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俊。他叫田云玉，说话带有淡淡的东北腔一一一
  那次，主席去湖南。专列驶入空旷山野，他忽然命令停车。
  主席外出巡视，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他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冈上。冈上有松，可以听到碉秋鸟鸣。他向小小石冈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他走得很快。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冈。他没有走那条路，提前平凡未下了路基，踏着青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冈走去。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尾随着主席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我们发现，主席走的路越来越难走，开始只是多些坎坷。渐渐地，出现了带刺的灌木丛和没膝的蒿草，便有人心疼自己的好裤子，犹豫着迈不出步。再看看那些走小路的人，已经快到冈腰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的路吧？摄影组的胡秀云住脚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主席在灌木丛和蒿草丛中艰难地迂回，兴致勃勃。可是，他的面前横了一条沟堑。
  “主席，回去吧，还是绕那条路上吧。你看他们都快到顶了。”胡秀云指着冈上喊。
  主席站住脚喘气，望望冈上的人，摇摇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明智地绕回那条小路去，朝着冈上地。主席望着她婀娜轻盈的身影，笑着问我：“你是追她去呀还是跟着我走？”
  我脸红了。那时，我和胡秀云虽不曾开始谈恋爱，但已经有些“敏感”。我说：“我跟主席走。”
  主席又望住大家：“你们呢？”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主席说着将太平那么斜着划了一道，仿佛概括了一切不易表达的含义。我们几个卫士挽扶着他，寻觅，探索，过沟堑，绕陡壁，用十几双脚踩倒蒿草，膛开灌木丛，终于上了冈顶。我们出汗了，大口大口喘气。然而，我们马上忘记了辛苦。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大片大片的田野伸入朦胧雾气笼罩的天地尽头，河流湖塘像银线串起的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竹丛掩映的村庄，点缀在绿色的世界里，轻柔的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游荡。我们聆听着诱人为风声和树叶喧哗的簌簌声，心房快乐得扑扑乱跳。有人伍忍不住朝着遥远的地平线喊：噢呵呵……
  早上来的人已经兴趣索然，说：“我们比你们先上来，快了一倍多。”
  主席问我：“你说这次谁的收获大？
  我说：“咱们的收获大。”
  主席环指早已上岗的人们说：“你们呀，不懂得享受。”
  这件事过去了二十八年，对我来说却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田云玉带了回忆思索的表情，深深吸口气。又说：我说觉得这件小事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甚至反映了更多更深刻的无法一下子说完的内容……
  我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1952年7月，我十二岁，高小毕业了，不愿去当会计。听说沈阳来人招工，去给苏联专家当招待员。那时，我们把沈阳叫奉天。以为全国再没有那么大那么好的城市了，便跑去报名。挤在报名人中不曾到前面，招工的人便先发现了我：“这个小鬼好。你过来，过来呀！”
  我挤到前面，他简单问几句便说：“赶快回去准备行李吧，今天就送你走。
  家里负担重，父母已不得我早些出去挣钱。打起一个小行李卷我就上火车了。
  在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专家处工作一年，中央办公厅又来东北选服务员，把我选中了。事后才知道，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时，曾在东北交际处停留休息，说东北的小伙儿朴实聪明。所以叶子龙、汪东兴、李银桥便从东北调了一批小青年去中南海服务。
  我们在香山集训一个月，便步入红墙，走进中南海。不少同志分配到各位首长身边，我却留在中南海招待科当招待员。我不服气。我为什么不能到首长身边？悄悄打听，原来领导有话：田云玉那个小鬼。活泼有余。扎实不足，还是个毛孩子呢。锻炼锻炼再说吧。
  我便学习稳重。对着镜子练表情，力求像个大人样儿。可惜，我那时还没有发育起来，身体单薄，再装老成也不像个大人。
  不过。我见首长的机会并不少。那时。毛泽东召集会议多数在颐年堂，刘少奇和朱德召集会议多数在西楼大厅，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开会经常在怀仁堂，负责招待工作的都有我。看来领导列、我还是信任的。我这样安慰自己。
  最先对我产生兴趣的是彭德怀。一次会议休息中，他忽然走到我面前，两腿一叉，双手插腰，我面前立刻像树起半截塔，不由人不肃然。我紧收双脚，立正了。同时听到很大的声音在问：“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首长，我叫田云玉。
  “多大了？”
  “十六。”
  “十六不小了。那时候我有几百个小鬼，十一二岁就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我心里很热，他是第一个把我当大人的首长。我向领导郑重声明：“十六不小了。这是彭老总说的！
  我要能到彭德怀身边去工作该多好？我很羡慕那位老乡何玉贵，他就分配到了彭德怀身边。不过，命运已经悄悄为我做了另一种安排。
  江青常在颐年堂后面的含和堂看电影，领导派我去服务。我给她送茶，感觉到她注视我的目光。当我轻轻退下时，我凭直觉知道她还在注意我，并且向旁边的人了解我。后来我发现，当我做服务工作时，江青带着卫士张仙鹏从一旁观察过我。于是，我意识到命运要有变化。我的直觉很少欺骗我。
  果然，就在1953年底，科长同我谈话，准备调我去毛泽东身边工作。我自然高兴激动。谈话之后，张仙鹏便领我会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又同我谈话：“欢迎你来我们一组工作。先值副班，熟悉熟悉情况，由老同志带带，以后再值正班。”
  那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叫正班，在江青那里听招呼的叫副班。副班主要是协助正班做工作，协调毛泽东与江青的活动。比如毛泽东要找江青和孩子们一道吃饭或了解她们生活学习情况，副班便须如实汇报。
  江青的事主要是由她的护士照顾，卫士只负责她的吃饭及外出活动，并随时向她汇报毛泽东的起居行动。
  我值班前，汪东兴又同我谈一次话。主要是强调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嘱咐我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谈话后，我开始值班，并由老卫士李家翼带班。
  早晨，李家翼叫我端着饭盒，随他走进江青卧室。江青没有起床，穿一身睡衣。她那时还年轻，头发乌黑浓密，皮肤白哲光洁，慵懒地依了靠枕，一种郁郁的端庄神气弥漫着她的整个姿态。
  “江青同志，饭好了。”李家翼小声说，轻步走到床尾。那里有个摇柄。他熟练地摇动。床头缓缓升高。江青上身随着床头一道升高，坐起来。李家翼又将一张特制的木桌拿过来，朝床上插去，嵌在床上，桌面正好在江青胸前。她将右臂支了桌面，望住我。于是，我便莫名地战栗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呀？她的声音像是跟小孩子问话，但声调有些尖细，像被谁卡住了脖颈。
  “我叫田云玉。”我声音发沙，有些透不过气。
  “多大了？”
  “十。十六岁。我抖得厉害，碗盘在饭盒里响，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我想过去替她摆饭，又无沦如何迈不动步。我简直要晕倒了，求援一般去望李家翼。
  李家翼接走饭盒，把饭菜摆到江青面前。
  “你不要紧张，小鬼。”江青笑了笑，拿起筷子，说：“你先在我这里工作几天，熟悉熟悉情况。”
  我点点头，好像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江青注意到我的狼狈样，把筷子挥一样：“好了，你先去吧。以后慢慢会熟悉，熟悉了就不会再紧张。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退出屋的，恢复常态后才发现，内衣全被汗湿了。
  不过，三天后这种紧张感便全消失了。我也可以熟练地为她摇床、插桌子、摆饭菜了。
  江青早饭都是在床上吃，像某些外国电影里演的那样。她生活讲究规律，一日三餐。不像毛泽东，吃饭没有一个准点，随心所欲。他的早饭是面包、黄油，有时也吃半个小馒头。喝稀粥。拌几样小菜：雪里红、咸豆、腕黄瓜。酱豆腐。中、晚西餐要有些像样的菜。她爱吃盖菜、空心菜。宽菜、芹菜、油菜和白菜。菜的纤维切得很短，用肉丝或肉未来炒。有时也加些木耳蘑菇，菜要炒得清淡。如果身体不舒服，她就把青菜捣成菜泥吃，每天不能少了青菜。
  她喜欢吃烧排骨，尤其喜欢吃鱼。午饭若没有鱼，晚饭就一定要有。她喜欢吃鲫鱼、鲢鱼。胖头鱼等刺多肉嫩的鱼，不大吃鲤鱼。马哈鱼腌了当咸菜吃。偶尔搞到鲥鱼，她自然吃得更香。中晚两餐都有砂锅汤，一般是排骨汤或鱼汤。
  江青还喜欢吃小嫩鸡，做成红悯，比鸽子大不了多少，一只小碗便装下，吃的时候细嚼慢咽．认真品味。她的饮食与她的身份相比，不算过分。只是口味苛刻，有点“美食家”的样子，一般厨师伺候不了。毛泽东的厨师便伺候不了她，只有廖炳福师傅能做她的菜。
  江青吃饭是在自己办公室或卧室。毛泽东吃饭也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或卧室。偶尔到一个桌上吃饭，也各是各的菜。毛泽东的菜粗糙简单，只要辣只要咸就行。菜经常是整棵整棵炒来吃。他的好菜无非就是油大点，比如来碗红烧肉。大家都说他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惯，他自己也承认。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毛泽东几乎没动过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倒是常夹一筷子毛泽东的菜尝尝。因为毛泽东喜欢把辣子与革命性联想系在一起。江青在他面前必要辣一辣嘴。她曾试图改变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始终没成功，还闹出许多风波。毛泽东是不容别人束缚他限制他的。
