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满头银发总是由前向后梳理得整齐规矩，打过发蜡一般，风也难得吹乱。他脸色红润，两国有神，像学者或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
  他是部队某医院院长，叫徐涛。副院长便是他的妻子吴旭君。他们过去很忙，忙得女儿把妈妈叫阿姨——忘了。姥姥问：你是吃谁的奶长大的？女儿毫不犹豫将小手指向街头奶站：吃叔叔的奶长大的。
  那时，他们只有一个心思：让毛泽东有一个健康身体。他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她是毛泽东的护士长。
  现在他仍然忙。每次聊天不过十句．准被来找他的人打断。治病。查房、讲课、学术研究……我说：不行，咱们得找个整块时间。他说：那就只好春节了。
  节尾一天，我们俩钻进他的办公室。他珍惜时间。说话开门见山：我知道，领袖人物的性格总是吸引着许多作家。作为一个人，毛泽东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总是盼望挑战。
  第一次会体
  那天，我去看傅连璋。我们很熟，忘年交。无话不谈。
  他不知哪根神经被拨动了，盯住我打量，目光蹊跷。
  “怎么了？”我问。
  “嗯，”他轻咳一声，忽然笑道，“我推荐你去主席那里工作吧？”
  “啊？”我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天合不拢。
  “怎么，不愿意？”
  “这么重的担子我怎么担得了啊？”
  “你怎么担不了，你是北医毕业的高才生么。”
  “可是，这是给毛主席当医生，出点事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不要紧，有什么事只管找我，随时都能帮你一把。”他拍拍我肩，“别想得那么神秘。
  我动心了。谁不想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全国人民的领袖么。何况有傅连漳同志支持。他是卫生部副部长，红军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我便点了点头。
  傅连璋跟毛泽东说了，还写了信。不久，我便来到毛泽东身边。
  既然挑了担子，我就很负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回答完他的问话，我便提出：“主席，我给您作一下体检吧？”
  “嗯——不要不要。”毛泽东连连摇头。他靠在床上看报，叠起的两脚也跟着摇：“我不要，我没病。”
  “不检查您怎么知道没病？”
  “我自己的身体，有病没病我还不知道？”
  “有些病自己就是不知道。再说，既然我给您当医生，就得负起责任。”
  ，·我没病，没病看什么？毛泽东右手轻轻一挥：“你去吧，有病我再找你。”
  第一次见面，我不敢多言，悄悄退出。看来，卫士们介绍的情况不假。毛泽东不喜欢医生。而且，难以说服的自以为是。
  那就先观察观察吧。我从旁观察了一星期，得出结论：毛泽东体内肯定潜伏有病。
  毛泽东工作极繁忙，秘书手中那份工作计划表天天排得满满的，看一眼便透不过气。他酷爱书。书房。办公室、卧室到处是书。外出很少带行李，木箱里装的全是书，真正是手不释卷。吃饭、理发。睡觉都不肯放下书。他缺少运动，至多不过在院子里散步十分钟，有时星期六跳跳舞，他烟不离嘴，整日整夜罩在烟雾中，还没完没了喝浓茶。他睡眠少得惊人，毫无规律可言。吃饭太随便，同样毫无规律，常常七八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吃一顿饭。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受影响，不少患了胃溃疡。这样的工作量加上这种生活方式，怎么可能不生病？
  早晨，我走进毛泽东卧室。他正靠在床上喝茶读报。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喝茶读报。
  “主席，我给您检查一下身体。”
  “怎么又来了？”毛泽东不耐烦地挥一下手，”我不检查。”
  “我必须检查。”我把各种医疗检查器械放在床头柜上，显出决心。
  “你去吧，我没病。”毛泽东第二次挥手。
  “没病也要查。我是医生，对您的身体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你这个同志呢，我已经说过，有病我再找你。毛泽东皱起眉头第三次挥手。
  “您也说过，应该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我现在就要积极预防。
  毛泽东诧异地望住我，望了片刻。我坚持住了，虽然很紧张。
  “嗯——”毛泽东长长哼一声，眉头紧锁，不高兴地放下手中的报纸。于是，我便开始为他体检。
  从头发查起。眼、耳、鼻。喉没任何毛病。但是，牙齿被烟薰得焦黑。
  “主席，您的牙可不行……”
  “太黑了？那是在延安吃黑豆吃的。”
  我扑哧笑出声，说：“不能怪吃黑豆，是您抽烟大多薰黑的。牙垢也多，而且有龋齿。您闹过牙疼吧？”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关键一句是“不是病’。”他张大嘴巴和仰靠藤椅的样子像个农民，我已经不紧张了。
  “那是老百姓说的，不科学。”
  “就你那个书本科学？几乎年的实践证明牙疼要不了命。”他像争论重大政治问题一样认真。
  “一下子要不了命，久了也要影响……请您伸出胳膊，我量量血压。
  “你还量血压？我们那时整天行军打仗，谁量过血压？只要不挨枪子，照样活得很好。”
  “那时条件不行，现在有条件了就要量。”
  我给毛泽东仔仔细细从头检查到脚，惊讶得直眨眼。除牙齿外．竟什么病也没查出。尤其心肺功能，简直不像六十岁人，好得惊人。以他的工作量和生活方式而言，这怎么可能呢？我当时的感觉，用现在一句台词讲：毛泽东，真神人也！他因此吸引了我。
  毛泽东一边穿衣一边说：“徐涛啊，你这个人很勇敢么。”还不紧不慢斜我一眼。
  我怔怔地不明白意思。
  “还没人像你这样把我全身上下检查一个遍。我没病，你就花了我这么多时间，啊，我的时间你就敢占去这么多！”
  “是啊，主席。现在我心里有底了。·”
  “那好，以后我就只找你看病。”
  “哎呀，主席，那可不行。大病还得请专家，还得会诊。”
  “不要找。就找你就行。他态度很认真。
  “那可不行，我担不了责任。”
  “就找你！”毛泽东坚持说，“你把我身体查遍了，熟悉了，我再不需礼节，心里也自然。另找专家，我还得穿戴整齐，讲礼节，浪费时间还心里不自然。再说我身体好，没什么病，你也犯不着担什么大责任。”
  “那么，这是第一次。以后定期我还要给您作体检。”
  “还要检查？我哪里那么容易生病。”
  我照自己的想法继续说：“另外，您身体稍稍偏胖，以后要注意体重。”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他根本不在乎胖不胖。他拍拍稍微隆起的肚子说：“我这个年龄，这样子也算胖？就是胖点么也能说成病？”
  “瘦点总比胖点好。”
  “你那本书说瘦点比胖点好，迟早会出另一本书说胖点比瘦点好。你信不信？”
  我不信。可是如今，有不少科学家经过调查统计，又认为胖点比瘦点好。毛泽东确实善于预见。
  体检之后，我经过认真考虑，对今后的工作方向明确了。看来，我的首要任务是设法将毛泽东从繁忙的工作中拉出来，重点抓好几件大事……
  睡眠
  说毛泽东的睡眠是全党的大事，一般人难于理解，难于接受，其实并非夸张，特别是当大事来临之际。从周恩来总理开始，党的领袖们见到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句话都是问：“主席睡了没有？”“主席睡得好么？”毛泽东自己也说，我的个人生活只有三件大事：睡觉、喝茶、吃饭。
  他把睡觉放在第一位。他最讨厌、最恼火、最痛苦的是睡觉，最渴望、最高兴、最满意的也是睡觉。他如果跟卫士发了脾气，十次有八次是因为睡觉。
  我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傅连漳首先关照我的便是毛泽东的睡眠。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战争时代，我军从敌占区搞来一大瓶安眠药，是美国出的巴比妥。当时许多党和军队负责人如获至宝，专门派人送到傅连漳手中。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为这瓶安眠药高兴，指示傅连瘴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叫任何人动用，不能多给毛泽东，也不能毛泽东一要就给。只能用在关键时刻，让毛泽东吃几粒，睡个好觉，以便他做出重大决策，或以充沛精力去处理那种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重大事件。傅连璋护命一样护着这瓶药，一粒不敢浪费。关键时刻才取几粒送给毛泽东服下，让他睡一个好觉。往往上个好觉之后，毛泽东能连续工作几天，正确及时地解决各种复杂矛盾。甚至做出决定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傅连璋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瓶巴比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哩！
