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和吕武并没有看到那六个人如何从楼顶上跳下来。在那惊心动魄的一天里，我们看到了很多惊险，偏偏漏掉了这最壮观的一幕。过后的许多天，以及未来的许多年，人们都将眉飞色舞地议论着这件事。我们与大楼里的其他人一样，成了俯首帖耳的俘虏，排着队，在台阶上将手伸进脸盆里，沾上血一般的红颜料，然后被押往操场。很显然木木是太小了一些，混迹其中十分扎眼，一个手持铁棍的家伙走到木木面前，拎着我的耳朵，将我拽到队伍外面，气乎乎地说：
  “毛孩子一个，走一边去！”
  木木的耳朵被拽得很疼，眼泪很自然地也流淌了下来。我并不想就此和吕武分开，在七爷家，吕武常常欺负木木，现在，木木却视他为自己的亲哥哥，一步也不愿意离开他。木木很倔强地又跑回队伍，又一次和吕武站在一起。快到操场的时候，有人认出了吕武，说这不是吕文的弟弟吗，你怎么也会受蒙骗，和该死屁派的人搅到一起去了。由于吕文在好派中大名鼎鼎，那人把吕武喊了出去，胡乱地问了几句，假模假样地训了一通，就把我们给放了。
  我们很轻易地就获得了自由，我跟在吕武后面，赶紧找地方将手上的红色颜料洗去。这是一个十分怪诞的结局。吕武心爱的日本军刀不明不白地没有了，从此再也没有下落。在此后的很多天里，吕武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什么人也不愿意搭理。好派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立刻乘胜追击，失败的屁派被定性为反动组织，一位早就隔离审查的省委副书记被认定是这个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大规模的武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开始被分化瓦解，一部分人感到了沮丧，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另一部分人兴高采烈，斗志昂扬。“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牛鬼蛇神，譬如木木的父亲李道始，譬如当过伪警察的历史反革命陈鸿儒，此时已从被革命的对象，悄悄过渡成了看客。虽然很多人还被关在牛棚里，但是与一开始的暴风骤雨相比，他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自从武斗结束以后，很少再见到吕武趾高气扬的模样，他变得有些忧郁，即使在别人眼里，他后来变得很成功，娶了一位标致的美国姑娘做老婆，成了有钱的大老板，钱多得别人已经无法想象，他的表情里仍然还有几分沉重，仍然还有几分忧郁。很快，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那些在运动中冲冲杀杀的年轻人，此时不管是好派屁派，统统都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多少年以后，知识青年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它的意义遭到了质疑，然而在当时，几乎没什么人会想到它的不好。吕武的哥哥吕文兴冲冲去了遥远的云南，吕武自己却去了相对近一些的安徽。知青上山下乡掀起了一股热潮，人们在轰轰烈烈的热闹中，似乎还来不及去想它的严重后果。与许多知青狂躁的兴奋相比，吕武自始至终对这一活动都很冷漠。
  上山下乡对年轻人最大的诱惑，是突然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机会，它可以让年轻人独立，让年轻人挣脱父母的束缚。然而吕武不愿意离开这座城市，不愿意离开戏校大院，或者干脆说，他不愿意离开张小燕。即使吕武自己也说不清，他究竟是为了爱张小燕而不愿意下乡，还是不愿意下乡而爱上了张小燕。这两件事互为因果，因为不愿意离开张小燕，吕武对突如其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充满怨恨。因为不得不走了，吕武更加坚定不移地爱上了张小燕。那年头的爱情还有点古典色彩，在最后的日子里，吕武开始给张小燕写情书，一封接一封地写，从国际大好形势到国内最新动态，什么都写到了，惟一不敢涉及的字眼，就是直截了当的爱。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男女之间的爱是个不太好的字眼。爱是有阶级性的，人们应该无条件地爱党，爱领袖，爱自己的阶级兄弟姐妹。扮演信使的木木偷看了吕武的每一封情书，那种信根本用不着封口，而且绝对不怕有第三个人过目。张小燕对吕武的情书爱答不理，她总是在第一时间里，匆匆把那信看完，然后笑着把信还给木木，告诉他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木木亲眼所见的第一次爱情，显得有些荒唐和茫然。那时候，张小燕自己正陷于对马延龄的疯狂爱情中不能自拔，与经验老到直奔主题的马延龄相比，情窦初开瞎绕圈子的吕武显得太幼稚。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张小燕和马延龄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风言风语在戏校大院到处传播，张小燕早已声名狼藉，只有吕武一个人还在坚信她的清白。