  事实证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不容易。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的干不长，适应江青不适应毛泽东的也干不长。而他们两人的脾气。禀性和生活方式又是那么不同，工作的难度自然要大些。比如医生徐涛、卫士李连成就是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后来不得不离开。又比如钟顺通，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胜任，在毛泽东那里就行不通。毛泽东总是说：“年纪大了，年纪太大了。”我纳闷，年纪大了能算什么问题？后来才渐渐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他的睡眠起居都是由卫士负责，若卫士年纪大了，他身边的有些事就不好意思让卫士干。他只喜欢小鬼。无论按摩、擦澡还是灌肠，叫小鬼帮忙他心里不感觉别扭。
  我那时天真活泼，头脑简单，一身孩子气，但是工作起来还算机灵勤快。江青对我还满意，便让李银桥引我去见毛泽东。
  那天，毛泽东正在卧室，靠在床上看报纸。听到动静，他抬起头。也许是因为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几天，胆子大了，我竟一点没有紧张，站到毛泽东面前，还敢笑眯眯地望住他。
  于是，毛泽东不曾开口，脸上有了笑。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他一见便喜欢我。
  “小鬼，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云玉。”
  “怎么写的？”
  “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你这个名字不错么。有天有地，玉石又那么宝贵。天地之间人为贵。你是什么地方人？”
  “黑龙江双城县。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爸爸妈妈，有爷爷，我们兄弟姐妹六个。
  “噢，是个大家庭了。”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在我这儿工作愿意不愿意呀？”
  “愿意。我用力点一下头。”
  “那好吧，你就在这里工作。”毛泽东重新拿起报纸看，李银桥便带我退出来。
  我仍然由李家翼带班。他值正班，我跟在旁边，看他怎样给毛泽东端饭。擦澡。按摩、灌肠。在班上看过，下来就练习。端饭、擦澡一看就会，按摩就要学习了。毛泽东夏天盖一条单子或盖一条毛巾被，冬天要盖三条毛巾被。我到他身边时，他是盖两条毛巾被。按摩时将手伸人毛巾被，主要是按摩两腿。手贴紧。五指张开，用手掌心的握力促进血液流通。以此为主，配合揉、搓、按、捏。拿等等手法，一般都是从脚到大腿根的顺序，循环往复。
  真正难学，使我下了番功夫的是灌肠。
  毛泽东有习惯性便秘。可是他消化吸收能力大强，常几天不大便。大使时量也很少。听老同志讲，长征时毛泽东经常一星期才大使一次，到了延安也是如此。我到毛泽东身边的前几年，他一直灌肠，直到大跃进前后，灌肠数次才降下来。”
  我第一次独立值正班时，工作很顺利。特别是灌肠，一次便将连接胶皮管子的木塞送到位置。毛泽东准备睡觉时，我照顾他服下第一份安眠药，便开始为他按摩。这时，毛泽东望着我，把几天前刚问过的问题又问一遍：“你今年多大？”
  “十六……快满十六周岁了。”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
  “爸爸妈妈，还有爷爷……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打铁的铁匠。
  “哦，你是铁匠的儿子啊。你会打铁吗？”
  “不会。
  “那你不能继承父业了，到我这里来干啥？”
  “还是给主席服务好。”
  “不见得吧？”毛泽东望着我的时候，目光有些异样。直到后来他反复要送我上学去时，我才明白那目光中包含的全部心思和感情。他对一些小事记忆不是很好，又问他间过的话：“你家是什么地方？
  “黑龙江省双城县。”
  “双城县，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哪？
  “我也不清楚。”
  “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
  “没有，没听说过。”
  “不对，肯定有。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是近邻，不信你回去问问。
  我听了一怔，以为毛泽东是瞎猜。可也当了回事。后来探家问了老人，父亲和爷爷都说只有双城县，没有单城县。我把这话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连连摇头，固执己见：“有，肯定有单城县，你爸爸爷爷都说得不对。”我说：“他们生下来就是那里人，还能不知道？”毛泽东特别自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双城县建了几百年？你爷爷才活了几十年，他孤陋寡闻。”我不敢跟主席争，只在心里认为他是自以为是。然而，到了70年代，我到家乡的县广播局，无意间跟局长问一句：“过去主席问我一句话我始终答复不了，是不是历史上这一带还有个单城县？”局长说：“大有了。现在单城公社过去就是单城县，后来合并入双城县。”他说着，还找来县志。果然如此！我当时感叹不已：毛泽东确实善于分析问题作出正确判断。
  经过半年，我跟毛泽东及江青已经很熟悉，言谈举止也随便了，本性也暴露无余：孩子脾气，单纯幼稚，怎么想怎么说，毫无精神负担。能吃能干，敢哭敢笑，会顶嘴也会认错。毛泽东有一次忍不住拍着我的头说：“小田，我跟你合得来，我很喜欢你。
  大局已定。汪东兴和李银桥来征求毛泽东和江青对我的意见，毛泽东和江青都说：“不错，小鬼在这里干得不错。
  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身边的人”都很关心，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又不一样。比如对老同志，政治上关心多些，说话也是正面内容多些。对李银桥要求尤其严格，有时批评也多些，有一种“同志式”关系。对徐涛那样的知识分子，态度又不一样。说话时讨论的口气多，争辩某一问题时带着干等的气氛，并且从未不曾向徐涛发脾气。对少言寡语老实勤谨的卫士，他说话便也跟着变少，三言两语说明意思就行，多余的话不讲。跟我话就多了。几乎每次给他按摩时都要聊天半小时，并且无话不说，没什么顾忌。我能体会到，毛泽东对我近似一种溺爱。这使我后来变得骄傲，常跟别人耍态度。有一次我想尝尝炊事员给毛泽东炒的菜；炊事员拦住我不许我下手，争吵起来。我将西红柿劈面掷去，击中他脸孔，红汤顺脸直淌到衣服上，为此挨了严厉批评。这类事不少发生，江青多次说过：“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
  确实，毛泽东和江青对我有些“宠”，就连别的卫士和医护人员也有这种感觉。同样的事情，别人办错了要挨批评，我办错了格格一笑便过去。别人听批评，话不多，却严肃得难以承受。我挨批评，听声音很大，但里面分明缺少了严肃，便露出一种亲昵，不去让人紧张。有时，毛泽东同我谈话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轻松随便。
  那天，我为毛泽东按摩，他又盯住我打量，忽然问：“小田，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了。”
  “哎，我这记性！”他拍了拍饱满的额头，又说：“你这么小就在这里，那不把你耽误了？我送你上学校好不好？”
  “不好。”我摇摇头，“还是在您这里好。”
  “没出息！”毛泽东皱起眉头，“为什么不愿意上学？你就没点志气？”
  “我年纪大了。”
  “你还小，才十六岁么。
  “十六岁上大学还小，上小学就太大了。”
  “你已经小学毕业了么，可以上速成中学。
  “再等两年吧……”我含糊其辞。
  “你呀。”毛泽东指点着我摇头叹气，“你就不能向张宝金学习？他就有志气有出息。你就是像李银桥一样，不愿意上学！”
  张宝金曾经是毛泽东的卫士，工作一般。在香山时，劈木柴吵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发脾气训他，罚他的站。但是他爱学文化，毛泽东对他这一条非常喜欢，罚站之后便送他上了大学。毛泽东常对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夸张主金，几乎一聊天就要提起他，让我们向他学习。张宝全体息时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每次必见，再忙也要同他聊一会儿。他过去的卫士来很少有人能享受这种优待。
  过了没几天，毛泽东旧话重提，显然是经过了考虑：“这样吧，你不愿意离开我，那咱们签个协议，你去上学，星期天和假期都回我这里。
  我哼哼着不表态。
  毛泽东皱起眉头，口气有些不满：“你也大没出息了！你现在年龄还小，正是上学的好时候，学了文化多为人民做些工作。连这点道理也想不明白？”
  我低头不语，我是真不想去上学。
  “不要你弄了！毛泽东生气了，就像父亲跟儿子生气一样，把腿一蹬，我便停止按摩溜下床。他大声说：“你回去想想，想好了再来见我！
  过两天，又轮我值正班。毛泽东正躺在床上看书，准备睡觉。我一进门，他便放了书，两眼盯紧我。那目光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既厉害又慈爱，气恼中深藏了期待。
  我难为情地笑笑，试探着去为他按摩。他没有拒绝。但是不说话，就那么望着我。
  按摩时我时而坐，时而跪，因为总保持一种姿势容易累。今天无话，又在毛泽东的注视下，尤其累得快。我不时变换姿势，手脚总觉得不自在。”
  “想好了没有？”毛泽东终于张口了，我身上稍轻松一些。他说：“我还是要送你上学校去。张宝金这个同志是很有上进心的，学习后，知识有了，眼界宽了，会思考了，社会经验也多了。你要下决心向他学习。”
  “我都快十八了……”
  “借口”毛泽东深深喘着气，放缓音调：“李世民你知道不知道？李世民是古代一个青年将领，十八岁领兵打仗，后来当了唐朝皇帝。你也十八岁，连大学也不敢上？”
  我不敢再坚持，小声说：“主席你这么讲，那我就去吧……我听你的话。”
  “这就对了。”毛泽东脸上流出笑意，“那好，我起床以后你就把汪东兴叫来，我跟他作交代。”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笑眯眯对我点头，然后便拿起书看。他是真高兴了，动弹了一下腿说：“好，很好。使点劲，小腿那里多捏捏。”
  我一直按摩到毛泽东入睡。我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为主席服务了。
  我退出毛泽东卧室，马上向汪东兴、李银桥作了汇报。汪东兴皱起眉头问：“你很想去上学吗？”我摇摇头，哼卿着说：“我也没主意了。上小学我就贪玩。语文还凑合，算术不及格……”汪东兴主意已定，但是没明说，绕出绕水提醒：“培养一个人在主席身边服务也不容易啊。我说：“不是我要走，是毛主席一再让我去上学。”汪东兴点点头：“那好吧，我知道了。
  我和汪东兴一道在值班室守候。四小时后，电铃响了。我匆匆走进毛泽东卧室。
  毛泽东正在看报，一见我便问：“告诉汪东兴了吗？”
  “告诉了。
  “你叫他来。”