  来到毛泽东身边，我很快便理解了傅连漳讲的话千真万确。毛泽东的睡眠确实超出了一般睡眠的意义，确实是件与全党全国有关的大事。
  毛泽东睡不好觉，一方面是形势造成，另一方面也在个人。投身革命后，严峻的斗争形势和恶劣环境不容他保持有规律的生活。特别是战争年代，只能见缝插针，逮机会打个盹。再加上他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责任心，不列极度疲劳不肯躺下。久而久之。睡眠便发生了困难。
  毛泽东的睡眠看似无规律，仔细观察研究，其实也有规律。甚至可以找出两条规律。一条规律隐藏在他自身，就是脑子疲劳到极点，便用手指在头顶上画着圈喃喃“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吩咐卫士：“我睡觉吧。”还有一条规律是我从旁观察得出。除遇大事可能几天不睡外．正常情况下，他的睡眠可以概括为“每天多赚四小时”，或者说，毛泽东的一天有二十八个小时。比如。今天早七点入睡，中午十二点起床，那么明天就可能中午十一二点入睡，下午三四点钟起床。后天又会拖至下午三四点钟睡觉。晚上九十点钟起床。就这么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天”。比大自然的一天多四个小时左右。然而，还不能遏大事。遇大事他就没明没夜沦不了“天”了。
  由于他的“一天”是超越自然的特殊的一天，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便遇到一种困难，就是如何协调大自然的一天和毛泽东的一天。说毛泽东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间办公，其实不准确。只能说这种时候不少。许多中央领导找毛泽东汇报工作，总要先问“毛主席睡觉了没有？“主席现在是睡觉还是工作？”无论上午、下午还是晚上，都有碰上毛泽东睡觉的时候。这就对不起了，只能回去等候，过段时间再来。当然，大事除外。大事可以叫醒他。毛泽东是党中央的核心，也是国家领导的核心。那时，其他领导同志都要围绕他运转。那么，他夜里宣布开会，其他同志夜里就要从床上爬起来前往参加。我到毛泽东身边之前，是在罗瑞卿身边工作，很熟悉。他曾多次跟我说过他很累，主席夜里又找他们开会了。其他与会领导干部的情况便不得而知了。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更须跟随他运转。久而入之，一到晚上就来精神。后来回到医院工作，便遇了麻烦。夜里睡不着，早晨起不来。如今年过花甲，还是这个毛病，很不适应。
  毛泽东吃安眠药相当厉害，几乎天天吃。睡眠是毛泽东的一等大事，安眠药如何使用便成了我全部工作期间的一大问题。既要让他睡觉，又得让他少吃，避免上瘾。这个工作太困难了，我一个人担不起责任，常常由卫生部帮助研究安排；须不停变换安眠品种，又须研究决定用药量。
  毛泽东的安眠药每天由我放他床头柜上。他总想多要多吃，我不叫他多吃。他很倔犟。简单拒绝不行，必须讲明道理。道理讲透了他才听，才不坚持己见。但是，药量也不能大小，必须保证他能入睡，能使他在高度持久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得到休息和恢复。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对药量基本掌握得不错，保持了主席的睡眠和工作，几十年用药并未发生中毒或成痛的情况。
  如果用过药后仍然不能入睡，他烦躁。痛苦，我更焦急。有时还紧张。但这还不是最让我紧张焦急的时候。
  一次。毛泽东要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夜里，把我叫了去。
  走进毛泽东卧室，他正在室内踱步，眉头微皱。看见我，他住了脚，指着我认真说：“小徐，明天我有事。今天晚上你必须让我睡觉。”
  我想了想，点头：“行，主席。能办到。”
  可是，毛泽东又说一句：“不许睡过四个小时。如果早晨我还迷糊，那是不行的。”
  主席从来不曾表现出这么严肃认真，要求又是那么苛刻。我身上的汗刷地冒出来。脑子紧张地转了又转，说：“我尽力办到。不过，请主席相信我，不要再想睡觉的事。您越相信我，我才越好办到。
  毛泽东盯住我片刻，点头微笑：“我相信你。”
  我给毛泽东开出两份安眠药，请他先服下一份，然后照以往习惯，擦澡按摩。按摩时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但不要再和卫士聊天。四十分钟后再服下第二份安眠药，看不看书随便。并且私下嘱咐卫士，第二次服药后按摩一定要轻，主席没叫走就只管按摩。主席若睡着了，就悄悄退出来。
  全部安排好，我便在值班室坐等消息。别提有多么紧张焦灼。如果这些法子不灵，他再要吃第三份安眠药，明天早晨就要麻烦了……
  刚熬过五十分钟，卫士轻轻进来了。我一阵激动，几乎叫起来。果然，卫士小声说：“老头睡着了，拿着书就睡着了……”
  我仍然不敢松动。天刚亮，便盯着表等电铃响。如果主席自己醒来，按电铃叫人，那是最理想的结果。如果七点电铃仍不响，就需卫士去叫醒他……
  还差两分钟了。我沏了浓浓一杯龙井茶。看来要糟，他可能睡不醒了。
  忽然，电铃一响，标示卧室的牌号落下来。我兴奋地一拍卫士屁股：“快，把茶水给主席送去！
  毛泽东开会回来，唱了一嗓子京剧。于是，我便宜了他一般得意洋洋起来……
  吃饭
  如何让毛泽东吃饭，是我操心费力又常常无奈的第二件大事。
  因为毛泽东的一天长过大自然的一天，他吃饭的间隔时间便也拉得很长，一工作就是十来个小时不吃饭。那时，解放不久，保健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是结合在一起。负有安全责任；我不敢远离主席，吃饭也没了规律，不久便得了胃溃疡。胃常疼、全仗着年轻顶过去。在他身边工作的不少人都闹胃病，奇怪的是毛泽东就没事。
  这确是令人纳闷的事。从一些书上看到，和毛泽东聊天也可以得知，他青少年时期便有意磨练自己，甚至故意吃冷饭、剩饭、馊饭，做好了适应将来艰苦斗争生活的准备。这自然说明他自小立志不凡。可他怎么没留病根呢？好像他是老天爷特意为中国准备好的领袖人物，准备好的救星。
  毛泽东对饮食始终要求不高。他喜欢吃肥肉和青菜。青菜多吃点是好事，可肥肉我不能不反对。反对他也不听。我就反复讲脂肪、胆固醇的道理。他听得认真，听完总是一笑置之，说：你的话不听不行，全听全信我也要完蛋。照你那么多讲究，中国几亿农民就别活了。人生识字糊涂始，你懂吧？
  他倔我也犟，逮住机会就不厌其烦他讲饮食道理。我说：“没条件讲究，硬讲究不对。有条件讲究硬不讲究也不对。”毛泽东听烦了，便挥手赶我走。他说：“我多年已经习惯了。凡事都有个平衡，你再讲究也离不开个平衡。我有我的平衡，你非打乱不可。你不是搞破坏嘛。
  这番话还真不好驳他。
  毛泽东又说：“你讲我吃的没道理，实践检验真理，我身体不好吗？你搞的那一套，到我这个年纪未必有我这个身体。”
  唉，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那个吃饭的规律，不讲究，换了别人肯定垮，可他就是没事。有时一碗面条，有时一茶缸麦片粥，有时一大碗红烧肉，有时又只吃一盘青菜，而且想起来就多吃一顿，想不起来就少吃一顿，甚至干脆不吃。就那么随心所欲，听其自然，偏偏他就不闹病，身体一直健康。精力总是那么旺盛。我学的知识不算少，却无法解释这个现象，至今想来仍然是个谜。
  但是，我还是想用学得的知识，改善和提高毛泽东的吃饭水平。每每下厨房和炊事员研究食谱，每顿饭根据营养定出四菜一汤。那菜碟很小，说是四菜，三筷子便能夹完一个菜。我还给炊事员讲营养学，讲食品卫生。可惜，我的苦心收效不大。你定了四菜一汤的食谱，他到时候叫卫士煮了一茶缸麦片粥便算作一餐，那食谱便只好留待下一顿。你这里注意卫生，他那里吃饭掉了米粒菜叶，总是拾起来便往嘴里送，从不许桌上碗里有一颗米粒。
  完全如他老人家所说——农民的生活习惯。
  更难办的是，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都是只上过几年小学或干脆没上过学的小青年，千什么事就更不讲究了。苹果抓起来就吃，还递给你吃。如果我拿去洗过或削了皮再吃，便脱离群众，被卫士们瞧不起。“人家是知识分子么。”“臭讲究。“我便免不了忧虑。倒不是怕自己搞不好群众关系，主要是怕这种不卫生习惯。难免不影响毛泽东的健康。
  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顿饭。我忍不住又劝：“主席，您这样没规律迟早是要损伤身体的。一口三餐是最科学最卫生最符合身体消化规律的……”
  “你才是教条主义呢。”毛泽东打断我的话，自信心使他总想同我争论，“作了胃切除就要少食多餐，你那个规律还敢说”最’？”
  “那是特殊情况。”
  “普遍性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什么话都别讲绝对了，别一说就是“最’。人吃饭是补充能量，工作是消耗能量，只要人活着，这对矛盾就永远存在。光吃不干不行，光干不吃也不行，要搞平衡。矛盾永远存在，人就要不停地搞平衡。吃一顿也罢，吃十顿也罢，收支平衡就符合卫生，你能说我没规律？”