  随着离城的日子一天天接近，吕武一天比一天更沮丧。最后，他终于给张小燕写了一封措辞十分低调的信，在这之前，连他也不明白自己在那么多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吕武很伤感地告诉张小燕，说他马上就要奔赴安徽农村，想到他现在差不多就是一个孤儿，因此希望她能去码头上为他送行。吕武的意思有些模棱两可，既好像是恳求张小燕，又好像只是通知张小燕。正是在这封信中，吕武第一次表达了对她的信任，说他根本就不相信那些到处流传的谣言。在信的结尾之处，吕武表达了自己最强烈的愿望，这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张小燕也能去他所在的农村插队，他们将并肩战斗在广阔的天地里，在那里大有作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正式动身的前一天黄昏，由于张小燕还没有正式表态，吕武再也按捺不住，他带着木木，冒冒失失地跑到张小燕家，在离大门四五米远的地方，让木木放开嗓子喊张小燕出来。我的喊声惊动了张小燕的继父张继庆，这个五短身材胡子拉碴的男人从门口探出头来，很不友好地瞪了我们一眼。吕武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问张小燕在不在家，张继庆又瞪了他一眼，回过头去，说：
  “小燕，有人找你。”
  张小燕有些不太情愿地从门背后露出脑袋。她显然早就听见木木的喊声，也明白隐藏在我声音背后的确切含义。她只是故意要在吕武面前搭搭架子，不想被我们一喊就跑出来。她光彩照人地站在门口，既不招呼吕武进去，也不问我们为什么喊她。张小燕的母亲汤若冰从窗户里探出了半个头来，讨好地问吕武有没有吃过晚饭，并欢迎我们到屋子里去坐坐。
  吕武不愿意到屋子里去，直截了当地问张小燕：“我明天就走了，你来不来送我？”
  张小燕硬邦邦地说：“我干吗送你？”
  汤若冰在一旁插嘴：“小燕，怎么这么说话？”
  张小燕说：“我怎么说话，又不要你管。”
  吕武无话可说，只好又问了一句：“你到底来不来？”
  张小燕说：“不是说了嘛，我干吗要去送你？”
  因为有汤若冰和张继庆在一旁毫不掩饰地看着热闹，张小燕半真不假的样子，让吕武觉得非常尴尬。他扭头想走，张小燕追了过来，说你们既然来找我，为什么不把话说完。吕武带些赌气地说，说什么，你根本就不想让我说。张小燕说，那好，现在我让你说了，还有什么话，你快说呀。吕武说，我现在不想说了。张小燕于是就笑，吕武被她笑得有些来火，拉了我就走，我们真的走了，张小燕便追在后面。天正在黑下来，追了一会儿，张小燕不耐烦了，说：
  “喂，你们要去哪？”
  吕武说：“我也不知道去哪。”
  张小燕扑哧一声又笑了，吕武也笑。木木跟着一起笑，吕武回过头来，说你笑什么。他现在已觉得身边的木木有些多余，对他摆了摆手，想打发我走。张小燕说干吗要撵木木走，我就喜欢他和我们在一起，我就喜欢三个人在一起。吕武无话可说。接下来，我们在戏校大院里漫无目的地转着圈子，终于到了已经没有了玻璃的花房附近，张小燕突然心血来潮地说：
  “我们到花房里去，怎么样？”
  吕武说：“花房里黑！”
  张小燕说：“黑有什么关系。”
  花房里果然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清，我们摸黑爬了进去，弄得一身灰。过了一会儿，习惯了黑暗以后，借着天窗里射进来的那点亮光，总算能看清一些周围的轮廓。外面的天正在不可阻挡地黑下来，很快黑暗控制了这个世界。好在花房里堆了许多木头，站在木头堆上，吕武和张小燕的个子高，可以很轻松地把脑袋伸到屋顶上，接下来的时间里，吕武突然发现他并没有什么话要说，张小燕也不真想听他说什么。他们在一种无言的状态中，仰望着刚刚升起的明月，花了很长的时间欣赏月亮。
  张小燕笑着说：“我们真傻，看月亮在哪不行，非要跑到这黑洞洞的地方来！”
  万里无云，月光如洗，月亮看上去很大，星星不知道都躲到哪去了。两个人在月色中挨得很近，张小燕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那是女孩子身上特有的芳香。吕武有些局促不安，心咚咚直跳，好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一样。张小燕平静如水，抬头看着明月，突然问吕武去了安徽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又问他究竟在安徽的什么地方。她印象中的安徽，完全是一个虚拟和想象的省份，张小燕的母亲汤若冰是安徽人，被枪毙的亲生父亲也是安徽人，她自己却从没有去过安徽。吕武很认真地作着回答，不厌其烦，一遍遍地解释。木木已经完全被他们忘却了，这两个人心不在焉，一直在说，好像有多少话要说，又好像并没有多少话要说。他们想到什么说什么，你问我答，我问你答，磨蹭了很长很长时间。月亮不知不觉地从这头移到了那头，最后张小燕说，她肚子饿了，并问吕武饿不饿，因为刚刚匆匆忙忙地跑出来了，晚饭还没吃呢。
