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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的荆楚大地，战祸频仍百姓遭殃。
  武昌裕华纱厂曾经遭遇两次较大战火，险些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一次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伐军进攻武汉，大火将厂房烧毁近半。北伐军入城后还强征“胜利税”，导致生产大幅萎缩，经营利润严重亏损。
  另一次则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爆发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大战，战火殃及半个中国，武汉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对企业家来说，发展生产的前提是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问题是各路军阀才不管老百姓死活，他们热衷于争夺地盘扩大势力，打败仗的军队纵兵抢劫如狼似虎，打胜仗的军队同样毫不留情搜刮民脂民膏。军阀混战大半年，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倒闭，裕华纱厂也奄奄一息举步维艰。但是日本人开办的东洋纱厂却不受中国内战影响，他们有租界保护，有本国政府的治外特权，工厂大门口甚至还派有海军陆战队站岗，所以日本商人乘虚而入大举抢占市场，把弱小的中国民族工业逼进死角。
  于是中国市场多次出现“花贵纱贱”的雪崩行情。
  “花贵”是指作为生产原料的棉花价格飞涨，而作为产品的棉纱却价格一路下跌，市场俗称“雪崩”。大肆制造这种市场混乱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些居心叵测日本商人，他们借中国内战大肆哄抬原棉价格，低价抛售棉纱，其罪恶用心就是一举挤垮中国纱厂，达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的。
  刚刚起步的中国纺织业遭此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不仅许多中小纱厂纷纷破产关门，连一些名气很大的企业也陷入困境，不得不宣布停工停产。此时的裕华纱厂亦不能幸免，工厂负债累累，资金周转不灵，当债主登门逼债时，昔日的众多追随者已经不知去向，跟在张松樵身边只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工厂主管肖老大。这时候我爷爷说了一句名言，他对我奶奶说：人是打不倒的，除非你自己倒下。
  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相信张松樵还能不倒，他就像一棵树干被掏空的老树，很难抗拒扑面而来的狂风暴雨。即使在忠心耿耿的肖老大看来，裕华纱厂的倒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除非出现奇迹。只有一个人仍然坚定地站在张松樵一边，她就是我奶奶柳韵贤。柳韵贤问她的丈夫：工厂关门以后你去做么子呢？
  张松樵答：回柏泉乡种地，或者再去讨饭。
  柳韵贤忧郁地笑笑说：我不怕跟你讨饭，但是讨饭能讨回来你的工厂么？
  张松樵不解地问她：你有么法子？
  妻子把一只雕花的紫檀木匣子推到丈夫跟前，那是属于一个女人的全部私产，包括金银首饰、房产和银票（存折）。她坚定地说：你一定要熬下来，时间就是我们的救兵。
  张松樵变卖掉所有不动产，破釜沉舟最后一搏。一个声名赫赫的大实业家，过大年时险些无米下锅，可谓到了山穷水尽和重操打狗棍的地步。但是裕华纱厂始终没有停产，工人不领工资而以棉纱去换大米，职员不发工资发棉布，大家与老板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肖老大购进“贱纱（东洋纱）”织布，然后把产品卖到偏僻的西南内地去，在市场上同日本人“打游击”。次年内战结束，一家私人银行终于贷给张松樵一大笔钱，裕华纱厂得以起死回生重振旗鼓，否则我家族的历史也许到此为止。
  张松樵的人生格言就成为我们家族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老人家就是以这种永不言败的坚强姿态为我们子孙后代树立一个人生榜样。
  但是1938年春天，战火再次逼近武汉，日本鬼子来了。
  2