  我无言以对。收支平衡确实是生命的根本规律。可是，他的平衡方式让我难以苟同。
  他爱吃肥肉，却从不多吃。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感到“馋”了，便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补补脑子。”若是加班加点连续工作三十小时，他也可能吃四五顿饭。当然，很简朴。或者一盘菠菜，或者几个烤芋头。他吃饭不是为享受，只是为了“收支平衡”，保证工作。
  睡眠少，必然影响胃口。毛泽东富有他的解决办法：吃辣椒。他不能喝酒，喝一盅葡萄酒就会面红耳赤。但是能吃辣椒。吃一碟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记得我刚到他身边，便遇到这样一个笑话。
  毛泽东靠在床上批阅文件，卫士进来请他吃饭。这名卫士新来，毛泽东不放心，问：“辣子拿来了吗？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很浓，身边的卫士大多数来自东北。因为毛泽东喜欢东北小青年，说东北小青年又聪明心眼又实。这位东北来的小卫士听到主席的吩咐，忙朝厨房跑。动作迅速，可惜搞错了。他把辣子听成了蜡烛。大白天要蜡烛干什么？便问：“主席，蜡烛点着吗？
  毛泽东只顾批他的文件，头也不抬说：“点着？你们东北吃辣子还点着？乱弹琴。去，拿锅上炕一炕，要整根的炕，不要切。
  卫士愣半晌，拿着蜡烛往外走。走到门口，还是忍不住回转身，小心翼翼再次打搅：“主席，我……还不明白，怎么拿锅上炕？”
  “不要放油，干炕就行。”
  “可是……锅要放在火上吗？
  “下放火上怎么炕？蠢么！”毛泽东拾起头，显出烦。眉毛皱起一团。
  “可是，炕化了怎么办？”卫士欲走不能，欲留不敢，嘀咕着不知所措。
  这时，毛泽东忽然笑了。他已经发现那支蜡烛，越笑声越大，越笑越开心。小卫士不知所以然，好陪着笑。越笑越难堪，越笑越狼狈。
  “辣子，我要辣子。”毛泽东用手比画，作一个吃到嘴里的辣状，说：“吃的辣椒。
  小卫士听懂了，这次可真笑出了泪。
  毛泽东吃辣椒喜欢吃整根，不要切碎，不要油炒，也不吃辣椒粉或辣椒糊，就是整根的尖辣椒十炕一下，便拿来吃，以便刺激胃口，多下饭，维持体内的“收支平衡”。
  也许和这种生活习惯有关，毛泽东经常便秘。大便困难，要由卫士给灌肠。为此，毛泽东也有缓和矛盾的办法。他喜欢吃青菜，而且别有一番讲究。比如菠菜，从不切段，全是整根炒来吃。连菜根带茎叶整棵整棵进锅，吃的时候往往一夹能带起一盘菜。他嚼着很香。其他蔬菜也是尽量整根或保持长纤维。他说：“长了牙就是为了嚼。你切那么碎，切刀代牙，牙齿也就该退化了。”
  毛泽东这个习惯影响了我。我也学着整根菠菜拿来炒。油菜也是这样做。不切段，不跑汁水，不失营养，吃着鲜美，味道好极了。至今我们全家仍是这样做菜、吃菜。
  毛泽东的主食基本是糙粮。南方人自然喜欢吃大米。进城后，他仍保持了吃湖南红糙米的习惯，很少吃小站或东北好大米。米饭里总要加点小米、赤豆或红薯芋头。他常说：“我就是这个命，喜欢吃粗粮。”他吃饭很仔细，碗沿碗底不能丢一粒米。那筷子使用得极有功夫，就是一粒小米也能夹起来送进嘴。记得第一次请他吃饭，顺手拾起桌上的米粒放嘴里，我真是目瞪口呆。毛泽东却浑然不觉，好像世界上的人都这样，天经地义。
  毛泽东抓起筷子时，总习惯敲敲碗盘感叹两句：“什么时候农民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大好啦。”
  熟悉了，说话不再拘束，我便多一句嘴：“主席，这算什么呀？好东西有的是，您又不是没条件，吃不起。
  毛泽东认真望住我：“好大的口气。这还不够，还想吃什么？想当资本家了。
  实在说，当时我的饮食不见得比主席差。至于现在，我和他身边那些卫士吃的可能都比毛主席当年要吃得好些。但是，当时我不能那么说。我只能建议，说出一些名贵菜肴，建议他吃一吃。
  毛泽东皱起眉头：“要开国宴呀？你那些菜贵是贵了，贵了不见得就好。不见得有营养。依我说，人还是五谷杂粮什么都吃的好，小米就是能养人。小地主。富裕农民都比大资本家活得长。你信不信？”
  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不久，一名卫士回农村探亲，毛泽东叫他把农民吃的饭带些来。那卫士带回来的是糠窝头。毛泽东刚吃一口，眼圈就红了。湿漉漉地闪着水花。他命令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全叫来，大家都必须吃。我掰一块放嘴里，那窝头一路捂馊了，糠皮粗糙得划嘴。嚼半天难以下咽。
  毛泽东咽下几口，见我还在嚼，便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他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
  毛泽东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重，声音拖长，有些颤抖。我的眼圈也湿了。毛泽东对农民感情至深。并感染了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我咽下了那口窝头。
  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我有两点感受。毛泽东睡眠和饮食上的特殊习惯或称规律，是为了适应工作，适应特殊的斗争环境。他的奋斗造就了人民共和国，也造就了自己独特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另一点是，他的理想和追求，不仅来自马列主义，也来自中国这块土地，来自这块以农民为主的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土地。
  读书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中不变的大事。毛泽东爱书读书的故事人们知道得已经不少。作为医生，我关心毛泽东读书自然是从保护身体健康的角度着眼。
  毛泽东嗜书成癖，这样说不为过分。很难想像他若一天不看书会成什么样子。不过，更准确地说，似应把书改成“字”哪怕是随手拾来的废纸，只要上面有文字，便能吸引他。中央红军于长征路上能得知陕北有块苏区，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能够走到陕北扎根，可以说与毛泽东的这个习惯不无关系。那信息就是从丢弃在地上的废报纸上得到的。
  翻开毛泽东书信选集，随便翻几页你便会发现一个特点，几乎无情不涉及书。或送书或要书或谈书，几十年一贯。
  轻装上阵的道理谁都明白。战争年代，生活动荡，毛泽东的行李精简又精简，唯独不舍书和写了文字的纸，日日行军也要装在两个竹箩里挑走。董必武同志曾对我说：“毛泽东这个习惯，为全党全国人民保护了一大笔财富。我党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大量宝贵资料，都是毛泽东个人保存下来的。进城后，中央机关没有，毛泽东个人有，他保存下来了。”
  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居住后，房间的使用分配与现在人们参观毛泽东故居所见到的不同。那时，毛泽东住北房东面一间，江青住西面一间，中间的房子既放书架也放了会客的沙发，还有吃饭的桌子。那时，西面一排屋子全是毛泽东的书房，十几个大书架，发展到后来有几万册书。毛泽东的床有五尺宽，三分之二是书占着。那时书堆得比现在人们参观看到的要多，探有二三尺高。有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到毛泽东这里就变成了书籍先行。每次外出视察工作，人未登车，书籍已经先上车。那是两个长方形的大木头箱子，装满书，由卫士先送上专列，把书籍摆上案头床头。毛泽东登车后，或坐或躺，抓起书就看，一路书不释手。平日里除开会。接见、批阅文件，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看书。
  作为医生，我千方百计想把他从书中拉出来，比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休息休息脑筋。可是他不听。我和爱人吴旭君那时刚二十出头；有股冲劲，有时便强拉他出去看场电影或散散步。他不爱看电影，我几乎回忆不起来他看过什么电影。后来发现他爱看京剧、听京剧，便拉他看戏。江青和李敏李钠也拉他看。有成功的时候，但是不多。他曾点过戏，点得较多的是《海瑞罢官》。看过几次，都是在彭德怀罢官之前。那些年他挺喜欢这出戏。
  我也曾请周恩来、罗瑞卿等同志去劝毛泽东。不灵。当面应几声，人一定就又拿起书看，好像不看就全身难受，过不下去。
  终于，我找到一个方法一一一聊天。
  毛泽东喜欢聊天。和老战友聊，和亲人聊，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最喜欢的是同普通群众聊。可惜，进城后与群众聊天的机会不多了，甚至可以说失去这个自由了。公安警卫部门出于安全上的考虑，限制了他的这一自由。毛泽东为此愤怒，痛苦，又无可奈何。这个情况卫士们更清楚，无须我多讲。
  看准机会找毛泽东聊天，是暂停他读书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聊天也少不了读书。