  第二天吕武去安徽，张小燕并没有去送他。他指望她会来，因此拒绝了别人送他的请求，结果一直到船开，吕武都在盼着她的出现。码头上很乱，到处都是堆着的行李，大大小小的木箱子，塞得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各种颜色的网线袋里装着脸盆，装着热水瓶，装着席子和新买的铝锅。有人在若无其事地说笑，有人在抱头痛哭，还有人在大声地喊着，这显然是在找谁。就在前一天，有一位母亲哭着喊着，从码头上跳到江里去了。人们到现在仍然议论这事，虽然刚过了一天，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相，已经说不清楚，有说是不小心掉到江里去的，有说是不想活自杀的。汽笛一阵阵长鸣，东一堆西一堆的人聚在一起，吕武在不相干的人堆中徒劳地走过来走过去，发现自己从来也没有这么孤苦伶仃过。他感到一种真正的失落，巨大的悲哀像江水一样滚滚而来，突然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自己跳到江里去，结局会怎么样呢，张小燕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直到将近三十年以后，吕武仍然为张小燕没有去送行耿耿于怀。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很长时间里，他都在等张小燕的道歉，寄希望她解释原因，说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哪怕编造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小故事。轮船溯江而上，结伴而行的知青男男女女挤在一起，一首接一首地唱毛主席语录歌。大家都很兴奋，一个瘦瘦高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家伙，在轰轰作响的机器声中，用深沉的男中音，引吭高歌林副主席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序，序很长，他一字一句唱着唱着，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吕武在这种热闹中，越发感到郁闷，他开始有些怨恨张小燕。刚做知青的那段日子里，这种怨恨像梅雨季节的潮湿空气一样围绕在身边，他一遍又一遍寻找着百思不解的答案。
  这以后，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以后，吕武对女人的不合常理，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成熟看法。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想，张小燕都不应该不去送吕武，她似乎根本就没有理由失约，可是她就是没去。女人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理由，女人总是不按常理出牌。九十年代后期，吕武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和他的那位美国妻子分手离婚，恰恰相反，在独生子女已成为基本国策的前提下，这对中西合璧的恩爱夫妇，在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以后，又添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吕武现在是一个拿着美国护照的中国人，他们到处都有房产别墅，四海为家，想在哪儿过日子都行。他已经赚了太多的钱，可是仍然还想到国内来淘金。在美国，吕武曾是个很不错的新闻节目制作人，回到国内，原来他所擅长的那一套已经不适用，于是就投资拍电视肥皂剧，什么赚钱拍什么，看准了机会便大赚一把。吕武还投资办了“丹凤影视艺校”，这是一个与戏校合办的项目，他从当年戏校的一名普通家属，摇身一变为拥有最大股东的董事长。
  所有认识吕武的人，都相信他有太多的故事，而故事中有许多精彩篇章，差不多都是从去农村当知青才开始的。吕武的母亲死得很早，吕校长一直没有续弦，吕校长死了以后，吕武事实上是靠七爷养着。由于七爷没有固定的收入，很长一段时间里，七爷、吕武，还有木木一起过日子，依靠的是木木的生活费。木木的生活费成了三个人的惟一生活来源。林苏菲再婚不久生了一个女儿，她换了个单位，调到广播电台工作。每到发工资的日子，七爷便迫不及待地去造反派那里领木木的生活费。这笔钱自然是从李道始的工资中扣除，除此之外，七爷还寻找各种借口，跑到林苏菲的电台去借钱。林苏菲当时也不宽裕，可是木木毕竟是她儿子，明知道七爷有勒索的意思，明知道借了不会归还，也只好硬着头皮借钱给他。
