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改革的基础（1979—1984）
作者：大卫·古德曼 更新：2021-11-01 22:2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往往把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中国继1911年和1949年革命之后二十世纪历史上的第三个重要的转折点。①对此解释的力度相当明显：到九十年代中期，三中全会掀起的改革浪潮已经引起了巨大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化。自1978年以来经济一直在以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高于9％的速度增长，到1993年经济总值已居世界第四位。而且，较经济增长总数更惊人的则是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从政府直接参与管理变为宏观经济调控。到1994年经济国有部门的工业生产总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多一点，与1978年的近80％相比下降了许多。据报道，到1994年，国有部门内部大约有30％的职工与单位签有合同而不是象从前那样端铁饭碗。②社会主义结构中一个更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在1994年初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提出来的禁止财政部借用银行资金来偿还国债。③三中全会无疑很重要。然而它仅仅是1978年底和1979年初制定改革议程的一系列主要会议之一——尽管这次会议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次。这些会议为近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打下了基础。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84年底。尽管这期间曾遇到过阻力，但它却是中共全体领导特别是邓小平的一个相当伟大的成就。这不仅是邓小平占支配地位的一段时期——他在1985年9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从政府的日常工作中退居到了二线——而且是他参与政策制定以来最有作为的一段时期。此外，它还是共和国政治空前稳定的时期。
经济改革方案从巩固与重新调整的直接政策出台开始，一直极其成功地贯彻到1984年，不过在这段时间改革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到1983年，已经比原计划提前两年达到了1981—1985的五年计划的目标，看起来似乎到2000年人均收入翻两番的长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由于改革及农村经济财富的增长，乡镇企业很快发展起来，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政治方面，中共领导班子也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团结与稳定。党内虽然有争论，尽管这可能不符合邓对这些过程的理想描绘，但也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需要通过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武断和暴力来解决。尽管“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派性一时还难以完全消除，但它已不再是政治上重要的决定因素了。人们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工作，重新建立法律制度，并开始彻底改革政府体制。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国有一种倾向，认为邓小平象征着自1978年以来的整个改革时代或至少象征着改革的成就。许多关于改革过程与邓小平的生活和工作的书籍纷纷出版。④
邓被人们认为是改革时代的设计师，这无可非议，但与改革的设计师还不太一样。要想区别这两者可能时间上还不太合适，因为证据不足或难以找到，然而，在这部邓的传记中却需要进行这种尝试。
邓领导着一个集体的领导班子，他在改革方案许多方面的贡献就是为他人实施创造条件而不是本人直接负责：这种领导方式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幕后指挥”。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明显地没有忽视经济改革——他能够也曾主张自己应该对领导许多重要的经济首创和行为负责——但还是把具体步骤的决定权留给了其他人⑥，特别是从前那些在六十年代初曾一道起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议的人——陈云、彭真、薄一波和李先念——还有新一代的高级领导人包括赵紫阳、胡耀邦和万里。
就邓本人来说，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前一段时期，他似乎把精力放在两个他具有一定经验和专长的政策领域上：政府改革和外交事务。他的初衷是为了保证最终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和邓长期试图建立党内民主与更开放的——尽管还是有限的——政府体制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建立开放的政治体制这一目标由于它固有的模棱两可性而证明是特别难以捉摸的。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和党的领导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整个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常性的主题，甚至在1989年5月试图和解告于失败之前依然如此。
在外交上，邓取得的成就更大：他逐渐为中国制订出一项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同时也包含了国际间的相互依赖。开放政策不仅使经济迅速增长而且使中国和东亚、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形成了一体化——虽然方式方法可能出人意料，最终影响尚未卜定⑦。十年来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不断缓和，最终达到了两党之间关系的恢复和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来到中国北京访问。1984年经过和英国艰难的谈判后，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程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发动改革
尽管人们都认为三中全会之前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激烈辩论的会议，但三中全会的最后公报在中共政治改革的方向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重建和改革工作还是不能顺利地进行：有许多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面临方向的扭转，这些问题在1979年上半年的一系列高级会议上仍引起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成为热门话题，直到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才告结束。
从1月份开始经过不同的阶段一直持续到8月初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始终在讨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由耀邦主持——胡耀邦在三中全会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议基本上肯定了他在1978年代表邓推出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讨论。早期阶段出席会议的主要是那些在中央工作的人，而后期阶段各省的干部、宣传行政人员和理论家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的评议过程中，为更广泛的民主运动设定了界限。⑧