  那天，毛泽东吃过饭，我强拉他散步聊天。我知道，只要聊起兴趣，毛泽东就不去急于回去看书。我要顺着他的兴趣决定聊天内容。
  毛泽东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
  我马上接口说：“我正好相反，自然科学的书读得多些，社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
  “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么。”毛泽东兴致勃勃问：“你说石油是怎么开采，怎么提炼？都有哪些用途？”
  我尽自己所知一一回答。毛泽东总是不满足，越问越细，终于问得我张口结舌，喃喃说：“哎呀，我也说不上来了，得去查查书。
  毛泽东笑了，笑得像个孩子。我发现，每次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只要难住我，他便流露出这种孩子气的天真与得意。只有这种时候。
  难住我，他便又提新问题。煤炭。铜铁冶炼。化工、无线电，什么都问。我答不出来了，就回去查书。重新武装好，再去找他聊。旧问题回答了，更深一层的新问题便又提出来，有时还让我写成文字交他看。
  渐渐地，我发现我谈的书，毛泽东也在看，所以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我武装半天仍要被他难住。这一来，我不得不更多更细地读书。终于，我有一天忍不住说：“主席，您是有意考我吧？”
  毛泽东笑了，拍我后背：“哪里考你哟，你在帮助我读书，帮助我增长知识。现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搞第二个，第三个，不学点自然科学不行哩。”
  唉，搞了半天还是读书。没劝住主席少读，我自己反而被逼得多读起来。
  我说：“主席，您读书很多，但是方法不科学。”
  毛泽东一怔，说：“哈哈，我不科学？那我倒要听听你的科学。
  我说：“您写过《矛盾论》，一张一弛的道理比我懂。你整天这么读，不休息，太疲劳，违背辩证法么。
  毛泽东笑得更响：“哈，哈，你怎么知道我不休息？你还比我懂辩证法？好大口气！
  我兑：“叫你看电影你不看，叫你下棋打扑克你没兴趣，叫你多搞点体力活动你不听，你总是看书看书，长时间进行一种劳动是最容易疲劳的了。”
  毛泽东摇头：“叫我看，你那点辩证法不全面，你对事物的了解也有局限。你说脑力换体力是休息，不假。可你不懂，这种脑力换那种脑力也是休息。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正书累了看闲书，看大书累了看小人书，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我这也是一种休息。你不承认？”
  我刚想摇头又换成点头，这番道理还真不好否定。毛泽东干什么都有一番独到见解……
  可是，我到底还是摇了头：“主席，您说的这些是一种休息。但这种休息代替不了我说的那种休息。您不承认吗？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这回算你说得有理。”
  我吁了一口气。要说服毛泽东可真是不容易。但是，真把道理讲通了。他听进去了，就会不声不响照你的意见采取行动……
  运动
  ——你又让我吃好的，又嫌我长得胖，我不听你的。
  ——您要听我的。胖不是因为吃好的，是因为缺少运动。转战陕北每天走路，你就胖不起来。
  设法保证毛泽东的体育运动，是我必须负责任的又一件大事。
  一进中南海的红墙，我便发现主席体育运动太少。除了散步，星期六晚上偶尔跳跳舞，其他活动几乎没有。
  他只在菊香书屋的小院子里散步。半个篮球场大，走不开步伐。人们参观时见到的静谷和春藕斋极少去，除非星期六晚上有舞会。偶尔从北屋东侧那个小门出去，沿中南海走一段路i那就要谢天谢地了。
  必须找一项运动，培养起主席的兴趣。
  我考虑这件事自然脱离不开自己原来的世界。我喜欢打乒乓球，便首先想到乒乓球。弄副案子来，拉主席打乒乓球。拉十次可以成功一二次。他是横握拍，动作像所有初学的人一样笨拙，无论高球低球歪球一律是推的动作。何况他又上了年纪，动作难以协调，不像年轻人学球快，无论你“喂”什么样的好球，他那一板推来，仍免不了空板或出界。
  他实在提不起兴趣。再说，这种运动讲一个巧，眼巧手巧步子巧。他上了年纪，巧不起来。动作不协调，就有摔跤的可能。想了想，我便不再勉强他。
  我还喜欢游泳，打乒乓球不行便想到了游泳。若能动员主席学游泳……好是好，风险大了点。不要说淹了主席，就是呛他一口水，我这个责任也不小。
  我不敢冒失，先向罗瑞卿、汪东兴和傅连漳作汇报，谈了想法。他们考虑之后同意了。指示我：先在浅池子里教，让他慢慢活动，你要始终站在他身边。
  为配合我的工作，领导专门在玉泉山修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我听了非常高兴，忙跑去看。一看就泄了气。
  这个游泳池长不过我这样的两个人，宽不过我这样的一个人，别说游不开，扎个猛子都会磕脑袋，充其量不过是个大澡盆。
  也难怪，领导怕出事么。再说，有总比没有强，在这样的大澡盆里教主席游泳准出不了事。
  剩下来的事便是如何说服主席学游泳了。我作了精心准备。在主席散步的时候，开始了这项计划。
  我先绕一个弯子：“主席，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来自哪里y
  毛泽东瞟我一眼：“你要干什么。”
  我说：“谈自然科学么，不能总是你考我。”
  “海水。毛泽东警惕地望住我。
  “那么什么运动最好？”
  “散步。他自信地仰头抬高下巴。
  “不对。是游泳……”我停了嘴。因为毛泽东猛然扭头盯住了我，像受到了什么触动。我有点紧张，以为是说话口气大，伤了主席的自尊心。可是，主席的眼神分明表示他在认真听，没有真怪的意思。我便不自然地一笑：“回到水里就是回到生命的发源地么。
  毛泽东嘴角漾起一层浅笑，没说话，继续散他的步。我心里失了主张，一声不响跟着他走。
  “嗯，怎么不说了？”毛泽东忽然间。
  我顿时有了底，嘴巴重新滔滔不绝：“游泳这种运动是其他任何运动都无法比的。随便说说有四大优势。第一，最能接触自然。全身都能投入阳光。空气和水之中。这阳光。空气和水可是生命之本啊。第二，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参加。跑百米老人不行，打太极拳年轻人没耐性。可是游泳，管你是谁都能玩出兴趣。第三，游泳是全身运动，身上一块肉也拉不下。第四，对心脏和胸肺有最好的锻炼，对整天抽烟的人尤其有好处……”
  毛泽东笑了：“看来你是会游泳的了？”
  “那还用说？主席，您尽管放心。我来教，保证您一个星期就能学会。”
  毛泽东仍在笑，笑得有些蹊跷。我忽然疑惑毛泽东会游？于是小心试探：“主席，你会游吧？”
  毛泽东笑而不答，只是问：“你这个教师要带我去哪里学游泳啊？””
  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大声说：“玉泉山修了个室内游泳池。”
  毛泽东不再说话。直到散步结束，我反复又提几次，毛泽东才点点头：“那好，可以试一试。”
  1953年，毛泽东有时住中南海，有时住玉泉山，那个小游泳池就修在毛泽东居住的地方。去了一看，毛泽东立刻沉下脸：“怎么回事，哪里来了这么个池子？”
  行政处的同志解释，这是专为主席个人修的。
  毛泽东发脾气了：“给我个人修？为什么不报告？我们抗美援朝，我们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节约每一分钱，我说过多少次？为什么给我个人修？”
  毛泽东不曾下水便走了。他让卫士长问明费用多少钱，从他的津贴和稿费中拿出这笔钱交公，此后便封闭了那个“大澡盆”，生前一次也没用过。
  计划受挫，我并不灰心。我看出主席生气不是为了游泳，而是嫌浪费。不该为他个人修那么个小池子。“花钱不办事，蠢。他这样说。
  我继续做工作，第二次劝动毛泽东，去清华大学游泳馆游。想到计划就要实现，我的话格外多。
  “主席，你不要怕。出不了事，我保护你。”
  “你保护我？“毛泽东上下打量我。
  “主席，不是吹，我游泳是相当可以的。”
  “要是出事了呢？”毛泽东煞有介事。
  “我救你！你只管放心，不要怕。
  “噢，我过去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个本事呢？
  “您没游过泳怎么能知道呢？”
  一阵笑声，汽车飞一般驶向清华大学。
  我和卫士们随主席来到池边。我搀扶主席胳膊，再次安慰：“主席，放松些，不要怕。这边水浅，您慢慢下。”
  毛泽东没有下水，继续沿着边走：“我不怕，我到那边下。”
  “不行。那边是深水区。我拉他。
  他只顾往前走：“水深也不怕，有你保护么。”
  “哎呀，那可不行，那边可……不行。”
  “怎么，你怕了？
  “我……”毛泽东笑得蹊跷。我仿佛明白了什么，不知不觉松了手。
  毛泽东在深水区那边做做准备活动，便抓着扶手下水了。我一阵惊愕，一阵激动，还夹杂了隐隐的窘赦。毛泽东果然会游泳！手一松，便浮于水中，轻松自如地划动手脚，是侧泳，缓缓向池心游去。脸上是一种真人不露馅，终于能使别人大吃一惊而得到的满意得意之色。
  太棒了！我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向毛泽东追去。游到毛泽东身边喊：“主席，您会游啊！、