  吕武的成功与自己敢于冒险，敢于打架斗殴分不开，在当知青的短短几年里，他以极快的速度堕落，没多少时间就成为不可一世的人物。戏校大院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过两名响当当的恶霸，前期是吕武，后期是马小双。吕武曾是许多男孩子心目中的英雄，虽然他的年龄在知青里，差不多算是最小的，但是很快就以自己的英勇骁战，称雄一方。有时候，恶名远扬也很让人羡慕。七十年代初期，吕武的名声如雷贯耳。木木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喜欢打架的魔头，听说木木住在戏校大院，便问他是否认识“驴子”。“驴子”是吕武的绰号，因为吕和驴音接近，知道了木木和吕武的关系以后，这魔头当即表态，日后谁要是敢欺负木木，他绝不答应：
  “敢动驴子的人，真是他妈的找死！”
  吕武一度甚至是在为戏校所有的孩子壮胆，大院的孩子差不多都会狐假虎威，动不动就把“等驴子回来再收拾你”挂在嘴上。“驴子”的威名远扬，虽然远在他乡插队，可是一想到他随时随地就会回来，惹是生非者便不寒而栗。他的英雄事迹让许多孩子仰慕。1972年的秋天，回城已无亲可探的吕武在体育场和绰号叫蔡包子的打架，两人大战三百回合，从体育场这一端打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打回来。上百号的人在一旁观战，最后两人终于打累了，头破血流气喘吁吁，于是握手相约，三天后继续老地方较量。三天以后，两人没有继续决斗，而是英雄惜英雄地成了好朋友。蔡包子后来被一个无名小卒背后捅了一刀，刀插在背上，拔不下来，捅刀子的人掉头就跑，蔡包子跟旁边经过的人要了件衣服，披在身上遮住了刀柄，然后步行去医院，在急诊室门口，蔡包子像树桩一样动弹不得，他很从容地站在那儿，突然倒了下来，从此就再也不曾爬起来过。
  因为恶名在外，吕武不止一次陷入被人追杀的困境。他闯的祸也太大了一些，到处惹事，到处树敌。有一次，去县城看电影，知青与当地的地痞流氓发生了冲突，吕武上前不由分说，手到脚到，转眼之间，便把对手从电影院高高的台阶上踢下去，当场跌断两根肋骨。后来才知道，断了两根肋骨的这个人，是县革委会主任的小舅子。在打架斗殴中，吕武差不多永远占上风，那次大规模的武斗已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吕武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打就要打赢，要打就要心狠手辣，宁愿在战场上可耻地逃走，也绝不缴械投降。打架必须动脑子才行，吕武成了真正的高手，不只是能打，出手狠，出手快，而且还擅长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撤离。吕武从来没有参加过长跑比赛，他知道自己如果有机会，一定会在比赛中，拿个很不错的名次。
  吕武没有死在农民的钉耙之下，完全是因为他像兔子一样能跑。他不止一次陷入寡不敌众的境地，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知青常常要和当地的农民发生冲突，在这类冲突中，知青未必老是占着上风。有家有小的农民通常都要让三分，但是真把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逼急了，操起农具群起攻之，也绝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愤怒的农民曾经将吕武他们住的房子夷成了废墟，因为吕武一伙，在当地差不多已是一群作恶多端的活土匪，他们不仅见谁打谁，而且偷鸡摸狗，无恶不作，有一次甚至为了招待几位来访的女知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主人的面，将农民的一只才养了两个月的小猪宰了吃。
  一段时期内，吕武同时遭到来自两方面的围剿，地区专门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彻底根除三害，这三害分别是赌博、偷窃和为非作歹的“驴子”。把吕武写在红头文件中，并与赌博、偷窃并列三害之中，是后来吕武忍不住就要吹嘘的一件事。如果不是躲避及时，吕武很可能被当地公安机关捉去劳教，而来自另一方面的威胁，则是他的对手一再公开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取他的性命。常常有形迹可疑的人，来吕武所住的那村子瞎逛，有一天，一胖一瘦两个男人，拎着磨得雪亮的镰刀，在天亮时冲进吕武他们的房子。凶手对吕武的情况显然是熟悉的，他们直扑吕武的房间，隔着又黑又脏的蚊帐就是一阵猛砍。如果那天吕武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的话，他必死无疑，恰巧他半夜里偷偷溜出去和吴玉花约会。吴玉花是邻村的姑娘，是那一带公认的美人，正准备嫁给公社书记家去做儿媳妇，临出嫁前，她觉得有些心里话要对吕武说，便安排了这次约会。事实是，真见了吕武，情迷心窍的吴玉花既没有让吕武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也没说什么心里话，然而，恰恰是这次没有实质内容的约会，救了吕武的一条小命。