1976—1978年间，经济搞得过热，其方式方法在整个八十年代是家喻户晓的。1992年，邓小平回顾这段往事，不仅指出经济迅速增长期过后接着就有必要紧缩（过一段紧日子），党的领导应该清楚这种不断重复的模式，而且还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和所采取的解决办法都颇具争议⑨。在这种情况下，一段迅速增长期就和过多的基本建设、把外资的使用放到非生产部门、严重的经济失调、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等幽灵均有关系。
1979年的头几个月，陈云一直在积极动员大家支持他的想法：把市场竞争与按比例的发展引入经济中来。陈云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者，当时这个计划被毛弃之不用而代之以“大跃进”的战略。3月份，随着六十年代的经济规划者们几乎全部重返工作岗位，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短期经济战略的修正案，这个方案在摆出各项选择方案后提倡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要有一项重新调整的政策——实质上是一项极度的财政保守和调整的政策⑩。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也讲了话，并表示要对陈云全力支持。⑾然而，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所有改革的尝试都要停止，即使在这种初期阶段，为经济改革所设置的总方向也是清楚可见的。陈云和邓小平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关键的原则，那就是过分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根本不能在现代化的经济中以灵活的方式管理生产过程。他们建议应该给予生产单位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不仅要从共产党的干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曾经意味着政治工作往往作为主要活动代替生产——而且也要从政府的干涉中解脱出来。除了国民工业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外，地方和中央政府均不再予以干涉，尽管以前管理这些企业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之一。这次改革的根本一面不完全是以前曾提倡的政府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还有共产党在企业和工厂中的作用第一次受到完全放弃领导前景的挑战。⑿支持邓小平在经济管理方面试行各种分散经营的人是他的两个长期同事——万里和赵紫阳，他们俩四十年代在太行山区时都是邓的部下，从那以后的不同时期以来一直在工作上和他密切合作。万里从“文化大革命”前就是邓的桥牌搭挡，在“文化大革命”中和1976年都因为是邓的支持者之一而被撤职。七十年代后期他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那儿他监督了农业分散耕作和“责任制”的采用：六十年代初在那里试验性地搞过类似的首创，邓也曾在1962年的一篇讲话中讨论了这些影响。⒀这一经验当时准备作为典范推广到全国。实质上“责任制”的意思是每家农民种自己的地，在契约的基础上负责生产出一定量的产品，国家保证购买。农户生产的剩余部分由其自由支配。尽管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情况与1943年抗战时期的情况不同，但这些原则——双重责任和自由支配剩余——仍然是邓对解决当时太行山区的问题所提倡的那些原则。⒁
七十年代后期赵紫阳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那里他不仅实行了与安徽相类似的农村改革，而且还负责在工业企业中采用与农村责任制相对应的城市责任制——经常称其为“四川试验”——这种政策下的企业获得了相当多的经营自主权。有趣的是，这种经常改革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四川早在1955年和1956年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⒂尽管邓于五十年代初期在四川任过职，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与城市改革规划的原则或实践有长期的个人联系。⒃
新经济秩序的一个后续特征就是经济特区，这无疑应归功于邓小平。经济特区是在1979年4月召开的讨论经济改革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些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和财政环境，可以有利于外商，并能吸引外资和技术。邓提出这些区域应该建在华南的广东省和福建省，这倒不是因为它们分别和香港、台湾邻近（尽管这一点在八十年代明显地越来越重要），而是因为这些省份在历史上就当作中国通往世界各地的门户。⒄后来在九十年代，当邓在某种程度上声称经济特区的建立总的来说是他的功劳时，他也提出没有在上海建立经济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⒅
现在特区要求的权利很多，尤其是深圳。然而，人们很容易忘记特区的存在在一段时间以来曾在领导内部引起政治上的敏感。事实上，建立特区的原因之一（尽管不一定是邓的观点），就是希望伴随外国技术进口而来的潜在有害影响能被限制在其产生影响的经济特区之内。当时中央领导不可能想到发展经济特区会有助于1979年及以后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的合并：首先，和越南的磨擦越来越严重，在议事日程上重于和香港、台湾的关系；第二，总之这个时期，中央领导似乎更注重与台湾的关系，而对与香港的关系则不大感兴趣。⒆
尽管改革随着后来进一步的发展逐步远离集中的计划经济，但邓在1979年，事实上整个八十年代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过此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比以前更为广泛。虽然邓在经济学上没有陈云在行，但他总是把政府部门看成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在政治上，他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认为对共产党的主要作用根本不能也不应该表示疑问。⒇对于邓来说，民主是使共产党政府更有能力的依据，而不是使共产党政府有可能通过投票箱而消失的理由。(21)
邓对党的领导极为坚定，而一些人却对此提出质疑，这成了三中全会之后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人们无疑已意识到闭关自守的政治就要结束，而民主运动已经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活跃起来。如上所述，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背景是邓小平坚持要为1976年***事件的政治定论平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中共北京市委为***事件平反的决定（事实上也基本是舆论宣传所促成的这个决定）表示致意，近乎激进地声明它是深得人心的行动。
“这次规模空前的运动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不属于‘四人帮’，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决定历史的进程。4月份***广场事件是谁组织的？是人民。是谁指挥的？是人民”。(22)
这篇社论起了导火索的作用，引发了进一步要求更多民主的示威游行，而不管“民主”这一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在北京和许多城市都建立起了街头集会场所，来讨论民主，事实上总的来说也就是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所出现的民主运动是受邓本人的鼓励。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分明确地表明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3)