  “嘿嘿，我很小就在门前的池塘游了。那时候，你这个生命还没有发源呢。
  水面上响起一片欢笑声。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回来路上，我见毛泽东心情愉快，精神抖擞，忍不住又问：“主席，现在您说什么运动最好？”
  “你呀，”毛泽东笑着指一指我，赞赏地点点头，”游泳好。”
  “我说的四大好处不假吧？
  “不全面。
  “还有什么好处？”
  “第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想事。吃安眠药做不到，其余吃饭。散步。看戏、跳舞都做不到。游泳就可以不想事，一想事就会往下沉，就会喝凉水。
  真没想到会产生这个功效。我高兴坏了，专门去傅连漳那里报了功。
  毛泽东游上兴头，一发不可收。他不高兴在那小池子里游。只想去江河湖海中游。1954年，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就在北戴河办公。中央首长来得特别多，开会也方便。每天工作之余，毛泽东一定要去游一次泳。
  那一年游泳，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特别深。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这时他便会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他侧泳仰泳，自然轻松，一边游一边和年轻人聊天，兴致极高。
  一天，他游到兴头上，旧话重提，忽然朝我喊：“小徐，你不是游得好吗？我们比一比。
  “行啊，我们比速度。”我朝他靠近。
  “你聪明，我也不傻。我不跟你比速度，我跟你比耐力，比持久。
  “那不行，比赛都是比速度。我知道毛泽东下了水就不愿上岸，就那么不停地游。我可不行，时间一长非抽筋不可。
  “你别骗我，有比速度的就有比耐力的。要达到胜利的波岸。首先必须有耐力。要坚持时间长，要游得远才行。”
  毛泽东不慌不忙只管向远处游。他游泳的轻松自如完全如他后来在词中所写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半小时后，我坚持不住了，气喘吁吁爬上船，乘船随毛泽东邀游大海。毛泽东指指我挖苦：“他很进化么，很有办法，游不过岸就划船划过岸。
  大家都笑。许多人游不了多久也得上船喘口气，然后再下水陪毛泽东游。毛泽东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口头事。
  像往常那样，毛泽东游了一个多小时，经我们一再劝说才上岸。
  卫士们替毛泽东擦干身体。毛泽东在沙滩上漫步，嘴里念念有词。他天天这样念，有时夜里工作疲劳，出门观海也是这样念，听多了我便记住了：“东临蝎石，以观沧海。水何清洁，山岛棘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一天晚上，主席遥望大海又在念。我问：“主席，这是谁的诗啊？”
  “写得好吗？”
  “很有气魄，很美。”
  “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首，《观沧海》。”
  “曹操还会做诗呀？”
  “嘿，你这个大学生呀，确实该补补课。”毛泽东缓慢他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我大吃一惊，简直目瞪口呆。别说我没听说过这种肯定曹操的话，我坚信那时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也未曾听说过，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闻所未闻啊！无怪后来郭沫若写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在全国引起那么大震动。
  我喃喃：“曹操？哪个曹操？”
  “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
  “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
  “喊，你知道个屁。毛泽东愤然时喜欢这样骂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我就是从那天起，开始重新认识曹操。我见主席看的是（古诗源）．后来也设法买到一本，保存至今。上面有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名篇。
  那几天，毛泽东总看《古诗源》。有天，他让卫士找地图来，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
  我惊讶：“曹操也来过这里？
  “当然来过，上过褐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谒石山写出《观沧海》。
  这一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停留最久。其他中央首长都走了，他没有走，直到九月天凉，仍每天下海游。可惜他登蝎石山我没能一道去。他写了著名词为《浪淘沙·北戴河》。他说南唐后主李煜也写过《浪淘沙》。李惺的词意境和语言都好，但是风格柔靡，情绪伤感，他不喜欢。他说他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我喜欢毛泽东的《浪淘沙》。特别是最后两句。将曹操的“秋风萧瑟”顺笔一颠倒，便成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跟在毛泽东身边，迎秋风听海潮，词中的意境和情绪感觉格外强烈，可以说动人心魄。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公安部门和警卫系统对毛泽东“管“得很严。毛泽东总是想到人民群众中去，想和群众随便聊家常，想多过过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保卫部门怕出事，便阻拦。毛泽东有愤怒也有痛苦，没少动肝火：“他们老把我和群众隔开！
  毛泽东坚持要出去走动，保卫部门作一定让步，要求他戴墨镜、口罩。毛泽东走出去遇见农民，就要和农民聊天。又不是冬天，脸捂那么严还怎么聊天呀？农民光眨巴眼。毛泽东愤然摘下墨镜口罩，摔在地上。这下可不得了啦，一声“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蜂拥而来，立刻包围了毛泽东。口号声鼓掌声响成一片，还聊什么天？毛泽东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可真难。我们这些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如今回想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毛泽东一被群众包围，保卫人员便紧张。也不能不紧张呀。朝鲜战争刚结束，沿海还有敌特，毛泽东高兴也不许多停，毛泽东发脾气也得“保护”走。回来想想还后怕，更不许毛泽东出去乱走动了。
  不能随便行动，不能随心所欲走到人群中去，这是毛泽东最痛苦的事。工作之余，他最怕孤寂，希望身边的工作人员能表现得随便些，可以开玩笑。起哄。骂娘，造成一种真正的社会生活的空气。如果大家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他简直无法忍受。我理解，卫士们也理解。毛泽东是人，他需要过人的正常生活。所以，工作之余，我们在他面前都表现得很随便，甚至可以说“放肆。
  记得一天，毛泽东游得很远很远。我们跟随的人便轮番上船休息。快望不到岸了，仍劝不住主席。幸好，遇上一条渔船，打渔的老渔民全身晒得漆黑，衣服半敞，露出嶙峋的锁子骨和肋骨巴巴紫黑发亮的胸膛。他的脸孔和他的劳动的大手一样棱角分明，筋骨暴突。那一时微陷的眼睛格外亮，目光里透出纯朴、智慧和善良。我们在船上，先发现渔船和渔民，便招呼毛泽东上船。果然，毛泽东一听说有渔民，立刻痛痛快快爬上了船。不等擦干身体便迫不及待跟老渔民喊话聊天。
  者渔民没有认出毛泽东。这不奇怪，他何曾见过毛主席光着身子的形象啊？于是，那聊天便完全是社会上普通人聊天的气氛了。我的记忆中，再没见过毛泽东如那次聊天那么开心。那么兴奋，真是乐而忘返。从年龄身体聊到吃喝穿戴，从鱼龟虾蟹聊到五谷杂粮，从小小渔船聊到锅台炕头，从老婆孩子聊到国民党共产党。你问我答，我问你答。正经话玩笑话都说，又逗又喊又笑。毛泽东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正是他盼望已久的生活啊！
  老渔民陪不起工夫，要走。毛泽东不放，追着喊：“多聊聊。多聊会儿我把你船上的螃蟹全买了。
  “你别拿我开心了。”老渔民不信。
  “老同志你别不相信人哪，你跟我一道走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毛泽东认真着急。
  “真的？我这可是活蟹。老渔民动心了。
  “活蟹死蟹我全包了。”毛泽东拍响大腿。
  “现在螃蟹可是不便宜。
  “你老人家还能骗我？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行啊，我跟你走。随你唠嗑什么都行。”