  蒋介石在郑州的警告不幸言中，土肥原不仅过河了，而且锋芒所指正是中原我军的生命线陇海铁路。
  委员长面前浮现出一张目光狡诡的肥胖面孔来。
  他对这个前日本远东特务头子可谓并不陌生，他们毕业于同一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曾与土肥原会面，领教过这位日本同学的狂妄、阴险和狠毒。由于土肥原领导的满洲特务机关日愈成为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蒋介石密示戴笠：“严防此贼，伺机除之”，只是因为日本人防范严密，戴笠未有机会下手。令蒋介石始终费解的是，日本天皇何以御批特务头子当师团长，这不是等于派陆地人员指挥驱逐舰吗？蒋介石相信自己再专断也不会糊涂到派戴笠去前线指挥打仗。
  作战室里已经聚集着一群高级将领，他们个个面色凝重屏息敛气，很显然敌人长途偷袭的情报令他们深感震惊和意外。本来日军占领徐州后已经停止前进，前线呈现两军对峙的平静局面来，但是土肥原的铤而走险却如石击水，令本已明朗的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蒋介石缓缓扫视众人说：你们都说说，土肥原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何应钦答：总参谋部认为，这说明华北派遣军不甘心与我军对峙，寺内寿一要不顾一切在薛岳兵团背后打进一颗棋子，强行切断陇海铁路，然后逼我军决战中原。土肥原就是这颗不自量力的棋子。
  军政部长陈诚大声说道：日军表面上占领华北广大地区，但是兵力十分空虚，在此背景下土肥原师团再次犯下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卑职以为这正是我军一个难得战机，应集中兵力聚而歼之。
  副总长白崇禧则进一步指出，去年我军制定“北方阻击，南方出击”的战略方针已经奏效，避免在华北战场与敌决战。而第十四师团自华北登陆以来没有打过像样的硬仗，土肥原又为非职业军人出身，难以对我军战力作出正确判断，所以现在到了让敌人加倍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蒋介石仔细倾听将领发言。
  中原战区风云突变，看来华北派遣军根本不打算服从东京大本营那个“不得扩大战面”的命令，寺内寿一的战争野心像匹脱缰野马，他要自行其是地行动，独自攻占中原甚至武汉。蒋介石在心里蔑视敌人，但是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委员长口气平静地询问白崇禧：土肥原区区一个师团竟敢单独冒进，深入我中原战区腹地，难道他不怕被我军一口吃掉吗？
  白崇禧答：自抗战以来，敌人以师团为单位的作战格局已经形成，他们狂妄地认为我军绝无击破或者全歼其一个师团的战力。仅以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为例，该敌人长驱直入华北各省达数千公里，并未遭遇大规模战斗和重创，卑职认为我军反击的战机即存在于此。
  蒋介石微微颔首，若有所思。在各省地方军队中，他最赏识的将领莫过于眼前这个被称作“小诸葛”的白崇禧。长期以来，军界有种流行说法是：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共产党占两个（林彪刘伯承），国民党一个半（白崇禧孙立人），可见得白崇禧的军事才能世所公认。蒋介石任命桂系将领白崇禧出任举足轻重的副总长之职，足见得对其才华的器重。
  蒋介石又问：若我军未能吃掉土肥原，当如何？
  白崇禧稍一思忖答：那就坚决将其击破或者赶过黄河，消除中原心腹大患。
  蒋介石背着手离开座位，他感到自己内心正在被某种东西，准确说是被一种取胜的欲望和激情涨满。如果说在抗日战场上委员长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以战逼和”，遏止日本人攻势变被动为主动的话，那么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他同样急需一场鼓舞人心的重大胜利来渡过信任危机，巩固统治地位，给汪精卫和所有反对派迎头痛击。所以中原这一仗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军事上，更是一场政治仗，不仅要打，而且必须取胜。
  委员长转过身来，厉声宣布说：总参谋部马上制定豫东作战方案……我要求你们，调集精兵强将，坚决全歼这个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
  3
  对亲日派领袖汪精卫来说，1938年春季的日子注定不大好过，因为反复无常的天气和动荡不宁的形势都令他身心备受折磨。