那些参加民主运动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看作是忠诚的在野分子，认为他们是赞成提倡民主的，因为“民主”的确是三中全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也有一两个示威者和贴大字报的人矛头直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甚至邓小平本人。
邓给新的“社会主义民主”下定义时的反应极为迅速，在1979年3月底就理论工作召开的党的会议上，邓提出了用来判断良好政治表现行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4)任何违背这四项原则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历史遗留问题”
除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以外，中共领导在三中全会之后还要面临如邓所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25)中共必须决定怎样处理在押的“四人帮”，正如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应怎样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这些问题必然与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们的未来命运有关。尽管他们至少对逮捕“四人帮”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却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而进入领导班子，从而在政治上获益的。
对中共历史的重新评价虽然在三中全会上通过，但贯彻起来却不大顺利。比如关于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地位的问题，在细节上有待讨论，但在平反问题上很快就得到通过。刘的遗孀“文化大革命”以来在1979年2月的春节联欢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然而，重新评价也牵扯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还会和“四人帮”的最终处理有关。邓强调为了支持现代化必须健全民主与法制。
对“四人帮”、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审判由于讨论更广泛的问题而延迟了。邓总是希望共产党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清楚地区别开来，后者是1949年以前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也希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在1958年之后的行为区别开来。如果不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全部推给“四人帮”，再把毛应负的一部分责任也推卸掉，而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时方才上台，那么他们就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毛也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一定的责任，而且认为毛在1958年后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本身，那么毛后来的一切行为都值得怀疑，华国锋也跑不了。
按照邓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全盘否定了。八十年代由胡乔木牵头的一个小组在邓和胡耀邦的指导下起草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多次传阅讨论，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最后通过。(26)此时，华国锋及其他与之有牵连的中央领导人——著名的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认命，有的自动下了台，有的被降了职。
理所当然，始终坚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们，都应该彻底官复原职。这个程序在1979年仍在继续，当时不少“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形成了一股复职潮流，其中有邓以前的同事们——包括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和其他几个恢复中央委员的人。同时，彭真被重新任命，赵紫阳则是首次得以任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1980年2月，为刘少奇进行了身后平反，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四个政治局委员被撤销职务。然而，这并不是清除，只是降职，和邓重新强调的党内民主是一致的：既不威胁其生命，也不威胁其生活。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取代了华的国家总理职务；八十年代初，开始对“四人帮”和那些仍然在世的林彪同党进行审判，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27)此时，华已经主动辞去了中共主席的职务，邓当时已经76岁了，以年龄大为理由拒绝出任主席一职，随之胡耀邦成为主席，不过邓的确是同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28)
邓的意思很清楚，想创造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尽管他大概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新的而是看作为中共早期政治作风的一种再现。1980年1月，他建议在宪法中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29)为了听取更广泛的意见，邓决定树立一种新的领导作风。比如，1980年他到四川视察，当他在风景名胜点停留时助手曾提出关闭峨眉山，邓拒绝了；他还拒绝了为他个人进行川剧表演的提议，他说，他完全能象普通老百姓那样去看演出。(30)根据同样的精神，在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取消了中共主席这个专门为毛泽东设置的职位，代之以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治改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的政治改革计划和解决新领导班子直接面临的政治问题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决议”虽然批评了华国锋在毛死后的两年中犯了“左”的错误，也断然否定了毛泽东本人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文化大革命”，但“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传统的重新解释，更能证实邓的远见卓识。(31)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邓对那些传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党内民主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新定义和重新整理，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重新恢复这些传统。
尽管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解释在1981年6月方被共产