  “先不忙。”我去涮一条毛巾请他擦脸，然后再照顾他漱口。毛泽东每次醒来都是在床上擦脸漱口，并不马上穿衣下地，他习惯在床上读各地报纸。我沏好茶水，浓浓的，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再去叫汪东兴。
  汪东兴来到屋里，毛泽东放下报纸说：“我和小田讲了，他已经同意，送他去学校学习。你具体办一下。”
  汪东兴不像往常那样回答“是”。他摇着头态度很坚决：“不行。主席，我不同意。”毛泽东有些诧异地望住汪东兴。汪东兴有坚持个人意见的时候，但是从来不曾用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讲话，特别是在毛泽东面前！他翁声翁气话：“培养一个人在这里服务不容易。他刚熟悉了，而且干得不错，马上走怎么行？再说，临时找人培养顶替也不可能。
  “叫他去。”毛泽东显出不悦，“就缺他一个人吗？不能为我耽误他一辈子！
  “他不只是为主席一个人服务，也是为党做工作，我不同意他走。”汪东兴固执起来也真够可以。他又把我抬出来挡驾：“再说，小田也跟我说希望在主席身边继续工作几年。”
  “怎么回事？”毛泽东一下子望住我。我立刻低下头。其实我什么主见也没有，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还在责问：“怎么睡一党的工夫就变卦了？我瞟一眼汪东兴，既不好承认变卦，又不好说没变卦，索性不吱声。
  “你这个人哪，”毛泽东扔下报纸，点燃一支烟，头朝一边侧转，不再看我们。叹了一口气，“唉，你这个同志！”
  汪东兴又汇报两件事便退出去。我看看表，该下班了。不敢马上走，想探明主席是不是还生气？待他吸完烟，我便拿来衣服请他穿。他扫我一眼．停了停，还是把胳膊伸进袖筒里。于是，我松了一口气。
  “咱们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推翻？”毛泽东下地之后，用埋怨的口气说：“搞得我也被动！”
  我知道他火气已过，便不再多说，一笑了之，退出房间去向小封交班。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毛泽东把李银桥叫去，说：“你们这些人缺少文化知识，缺少社会经验，不学习不行。你要带个头，把学习搞起来。不久，他又把汪东兴叫去，商量组织了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让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全体及我们这些卫士都去上学。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办了这个学，由李银桥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拿出钱，为我们请教师，购买一套书本和学习用具。课堂就在毛泽东居住的西院或一中队驻地。经过几年学习，我们分别达到了初中和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的同志还学了大学课程。
  毛泽东始终没忘记要送我进正式学校学习。到1960年他送我进入人民大学预科班，那是后话了。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只要想干的事，不论听到多少个“不”．最后总是要干，而且非千成不可。
  1956年，国家调整工资，我是憋了很大劲，抱了很大希望。
  在一组里，我的工资最低。三十六元五。李连成和我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比我高三级。封耀松比我晚进中南海，也比我高一级。不比不生气，越比气越大。一组讨论调级时，卫士长李银桥和全组卫士都同意给我长两级，并且上报到警卫局。
  我满心欢喜，组里的同志够意思！又惴惴不安——钱不到手不算完么，可千万别节外生枝。
  越怕出鬼越出鬼。上级领导不同意给我长两级。李银桥给我做工作，说领导经过调查，其他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与我情况相同的还有不少。上级掌握平衡，只同意给我长一级。
  我听完第一句就开始掉泪，喘粗气。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伤心，便嚎啕起来，大吵大闹。领导说得很凶，闹到最后也没能多长一级，反而留下了大麻烦。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中南海机关贴大字报，其中有我一张。大标题：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小标题：田云玉哭哭啼啼要两级。
  糟糕的是毛泽东来看大字报了！
  我跟在毛泽东身后，提心吊胆，暗暗祈祷：阿弥陀佛，千万别叫毛主席看见那张缺德的现眼的大字报……
  然而，冥冥之中像有什么幽灵同我作对。毛泽东边看边走。时停时动，左不拐右不弯，径直朝着批判我的大字报走过去。我的心就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
  “主席，看那边，那边大字报多.我的声音有些颤抖，真想一把将毛泽东拉回来。
  “看完这边再看那边。”毛泽东正看得认真；根本不晓得我在受罪。二步。三步……嗡一声响，我全身骨节散架了一般瘫软。毛泽东站到了批我的那张大字报前。幸亏他表情毫无变化，也不曾扭头看我，就那么一声不响读大字报，读过一遍又读第二遍。大概是过了“临界点”．我反而不像最初那么紧张狼狈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那就厚起脸皮面对现实吧！
  “嗯，”毛泽东双肩一沉，哼出一声。头缓缓转过来，并无恼怒，甚至还挺和蔼。望着我拖长声音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啊！
  就说了这么一句，便继续往前移动着看大字报。我脸上仍火辣辣发烧。身上已经卸去重负。后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群众传抄的毛泽东文章中也出现过这句话。
  不久，在一次值班时，毛泽东吸着香烟打量我，若有所思。忽然说道：“小田，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好不好？
  我望住他，茫然点头。
  “我准备从我的工资里拿出钱来给你发工资。你的工资不要国家来负担，我来负担。你看多少钱合适？”
  我开始有些憎，随即脸烧起来，心也怦怦跳。什么话也讲不出，脑子里只是转悠那张大字报，感觉极度难堪。
  “你现在拿多少工资？”
  我喉咙抽搐着干咽一下，嗫糯：“四十三元。”
  “你兄弟姐妹七个？”
  “嗯。”
  “你是老大。
  “嗯。
  “生活要困难些了？
  我默默点头。
  毛泽东把头伸近我，放低声音：“我给你六十元钱可以不可以？”
  一颗小火苗突地燃起在心房，迅速弥漫全身。六十元！这比调两级还高啊！我身上开始燥热，喘息变粗，嘴唇动了动，那个“行”字差点蹦出来。可是，火焰转瞬又熄灭。怎么能让主席拿钱呢？
  “你是不是还觉得少？”
  “不，不不！”我突然醒过来，嘴巴不曾受头脑支配，完全是遵循着一种本能的驱使，急促道：“这不行，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您的工资呢？那样一来，我不成了您私人的人了？”
  毛泽东一怔，显出始料不及的表情。沉吟一下，点点头：“嗯一一你讲的也有道理。就这样吧。”
  这时，我又怅然若失，深深懊悔起来——机会失去了！二十年后，懊悔更大。当初若拿了毛泽东的工资，我调离他身边时。必然不会降薪。这是共产党的政策。那么，我的工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低了……
  这种懊悔心情是很折磨人的，我开始失眠。幸亏两天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冲淡懊悔；使我能重新入睡。
  那天上午，毛泽东准备睡觉。
  正值盛夏。天气闷热，蝉声烦人。每逢这个季节，毛泽东那张补了补丁的枕席便不够清凉，他的办法是在枕席上放几张看过的报纸。那时我们不懂铅字油墨对人体有害。
  毛泽东服过一次安眠药，我便开始替他按摩两腿。他懒懒地挥一下手：“天太热，不要搞了。跟我聊会话吧。”
  我坐到他的床头，发现他枕着的报纸已湿，便替他撤换几张。
  十小田哪，四十二元更少了些。不过，比我过去要强多了。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薪水只有八元钱。我到街上吃过一次包子，那包干好吃极了……”他回忆着吮吮下唇，又说：“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吃位子了吧？”
  我难为情地点点头。
  毛泽东西眼朝着天花板眨了几眨，又说：“有一次我借了人家的钱坐火车去上海，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
  “鞋子穿在脚上还能丢？
  “不是说了鞋子，光脚丫子缩到椅子上坐么。”毛泽东笑起来。
  于是，我脑海里便出现一个满怀抱负的农村知识青年，坐在甫下的火车里，双手抱膝，光脚丫子蹲坐在长条椅上。他太疲倦了，身体随着车身摇晃，渐渐合上双眼入睡。自然是鼾声如雷。便有一个小偷或邻座的旅客，小心翼翼拾起椅子下那双黑布鞋，悄没声地溜走了……
  “那么，后来呢？
  “到浦口下车，我才知道鞋子丢了。赤脚进上海是不合适的。城市不比乡村。幸好碰上熟人，又借来钱，买了鞋子买了票，就这么才到了上海。”
  我照顾毛泽东眼下第二份安眠药，他便不再回忆往事，随口说一些闲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的孩子李敏李钠，将来肯定不如你们．她们不如你们吃苦多。”
  于是，我便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对孩子要求那么严。李敏李讪自小就在西楼大厅的大食堂里吃饭。稍大些后，又被弄到条件更艰苦些的东八所大食堂就餐。再大一些，便住校吃学生食堂。李敏结婚后，搬出中南海，就住在我们一般公务人员的家属楼。我结婚后，同她住隔壁，住房条件都一样。毛泽东曾多次问我：“你们感觉李敏好啊李钠好啊？”我总是回答：“李敏李钠都很好。对我们都很尊重。”毛泽东便点点头：“能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她们夹着尾巴做人。我就放心。”
  1956年夏，毛泽东来到广州，住在一个小岛上。进门就是桥，过桥之后有两个院子。毛泽东住一个院子，其他首长及工作人员住另一个院子。
  天气闷热，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思想特别活跃，喜欢冲动，常常突然冒出一些使人吃惊的念头。他叫来卫士长率银桥，吩咐：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这声吩咐不啻雷响，震动了所有随行人员。游长江？这怎么行啊！出点事可不得了，无法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作交代的！当时，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以及保健医生都坚决反对，用毛泽东的话讲：阻力很大。