  潮湿天气最易引发枪伤，因此汪副总裁往往要靠止痛药来坚持工作和同病痛作斗争。枪伤是一位神秘刺客的礼物，曾经以行刺满清摄政王誉满天下的革命志士汪精卫不幸也为刺客所刺，真乃天下一大奇闻。抗战前夕的1935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一个假扮记者的爱国青年突然连射数枪，汪精卫当场血溅中央大礼堂。虽然后来汪精卫经抢救大难不死，但是多年之后最终还是这个陈旧枪伤要了他的命。尽管有关刺客身份动机以及幕后指使的谜底始终迷雾重重，然而汪精卫心里明白，他的亲日派主张和言论就是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遇刺后的汪精卫表面有所收敛，实则却把亲日言论加紧付诸实施。据战后披露文件表明，起初蒋介石对于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暗中控制，谈判代表必须分别向蒋、汪进行汇报，只是到了后来形势变化，蒋介石穷于应对战争，党内大权旁落，谈判渠道逐渐为汪精卫所控制，才有了后来的高宗武秘密访日、上海“重光堂会谈”和轰动一时的汪精卫出走事件。
  与烽烟四起的抗日战场相比，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几乎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中方代表高宗武赴日谈判的答复被日方一拖再拖，变得遥遥无期，日方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傲慢无理，说明日本人正在对谈判失去兴趣。检讨对日战略，汪精卫认为抗战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出来，同强大的日本人拼武力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个惨痛教训难道不是为抗战十个月来的严峻形势所证明吗？因此抗战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谈判桌上来，哪怕再屈辱的条件也必须接受。中国历史上“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伟大的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和满清铁骑入关，最终不也被大汉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潜移默化地同化了吗？因此中国军队再不可主动出击，不要刺激日本人，避免出击越多失败越快。
  这就是汪氏三大政治主张之一的“和谈救国”论。
  但是昨天江对岸的武昌军委会再次传出风声，中央军又要主动出击，在中原地区打一场大规模战役，令汪精卫心情陡然凉了半截。由于没有军权，汪精卫说话不算数，对军人奈何不得。但是指挥不了军队不等于坐视不管，汪精卫强忍伤痛，下令召集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开会，准备问责大权独揽的蒋委员长。他决心针锋相对捍卫党权，与蒋介石军人集团斗争到底。但是通知发出去却只有半数中政会委员到场，原来军队实行沿江戒严，轮渡停开，许多人无法过江来出席会议。
  孙中山在世制定“以党治国”的基本国策，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中政会当是最高权力机构，以此体现党的一体化领导作用。问题是蒋介石掌握军队，军人才不管你什么鸟委员会，枪杆子就是一切。汪精卫不得不费了很多口舌才在中政会上通过一份决议，要求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在进行重大行动之前须向中央进行汇报，批准之后方能实施，否则就是藐视党中央。不料一江之隔的武昌军委会却拒绝接受，军人轻蔑地把决议文本退还给秘书处，而且不附加任何解释。几天之后中央党部秘书竟然在街头挨了一顿暴打，警察局破不了案，只好不了了之。汪精卫吃了哑巴亏，打落牙齿往自家肚子里咽。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暗中磨刀霍霍，隐藏在抗战阵营待机而动。汪氏多次对人提及，有朝一日上台执政，第一要务就是清洗军队，将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号称“天下第一师”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龙慕韩师长接大本营命令，十万火急转进豫东，投入围歼日寇第十四师团的战斗。