  结果两名凶手将住在另一个房间的小陆砍个半死，为了给小陆报仇，吕武派人到处打听凶手的下落，把几个与此事有关的嫌疑人一一收拾。由于树敌太多，积怨太深，这类事最后都不了了之。吕武得罪的人太多了，他的恶名传得很远，提到他就摇头叹气，据说当时有很多美丽的女孩子是真心喜欢吕武，有当地土生土长的姑娘，也有从各个城市来的女知青，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嫁给吕武，因为谁都相信，要是真嫁给他，很可能不久就会成为小寡妇。他的名声实在太坏了，有时候连吕武也相信自己活不长，因为有太多的对手惦记着要和他算账。那段时期，尽管人家都很怕他，尽管没人敢当面与他公开叫板，但是吕武就像过街的老鼠，人人都有打他杀他的用心。吕武知道自己已经恶贯满盈，如果他横尸街头，老百姓一定大放爆竹，拍手称快。他们居住的房子就是在传说吕武已死的情况下，被周围的农民瞬间里夷成了废墟。
  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吕武总是像捧骨灰盒似的抱着一个军用书包，紧贴着墙走，动不动地就回头。吕武的军用书包里，永远搁一块红砖，一把菜刀，一根九节鞭。晚上睡觉，这书包就是他的枕头。形势最紧张的日子里，甚至不敢躺床上睡觉，因为他不能指望再次遭到袭击时，还会有上一次的幸运。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布置了各式各样的机关，虚掩的门上面放着脸盆，床前的凳子上放着铁桶，惟一的那扇窗户底下，挖了个一尺多深的陷阱，仿佛越南战场上对付美国大兵，在陷阱的底部还埋着削尖的竹子。吕武为自己留下的逃生之路，是悬梁上的一根绳子，身手矫健的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这根绳子从屋顶的天窗逃之夭夭。
  就在吕武迅速走向堕落的时候，留在城里的张小燕也越来越声名狼藉。那时候，戏校大院的父母们都有共同的担心，担心自己的儿子会成为吕武，担心自己的女儿会成为张小燕。张小燕突然出落成一个很漂亮的大姑娘，人们惊奇地注意到，张小燕体形迅速发生变化，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阵，她看上去像根豆芽菜，细细的，弱不禁风的样子，没有几年工夫，该发育的都发育了，该丰满的都特别丰满，就像树上熟透了的红苹果，随时随地都会跌落下来。
  张小燕和马延龄之间的关系，再次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流言蜚语越来越有鼻子有眼睛，有人在这个城市另一端的小公园里，看见过他们坐在一起说话，脑袋挨得很近，正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事情。还有人说他们在江边的沙滩上散步，因为时间已经晚了，被巡逻的民兵正好逮着，于是被抓进指挥部审问，从马延龄口袋里搜出了尚未用过的避孕套。尽管马延龄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矢口否认，但是戏校大院的人心里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马延龄的老婆张素芹没有打伞，浑身湿漉漉地来到张小燕家，她神情沮丧，站在门口，以最后通牒的口吻，让张小燕以后再也别去找马延龄。
  张小燕蛮横地说：“腿长在我自己身上，要找谁，就找谁。”
  张素芹更蛮横地说：“天底下的男人多得很，你爱找谁找谁，就是不要找我的男人。”
  张小燕不理睬，张素芹不依不饶。
  张小燕最后说：“你说是你的男人，就是你的男人了，别做梦了，你男人根本就不喜欢你！”
  张素芹扭头就走，不一会儿，她拎着马延龄的耳朵，又一次出现在张小燕家门口。张素芹长得人高马大，反衬出马延龄的弱不禁风。她气势汹汹地说：“不要脸的小狐狸精，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马延龄，你听好了，听听这不要脸的女流氓，到底是怎么说的。”
  雨继续哗哗地下着，看热闹的人不是很多。马延龄十分惶恐，他的耳朵显然很疼，但在这样尴尬的场面中，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保持体面，只好一遍遍诉说自己的耳朵快被她扯下来了。张素芹得势不饶人，继续拎他的耳朵，同时恶狠狠地对张小燕喊着：“你不是很嚣张的吗?喂，把说过的那话，赶快再说一遍！”