  罗瑞卿经常对我们讲，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他负责毛泽东的安全，真可以说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每当毛泽东被群众包围，他总是和我们卫士一道手挽手前面开路，左右护持，将毛泽东“保”出重围。
  罗瑞卿匆匆来劝毛泽东。毛泽东不听，坚持要游。罗瑞卿不答应，说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毛泽东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吓一跳，显得有些不安。他怎么敢想毛泽东被淹死？他难堪地解释：“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责任。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毛泽东冷笑：“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毛泽东真发火了，便退出来。退出来也不放行。某些场合，他不松口毛泽东就无法行动。于是，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又轮番劝。事实证明，一旦真形成顶牛的形势，毛泽东便决不会让步了。只要有对立，他就一定赢，不赢不罢休。他发脾气了。毛泽东发起脾气，喜欢说：“你蠢！”“你知道个屁！
  相持不下，毛泽东便采取策略，命令一中队韩队长去实地考查，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他去长江调查一些人，这些人都说不能游，漩涡太大大多。他有了证明，便匆匆赶回来汇报，将沿江群众的话学舌一遍。
  毛泽东早已沉下脸，皱起眉头问：“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一怔，脸刷地红了，嗫糯：“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你别说了。不要解释了！”
  韩队长张一张嘴还想解释。
  “不要你说了，你去吧！”毛泽东转身吩咐我：“你把孙勇给我叫来。
  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是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自然一去便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完全没问题，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毛泽东有了实证，形势明显变得无法阻挡。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
  出发前，毛泽东对我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他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要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于是，韩队长便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过一段时间，毛泽东消了气，又对我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就这件事办得不对……”他似乎有些后悔赶走韩队长。但是，韩队长已经调离。毛泽东一旦做过的事，即使有些后悔，也不会轻易再改。
  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吧。又乘飞机飞到武汉。“阻力“排除，毛泽东显出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谈笑风生登上一般客轮。过去他视察长江三峡，就曾乘坐这通客轮由重庆顺流而下。
  王任重脸孔晒得油黑，嗓子有些沙哑，这些天忙坏了他。他站在甲板上指挥调度人马：四只小木船围绕过来，船上水中都有人，预备了救生圈。客轮上，工作人员将软梯放下水去。孙勇晃动着结实的身体，走在毛泽东前边，回顾毛泽东下水等候，孙勇顺软梯爬下，一边帮助毛泽东在软梯上抓牢蹬稳。
  “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毛泽东指着围绕过来的小木船下令。
  有关负责人不敢再惹毛泽东生气，那样游泳的乐趣就没了。商量一下，让小船划走，只留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尾随。
  孙勇已经下水，一边蹬腿踩水，一边伸出双臂，接毛泽东下到江水中。地点就在准备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
  那天，我因为长了一身痱子，沾水杀得疼，所以没下水，留在客轮上看毛泽东游。毛泽东游泳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自如，一边和身旁的警卫人员及负责护泳的运动员谈笑，顺流而下游了十六七里。客轮缓缓跟进，当毛泽东游得心满意足时，便靠近过去，接他上船。
  我赶紧拿一条毛巾迎上去。
  毛泽东顺软梯一爬上船，便满面笑容朝我喊：“谁说长江不能游泳？啊，你怎么不下？”
  我替他擦身，一边解释：“我是想游的，可我长痱子了，下次再游吧。
  “那好，那好。这可是长江啊！”毛泽东披上浴衣，走进船舱。我帮助他擦脸，换好衣服。他显得容光焕发，走出船舱。
  王任重等候在客厅里。毛泽东与他谈话，我把茶水送过去。毛泽东指着我对王任重说：“他叫小田。此人是赞成我游的。”
  我冲王任重笑笑，王在重伸出手同我握一握。
  毛泽东走上甲板，上面人很多，湖北省委的领导们争着和毛泽东握手。我看他们挤得厉害，其中一名干部拼命想从人丛中挤道缝，能握一下毛泽东的手。我皱起眉头。一把拉住他，猛一拽，将他甩个趔趄，甩到了一边。那位领导干部很尴尬，悄悄瞟我，又朝毛泽东望。他渴望握一下毛泽东的手，又怕我挡在那里。我便有些心软。问问别人，才知那是湖北省委秘书长。他毕竟没敢再过来，搓着手在后面徘徊。
  回到驻地东湖客馆，毛泽东召集柯庆施。王任重、曾希圣等部分省委书记在一楼会议室开会，会后便赶回北京接见外宾。接见前，毛泽东就像任性的少年一般兴奋自得他说：“罗部长不叫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十六、七里！明年六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去。”这种兴奋得意之态，一直延续到接见开始。当外宾出现在面前时，他才恢复了平常公开场合所表现的那种庄严神态。
  1957年8月上旬，毛泽东去青岛视察，住青岛交际处。交际处位于市区，门前是个广场。毛泽东休息时便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他酷爱到大自然中去游泳。据说，年轻时，他一直坚持四项：水浴，即到江河湖塘里去游泳，或者让暴雨沐浴；风俗，须脱光衣服让冷风吹身；日光浴，经常让皮肉暴露在阳光下；霜浴，深秋下霜的夜里在野地睡觉。这就是“野蛮其体魄”。靠此，毛泽东后来历尽艰险而身体健康无恙。年老后，他仍坚持每天擦一次澡，从未间断。
  当时，毛岸青正在青岛医院疗养。听说医院有名女护士和毛岸青关系不错，准备结婚。毛泽东派警卫员徐永福去医院了解一下儿子的全部情况。徐永福了解后写来一份汇报材料，毛泽东阅后表示满意，叫我转告徐永福：“谢谢他。”
  这期间，毛泽东见了毛岸青一面。我给送茶时，见毛岸青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他长得很像毛泽东，父子俩小声交谈着，气氛亲切轻松。
  退出来，服务员送给我一份电报：母病重速归。我立刻大惊。心里憧有些急。我兄弟姐妹六人。自小家里生活艰苦。母亲操劳一生。拉扯我们长大不容易。现在家里拍来电报，母亲一定病得不轻。我十二岁离家，不曾尽到孝心，母亲病重再不回去于理于情都不该。
  可是，这次毛泽东来青岛。卫士只带了我和封耀松两个人。每人每天值十二小时班。我若走了，剩封耀松一个人，这里的工作怎么办？
  心里一急，我忘了向卫士长请示报告，加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久，平常有什么疑难事都爱民他聊，请他帮忙出主意，我便拿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看。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毛泽东看过电报，望住我问。
  “我也没想好。”我为难地皱紧眉头。
  “你母亲平时身体怎么样？”
  “平日很好。”
  “尽孝心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你还是回去看看吧，你去准备一下。”
  “可是……主席身边就没人了。”
  “这里总是有办法的，你就安心回去看看老人。你叫秘书来。”
  我退出房间，叫罗秘书去见毛泽东，片刻，罗秘书喊我进去。
  毛泽东声音柔和他说：“你就回去，听说有北京送文件的飞机，可以坐飞机回北京，然后再转乘火车回家。给你带回去二百元钱，作路费，也可以给母亲治病。
  我的心一热，怦怦直跳。二百元钱！50年代，这可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
  毛泽东转脸望住罗秘书：“嗯？”
  “一百元钱已经不少了，再多带没必要，主席身边的人……注意些好。
  我直恨罗秘书多嘴，可又不能张嘴要钱。只见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既然这样，你就带一百元钱回去。如果再有困难还可以写信来。”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朝封耀松发牢骚：“妈的，罗秘书真不够意思，扣了我一百元钱！
  罗秘书听到了，有些不高兴，说：“一百元差不多了，你也别太贪心。
  我乘飞机到北京，又买火车票坐日双城县，没舍得买卧铺。
  到家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儿干得正欢，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惊讶地问：“妈，你病好了？”母亲本来抓着我上下打量，听了我的发问，毫不在意说：“没病，妈没病。妈就是想你。我皱起眉头抱怨：“看你，人家工作正忙，你就拍假电报。…母亲说：“怎么了？你爷爷身体不好，他怕见不上你了。”我无话可说，忙去看爷爷。
  我父亲结婚后，便与爷爷分家另过。父亲孩子多，生活苦，爷爷的生活要比父亲好得多。爷爷有房子，有铁匠铺，我生下不久，还没学会站，爷爷便把我要去，以后一直在他身边长大，感情相当深，甚至比对父亲的感情深。爷爷一见我便哭出声，抱住我上上下下看个没够，摸个不停。他身体很糟，心情也不好。当时成立互助组，政策上讲的是自愿参加，实际上等于强迫。爷爷不自愿，生产工具都被街道收走了，不参加也得参加。
  那时，我正年轻。穿的是中南海发的柞茧丝中山装，小伙儿抖抖擞擞挺精神，在大街上尤其显眼。街坊邻居和旧日同学听说我从北京回来，议论纷纷，都赶来看望。我有毛泽东给的一百元钱壮胆，去市场随手甩出一元钱，买回一挑香瓜，给家里一筐，给邻居一筐。这举动很使勤俭度日的邻居们吃惊、羡慕和感谢。大家议论更殷勤，更多奉承。
  大娘说：“从小我就着这孩子不一般，有出息。是要去大地方做官的。”