  龙慕韩，字汉臣，安徽人。黄埔一期毕业，陆军中将，出身官宦世家，“祖父为其取名慕韩，乃仰慕公卿圣人韩非子之意也……”。据《黄埔同学志》载，龙慕韩学业优异表现突出，升任学兵第六分队长（见习少尉）。当时黄埔军校学术氛围浓厚，经常开展外军战术理论研讨活动，龙慕韩是坚定的拥德派，他撰写多篇论文雄辩地论证德军战术的先进性，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如果不是某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介入，奥匈帝国必将击败英法联军。结论是中国军队应向德国而不是苏俄学习，强大国防才能御侮于国门之外。
  学生观点引起校长蒋介石的注意，他不仅在百忙之中亲自阅读学生论文，还单独召见龙幕韩对其大加鼓励。此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关系处在同床异梦的微妙阶段，蒋介石暗中控制军队，在黄埔军校大力培植个人势力，因此龙慕韩一跃成为校长的得意门生，后来被校长亲自点名留校任教官。此后龙慕韩刻苦钻研军事，短短几年时间从少尉教官升至中校副总教官，成为当时有名的战术理论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龙慕韩结束教官生涯，追随原黄埔军校教务长张治中将军开赴上海前线作战，任第八十八师上校团长，他把课堂上的战术理论运用于实践，从而开始铁马金戈的战场之旅。
  随着国民政府大力推进军事改革，第八十八师率先完成现代化改造，成为中国军队中一支独秀的“德式师”。1937年抗战爆发，第八十八师先后参加震惊世界的淞沪大决战和南京保卫战，浴血奋战重创日军，而龙慕韩因为作战英勇指挥有方，连续升任少将旅长和副师长，不久又成为这支军威赫赫的“天下第一师”中将师长。
  接受大本营任命当天，正在前线的龙慕韩接到一个特殊电话，那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校长亲自从武汉打来的。蒋介石语重心长，对学生谆谆教导勉励有加，龙慕韩听到领袖声音，“如闻天音，不禁声泪俱下”，誓言决不辜负校长教诲，披肝沥胆报效国家，马革裹尸再所不辞。
  1938年5月，日军第十四师团偷袭中原腹地，威胁陇海铁路，第八十八师中止在河南洛阳的布防任务，因有第二六四旅已在民权附近投入战斗，龙师长火速率领直属部队和第二六二旅搭乘军列，星夜兼程开进豫东前线作战。
  5
  随着大本营一声令下，飞行员俞世城少尉所属空军“中正机队”连夜从汉口转进中原待命。
  中正机队为抗战时期空军大名鼎鼎的王牌机队，人称“空中御林军”，究其来历当追溯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当时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全面抗战不可避免，遂以庆祝蒋介石五十大寿的名义在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献机祝寿”运动。以十万大洋折合一架飞机计算，各省以及海外爱国华侨总共捐献飞机达四十多架，这些飞机编成一个阵容整齐的战斗机大队，蒋介石亲自命名其为“中正机队”。
  抗战初期，凶恶的日本强盗把广阔的中国天空变成他们肆意横行的之地，蜂拥而至的日本飞机不分昼夜对中国城乡狂轰滥炸。根据战后材料披露，中日两国空军战力对比如下：截至1937年6月，日本拥有各式作战飞机约二千七百架，编成九十一个航空战队，拥有六艘航空母舰，并且每年还能生产作战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舰船五十万吨，汽车坦克一万辆，大口径火炮七百余门……
  同时期中国空军共有飞机六百零三架，其中约二百架为教练机和不能作战的老旧飞机，实有战机约三百架，这些战机大多为英、美、德诸国一次大战后淘汰的老式飞机，许多战机因为缺少零配件而无法起飞……
  （以上数字见诸《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息年要目·统计荟萃1931——1945》，海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抗战头三个月，中国战机损失高达三分之二，尽管英勇无畏的中国飞行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涌现像“空军军魂”高志航、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诲、空军勇士阎海文、红武士刘粹刚、飞将军乐以琴等等，他们创造一次又一次以少胜多的空战奇迹，击落敌机超过自己损失，但是中国飞机终究越打越少，难以抵挡敌人进攻。敌机像乌云一样源源不断地涌来，最终遮盖中国天空。落后的中国不仅缺少航空工业，同时也缺少购买战机的宝贵外汇，所以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而日本投入战场的飞机却从“七·七事变”的八百架迅速增加到一千二百架，最高时达一千五百架之多！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日本年产飞机能力已达空前规模的一万架之多，位居世界前列，虽然这种穷兵黩武的军工生产仍然没能挽救侵略者的失败命运。