  “我就要听听你那个互助组为啥不团结？”
  就这样一路聊来。上得岸，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同老渔民握手道别。老渔民直嘀咕今天走运，却始终不知道让他走运的人是谁。
  毛泽东让卫士把螃蟹送伙房全蒸了，在第二浴场弄个人长桌子，倒满一桌。毛泽东开心地喊着：“来来来，今天我请客，我请客啊！我们二三十人全是泳衣泳裤，跟毛泽东来到长桌旁。毛泽东抓起一只螃蟹，一掰两半，张嘴就是一口。蟹黄淋淋漓漓沾了满手满脸。他一边大嚼一边喊：“还不动手？别装正经了。”
  大家哄然而笑，立刻围上去抓螃蟹。”官不分大小，年不分老少，人不分男女，学着毛泽东扯开螃蟹便咬，一边大嚼，一边互相逗闹，再没那么热烈开心的了。一个个都吃成大花脸，互相你看我。我笑你，你捅他，乐个没够。
  毛泽东心血来潮，喊：“嘿，咱们合个影吧？照张相！
  嗷！大家一哄而起，立刻包围了毛泽东。簇拥着，就那么光不哧溜，随随便便，热热闹闹地合了一张影，一张难忘的影。
  九月中旬，接连几天大风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嚣的世界。涛声从大海那边传来，像炮声隆隆，像千军呐喊，万马奔腾。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要去游泳。
  “不行，绝对不行。我吓坏了，那一瞬间几乎后悔当初不该鼓动起毛泽东游泳的兴趣。他总是勇敢的，可也常常是轻率的。我拦住他说：“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也全拦挡过来。毛泽东一再坚持，我和卫士们死死坚守。决不退让半步。毛泽东虽然固执，一旦我们横下心来抱成铁板一块，他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另找时机。
  那几天，我们特别紧张，一刻不离地“监视”毛泽东，怕他溜去海边。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他性格中的顽强。任性，容易冲动，我们多次领教，深知其底。他几乎每天都要“闹”一次，每次都被我们团结一致地顶住了。”
  这天，雨终于停了。我却更觉紧张，料到主席会，”闹”得更厉害。跑去海边看看，倒抽一口凉气。好大的风浪！负责测温的同志报告，水温不到二十度。我脑子飞快旋转，准备好一套又一套“拦驾”的理由。
  果然，中午刚过，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笔，吩咐卫士准备去游泳。
  “不行，主席，今天不能去。”
  “雨停了，为什么不能去？”
  “水很凉的，会抽筋。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么。
  毛泽东这话讲得不假。我们经常冻得牙齿颤响，他却什么事也没有。他很耐寒。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
  “那才好么，乘风破浪，这正是机会么。
  “那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几次，都被浪打回来了，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毛泽东边说边就往外走。
  “不行！我一把扯住毛泽东：“主席，我还没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扎伤脚的。”
  “从小我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他甩一下手，藐视贝壳也藐视我。
  “还没说完呢。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跤。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维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他绊跤我就一定要摔跤？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泽东甩开我，大步出门。我强烈感觉到他那与生俱来的不宁静，争强好胜和藐视一切的意志力。他的脸色和神气逼得我们不敢再动手动脚，只能追在他的左右劝说。偶尔拦挡到前面，一遇他的的的目光，便不得不闪开一边。那是下定了决心，要粉碎一切阻碍的目光，没人敢再和这种目光较量。
  事已至此，再无挽回希望。我和卫士及警卫人员便紧张行动起来，抢先脱衣，要冲在毛泽东前边。
  海风呼啸，透入肌肤，沁人骨髓。加上紧张，不曾下水我们已在战栗。大海上像有无数银龙在飞掠疾走，长列的白浪一道接一道从远处翻滚出来，咆哮着扑向岸边。浪脊上的泡沫直喷溅到远远的更衣室。满耳一片轰隆声，像有万千狮虎怒吼着围逼过来。气势惊心动魄。可是，别无选择。毛泽东已经赤身向海边走去。刹那间热血涌起，我和卫士们齐拥到毛泽东身边，手挽手，身贴身，前呼后拥冲向大海。
  我们刚踩上湿沙，那长列的浪潮已扑来，沿着沙坡急冲，一下子没了脚踝骨。我打个激灵，那浪潮已带着沉重的叹息往回缩。
  “赶浪，我们赶浪。”毛泽东陡地加快步伐。他还笑呢，小孩子游戏一般开心。他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去冒风险。我们簇拥着老人家急追那退缩的浪潮。追出四五步，耳畔轰轰响起，又一列氏浪以更凶猛的势头扑上来。不好！我急忙从身后扶住毛泽东。刹那间，一人高的浪头劈头盖脑压下来。我急忙屏气，不容站稳，轰然一声巨响，脑子便糟了。清醒得很快，发现一群人都歪倒在沙滩上，竟被那浪打出四五米远。
  “主席！”至少有四五个人同时喊。毛泽东已在卫士长和卫士的挽扶下站立起来，甩甩头上的咸水。他朝大海投去一瞥，那矗立的水的长城又滚滚而来，示威一般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摇撼着整个海岸。我想喊什么，舌头恰似贴在上颚动不了。毛泽东忽然笑了，就那么轻轻松松。随随便便一笑：“嘿嘿，我总算找到一个好对手。”
  现在重提当年情景，真正的男子汉都会对毛泽东的这一性格肃然起敬。他盼望挑战，他的一生不曾停止挑战应战，这是他性格的基础和核心。可是当时听了这句话，我却急坏了。须知，毛泽东若把什么认作了对于，那是永远不会服输的，那是必须一决雌雄的！
  果然，毛泽东召唤我们向海浪发起继续冲击，可是每次都被浪潮打了回来。老人家吐出嘴里的苦水，稍一喘气，马上又开始冲闯，不肯回头……
  我们又被浪打回沙滩上。我和不少人都胆寒了。眼前那喧然滚沸的大海起伏着多少高山和深谷？仿佛能埋葬整个大陆。耳际盈满凶恶悲惨的声音，时而隆隆，时而嘶嘶。就连海鸥也忍受不住那喧吼，哀唉着窜到高空……
  可是，毛泽东犀利的目光落到我们身上，显出少有的严厉。他问卫士长：“这点浪比刘绒的四个半旅还难闯吗？”他又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觉得跟我走太危险？你们要是害怕，我可以另外组织人。
  就这么几句活，热血便在我们心中沸起。我们年轻，不乏血性。卫士长一声长呼，我们从地上爬起，迅速集合在毛泽东身边，手挽手，肩并肩，剽悍的警卫人员前冲开路，精壮的卫士左右护持，前倾了身躯向大海冲。我们横下了一条心，刹那间潮吼浪喧人呐喊，仿佛千军万马厮杀成一团。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我们一连闯过四道长浪，终于游进大海！我们时而跃上波峰，时而跌下浪谷；波峰上可以望见无数条耀眼的白花花的浪纹，浪谷里黑沉沉只觉一团神秘暧昧。我们都拼尽全力向毛泽东靠拢，要升一起升，要沉一起沉。拿了救生圈的人更是随时准备应付意外。
  “你们不要紧张，我们只会被冲上岸，不会被拖进大海回不来。毛泽东仍是一副轻松自在的安闲样子，随波起伏，一边对我们说：“你们正年轻，要经风雨见世面。不要做温室里的花草。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以后，我多次听到看到毛泽东讲“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一类的活。就我所知，1954年在北戴河游泳是第一次讲。
  此后，毛泽东更不愿意在小池子游泳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必然结果。他游湘江，游邑江，终于提出游中国第一大江一一一长江。
  这次不顺利，遭到很大反对。几乎游不成。世人总以为，毛泽东想干什么还不是一句话？其实不然。那时，身边的人都知道，他多数时间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民族。这也是当时党内党外的一致看法。
  1956年夏，毛泽东在广州提出游长江。罗瑞卿。王任重。汪东兴等同志经过研究，都不同意。我劝毛泽东，劝不动，他非游不可。罗瑞卿等首长更是反复规劝，怎么也说不服。他执意要游，甚至发了脾气，把警卫队的队长也赶走了。他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
  王任重同志见闹到这个地步，无法再拦，忙赶回湖北组织游泳选手。安排一应保护救护措施。