  大爷说：“我早说过，云玉这孩子是丑两酒的命，顶冠柬带盛威名。
  同学们说：“云玉是属鼠的，不是一般老鼠，是红老鼠，要有不平凡的命运。”
  我听着很开心，好容易忍住没说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为说了就违反纪律，不平凡的命运便会结束。不过，我自觉不自觉地还是露了踌蹰满志的神色。那一段探亲的日子，我始终处于一种优越地位，是乡亲们注目的中心。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将家里情况如实作汇报。毛泽东听说我母亲没病，是拍了假电报，便感慨道：“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当我讲到乡亲们对我的议论时，毛泽东笑了，逗趣说：“是啊，红老鼠，你的官不大地位可不低呢。
  接着，我讲了互助组的情况。我说，我父亲除了一双打铁的手，什么也没有，所以搞互助组很积极。我爷爷有作坊，自己干得挺好。他不愿意参加互助组，就把他的工具拿走了，不参加就没活路。
  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望住我问：“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还是站在你爹的立场？”
  我低下头小声说：“反正不经本人同意就收走我爷爷的工具下对。政策不是说自愿吗？”
  “那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上了？”
  我低着头久久不语。
  “嗯，”毛泽东在喉咙深处哼一声，慢条斯理说，“先不论你的立场，你敢讲真话我还是喜欢的。我看我们很能合得来。”
  卫士值班分正副班。值班室有一个记事本，是交班日记。正班记录毛泽东的起居活动，副班记录江青的起居活动。其中，值班人员很注意交代毛泽东的睡眠情况。
  毛泽东睡觉难，一直服安眠药。有时服一次即可入睡，有时要服两次。那规律是：第一次服药后，擦个澡上床。继续看书，但不着文件了。卫士陪在身边替他做按摩。这也是他与卫士聊天的时候。聊与不聊、多聊少聊因人而异。若一小时后仍未入睡。便服第二次药。并吃点芋头或地瓜。第二次服药后一般即可入睡。若仍然不能入睡，他就开始表现烦躁不安。于是，保健医生便会视情况决定让他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们很注意照顾毛泽东的睡眠。夏天热，有时连白布单也盖不住。我们便在他人睡后再将白布单覆在他肚子上，以防肚子受凉。枕头上虽有凉席，他仍觉热，常用垫报纸的上办法。我们熟悉了。便事先替他垫好。
  毛泽东的床五尺宽，但是一多半被书所占。有次我发现他被子掉了地，灵机一动。便自作主张，找木工在他的床帮上加了半尺宽一条活动木板，睡觉时支起来，起床时放下去。被子便不会再掉地。毛泽东很高兴，夸奖我：“你很会动脑筋啊，说明你做事认真。
  中南海里一些熟人常说：“小田在毛主席和江青面前很吃得开。”如今想来，我其实并不比别的卫士工作更出色。那原因大约反映在毛泽东对我讲的一段话中：“小田，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很愿意跟你谈心，我就喜欢你敢讲真话。”
  我到毛泽东身边时还只是个少年。老卫士讲话都是很慎重的。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注意立场、态度和大道理。我的年纪和性格决定了我讲话随便，当说不当说的都说，正面话反面话全讲。以后习惯了改也改不了。恰恰这一条毛泽东很欣赏。他曾抚着我头发说：“小田哪。你是个好人。我真希望你在我这里呆一辈子。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会想你的。”
  受到毛泽东喜爱，我不免有些骄傲，有时便显出盛气凌人。有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在火车上，列车员姚淑贤开门慢了些，我便发态度，同她争吵起来，甚至骂了很多难听话。事过之后也根本没往心里去。
  可是。姚淑贤含泪向毛泽东告了状。
  那是毛泽东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指着我鼻子责问：“你为什么对小姚耍态度？”
  毛泽东严厉的面容使我吓一跳，收起往日那种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的劲头，老老实实立正站好。
  “越来越不像话！”毛泽东的目光使我颤栗。“你去向她道歉。要当面检查，检查不好不要来见我。”
  这一来，我威风扫地，接连几天抬不起头。
  毛泽东发脾气毕竟简单明了，过去便过去了，无须多想。江青发脾气则不然。那时，各位首长的卫士们碰到一起，都说：首长好伺候，夫人难挡。在毛泽东的家庭里也不例外。
  那是在北戴河，我同江青的护士闹矛盾，把她骂哭了。我耍起态度来是很凶、很狂的，可是一见她朝江青屋里走去，便有些心怯。尽管嘴巴仍然硬：“你告去，妈的，告上天去我也不怕！”
  一旦副班卫士叫我会见江青，心便怦怦跳起来，脸热手凉。两脚发抖。可我还是强装镇定，作势作态从鼻子里哼一声粗气：“去就去！”
  踏进屋门的刹那，我强装出的傲气狂态便一扫而光，代之以惶恐委屈的神情，好像受了冤枉和伤害。我垂手而立，撅着嘴低下头。
  “你别给我装这副可怜相，我还不了解你？”江青大声说。“你好狂啊，你就敢欺侮到我头上！”
  我明白，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声不响。
  可是，我的打算落空了，江青命令：“你给我抬起头来。”
  真难堪啊。我勉强把头抬高一些，看到盛怒的江青和站在她身后抹泪的女护士。
  “你想于什么？这里盛不下你了？你向她道歉，现在就道歉。
  天哪，哪怕事后让我向护士个别下跪呢，也比这样好受些。我羞愧地茸下眼皮咕哝：“对，对不起……”
  “一声对不起就完了……刚才骂人的那股劲头呢？”江青不依不饶，抓住我不放，“你向她检查，你的自我批评呢？
  我眼里含了泪，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是因为认识到不对，而是因为自尊心受到难以忍受的伤害。
  “对不起。我，我不该耍态度。我、我骄傲，我错，错了……”大颗大颗的泪珠冲决眼堤滚落下来。
  “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江青放缓语气坐下去。“我看你还翘不翘尾巴？你去吧。”
  我转身退出，一连几天没法子抬头见人。唉，我算把脸丢尽了，以后还怎么工作？我敏感别人的目光，敏感别人的微笑，敏感别人说悄悄话。我干脆钻进屋里躺铺板……
  然而，江青又派人来叫我了。我耷拉着脑袋走进她房间。
  “小田，你看这毛线怎么样？江青满脸微笑，用亲切愉快的尖声调喊我，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或者是她早已忘了？“你过来，到这边来。”
  我懵了，恍若梦中。机械地走到她身边。
  “怎么样，好吗？
  “好。我勉强吐一声。
  “这颜色你喜欢吗？”
  我点点头。
  “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来，比量一下，叫小殷给你织个背心。江青的态度是那么亲切感人，叫护士量了尺寸，为我织了一件毛背心。当我穿上边件毛背心时，江青满意地打量着，说：“真不错，喜欢吗？”
  我蒲然地点点头。
  “走，选个景，我给你照张相。”
  江青的摄影技术确实不错。那张照片拍得很有艺术水平，摆在相集里很醒目。她说：“保存好，留个纪念。”
  于是，我忘记了曾经受过的羞辱，对江青很感激，工作起来也有了劲头。
  我渐渐恢复了活泼和自信，也恢复了自尊，又能在人群中自由自在说笑玩闹了。敢高兴敢生气，似乎甩掉了身上的包袱。
  那天下午，我接封耀松的班，是值江青的班。刚接班，正遇江青要外出。
  江青外出有几件必备的用品：眼镜。大衣。围巾和坐汽车使用的靠枕。由于刚接班，我有些手忙脚乱。准备好眼镜、大衣、围巾，还不曾找到靠枕，江青已经出门上车了。我以为靠枕在车上，便匆匆追着上车。
  江青已经坐到了司机旁；可是靠优并不在车上。我慌了，回头又跑去屋里找，越慌越找不到，。只好又朝汽车跑。江青正在看表，一见我空手而来，突然大发脾气：“你干什么吃的？小兔崽子！你下去，不要你去了！
  她叫卫士长李银桥顶替我上了车。汽车扬长而去，我心里一阵阵难过，泪水又溢满眼圈。
  小兔崽子，这声骂深深伤害了我。我像被霜打了一般发蔫，我想到了走。心里咕哝着，寻找申请调离的机会。
  申请不曾提出，又轮我值副班了。江青见到我，还是笑眯眯，还是那种愉快的尖声调，好像根本没骂过我“小兔崽子”。
  “小田，这几本书你拿去看看。这种历史书要多读，不懂历史就不懂我们的民族，也就不能真正认识社会。”
  我接过书，真有些晕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些字你可能看不懂，那就查字典。要多使用工具书，提高文化主要靠自己。”江青语调变得更亲切，“会查字典吧？
  我点点头，心里的委屈和痛苦又消逝了。反过来责怪自己：唉，大概是我多心了。瞧人家江青是什么胸怀？这种小事从不记在心里。工作没做好，说几句我就受不了，也太少涵养了……
  但是，没过两个月。我又挨了骂。而且，她还提起了旧事。看来她并不是没记在心里。我寒心了，觉得没前途了。这时，她又表现出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使我变冷的心重新热起来……终于，我从她送的历史书中得到某种启示：大概这就叫恩威并施吧？
  医生另有解释。说江青处于更年期，表现情绪不稳，急躁，脾气大。我年轻，不懂什么叫更年期。想像那是一种怪病，所以一到她身边就有些紧张，处处小心。不像在毛泽东身边值班那样轻松自在。我不曾对毛泽东讲过什么，但毛泽东还是有所察觉。有次睡觉前，他小声对我说：“小田啊，江青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喜欢发脾气。你们看我的面子，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过于计较。也就这几年，过去了就会好一些。”我好奇地问：“主席，更年期是什么病啊？”毛泽东笑笑，拍拍我脑袋：“你还小，以后大了就懂了。”
  卫士长李银桥可不像我，他和江青吵。就是在北戴河那次，为了打扑克他们吵起来，吵到后来变成了大哭大叫，陈年旧事全抖落出来，就像一个家庭里的人吵架一样。两个人争着到毛泽东那里告状，像家人闹矛盾闹到家长那里似的，在毛泽东面前哭着互相指责。毛泽东正批阅文件，不得不放下皂，站在两个人中间劝架。劝也劝不开，惊得我目瞪口呆。
  “不许吵了，我看你们再吵！毛泽东在中间喊，“你们还叫不叫我办公？出去，你先给我出去！”
  毛泽东让江青出去，江青还在吵。毛泽东喊：“闭嘴！你少说一句不行？”
  江青不说了，在那里擦泪。可是李银桥没闭嘴，又说两句。于是江青不干了。刚出门又进门指着李银桥喊。毛泽东往外推江青，接着往里推李银桥：“你怎么搞的？她不说了你还说？给我闭嘴！
  反复几次，谁都想多说一句。直到毛泽东发了脾气，两个人才一起闭嘴。
  这次事后。杨尚昆主任和罗瑞卿部长来，给我们开了一个会，点名批判了许多人。气氛并不严重，就像调解家庭纠纷。李银桥本人也没什么压力。会议结束时，杨尚昆说：“毛主席担负着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任务，你们不要结他找麻烦，要尽力为主席服务好，这也是为党为国家作贡献。”他指着张仙鹏问：“小张。怎么样，能做到吗？“张仙鹏回答：“能做到。”我们明白，这也是对所有工作人员的提问和回答。