  中正机队由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组成，著名空战英雄李丹桂曾任该机队大队长，他在1938年“二·一八武汉大空战”中率队击落日机十二架，自己壮烈殉国。几经南北征战，机队人员换了几茬，有空战经验的老飞行员所剩无几，俞世城少尉就是在这个抗战的紧急关头提前从航校毕业参战的。
  抗战初期，苏联政府援助中国的“伊尔-15”和“伊尔-16”战斗机堪称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战机，性能较日本飞机占优。伊尔-16为双翼战斗机，虽然速度稍慢但是转弯半径小，并且火力强大，飞行员给它起个威风凛凛的外号叫“雷神”。俞世城少尉驾驶的伊尔-15则是一种单翼轻型战斗机，速度快操纵灵活，装有四联高速机枪，人们亲切地称呼它为“闪电”。由于我方战机数量少补充困难，尽管多次取得过出色战绩，但还是难以抵挡敌人疯狂进攻。老飞行员传授经验说，日本飞行员单机缠斗技术并不出色，如果一对一空战，中国飞机往往并不居于下风。但是日本人惯于实施空中“狼群战术”，他们常常以数倍兵力进行围攻，或者偷袭地面机场，许多中国飞机甚至来不及起飞就被敌人击毁了。
  公元1938年春天，年轻的“中正机队”奉命进驻河南周口机场待命。时值抗战节节失利的艰难岁月，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大举进攻中原，我军民浴血战场顽强抵抗，俞世城和他的战友决心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用胜利的旗帜为祖国和人民支撑起一片碧澄万里的晴朗蓝天来。6
  半夜时分，铁甲列车的炮手林大福被一阵紧急号声惊醒，他看见驻地外面的天空还是一片漆黑，而铁路上已经传来蒸汽机车启动的巨大轰鸣声，于是赶紧推醒双胞胎兄弟林二福起来登车出发。大林和二林都是南洋爱国华侨，他们服役的军队是一支抗战前夕中国大本营秘密打造的新式部队——铁甲列车纵队。
  所谓“铁甲列车”，顾名思义就是在火车轮子上安装大炮和防护装甲，使其变成能沿千里铁路线运动作战的活动炮台。二十世纪初叶，欧洲战场就出现铁甲列车的雄壮身影，一次大战期间英法联军在著名的凡尔登战役中出动多批铁甲列车，以猛烈炮火给予德奥军队沉重打击。在十月革命的俄国，斯大林甚至下令给红军铁甲列车装备一百毫米口径大炮，然后开往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镇压那些反对革命的敌人。铁甲列车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打得素以剽悍和作战勇猛著称的哥萨克骑兵丢盔卸甲望风而逃。
  于是铁甲列车就有了“陆地巡洋舰”的美誉。
  国民政府在北伐成功之后从德国购进两列铁甲列车，命名为“中山一号”和“中山二号”，随后又仿制多列，正式成立铁甲列车纵队司令部。中山号铁甲列车由一至两台蒸汽机车牵引，时速可达五十公里以上。列车底部安装有旋转炮台，装备德国克虏伯八十八毫米口径大炮多门，可对敌人目标作三百六十度旋转射击。由于蒸汽机车牵引力强劲，铁甲列车除了由战斗部和弹药车厢组成外，还可加挂多节步兵支援车厢。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派出铁甲列车北上增援，它们一路势如破竹横扫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为国民政府平定中原立下汗马功劳。
  1938年春天，抗日战争进行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土肥原第十四师团渡过黄河深入中原战略要地，武汉大本营下令铁甲列车“中山一号”和“中山二号”火速开赴前线作战。双胞胎兄弟大林和二林满怀民族仇恨，他们与全体官兵一起向战旗庄严宣誓，不消灭来犯的日本强盗绝不下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