  马延龄哭丧着脸，说：“不要闹好不好，不要闹好不好。”
  张素芹说：“是我喜欢闹，是我神经病。”
  马延龄说：“我们之间一点事都没有，人家还是小姑娘，你何苦这样大闹呢。”
  张素芹说：“小姑娘？真没见过这样的小姑娘？”
  马延龄终于让耳朵得到一个解脱的机会，他借机想溜，张素芹厉声威胁说：“马延龄，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敢跑，我跟你没完，我今天就死给你看，你信不信！”
  马延龄连声说：“我信我信，我太相信了，你放心，我不跑，肯定不跑，我怕你行不行。你是我的姑奶奶，你狠，你厉害，想拿我撒气，就尽管撒吧。有话我们回家说行不行？”
  张素芹说：“凭什么回家说，我今天和这个小女流氓没完。”
  马延龄说：“好吧，就算她是个小女流氓，你骂也骂了，气也撒了，还想怎么样？”
  张素芹说：“我要你也骂她小女流氓，你骂，你现在就骂。”
  马延龄愣了愣，息事宁人地说：“好好好，我骂我骂，她是小女流氓，你满意了吧，可以回家了吧！”
  张素芹仍然不依不饶，继续大骂张小燕。骂了一阵，又把张小燕的母亲连在一起臭骂，什么女特务，什么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小老婆，反正能上纲上线的词都用了。张素芹恶狠狠地堵在张小燕的家门口，足足骂了一个多小时，因为是在雨中，浑身上下早就湿透了，她穿着一件白汗衫，没有穿胸罩，凸起的Rx房和黑黑的乳头清晰可见。围观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说“骂”这个词还不准确，更多的时候，张素芹是在数落，是在声嘶力竭地向别人控诉。张小燕体弱多病的母亲羞愧难当，捂着脸在一旁偷偷地抹眼泪。张小燕像一尊门神一样地坐在门口，她故意把一架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打开，把音量调到最响，若无其事地听着，欣赏着里面的样板戏《红灯记》。
  谁也不知道这场面会怎么样收场。张素芹没完没了地骂着，马延龄一脸无辜地在一旁陪着。张小燕尽量不去看马延龄，可是她忍不住还是要看他。张素芹歇斯底里地喊着，说你这个小婊子真不要脸，到这个时候，还对我男人做媚眼。张小燕缓缓地站了起来，她不慌不忙地进了厨房，找到了菜刀，然后走出来，突然像头小豹子一样冲向张素芹。如果不是马延龄即时将张小燕拦腰抱住，愤怒至极的张小燕非把张素芹剁成肉泥不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骂人，张素芹早已是强弩之末，张小燕的这一手不仅让她措手不及，而且确实也把她给吓着了。眼看着马延龄快拉不住张小燕，张小燕的母亲汤若冰也跑出来，帮着去拉张小燕。
  张小燕咬牙切齿地喊着：
  “张素芹，我要是不杀了你，我不是人！”
  在一旁看热闹的人，喊张素芹快跑。张素芹还有些犹豫，张小燕已经摆脱了马延龄和汤若冰的纠缠，举着雪亮的菜刀直扑过来。她一看形势不好，扭头就跑。马延龄和汤若冰又一次将张小燕抱住，将她按倒在地上，奋不顾身地去抢夺那把菜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菜刀夺下来。大家看张素芹已经走了，都过来劝慰张小燕。马延龄在争夺中，手上被割了一个小口子，血开始涌出来，他忍着疼，不敢在此是非之地多耽搁，因为汤若冰也趁势突然伤心地哭起来，呼天喊地，说不想活了，说凭什么要如此欺负她们母女。
  事情到此还不肯收场，马延龄刚刚离去，张小燕的继父张继庆从火葬场下班回来，看到汤若冰母女在那哭成一团，顿时勃然大怒。他的个子并不高，但是人很结实，满脸的络腮胡子，加上他在火葬场成天与死人打交道，生气时的模样十分吓人。他让张小燕还是拿着那把菜刀，自己回屋找了把很大的管钳子，领着她直奔马延龄家兴师问罪。雨突然停了，在一帮看热闹的簇拥下，张继庆上前一下子就将马家刚插上的门砸开了。
  “姓马的，我今天要把账跟你算算清楚，”张继庆高高举起巨大的管钳子，把马延龄和张素芹夫妇逼到了角落里，怒不可遏地说着，“你占了我女儿的便宜，你老婆还要他妈的闹，难道好事都给你们占了不成。今天不砸死你们，我就不是人。今天非得出人命不可！”
  马延龄差一点要跪下来，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发誓，我我我和你女儿一点事也没有。”
  “我他妈砸死你。”
  “小燕爸爸，我真的和你女儿没有事，我发誓。”
  “你发誓？”
  “真发誓，我真的敢发誓。”
  张继庆不相信他，回过身来，问张小燕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张小燕不吭声，马延龄于是扑通一声真跪了下来，斩钉截铁地说绝对没有这事，完全是他老婆瞎猜疑。千错万错，都是张素芹不好。张继庆满腔怒火，没有发泄的地方，回过身来，举起手中管钳子，用力一抡，一面大橱的镜子连同里面的衬板，被打得粉碎。这一下子还不过瘾，又向放在五斗柜上的两个热水瓶砸过去。张小燕突然恶狠狠地说：“爸，打死那个坏女人，这个坏女人最坏了。”张素芹听到这话，吓得杀猪似的喊救命，张小燕看张继庆愣在那不动手，便奋不顾身地冲过去，举起手中的菜刀，朝她脑袋上就是一记，张素芹头一歪，那一菜刀砍到了肩膀上。