党正式认可，但邓在此之前坚持不懈地论证这件事，已颇有一段时间，尤其他于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对他的政治改革态度最彻底的一次阐述。(32)事实上，在那之后的整个八十年代，无论什么时候要特别强调政治改革这个主题，总是从对这次讲话的分析出发而展开讨论。(33)他强调有必要使政府工作系统化，领导班子恢复活力，重新建立党内民主，并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这些都成为邓在整个八十年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实际上也和四十年代初有着强烈的共鸣。
在邓看来，政府工作体系化对于鼓励经济现代化及保持党和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都有必要。党和政府的职能必须有效地分开，个人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必须建立行政秩序。这些要求的产生基于他对三种倾向的批判，这三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特别严重，但也是共产党长期面临的问题。一种倾向是党逐步代替政府，邓第一次谈到这个倾向是于1940年初在太行山区时，虽然是在根本不同的战时条件下。(34)
根据邓的观点，中共应该是引导而不是统治：如果党代替了政府，那么两者都不能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政府等待共产党的干涉，而后者却负担过重。第二种倾向是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集中于中共的手里，而且集中在想垄断党、军队和政府领导职务的几个特殊的个人手里，从而使政府个人化，也导致效能差。第三种与其有关的倾向就是官僚政治中的那种倾向：往往没有责任制和行政制度。(35)
邓要求中共领导班子恢复活力，无论是1980年还是以后都很强硬，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候邓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准备接受他曾给予别人的同样的建议。1980年给他中共主席这个职位时，他没有接受；1985年从行政管理的第一线退了下来；1989年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他在1980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共太多的领导要么是年纪太大、身体太差，要么是太没有经验以致于无法完成共和国所面临的经济现代化的新任务。他向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除、而又刚刚恢复职务的那一代革命者们建议，尽可能早地退休，让位给年轻的一代。出于这个目的，也为了让这些老干部继续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邓在1982年提出暂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有效的二线机构。它在1989年逐渐酿成的政治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在这一阶段，邓也关心更长远的继任前景。他希望将来会更有条理地进行新老交替，为此他建议中共应该有培养计划，从中选出未来有希望的领导人，并取消干部终身制。
这些建议均与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和建立党内民主的远见相关联。(36)“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化的武断政治被以集体领导、讨论、争议为基础的体制所取代。根据邓的观点，共产党应该接受不可避免发生的错误并努力减轻其造成的后果。邓回顾起来认为，三中全会后的这段时间领导班子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争论，并强调正确的政策只有通过尝试和错误包括某种冒险才能产生，因为“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保证他们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37)
以邓的观点来看，纪律的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为此三中全会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选举出了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党员个人和党内政治表现的规定，在1980年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进行了详细论述。(38)最重要的一点是邓坚持认为党内事务应在党内解决，他不同意毛在五十年代搞“大民主”的意图。
邓的政治改革计划的最后一项是鼓励党领导下的民主。邓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项计划都很重要。他强调需要调动社会上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尤其是邓着意在经济现代化的事业中，重新重用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斥为“臭老九”。在1979年明确宣布“四项基本原则”时，却对民主进行了一些限制。从而使再开放的社会也不能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的政治改革计划是他对中国的未来高瞻远瞩的一部分。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把这形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尝试。除了政治和经济改革，邓的远见还放在了更积极的外交政策上。邓具有一定限制的“开放政策”，目的就是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从而有助于经济现代化的实现。
“开放政策”的一个明确标志就是经济特区。开始在广东省（深圳、珠海和汕头），后来在福建省（厦门），然后在海南岛（1988年）都建立了经济特区。1984年初，有人对经济特区的出现表示怀疑，主要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进门渠道。然而，邓的干预具有决定意义。
邓一方面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并力争执行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邓在八十年代会见外宾时，特别是会见来自共产主义东欧的外宾时，几乎每一次都要对他们说，并且措辞往往一样——据说基辛格把邓称为“脾气不好的小个子”(39)——谁也没有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观点使邓在七十年代末进一步密切了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与苏共也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曾想对中国发号施令。似乎更有可能的是，邓牢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经历，因为当时他个人曾卷了进去，也吸取了过分依赖同盟国的教训，因而邓总是把七十年代后期的中美密切关系看成是暂时性的。(40)然而，在1979年那次他对美国著名的出访之后——当时除了其他活动，他还在一次野外宴会上，戴着一顶很大的帽子，在电视上露了面——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以确保避免过分依赖苏美这两个超级大国。整个八十年代，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复斟酌他对中共——苏共恢复关系所提出的条件，条件主要是要互相承认平等和独立。这点也并不完全是针对苏联提议的答复。也许是出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感。他似乎对欢迎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的来访感到很骄傲。(41)
邓的民族主义也更明显到家了。在边境战争之后，1979年初在对越作战的决策上邓起了多大作用是鲜为人知的，不过好象他参加了那次最终决策的会议。(42)
