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夏之交，承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庆应大学地域研究所所长山田辰雄教授接待，我在日本进行六十天学术访问。访问期间的研究课题是《蒋介石与日本》，带去的见面礼自然是近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一本菲薄的小书，内中写有日本人颇感兴趣的王阳明哲学思想。出乎意料，众多的日本学者与我见面时，常常问起《瞿秋白传》和瞿秋白研究现状。国立横滨大学教授、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村田忠禧先生，在他同我会面之前，打电话对随同我访问的博士研究生王士花女士说，他的书架上就摆放着一本拙著《瞿秋白传》。村田先生驱车载着我们漫游箱根、伊豆、富士、热海、横滨的旅程中，不时谈起毛泽东，谈起瞿秋白，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片断。日本学者对瞿秋白与中国革命如此了解，对瞿秋白研究如此有兴味，不禁令我感慨系之。
  《瞿秋白传》出版八年来，不断有读者和同行来信索书。尽管出版社和我已经赠出几百册书，仍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为此，我曾多次与社方商议可否重印？日前，终于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俯允，决定重印。朱金元先生专程从上海到北京，与我商定重印事宜。在图书出版业不甚景气的今天，上海人民出版社朋友们的慷慨相助，使我感动不已。因为，此举无疑是对方兴未艾的瞿秋白研究事业的宝贵援助。
  八年多来，瞿秋白研究蔚然成风，果实累累，不乏精心之作。其中，刘福勤对《多余的话》的诠释，周永祥、姚守中撰述的年谱，丁言模、朱净之所写的评论，吴之光的家世考证，唐天然的史料钩沉，等等，都是功力不凡、新义迭出的力作。而在传记作者中，王观泉、叶楠等，都给瞿秋白研究园地，增植了朵朵新花。王观泉的大作《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视为瞿秋白研究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瞿秋白研究是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动乱岁月结束后，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对于那个年代的往事，不健忘的人尚且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有鉴于此，瞿秋白研究成果固然可观，却不能让人过于轻松。在我们这个还欠健全的社会环境和变化难测的理论风云中，瞿秋白研究若要进入更深的层次，人们对瞿秋白的理解，以及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进行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估，还需期以时日，准备走长长的路。应当有信心，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达致这一目标。
  遵从出版社之嘱，拙著重印时把书名改作《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只是为了更确切地表现传主作为一介书生的本色，没有别的意思。
  1987年后，我已转向蒋介石研究这一新课题，但我依然不能忘怀，不肯停止对瞿秋白研究的思索与探求。可能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部瞿秋白传记，改变我曾经相信而今天看来已经陈旧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管它是传统的还是时行的。同样，我更希望年轻的研究者们，以他们的前卫思想观念和写作方法，写出更富有新义、更能打动读者心灵的瞿秋白传来。
  我，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作者记于北京东直门外水南斋，
  时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廿二日，处暑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