  本来，毛泽东已经多年不坐飞机。那时，中央有个决定，不许主席乘飞机外出。怕出事。可是这次，毛泽东坚持要坐飞机。从广州到长沙，从长沙到武汉都是坐飞机。毛泽东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前两句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写得很真实。乘飞机由长沙到武汉时间很短，不到一顿饭的工夫。
  那次游长江，毛泽东是从准备建长江大桥的桥墩那里下水。漩涡很多。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亲自准备布置。那段时间他探水流，选位置，很辛苦，全身晒得油黑，嗓子也有些沙哑。
  毛泽东坚持叫我一起游，我不肯。我坐小船随主席，是为防万一，以便及时抢救。当时有不少小船围拢来跟随，毛泽东又发了脾气，命令全赶开，不许船靠近他。我说我必须靠近，这是我的职责所决定。毛泽东争论两句，让步了。只同意我的这只小船稍稍靠近些，但不许妨碍他的视线和游兴。他将一个救生圈丢给我爱人吴旭君，叫人保护她。吴旭君叫起来：“我是保护您的，怎么能让您保护我啊。”
  毛泽东从舷梯下船，顺流游一个多小时，游出十六七里地。游罢精神焕发，十分开心。他说：“罗部长不叫我游，我就偏要游。”他说这句话时，神情就像一个争强好胜终于如愿以偿的孩子。他还对我说：“你没游，你不后悔吗？这是中国的长江啊！
  医疗
  搞好毛泽东的医疗，对我来说责无旁贷，而且是第一位的职责。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期间。他很少生病。记得五十年代北京闹了一次流感，来势很凶。毛泽东的卫士也有传染上的。卫士封耀松同志感冒，毛泽东看出来了。叫我替他医治。小封正当年轻体壮，我不担心，开几眼药就行，他吃药不吃药一星期准好。我担心的倒是毛泽东。他上了年纪，何况吃饭。喝茶、休息都由卫士负责。那几天正是封耀松接连值正班，难免传染。我劝毛泽东吃药预防，毛泽东说我乱弹琴，没病吃什么药？我说治病有药，防病也有药。他坚决不吃。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抵抗力。
  他果然不曾染病。
  毛泽东生病少，不等于工作好做。有时甚至很使我紧张为难。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是劝主席吃药难，二是应付江青难。
  一次，毛泽东精神不大好，经常皱起眉头吸凉气，饭也吃不下，时时用手捂住腮帮。我观察到了，马上想到他的龋齿，坚持替他检查。他只好坐在藤椅上，张开嘴。
  果然是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我想起主席说的话。他笑了。我说：“这次可是真病了，牙床化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毛泽东疼得直皱眉，却仍然在笑：“你们这些医生呀，就喜欢用药。
  “是呀，有病不用药怎么行？”
  “我不用药。”毛泽东有时很像一个固执的孩子，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吸凉气。
  “别讳疾忌医呀，这是您常讲的话。我知道跟主席打交道难，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话去攻他。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可以好。”
  毛泽东经常是凭直觉办事，而他这样的伟人的直觉有时确实入木三分。他说：“我不用药。你吃药好了，你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我问：“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毛泽东说：“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我说不过他，只好妥协：“那好，我要多观察。要是你的抵抗力不能战胜，我还得用药。”
  几天后，毛泽东没用抗生素便好了。他得意地笑道：“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么，不能光依靠外援。天下万事万物，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在我的记忆中，毛泽东患小病，我给他药，他全给我顶回来了。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徐医生说，你这个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话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他病比较重时，也有听我话的时候。但是用药也是再三询问。我是大学毕业，可以讲出一套一套道理。他信服了，便自觉用药。早在1953年，他便多次对我说：“中药和中国菜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不信你往后瞧。
  说服主席用药难，毕竟是医生和病人的配合问题，何况多数时候毛泽东是正确的。应付江青难，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了。
  我和江青争吵，多次闹到毛泽东那里。罗瑞卿、汪东兴、傅连漳等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最初，事情并不是从医疗上引起。
  江青脾气霸道，卫士和护士没有不受欺侮的。我正年轻，看不惯，便去毛泽东那里告状。毛泽东每次都是支持我，严厉批评江青，有时批得相当厉害，甚至发脾气喊：“滚，你给我滚出去！”
  江青发现是我告状。记仇了。她找不出我医疗上的毛病，便随便扣帽子。
  江青有时也吃安眠药。我们会诊后，经研究给她药。有一次，她突然大吵大闹，说让她吃安眠药的全是反革命，想用毒药害她。这条罪名安头上是要坐牢杀头的。事情闹起来，她拿不出证据，我也无法澄清，她就是说她中毒了。定不了案，她便赶我走：“让他走，这里不要他，马上让他给我走！
  担这分嫌疑，我虽离开日子也不好过。吴旭君同志便将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她说：“徐涛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么我也是反革命了。要处理就一起处理我们两个。”
  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异常气愤，发了脾气。当即叫来江青，斥问：“徐涛是我的医生，你有什么权力赶走？”毛泽东一旦真动怒，江青轻易不敢吵闹顶撞，有时还要做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非常严厉他说：“他们为我看病为我服务，从根本上说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党为人民工作，你凭什么就能赶他走？你怎么赶走的就给我怎么请回来！你要给我向他当面道歉！
  江青退出来，不敢公开违抗，只好又让我回来，并且当面向我道歉。她原以为我也会做做自我批评，至少会说几句客气话。可是，她加给我的全是莫须有罪名，我怎么可能说客气话呢？为此，江青更恼火我，逢人便讲：“徐涛那么大架子。我都向他道歉了，他就不做一点自我批评。”有的同志将话传给我，劝我去讲几句。我那时血气盛，自认没错，到底不曾说一句客气话。
  于是，这件“不做自我批评”又成了她下次整我时的罪名之一。我曾几次被她赶走，都是毛泽东命令她把我请回来。当时，副卫士长孙勇等同志也常向毛泽东告江青的状。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江青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对我和卫士们不止一次说过：“江青这个人哪，我跟她搞不来，谁跟她也搞不来！”
  1959年，江青在广州又一次发脾气赶我走，她常为一些小事发无名火，有时她自己心情不好也找身边的人撒气，你就是再小心也不行。她外出散步，问外边冷不冷？卫士说不冷。她一出去就发脾气：“这么冷你说不冷？你安的什么心！回来打扑克。又怪卫士出错牌，喊起来：“出去，你给我出去站着去！”
  卫士在走廊里罚站几小时。我劝他走，我说我给放哨，江青什么时候出来我再叫你出来站。卫士非常忠厚老实，就那么站着不走。我请省公安厅厅长从中劝说，厅长在江青盛怒之下不敢多劝。后来这名卫士给北京打电话，报告卫士长，卫士长又报告了毛泽东。这件事把毛泽东气坏了。他当即指示，让这位卫士回北京，不要再给江青服务。
  江青肚子里更憋火，便朝我发。就像世上某些常见的情景。她开始是生闷气，当着我面摔门，出出进进把门摔得很响。我也气盛，反过来也用力摔门，声音更大。这下子她发作了，喊叫起来：“徐涛，你摔谁？不想干你就走，马上给我走！我看了她一眼，什么话也不说，拿起药箱就走。可是，她又喊起来：“你走你的，把药给我留下！”我说：“那不行。这药是我负责的，我是医生。我不能留。留下来你再中了毒，我负不起责任。”她说：“我叫你留下！”我说：“医生不能这样做。”后来，由省公安厅为她另派了卫士和医护人员。