邓参与了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一国两制”的政策也主要归功于他。在这个标题下，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虽然明显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但可以继续存在，甚至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之后仍可继续存在。关于香港的这项协议当然本身就足以算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目标，不过当时邓所追求的更大的目标是台湾。
直到1984年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主要是因为改革几乎没有触及到城市经济。随着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这次会议决定把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经济和更复杂的经济方面来。(43)甚至在改革时代更早些的时候，经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势就首先由陈云而不是邓小平提了出来。陈云把关于进一步调整经济的关键性报告提交给全体会议，这份报告实质上也就表明了一种经济管理将由直接参与变为实行宏观经济控制的经济未来。陈云在鼓励更显著更深远的经济改革，同时，他对其产生的政治和社会结果，更为小心谨慎，并强调有必要控制潜在的现代化中出现的过火行为。(44)邓对现代化带来的广泛的结果很关注，再次强调了陈云在1984年10月发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号召。他的更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以高度明确的社会秩序概念为基础的。在他后来会见斯蒂芬·科罗舍茨（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时，他对自己就专家治国式的民主的看法作了一次爽快的总结发言：“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优越于自由民主）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45)邓早就把西方或资产阶级的势力影响形容为“精神污染”，他强调反对“精神污染”是处于他那个地位的必然结果。1982年他曾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支持共产党经济现代化的运动。正如他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时所指出的：“青年人……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46)
八十年代曾有4次——1981、1983、1986、1989——邓带头发起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86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甚至点名抨击一名中国作家，因为据报道后者在日本时曾参观了一个日本的战争神社并去过红灯区，(47)这两个地方恰好都被认为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担心的“精神污染”的实例。
注释
①海外类似的观点参见：如唐秋：《中国在重建中的马列主义政党、群众与公民》载于斯图尔特·R·舒尔姆编的《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第257页。
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中央银行进一步脱离政府》法新社，英文专稿，1994年3月1日，引证1994年2月28日英文《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
④最著名的有二十卷的《邓小平的生平、思想研究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当1983年《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新闻界的大部分单位对邓小平和改革的关系的类似论述更值得注意，各种干部、行政人员和理论家——包括高级领导人杨尚昆和李德生，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发表了大量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的文章。参见：杨尚昆《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统一的典范》，载于1983年7月12日《解放军报》；李德生《邓小平同志在我党第三次历史性转变中的决策作用和卓越贡献》，载于1983年7月4日《人民日报》；刘国光《邓小平同志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斗争中的重大贡献》，载于1983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⑤L·W．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415页。
⑥巴里·诺顿：《邓小平：经济学家》第491页。
⑦大卫·古德曼和杰拉尔穗·塞格编的《中国的分裂：地方主义与国际化》伦敦，鲁特莱基出版公司，1994年。
⑧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卷，第48页。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⑩陈云《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1979年3月21日，载于《陈云文选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6页。
⑾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99页。
⑿迟福林和黄海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第55页中，把这次首创归功于邓个人，然而，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确证。
⒀《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载于《邓小平文选》英文版第一卷第212页。
⒁《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1月26日，载于《战斗》第15期，1943年3月15日，第17页。
⒂细节参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新华半月刊》第20期，1956年，第52页。
⒃大卫·沙姆鲍尔：《一位总理的成长历程：赵紫阳作省级领导时的经历》科罗拉多，威斯特约出版社，1984年，尤见第六章《在四川的经验，国际的蓝图，1976—1979年》第75页及之后。
⒄《南方日报》，1984年6月11日。
⒅《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三部分，第377页。
⒆参见：邓小平《台湾回归祖国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1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页。
⒇大卫·沙姆鲍尔：《邓小平：政治家》载于《中国季刊》第135期第482页。
(21)史晓春《健全国家政治制度问题初议》，载于《民主与法制》第10期，1981年，第6页。
(22)《***事件真相》，载于1978年11月21、22日《人民日报》，转载于《北京周报》，第48期，1978，第17页。
(23)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5—156页。
(2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8年3月30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6页。
(25)参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1页；《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9页。
