚传的。
  等到近了庙前，等到进了大殿，等到看见那块卧牛石，等到谨慎仔细问明庙主，这位秀才不禁哑然失笑。
  一年前，下那场暴雨时，乃是他撑伞驻足卧牛石。踌躇满志之间，想起老聘当年出函谷关，关令尹见紫气东来，知有圣人过关。果然见到骑青牛的老子，便再三拜揖。老子遂写《道德经》传诸万世而不朽。秀才于是信手抬枚锐石，刻“紫气东来”于卧牛石上，颇有些以圣人自命的意思。没有想到，他把一团紫气带给了这一方草野之众，却背走了他们的晦气，不仅没有做成圣人，反而落入窘境。他想想气愤不过，疾呼道：何神石之有，见你们的鬼去也！然后他备述年前避雨的详情，并当即再书“紫气东来”四个字，与神石上的字迹比较，显见是出于一人手笔。
  所有在场的人受了惊吓似的怔了一会，忽然猛醒过来，一声发喊，蜂拥上前，捉手捉脚，几乎要把文弱秀才撕成碎片。
  幸亏镇上那位至尊老者喝住，说明该书生因落魄而至疯癫，列位蒙神石灵光所厚，正该积德行善，将他送进精神病院就医，怎么好跟他拼命呢？神石的创造者于是检得性命，落荒鼠窜而去。
  神石寺以后毁于战乱，毁得很彻底，如今连一块瓦片也寻不到。那卧牛石也随紫气遁去，不知所往。
  每遇灾祸，如饥荒，如一文革”，镇上人便嗟叹不止，怀念神石寺，怀念卧牛石。嗟叹之中，不免咬牙切齿地诅咒那个疯秀才。他的癫狂，多少是要冲犯祥瑞，惹得神灵恼火的。神石寺的毁掉，毕竟是在他走后发生的事。这些，当然是世俗之见，不足为训。如今，镇政府上的人说起神石寺，也是有感慨的：经济干部说，要是神石寺还在，镇上就会成为一处旅游胜地，这笔“无烟工业”的收入是可观的；文化干部就更惆怅了——神石寺倘若不毁，实在是本地传统文化十分辉煌的一个佐证。
  总之，人们都很惋惜。
  开政协会的时候，大家就七嘴八舌地提出来，由艾老牵头，写了一个提案：恢复关帝庙和神石寺两处文化景观，以开发本镇的旅游事业。
  镇长谢真看了镇政协转来的提案，满脸浮起凄然的许多括弧，心里浮起一个很尖刻的词：
  “画饼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