  通过这件事也证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确实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这个家庭中的人员都是平等的。
  1957年，我二十一岁。那时不懂晚婚晚育，我开始谈恋爱了。
  那年，毛泽东和江青去杭州疗养，住刘庄宾馆。老房子，古香古色。浙江省委为毛泽东在大华饭店举行舞会。逢这种场合。我们卫士值班不值班都要跟着去。我们年轻，都喜欢跳舞。
  若是毛泽东一个人士参加舞会，气氛会显得活泼、轻松、奔放。若是江青也跟着参加，舞场便莫名其妙变得拘谨起来。舞伴不论男女都有些紧张，往日那种逗笑声更不会出现。毛泽东背后也跟我们发牢骚：“江青这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其实；江青舞跳得很好。大概是她那与生俱来的庄严的笑（她很少有随便的笑）使人望而肃然？或者是她那挑剔的目光常常扫来扫去，使人不能不自省出了什么问题？随便什么人都去邀请她跳舞是不行的，没有人邀请她跳舞也是不行的。我们卫士必须随时留怠。
  毛泽东伴江青跳了第一场舞。乐曲再起时，毛泽东朝我投来一瞥。我立刻起身，去邀请江青跳．将毛泽东替出来另选舞伴。
  可是，江青朝乐队喊话了：“这支曲子不行，换一个。”乐队重新奏乐，江青又说：“不好，这个曲子也不好。”乐队开始紧张，跳舞的人也有些不知所措。总算选好曲子，我们开始跳。
  江青舞步从容、庄重。不乏优雅，但是缺少热情。当我们舞蹈接近乐队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她忽然停下来，双手堵了耳朵。皱起眉头说：“音乐太刺耳了。你们声音小一些不行？”这样一来，舞会再不可能热烈，变成一种略逞尴尬的恬静。
  恬静的气氛容易引出许多小动作。当李连成陪江青跳舞时，我解放出来，认识了一位新舞伴。我们不敢说笑，你看我，我看你，用目光交流。结果，一种全新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我心里开始发热。跳舞休息时，我们坐到一起。再跳时，有了悄悄耳语。说话一旦是悄悄的，情意这种东西便产生出来。我们彼此有了基本了解。这位西子姑娘是浙江省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几天后，在杭州饭店的舞会上，我们又见一次面，这次跳舞，我们彼此留下了通信地址。就是说，我们彼此有意，愿意继续发展关系。我没有留我本人的通信地址，让她把信寄给一中队的王惠，那是我的挚友。再由王惠把信转给我。就这样，我们通信一年多，保密一年多。
  这种事能在中南海保密一年多已属不易。后来，事情终于公开，并且马上传到毛泽东和江青耳中。
  有一天，我值副班。为江青送早饭时，她忽然问：“小田，听说你在文工团有个女朋友？”我红了脸，点点头默认。江青吃两口饭。又问：“是跳舞跳上的？我轻轻“嗯”一声。江青说：“人怎么样？下次去杭州带来看看么，我可以帮助你参谋参谋。
  既然事情已公开，我便采取主动。再值正班时，我把女演员的来信都拿给毛泽东看，并且汇报了认识和交往的经过。毛泽东望着我，像父亲看儿子一样，忽然点着头发出慨叹：“长大了，真快呀，你已经成了大人了！
  接着，毛泽东便拿起女演员的来信看，一边看一边改错别字，有的错别字还要先问问我看出没看出？正确的应该怎么写？看到最后几封信，毛泽东停顿一下：“这已经是情书了么，还要让我看？”
  我说：“我是在主席身边长大的，还有什么秘密不能让主席知道？”
  毛泽东显出老人那种慈祥的笑，把女演员的来信都看完了。然后，我又把自己刚写好的回信交给他，请他帮忙修改。毛泽东笑出声：“哈哈，让我帮你写情书？这不是骗人家吗？我只能给你改错别字。”
  以后，我再写情书，都要先请毛泽东修改，然后再抄好寄走。信中还要指出女演员来信中的错别字和病句。女演员来信惊讶感慨：“你进步真快，想不到竟有这么高文化程度……”
  1959年，我随毛泽东、江青又来到杭州。刘庄宾馆正改建。这次住在王庄。我与女演员在西湖幽会几次，便将她带来王庄。去见毛泽东。那次见面轻松愉快，笑声不断。见面之后，我在自己房间为女演员做了挂面汤。请她吃，趁机溜到毛泽东那里，悄悄问：“主席，你看她怎么样？”
  毛泽东微笑点头：“温柔聪明，是个好孩子。”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关系吗？
  毛泽东又点点头：“我赞成。”
  我跑回宿舍，女演员已经吃完面。我又领她去见江青。
  江青正巧带着几名工作人员走出小院，我们迎上去。我向江青介绍女朋友。女演员显出拘束腼腆，回答了江青问话。因为在舞会上已经认识了那些工作人员，便退到一边和工作人员聊天。江青身边就只剩了我。
  “你们挺好了吗？”江青从侧面观察女演员，小声问我。
  “嗯，挺好了。
  “长得漂亮，身材也好。”江青一边打量一边评价，“不过，没有神。是木美人。”
  我有些难堪，没有讲出话。
  江青收回目光望住我，稍停一停，忽然说：“多了解了解。可不要上当啊。”
  我一怔，脑子接着便翻腾着乱了起来。因为我确实疑心她长得太漂亮，追她的男人肯定不会少。
  我背着女演员到文工口了解她的情况。团里有个弹琵音的女孩子，和她是老乡，也是好朋友。她为好朋友说了许多揭短的话：娇气。爱打扮不爱学习。缺少思想。曾经去上影厂学习，指导老师是位男演员，至今还有来往……
  我吃醋了，开始追问女演员。无论她怎样解释我也无法释疑，便严格限制她与男人交往。我说我会随时向文工团了解她的表现。我也确实这样做了。女演员很愤怒，说我自私，蛮棱，不懂感情。我说：“你就得听我的！”
  她哭了，转身而去。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痕。
  那时，由于工作性质的原日，我们接触机会很少，就是我随毛泽东到了杭州，见面也难。这样，互相埋怨就更多些。而江青关于“木美人”的评价，她深深嵌入我脑中，再也无法除去。
  50年代，毛泽东每年都要去杭州住一段时间，有时能住二三十月。由于我的吃醋，我与女演员的关系不但没有继续向前发展，反而倒退了。
  1960年初，我又跟随毛泽东来到杭州。毛泽东关心地问：“见你的女朋友了吗？”我低下头说：“没见。毛泽东问：“闹矛盾了？我说：“还没抽出时间。”毛泽东说：“我马上要睡觉了。我睡觉后你没事，把她接来好好谈谈，要珍惜已经建立起的感情。
  我动心了。待毛泽东人入后，我从警卫处要辆汽车到文工团把女演员接来住地。可是，领导认为我是擅离职守。按纪律规定，值正班时间不能离开，但这次是毛泽东批准的呀！当时我不愿把责任推主席身上，便闷头不响听了两天批评，心里很窝火。没处发泄就都发泄到女演员身上。女演员对我的莫名之火不了解。跟我吵起来。于是，我又认为她不灵活，不能善解人意，不会体谅，确实是个“木美人”。我们的关系更紧张了。
  回到北京，女演员来了一封信，说我对她感情要求太苛刻。其中有句话：“你这个人大自私了，从来不会为别人想一点。”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毛泽东和江青也不曾这样说过我啊！我写了回信，其中有这样的话：“你认为我太自私，这不好那也不好，如果不合适就算了。”
  我把她的来信和我的回信一起交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后，批评我封建，大男子主义，是有些太自私。未了又劝道：“这不要发了。过几天我们还要去杭州，到杭州见面谈谈再说。”
  就在这时。浙江文工团那位弹琵琶的女孩子又来信揭发她的“好朋友”同上海的男演员仍有接触。我便认定女演员感情不专一。愤怒之下，没有听毛泽东的话，把那封绝情信发走了。
  过了“五·一”节，我们果然又到了杭州，仍然住在王庄。毛泽东劝我和女演员见面，我不肯见。毛泽东便叫我跟他一道去跳舞。我明白一跳舞必然会见到那位女演员，便推身体不舒服。没有去。
  毛泽东在跳舞时专门和那位女演员跳了几次，借机劝她和我见见面。女演员正在又气又伤心。坚决不肯主动来见我。就这样。我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我家里生活困难，很着重钱物。既然关系断了，．我就想起送女演员的手表和衣料。我去找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请他们帮忙把东西要回来。
  警卫处的同志受人之托，就在舞会上对女演员说了。女演员又在跳舞时告诉了毛泽东，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毛泽东很为身边人办的事难堪，回来就批评我。他还是希望我们和好。
  “你们应该好好谈谈，东西不要忙着要么，先想想自己是不是有错？中间是不是有误会？”
  我说：“我不是为哪一件具体事，我们是思想性格不合。”
  毛泽东皱起眉头吸烟，片刻才说：“就算不能和好了，那些东西还要它干什么呀？你不要要么。一个小伙子，跟人家好了一场，已经送给人家了又往回要，这不好么，不合适么！”
  我低头不语。回到自己房间，左思右想，舍不得表和衣物。我便背着毛泽东，托人把东西要了回来。而我与那位女演员，始终未再见面。
  失恋这段期间，摄影组的胡秀云对我很关心。她也认识那位女演员，并且我们三个人也合过影。胡秀云过去对我就很好很关心，当我和女演员断绝关系后，常来劝慰我，我们的感情很快便建立发展起来。
  胡秀云跟随毛泽东的时间也不短了，毛泽东曾表扬过她喜爱学习。我和胡秀云好了，毛泽东也挺高兴，只是敲打我几句：“要吸取教训，在爱情问题上不能太自私。要尊重对方，凡事多为对方想想，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感情。”
  我与胡秀云结婚时，毛泽东送我们五百元钱，又送我们俩去人民大学预科学习，这些都是后话了。
  1958年夏，我跟随毛泽东去北戴河。我在书店里发现一本萧二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我跟随毛泽东多年，虽听他讲过一点青少年时代的事情，但只是孤立的几件事，并无完整系统的认识。比较起来，多比一般人更想了解毛泽东的过去。所以，马上买回一本，到家就翻开来看，想一口气读完。
  可是，轮我值正班了，我把书揣兜里去接班。毛泽东正在看文件。我为他换一杯茶水，看看没什么事，便悄悄退出，在毛泽东住房的走廊里继续看书。
  大概被书所吸引，我也不知过去多长时间。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走到我身边我才发觉，忙把书往兜里揣，慌张问：“主席有事吗？”
  毛泽东摇摇头，把手伸出来：“看什么书呢？”
  “看、看……”我把书交给他。毛泽东看看书名；又翻几页看看内容，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然后把书还给我，说：“这本书写得基本上真实。你们这一代啊，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
  我说：“主席，您从小就很有抱负啊。”
  毛泽东说：“冰也应当有抱负么。你还要多看别的书，不要看写我的书。社会知识啊，自然知识啊，都要多看看。也不要光看我写的书。
  我说：“我喜欢看文学和历史韦，就是不喜欢数理化。
  毛泽东说：“光看书也是不行的，还要实践。以后你们要拿出三年时间来学工、学农，还要搞社会调查。过几天我要出去视察，你们跟着一块走，要留心搞调查。
  我们随毛泽东一路视察，进入河南省。那时，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到荣阳工作团，我们警工局和机要室的人在一个分团。胡秀云就在这个分团里当工作员。