  张继庆和张小燕被带到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这事闹得很大，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也没有怎么样。张小燕的那一菜刀，因为是砍在了肩胛上，刀卡在骨头里，并不像想象得那么严重，送到医院缝了几针。两样凶器都被没收了，派出所的同志赶到医院，问张素芹究竟希望要什么样的结局，如果真像她认定的那样，早在两年前，她男人马延龄就和张小燕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么根据有关法律，与不足十六周岁的女孩发生性行为，必须以强xx论处。换句话说，这事情要是真的落实下来，她男人或许就应该送去坐牢。张素芹的刀伤显然很疼，她咬牙切齿，说宁愿让马延龄坐牢，因为坐牢是他罪有应得。
  派出所的同志说：“能大义灭亲是好事，可是得有证据，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
  张素芹问要什么样的证据，难道肩膀上活生生地让那小妖精砍了一刀，还不叫做确凿的证据。
  派出所的同志笑起来，做了个很有力的手势，说：
  “捉贼要见赃，捉奸要成双，这种事要想铁板上钉钉，想要确凿无疑，恐怕就得把他们活生生地摁在床上。”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素芹发誓一定要拿到通奸的证据。她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挨上一刀，不能就这么轻易地便宜了奸夫淫妇，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段时间内，捉奸成了张素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她成了一个不懈的狩猎者，成了一个兢兢业业的业余侦探。为了拿到证据，张素芹不择一切手段，不计任何后果。她先采取的是纵容方式，欲擒故纵，故意挑逗马延龄，往性欲的炉灶里添足干柴，又故意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不让他的企图顺利得逞。她别有用心地挑起了男人的欲火，然而光冒烟不着火，无论马延龄如何进攻，她都是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坚决不让他与自己有什么实质性的接触。张素芹相信，一旦马延龄的忍耐超过了临界点，他很自然地就会去找张小燕。
  这一奇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张素芹突然发现自己很愚蠢，因为这显然是在做好人好事，是在成全别人，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自己辛辛苦苦的耕耘，而别人正中下怀的收获。天网恢恢，毕竟也会有疏漏的时候。有一天，张素芹十分沮丧地来到厂医周洁芸所在的医疗室，拿出一个用过的并且用线扎了口的避孕套，请她帮着对里面的内容做出鉴定。周洁芸是张素芹的亲密女友，她们之间无话不说，没有什么秘密不可能共同分享。周洁芸的丈夫是现役军人，因为长年分居，她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常有着独特的见解。周洁芸小心翼翼地剪开线头，很认真地通过显微镜进行观察，然后回答张素芹的疑虑。张素芹的疑虑显然有其道理，那橡皮薄膜里的液体，无论数量还是浓度，都离一个健康的正常指标相去太远，尤其是针对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的男性，这问题就显然更严重。正确的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马延龄可能有病，另一个就是他把自己宝贵的东西，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了。
  “其实不用显微镜，也一眼就能看出是怎么回事，”周洁芸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着，表明自己在这方面太有经验，“我男人刚回来探亲的时候，那玩意浓得跟刚挤出来的牙膏似的。”
  医务室里现在就两个人，周洁芸发现张素芹十分专注，长时间地伏在显微镜上，细心观察着马延龄的精液。她略有些同情张素芹，因为饱受夫妻分居之苦，与有一个不忠实的丈夫相比，显然要幸运得多。张素芹沉浸在嫉妒的烈火中，周洁芸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她，就算是真有什么问题，事实的真相真像她们判断的那样，这恐怕还不能算是通奸的证据。
