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满足女儿的愿望
作者:权延赤    更新:2021-11-01 22:54
  第二天,贺龙才打马赶回家,进门便抓个小板凳朝地上一摆,笑着喊:“来,咱们给孩子洗个澡吧!”
  “白天不要洗,晚上再洗吧。”薛明在床上望着丈夫说。
  “不,就现在洗。”贺龙当年七岁就被他的父亲扔进河里,学会游泳。现在他可舍不得把刚出世一天的儿子扔河里,抱着儿子不撒手地说:“让儿子早得水。”
  话音才落,贺炳炎身后跟着一群将军,一阵风地闯进来,高门大嗓地问:“老总,给儿子起名了吗?”
  “关政委说叫鹏飞好。”
  “嗨,叫什么飞呀。我的儿子是打雷生的,叫贺雷生,老总的儿子是下雨生的,顺着干,叫雨生吧!”
  随贺炳炎来的将军们七嘴八舌乱参谋:“贺龙的儿子要有龙字才好。就叫小龙吧!”
  乱过一阵,贺龙的儿子便叫了贺雨生。为有龙字,小名就叫了贺小龙。
  贺雨生也罢,贺小龙也罢,关向应政委都不予以承认。他坚持自己想出的名字:贺鹏飞。
  从听到贺龙得子的消息,关向应当天便拒绝再吃奶粉。当时延安生活艰苦,关向应重病在身,为保证他的营养,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决定供给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现在他不肯吃了,无论护士怎样劝也不肯再喝一口奶。
  “我不行了,我要养后代。”关向应在病床上咳着,喘着,断断续续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
  关向应始终坚持把贺龙的儿子叫贺鹏飞。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来,延安一片悲声。延安和晋绥都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贺龙为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英年早逝而悲痛欲绝。在晋绥召开的追悼会上,他念悼词,泣不成声,终于没有念完,掩面放声大哭,悼词只好由别人代替念完。
  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是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如今“贺存关去”,贺龙悲不自胜,痛定思痛,对妻子薛明说:“儿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这是向应同志起的名……”
  于是,这个寄托了无限情谊无穷忆念的“鹏飞”,便永远不可改变地做了贺龙之子的名字。
  哥哥之后,母亲薛明又生了我和妹妹。巧了,都是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之际生下来,分别取名贺晓明和贺黎明。这个“明”,不仅是天明,也是继承了母亲薛明的“明”。
  在我们子女面前,他的慈爱多于严厉。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孩子,全家只有我挨过惟一的一次打。
  那天,母亲正在织毛衣,我们在旁边玩。父亲叫我们别给妈妈捣乱,我们并不在乎父亲说什么,只觉玩得高兴。当我从母亲面前跑过时,恰好毛线团滚落下来,滚到我脚边。父亲错以为是我捣乱,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抓起把尺子,就朝我的屁股上打,打第一下我就委屈地尖叫起来:“不是我!”打第二下,祖先遗传下来的那种反抗的血液便在全身沸腾了。我扭头在父亲的手腕上用力咬了一口。父亲猝不及防,哎哟一声,松开手。我扑向母亲,母亲抱起我就走,走到另一间屋里不再出来。
  片刻,父亲推门进来,他的神气已经显出希望和好。
  “你看把孩子打的!”母亲脱下我的裤子,屁股蛋上赫然几条红印,“你不知道你的手重吗?”
  “行了行了,她也不吃亏。”父亲息事宁人地赔上笑脸,把手腕一亮,“你看,把我咬的,一圈牙印。”
  大约是为了“赔偿”打孩子的损失吧?父亲正式宣布:“这次我带晓明去北京。”
  这是1953年。父亲过去到北京开会,从不带孩子。他破例打了我,所以也破例地决定带我去北京。哥哥妹妹嫉妒地盯着我,这使我觉得光荣骄傲,真有点飘飘然呢。
  “晓明,”父亲抱起我,胡子在我脸上扎一下,“你到北京有什么要求?”
  过去我很怕父亲的胡子扎,这次为了感谢父亲给我的荣耀,我高高兴兴接受了这一扎,翻着眼珠边想边说:“嗯,要看毛主席,要看天安门!嗯……还要看雪!”
  父亲笑了,说:“前两个要求么,给你办到。第三个要求,这次可办不到了,北京已经是花红柳绿,看不见雪喽。”
  于是,我放弃了第三个要求。那时进京真不得了,是大事。母亲特意带我去一趟拍卖市场,买了条紫色的旧裙子,回来改一改,前面缀个小和平鸽,就成了我的进京礼服。
  就这样,我随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当天就坐三轮车去看了天安门。然而,见毛主席就没那么快了。父亲或者叫我去坐有轨电车,或者叫我去东安市场买小金鱼,就是不提带我去看毛主席的事。
  其实,这件事一直搁在父亲的心上,他是在寻找机会。当他感到有个机会时,便对我说:“走吧,今天带你进中南海。”
  父亲为了叫我见到毛主席,费了不少心思。他得知今天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里谈事,便把我带入中南海,放在杨尚昆家。他先去谈事情,看场合是否适合,然后再做打算。大概这次气氛比较轻松随便,不是那种开会或正式汇报的气氛,父亲便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说:“主席,我女儿一直想见见你……”
  “来了吗?”毛泽东问。
  “带来了。放在尚昆同志家里。”
  “带来么,带来我看看。”
  父亲带我走进菊香书屋的客厅里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拉着父亲的手不放,眼睛盯着毛主席,小声说:“毛主席,你好。”
  “喔,这不是一排明吗?”毛主席笑着立起身,过来抱起我,“长这么大了。”
  “我叫贺晓明。”
  “你妈妈叫薛明,你妹妹也叫明,叫……”
  “贺黎明。”父亲在旁边说。
  “对,你妈明,你也明,你妹妹又明,这不是一排明吗?”毛泽东的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我的妹妹贺黎明便有了另一个名字,叫贺又明。
  毛主席把我抱到屋中间,那里摆个桌子,他打开小罐,从里面抓几块糖放在我手里,说:“吃糖。”
  我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毛主席,忘了说话。父亲过来抱我,一边说:“晓明,毛主席还要谈工作,爸爸送你回去。”
  “好,跟我们的晓明再见。”毛主席跟我握手。
  “毛主席再见。”我一步三回头地随父亲走出了会客厅。
  “晓明,爸爸好不好?”父亲在院子里问。
  “爸爸好。”我亲了父亲一口。父亲甜甜地笑了,那是满足了女儿心愿之后的愉快的笑。
  1954年11月,父亲调北京,催母亲带我们尽快到京。到京那天,正是晚上。父亲站在灯光下迎候我们,他的头上飘舞着雪花,老远就喊:“晓明,爸爸已经满足了你的第三个愿望,你看看这漫天飞舞的雪,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