  那天，胡秀云正与同伴们在田野里弄土高炉。大炼钢铁。男人在炉子里钻进钻出，女人们在一旁打下手，满身满脸都是煤黑和矿灰。
  忽然，一列火车停在铁路线上。大家纳闷：又不是车站，火车怎么停了？
  只见车上走下一个人，仔细望，是叶子龙。大家便有些激动：准是毛主席看咱们来了。
  毛泽东没有来，叶子龙叫大家去郑州，中央领导同志要找大家谈话。大家心里有数：没错，肯定是毛主席要和工作队员们谈话。
  胡秀云说：“身上边么脏，也得洗洗，换件衣服呀？”
  叶子龙说：“不要紧，就这么去吧。
  十几名工作队员上了火车，来到郑州宾馆。等候片刻，又来汽车接大家到了停站的专列上。大家坐下不久，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等人带了许多秘书走进来。很巧，毛泽东就坐到了胡秀云身边。
  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带队的同志汇报河南大跃进以及成立人民公社的情况。毛泽东似乎不放心，听汇报中总是问：有什么问题没有？问过七八遍，没任何人反映问题，都是说好。
  毛泽东听完汇报，转脸盯住胡秀云：“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问：“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胡秀云愣住了。我理解她。那时全国一股风，毛泽东说的话要是其他什么人说出来，肯定会挨批，会戴一顶“右倾”帽儿。
  胡秀云大约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四百斤，早晨就成一千斤了？有些干部一个跟一个吹。
  当时许多人脸色都变了，我也替胡秀云急。可是，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胡秀云倒是一百二十个不在乎。下河南之前。她拿着一本书经过菊香书屋，正好碰上毛泽东。毛泽东问：“你看什么呢？胡秀云说：“《矛盾论》。我喜欢哲学。”毛泽东说：，你还看？我自己还不满意呢。我还想再写写呢。”接着又说：“学理论不要忘记实践，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实事求是，不然就是教条主义。”胡秀云大概以为她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呢。
  毛泽东毫无生气的样子，望望河南省委书记，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问：“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的？”
  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有人拿了公共食堂做的面包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尝，便消除了尴尬气氛。那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合起来烤的，大家都说不错。
  1959年，歌颂三面红旗的标语随处可见，充满豪情的民歌写满城乡的墙壁，上高炉像被人丢失的文物古迹俯拾皆是。饥荒已在全国悄悄蔓延。
  那次，毛泽东由杭州起身到武汉，第二次畅游长江。然后坐船到南昌，再由南昌到九江。在九江市，毛泽东在船上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
  会议中间，彭德怀独个儿走出船舱，迎着江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时我正依船栏而立，发现他脸色不大好，眼神忧郁，嘴巴稍稍张开着望天，又望江，那目光便缓缓移动到我身上。他毫无表示，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似的。其实他认识，五年前便常与我聊几句天。他一步步走到我的身边，步子像爬山一样沉重。
  他扶着船栏望江，独个儿出神，始终不着我，却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调主席身边来了？”我不知他何以这般忧思重重，便小心回答：“调来六年多了。
  他不再理我，双手撑着船栏站直身，喘一口粗气，便回舱继续参加会议。
  第二天，我们跟随毛泽东，由九江乘车上庐山。从毛泽东谈话中我们听到的只言片语，似乎是党内党外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有些头脑发热。开会既要保护党内外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建设积极性，又要适当泼泼冷水，纠正左倾向。
  会议刚开始两天，毛泽东情绪很好，休息时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天逗乐，还诸江西省委书记的夫人给卫士封耀松介绍对象。可是，有天毛泽东开会回来，情绪显得有些异常，吃了三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特别是几位中央首长来汇报什么之后，毛泽东更显出烦躁。虽然躺着。却总是看书，看材料；无法合眼。忽然，他问我：“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我茫然摇头。
  “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
  我大吃一惊，身不由己打了个哆嗦。我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其实还很幼稚。对此类政治大事根本想像不到，简直以为是做梦。
  “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毛泽东又问。
  我仍是摇头。可我从毛泽东的神色中看出，他是以为我听说了什么的。
  毛泽东不再说话，继续看他的书。于是，我有机会回忆思考了。从九江船上彭德怀的表情想到那几位中央首长的汇报……
  第二天，我向卫士长汇报毛泽东吃三次安眠药仍然没睡觉。汇报几位中央首长来向主席谈话之后主席讲了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的话。
  李银桥这时才告诉我，毛泽东讲：解放军跟我走还是跟彭德怀走？他说事情多了，会议进行比较紧张，叫我不要多问，注意搞好工作，尽量照顾主席休息好。
  本来，庐山会议是要反左，开始不久却成了反右。我们曾经以为会议要结束了，已经听到收拾东西准备下山的话。发生这件事后又留下来，会议以新的势头开始。原来只是部分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各省负责人的工作会议。
  这时，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纷纷被召上山。就连长期养病很少参加各种会议的林彪。后来也上了山。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还为我们工作人员作了一次政治形势报告。
  庐山会议临结束时，形势已经明朗。彭德怀来请求毛泽东接见。那次我值班，接到警卫人员报告，我去开门，迎进彭德怀。他面无表情，甚至不看我。我也不可能说什么，就那么默默无声引他上了二楼。
  毛泽东住在二楼一个套间，外屋是起居室，里屋是卧室。穿过起居室时，我瞟一眼彭德怀。他依然板着脸，异常严肃。
  我轻轻推开门：“主席，他来了。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吸烟，屋子里烟雾腾腾。他作个手势，我引彭德怀进屋。毛泽东表情严肃，朝旁边沙发示意：“坐吧。”
  彭德怀坐到沙发上，身体正直，军人姿态，一脸不高兴，我们卫士早已知道，党政军负责人中，彭德怀是唯一敢跟毛泽东耍性子的人。我沏好茶便悄悄退出，关上门。
  听不清他们谈什么。此前，别的卫士值班时，彭德怀也曾与毛泽东谈过一次话，那次吵得很凶，卫士既不能进去又须时时注意毛泽东的安全，搞得很紧张。这次谈话平静沉闷。半小时后彭德怀出来。毛泽东没有送。
  彭德怀仍是一脸严肃，看也不着我，一声不响穿过起居室。走下楼梯。我返身进屋，毛泽东仍在一支接一支吸烟。后来卫士长告诉我，毛泽东对彭德怀还是有感情的。有些人对彭德怀的态度很激烈，处理意见也很重。毛泽东不答应。除免去国防部长一职外，仍坚持保留政治局委员及其他待遇。井做了那些态度激烈的人的工作。
  事隔一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求见主席。又是我值班。毛泽东在起居室接见他。他一见毛泽东便哭了。后来我送茶进去。他仍在痛哭流涕，说话意思是他年轻，不懂事，犯了错误。毛泽东反复劝慰他，叫他莫哭，叫他喝茶，叫他振奋精神，放宽心继续工作。半小时后，田家英退出，似乎轻松了一些。
  后来听说，田家英同志曾支持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所以在会上挨了批判。
  庐山会议后，田家英继续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没受到歧视。然而，“文化革命”中有人旧话重提，他受到很大冲击，终于自杀了……
  1960年底，我们一组发生一件事，搞了个小整风。
  毛泽东爱书如命。他看的书即使乱放桌上也不许人动。他规定：我的书摆在哪儿就是哪儿，不许动。他的卧室、书房和办公室从不要求井然有序，经常是漫无拘束，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杂乱无章。但是，越乱他越能及时准确地找到所需的书本资料。这一点很像某些不修边幅的文化人。
  可是，有位同志打扫房间时本想把书弄整齐，不料却破坏了原来那种毛泽东心中有数的乱。更糟糕的是，这位同志也爱读书爱学习，便拿了其中一本看。这是纪律所不允许的。毛泽东找书找不到．发了脾气：“他这个人怎么这么蠢哪？“立刻叫来汪东兴和李银桥，说这个人不能在这里工作。后来毛泽东听说有些领导干部为此整了那位喜爱读书学习的同志，又替他讲话：“你们怎么能这样整人？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么！可以批评，更要关心爱护。于是，这位同志被解脱出来，调到空军某部工作。
  这件事后，毛泽东越来越经常地与我们谈起了学习问题。他推荐我读《怎样认识世界》和《革命军》。还曾吟诵章大炎忆念邹容的一首诗叫我写，不会写的字他就帮我写。
  D61年7月中旬，毛泽东又上庐山，住蒋介石曾经住过的那套房子。当时，根据毛泽东关于，’你们今后要有三年时间在农村．三年时间在工厂，学习社会经验”的指示，部分工作人员已经下乡。我暂时还留在他身边工作。
  那天，我值班。为他按摩时，照例是他与我聊天的时候。毛泽东说：“当初我就要送你去上学，你没去。你现在多大了？”
  我说：“快二十六了。
  毛泽东“嗯”一声道：“年纪稍大了些，但还算年轻。你看我不是每天都在看书学习吗？你更应该多学习。只要下决心，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怎么样，你上学会吧？”
  我闷头按摩，没有马上回答。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毛泽东忽然间。