  “为什么不能算？”
  “当然不能算。”
  “为什么？”
  周洁芸有些为张素芹的固执焦急，担心她执迷不悟，会惹出更大的笑话。好在张素芹自己从牛角尖里钻了出来，她表情沉重，显然很无奈地说：“我知道不能算，如果能算，我早直接送到派出所去了。”周洁芸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才好，胡乱地想帮着出主意。说到最后，张素芹说：“我就不信，会没有办法。”幡然醒悟的张素芹决定改变作战方针，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她接下来采用的战术是严防死守，步步紧逼，像影子一样地跟着马延龄。既然在炉灶里添柴禾的办法不管用，干脆就釜底抽薪，张素芹把每个夜晚都变成了狂欢的节日。她决心用游击战加上持久战把马延龄彻底拖垮，让他累得筋疲力尽，让他脑子里的邪恶念头都化为乌有。
  很快，每个即将来临的夜晚，不仅不能给马延龄带来丝毫欢乐，而且变成了他的末日。张素芹的战术收到奇效，在她有条不紊的打击下，面对强大的重点进攻和全面进攻，他彻底地败下阵来。他的膝盖开始打颤，腰酸背疼，说话底气不足，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想醒。马延龄开始到处向人抱怨，控诉她的反常行为。为了躲避张素芹的纠缠，有一天晚上，他甚至赖在工宣队的办公室不肯回去。虽然说家丑不可外扬，一个男人承认自己不行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可是马延龄决定把自己的苦水全部都倒出来。他满脸无辜的样子，活像一名离家出走的孤儿，又仿佛一头在明亮的玻璃上乱撞的苍蝇。工宣队的刘师傅和鞠师傅十分有耐心地听他控诉，一边听，一边忍不住想笑。
  马延龄非常委屈地说：“你们别笑了，真的，你们一笑，我都想哭。”
  刘师傅和鞠师傅让他这么一说，没办法不笑，于是就真的笑起来，很放肆地哈哈大笑，他们已经憋了半天，索性笑个痛快。
  马延龄没有哭，只是苦笑，解嘲说：“我现在想哭都没有眼泪。”
  马延龄说：“就是一头狮子也吃不消天天这样！”
  已经五十岁出头的刘师傅是工宣队的负责人，在那段时期，他差不多就是戏校的最高领导。虽然时间已很晚，可是刘师傅对今天的这场谈话依然兴致勃勃。马延龄的苦水终于倒得差不多了，捧起办公桌上的一个大搪瓷缸，也顾不上是谁白天喝剩下的茶水，咕嘟咕嘟地喝起来。刘师傅看着他，见他似乎不想再往下说了，便语重心长发表自己的看法：
  “你老婆闹得是过分了一些。”
  马延龄说：“岂止过分了一些，闹得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趁鞠师傅去上厕所，刘师傅压低了嗓子，突然问马延龄：“你和那个叫张小燕的小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跟你说实话，这都是我老婆造舆论。”
  “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有什么事，我就是想，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刘师傅，我们都是男人，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要是你有了我那么一位老婆，还会有心思去找别的女人。”
  刘师傅没有办法就这个问题做出正面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话锋一转，很严肃地说：“这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所以这个思想工作，确实很重要。小资产阶级真是个很大的染缸，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小鞠师傅，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要有继续革命的斗志，千万不要在资产阶级的染缸里，红的进来，黑的出去。老实说，阶级斗争，复杂得很，像小鞠师傅吧，你们学校里就有人想用美色引诱他。”
  马延龄转过头去看鞠师傅，鞠师傅正好从厕所里回来，听到这话，立刻显得很不自然，他耸耸肩膀，想辩解什么，刘师傅摆摆手，不让他往下说。马延龄有些云里雾里，刘师傅把已经岔开的话题，又找了回来，说张素芹反应的情况，工宣队认真地研究过，他们也不是完全就相信她的话。刘师傅告诉马延龄，革委会组班子的时候，考虑到要三结合，曾经考虑过他，可是既然他老婆再三反映他有作风问题，就不能不慎重考虑。
  一直不曾说话的鞠师傅插嘴说：“并不是说就相信你老婆的话，我们是要考虑群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