  这件事后，我考虑与江青结怨已深，留下继续工作已经不方便。过段时间，寻找一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回医院工作。
  毛泽东不愿我走。但是，他还是理解了我。他曾手指江青说：“你这个人非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很少有人能跟你搞到一起！
  那时，要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下去，就得适应江青。否则，她总闹事，对毛泽东精力牵扯很大。毛泽东整天考虑国家大事。这样牵扯怎么受得了？所以，后来毛泽东与江青分居，我是完全理解的。毛泽东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不能让江青这样无休止地去干扰和牵扯毛泽东的精力啊！
  毛泽东最后说：“这样吧，你这么好个医生，给我一个人办事也太浪费。你还是到群众中去，到北医。但我们熟悉了，我有病有事就找你。
  毛泽东始终相信我、关心我，我和吴旭君同志结婚，他向我们贺喜，并送我们一套新出版的他的选集。我们生了一个女儿。他又祝贺说：“祝贺你们为新中国增添建设者。”孩子会走了，他让送他那里去玩。孩子由家里老太太照看，毛泽东向老太太亲表谢意：“小徐和小吴在我身边工作，你老人家也是做了很大贡献。”我离开中南海后，还经常被毛泽东叫去看病或聊天。我爱人吴旭君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二十多年。
  从延安时代始、毛泽东就严厉禁止江青干预政治。为此，我和卫士们都目睹过江青向毛泽东大吵大闹。毛泽东不曾让步。但是，1963年后，江青逐步涉足党的政治活动。诸多原因中，林彪。康生等人是起了不少作用的。同时，也不难看出，她的野心和政治阴谋活动，是随着毛泽东年事日高，身体健康状况日下而愈演愈烈。
  由于过度劳累和生活的无规律，饮食的随意性，毛泽东较早开始衰老了。这种衰老最初并非表现于闹病。1965年，外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毛泽东接见后，这样写道：“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作……他忽然向天空扬起双臂，又一下子放了下来……毛懒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直，尤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这不是疾病，却是比疾病更难缠的衰老。毛泽东是名伟大的战士，对物质并不眷恋，敢于作最艰苦斗争的选择。他在所有对手面前都是强者，胜利者。然而，面对衰老，他便如同姜菩众生一样，无论多么伟大也奈何不了自然法则。安德烈·马尔罗研究写作过世界许多著名的领袖人物，对毛泽东是钦敬的，和毛泽东交谈之后曾暗暗震动。因为大脑哪怕出现微小的梗塞，也总是首先表现在行动的僵硬上。丘吉尔曾患这种病。当他去巴黎接受解放勋章的时候，走起路来和毛泽东一样。
  年复一年，毛泽东渐惭衰老。像灯一样，油慢慢地耗尽。“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几天睡不好觉，吃二三次安眠药也睡不好。护士长吴旭君异常焦躁。这种情况过去虽然也有，毕竟现在年事已高，渐渐衰弱的身体骤然垮下来。党的“十大”召开时，毛泽东已经不能“健步走上主席台”。他的行动已经不便。闭幕时，全体代表退场后，他才离开。
  1972年，毛泽东患了一场大病。是在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前夕。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的医疗救护工作。
  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毛泽东必须接见。中央成立了医疗组进行抢救，由周恩来亲自掌握。他把我找去，说：“徐涛，你了解主席过去的情况，你也参加治疗工作。”
  抢救中，输液使用了大量抗生素。望着主席重病虚弱的身体，我想起他牙床化脓不肯吃抗生素的往事，想起他在北戴河游泳，向惊涛狂浪挑战时的气魄体魄，我心如刀绞，泪溢眼眶。
  然而，抢救之后，江青不满意结果，把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集团的帽子，并且吓人地举出苏联的“白衫阴谋”为例。那件公案曾登在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不久前，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目的。”当时有五位医生被指控、逮捕。
  江青宣布我们是反革命特务集团时，已是令人望而生畏地站在了国家政治领导顶峰上的“大人物”。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一句话足以叫我们人头落地。还有谁能阻止她？我几乎要绝望了。
  毛泽东终于得知这个消息。他以虚弱之身。抬手指住江青问：“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江青张张嘴，没敢贸然回答。
  “我知道。”毛泽东忽然以手指鼻：“就是我！
  一句话救了我们这些会诊医生，使苏联医生的悲剧不曾在中国重演。毛泽东说：“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病后，毛泽东的天地渐渐变小。记忆力减退，最近的事情最易忘记，反而是青少年时的记忆保留多些。人老了都是这样，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的精神活动不断缩减，判断力和注意力松弛，这是语言困难的前奏。
  那以后，毛泽东再没写过多少东西。他的诗同手稿都是由吴旭君保管。从1963午3月一直到1973年冬，毛泽东对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是吴旭看作记录，等毛泽东反复推敲将字句确定后，毛泽东再亲自改到手稿上。然而，到了1973年冬，他已不愿着笔了。
  那天，毛泽东叫吴旭君把卷宗里的全部诗词用毛笔都抄写一遍。抄完第一遍，与毛泽东一起核对，毛泽东对其中有的诗词再作了修改。但对《贺新郎·读史》一同未改。核对时，主席手稿是“为问何时猜得？”吴旭君特意问：是“为”还是“如”？毛泽东说是“如”不是“为”。吴旭君请毛泽东在乎稿上改一改，毛泽东说：“不要改了，随它去。”词的下阕有一句：“盗拓庄跷流誉后”，毛泽东叫吴旭君在盗字上加引号，即成“盗”。吴旭君又请毛泽东在他的手稿上也改一下，毛泽东说：“不要麻烦了，就这样。吴旭君抄完第二遍（将第一遍抄稿烧毁了），再与毛泽东核对，特意又问：“是“如问何时猜得？”毛泽东点头，一个伟大的诗人，十年推敲不肯“随它去”，不厌其烦。现在却“随它去”、“不要麻烦了”，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可想而知。现存的抄稿和手稿留此差异，虽然有吴旭君的回忆证明，后人大概仍要打一番考证研究的笔墨官司。诗人的心虽然始终不死，那火焰却随着生命的接近消逝而渐渐熄灭。医务工作者面对毛泽东的衰老束手无策，只能竭尽全力给他一些生活上的照顾。
  吴旭君累病了，住了一段医院。出院后，在1976年春节，毛泽东请她去吃饭。饭前看了一场电影。看的是达式常主演的《难忘的战斗》。毛泽东生前本来不爱看电影，这次例外，越到晚年他越时时想起共和国诞生之前那遥远的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斗争。他在悄悄流泪。当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毛泽东问我爱人吴旭君：“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确实曾在欢迎之列。她流着泪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时，毛泽东泪如泉涌，再也无法控制，全场哭成一片。不等电影结束，医护人员赶紧把毛泽东抬走了……
  毛泽东的晚年，发生不少错误和失误。但是，他始终怀着最崇高远大的理想，始终保持了巨大的革命热情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他一生都在战斗。他是真正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的伟大战士。就在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在一群野心勃勃的人的包围中，他仍然以非凡的决心和意志，一笔抹去江青所代表的那股政治势力，不允许她组阁，不曾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一伙。这不能不说是老人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做出的最后一次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