  于是，我明白了。我毕竟不可能一辈子守在毛泽东身边。根据经验，卫士结婚后就该离开他了，就像儿子成家后就要跟老子分家一样。毛泽东讲过，如果年龄大了再伺候他，他会不好意思。
  “让胡秀云跟你一道去上学，你看怎么样？”毛泽东继续问。
  我终于点了点头：“那我就听主席的吧。”
  毛泽东起床后，将这件事交代给汪东兴。汪东兴对我说，现在人民大学快开学了。人民大学有本科，有预科。预科学三年。现在已经开课两年，去以后只能插班。
  我说：既然要学就多学点，我先上预科吧，毕业以后再上本科。
  开学前，我拿了毛泽东送的五百元钱，与胡秀云旅行结婚。回老家看望父母，而后去人民大学预科班报到。一同参加学习的还有卫士李连成。
  学习紧张，我抽不出空儿去看望毛泽东，便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胡秀云已经怀孕。信发走没几天，卫士张仙鹏忽然来了，带来许多面包、火腿肠和一大盆广东鲜梅。他说：主席让给你们送来的。国家正困难，可能吃不饱肚子，怀孕了要注意营养。主席说小胡馋酸，特意为她搞来一盆鲜梅。
  胡秀云听到这里，早已哭出声。我也眼睛发酸。困难时期，毛泽东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饭不超定量。他让亲生女儿吃学校大食堂，卫士长途去一包饼干他还严厉批评，不允许女儿特殊。可他却为我怀孕的妻子送来这么多食品……
  预科毕业后，升学制度发生变化。过去预科的学员都是保送本科学习，我毕业那年改成考试，考不上就回原单位。我和爱人胡秀云以及卫士李连成都没考上，只好回中南海找毛泽东。
  那是1962年暑假，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室，说我们要见主席。工夫不大，那边回话，叫我们三十人直接去游泳池。
  我们去了。从游泳池北门值班室进去，顺池边走到南头阳台。南边的墙全是玻璃，可以晒太阳。白瓷砖地面的阳台上摆了几把藤椅，毛泽东身披浴衣迎过来同我们握手问候，然后在摆成环形的藤椅上坐下来。
  “主席，我们没考上大学。”我把考试成绩簿递过去。毛泽东稍咪细一下眼，看了看，说：“你这个成绩还不错么。”
  成绩簿上似乎分数不错：语文和历史4分，政治5分。但是，其他栏目是空白。
  我说：“我们只考了三门。俄语和数理化没有考。我们是插班，那几门根本没法参加考试。”
  毛泽东皱起眉头，又看了胡秀云和李连成的成绩薄，沉思着嘀咕：“成绩都是不错么。工农兵有实践，有些知识没有学不能怪你们……”
  我说：“主席，既然学习了，我还是想继续上学。听说警卫局保送一些人上了外语学院，我们常接待外国人，这方面有经验
  毛泽东思考片刻，说：“有三条路你们选择。第一条，继续上学。第二条，回中南海分配工作。第三条是去公安局。具体怎么办你们找汪东兴去商量。”
  我们到汪东兴的住处找他，转达毛泽东讲的三条。他请我们三人吃了顿饭，说让他考虑考虑。
  不久，我们得到通知：上学的事经联系不行，叫我们去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李连成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四处《警卫处》，我和胡秀云被分配到五处所属的北苑劳改化工厂。那时，我们只是从电影小说中了解一些公安人员，心目中他们都是英雄。第一次走进大铁门．充满神秘和庄严感。胡秀云到劳改人员女队任小队长，我任管教干事。
  可是，走人警备森严的大铁门后，我们立刻陷入迷惘、疑惑和深深的失望之中。这里的一切与电影、报刊、广播所宣传的都是那样不同。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南海，太缺少社会经验，不了解社会真实，竟至目瞪口呆。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毛泽东教育我们的话与他本人的榜样是那么感动着我们，这里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领导干部每天大鱼大肉吃喝挥霍惊人。大铜家具明晃晃的，没有一天下是吃肉喝酒，连办公室里都是酒气熏人。管教干部用犯人当勤务员当保姆，铺床、做饭、洗衣等一应服务都是使用犯人，而且总是虎起一张吓人的脸孔．一张嘴就是吼骂，从来不会好好说话。
  犯人也是人哪。我看不惯这里的黑暗腐化，没去多久便提意见。领导惊诧地瞪住我看，好像看火星人似的。接着一声吼便将我轰出门。没过多久，我的干事便当不成了。我也被调去下在劳改队当小队长。
  胡秀云也遇到了麻烦。她一下去。犯人见了她就像老鼠见了猫，一口一个胡队长，点头哈腰，抢着为她服务，说奉承话。胡秀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她感觉受不了，想和女犯人们正常谈心，讲道理。于是，其他管教干部便责怪胡秀云，怪她没有”凶劲”，失了威风。
  不过，许多犯人却很快接近胡秀云，常常向她哭诉一些实情和心里话。其中一名北京医学院的女学生，叫胡芷云。
  胡芷云是名高材生。中苏论战公开后，她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运的某些观点持不同看法，因而被捕，送入劳改队。“九评“发表后，她在学习中表示放弃过去的看法，并且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这种表现本该获得从宽处理，但她得罪了某些领导。非但没有从宽，反而被从严，延长教养期一年。她向胡秀云哭诉：“我认识了错误反而从严，我不服。可是上告无门．你救救我吧！求求你，我还年轻，我想回学校学习啊……”
  胡秀云对这种事情自然看不下去，便去问中队长：“人家坦白从宽，为啥还要延长教养期？这不符合党的政策么。”
  中队长眼睛飞快扫视周围，然后放低声说：“你别管那么多，小心穿小鞋。
  当时，我们夫妻交换所见所闻，简直以为是做梦。为什么现实与宣传差距这么大啊？为什么党的政策。中央的指示到了下边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决定去看望毛泽东，汇报我们离开后的工作情况，诉说思想上的疑惑和苦闷。
  星期天，我给毛泽东值班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她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请我们下午一道去。
  下午，我们夫妻俩在游泳池的阳台上再次见到毛泽东。我们汇报工作情况，着重讲了对三类人员政治思想教育的情况，突出举了胡芒云的例子。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对某些公安干部的不正之风以及胡芷云事件始终未表一句态，甚至也没任何表情变化。只是问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最后，只意味深长他讲了两句：“社会的复杂性你们过去没有经验，以后见多了，还能不能坚持信仰？坚持革命性？这是考验。
  我们回单位不久，公安部谢富治、汪东兴带工作组来到劳改工厂，作了深入调查，写出一份材料。毛泽东阅后批示：看来确有其事。对劳教人员不要铁板一块，要给出路。免予劳教，送回学校继续学习。
  调查中，我们夫妻回避了。可是，劳改工厂里仍然谣言四起。说胡芷云是胡秀云的妹妹，她们名字只差一个字。是姐姐替妹妹告御状，走后门。基层负责人对抗，不愿改正错误。胡芒云哭过多次。后经公安部直接关心，才获释放。毛泽东直接指示：给胡芷云发生活费，叫她重新回校学习。并且指示：那个劳改厂厂长应子撤职。
  实际上，厂长并没撤，只是调离，而且提升了。现实生活中，许多事毛泽东亲自讲了话，到下边也是行不通的。毛泽东在回答尼克松时说过：“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他说的这两句话是很真实的。
  发生这件事后，我和胡秀云在劳改工厂工作已经很困难。劳教人员都知道我们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纷纷向我们哭诉冤情，领导对我们自然也变了一种态度，与其说敬而远之下如说又气又怕，冷淡一边。我们明白，必须调走了。
  有位朋友曾在中南海文工团（此团1959年解散）拉手风琴叫孙亦林。他说广播局属中央管，政策掌握得好，领导干部作风正派，劝我去那里。我打电话找汪东兴，汪东兴有些不耐烦。我和胡秀云商量商量，决定再次求毛泽东。
  这次，毛泽东是在游泳池的更衣室接见我。更衣室也是他的休息室，有办公桌。沙发和木板床。和菊香书屋一样，双人床有一多半堆放了书籍报纸。
  我汇报了自己的处境后，毛泽东也很为难。按组织原则．他不便总是插手基层工作，何况汇报问题的人曾经在他身边服务过。他深深思考着说：“官僚主义不是一处两处，我不可能一个一个管。有什么办法能在全国扫除一下？……”
  一阵沉默之后，毛泽东问：“那么，你想调哪里工作？”
  “我想去广播事业局。我犹豫一下，小声说：“主席，是不是别通过汪东兴了？您直接让秘书找一下梅益就行。他是局长。”
  毛泽东摇头：“我不了解他，不熟悉他。我还得找汪东兴。”
  我搓着手，不好再说什么。
  “这样吧，我就找汪东兴。”毛泽东立起身。“我就要开会了。你先回去吧，回头会通知你的。”
  一个月后，我即接到调令，去广播事业局报到。
  毛泽东生前多次在我面前流露出对贺子珍的思念。有一次我们聊天，从李敏谈到贺子珍。他忽然住了口，两眼暗淡，惆怅地凝视着空中的某一点。片刻，他叹一口气：“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
  毛泽东和我聊天时，无所不谈。但是，像这样承认自己哭。还是第一次。
  那时我没见过贺子珍。听老同志讲，1949年贺子珍由苏联归国，到了天津时，江青同毛泽东吵闹，周恩来经通盘考虑，决定贺子珍不进北京。所以贺子珍在毛泽东逝世前始终不曾进北只。
  1978年我去上海出差，行前去看李敏，问她在上海有什么事？她请我给母亲贺子珍及舅妈带些东西。
  我在上海先见到李敏的舅妈。她告诉我，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婚这件事，外面传说很多，但实事求是讲，应该说毛泽东不能负主要责任。她说贺子珍无疑是我党一名很优秀的女战士，在女红军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不过，脾气也确实很倔。有个女翻译见毛泽东时间长了些，贺子珍不满意，吵起来。多次吵架。贺子珍提出去苏联。当时中央考虑着吵闹影响毛泽东工作，就同意她走。毛泽东确实哭着挽留也没挽留住。
  李敏的舅妈带我去见贺子珍。贺子珍住华东医院，由于脑血栓，已不能行走，坐在轮椅上。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听说我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便握住我的手不放，眼里泪花闪烁。她说话已经吐字不清，不得不由护士翻译。她询问了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最后又坐着轮椅把我送到院中。
  不久，贺子珍来到北京，坐轮椅进入毛泽东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遗容。她痛哭失声。李敏和她的丈夫孔令华及上海来的工作人员都哭了。
  我跟随在贺子珍的轮椅后，深深向毛泽东主席遗体鞠躬，泪水夺眶而出。我想起了跟随老人家的日日夜夜。我仿佛又听到了他的声音：你敢讲真话我还是喜欢的。我看我们很能合得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