(2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7页。
(27)审判的记载和它的结果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大审判》。
(28)《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1980年12月5日，载于《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6页；《胡耀邦同志在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81年6月29日，载于《问题和研究》，1981年12月，第75页；大概同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是为了减轻他以前的军事同事们对于目前的政治方向仍可能抱有的担心。据胡耀邦所说，在这个时候他的同事们都一致认为，不管邓在中央的正式职务是什么，邓都是总设计师。
(29)《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1—242页，“大字报”是正式的翻译，在英文中通常称为墙报。
(30)杰罗姆·西尔伯杰德和龚济水：《矛盾：艺术生活、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画家李华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
(31)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81年6月27日。
(32)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
(33)参见大卫·古德曼：《中国：向革命后时代的过渡》北京，外语出版社，1981年。文中讨论了1978年上半年关于政治改革的争论情况。
(34)《党与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4月15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页。
(35)大卫·古德曼：《毛之后的中国政治秩序：社会主义民主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载于《政治研究》第33卷第2期，1985年6月2日，第218页。
(36)见《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挥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8页。
(37)《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二部分，第394页（缺乏争论）和第372页（关于错误）。
(38)《北京周报》，1980年4月7日，第11页。
(39)L·W·派伊：《邓小平与中国政治文化》第417页。
(40)《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二卷，第649页。
(41)《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42)《明报》（香港），1979年3月3日。
(43)《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载于新华社1984年10月20日的报道。
(44)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1984年10月20日，载于《陈云文选》（1956—1985）第297页。
(45)《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0页；《改革的步子要快点》载于《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第192页。
(46)《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英文版），第184页。
(47)1986年1月29日新华社的每日报道。
经济改革方案从巩固与重新调整的直接政策出台开始，一直极其成功地贯彻到1984年，不过在这段时间改革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到1983年，已经比原计划提前两年达到了1981—1985的五年计划的目标，看起来似乎到2000年人均收入翻两番的长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由于改革及农村经济财富的增长，乡镇企业很快发展起来，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政治方面，中共领导班子也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团结与稳定。党内虽然有争论，尽管这可能不符合邓对这些过程的理想描绘，但也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需要通过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武断和暴力来解决。尽管“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派性一时还难以完全消除，但它已不再是政治上重要的决定因素了。人们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工作，重新建立法律制度，并开始彻底改革政府体制。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国有一种倾向，认为邓小平象征着自1978年以来的整个改革时代或至少象征着改革的成就。许多关于改革过程与邓小平的生活和工作的书籍纷纷出版。④
邓被人们认为是改革时代的设计师，这无可非议，但与改革的设计师还不太一样。要想区别这两者可能时间上还不太合适，因为证据不足或难以找到，然而，在这部邓的传记中却需要进行这种尝试。
邓领导着一个集体的领导班子，他在改革方案许多方面的贡献就是为他人实施创造条件而不是本人直接负责：这种领导方式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幕后指挥”。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明显地没有忽视经济改革——他能够也曾主张自己应该对领导许多重要的经济首创和行为负责——但还是把具体步骤的决定权留给了其他人⑥，特别是从前那些在六十年代初曾一道起草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议的人——陈云、彭真、薄一波和李先念——还有新一代的高级领导人包括赵紫阳、胡耀邦和万里。
就邓本人来说，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前一段时期，他似乎把精力放在两个他具有一定经验和专长的政策领域上：政府改革和外交事务。他的初衷是为了保证最终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和邓长期试图建立党内民主与更开放的——尽管还是有限的——政府体制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建立开放的政治体制这一目标由于它固有的模棱两可性而证明是特别难以捉摸的。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和党的领导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整个八十年代的一个经常性的主题，甚至在1989年5月试图和解告于失败之前依然如此。
在外交上，邓取得的成就更大：他逐渐为中国制订出一项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同时也包含了国际间的相互依赖。开放政策不仅使经济迅速增长而且使中国和东亚、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形成了一体化——虽然方式方法可能出人意料，最终影响尚未卜定⑦。十年来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不断缓和，最终达到了两党之间关系的恢复和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在最艰难的情况下，来到中国北京访问。1984年经过和英国艰难的谈判后，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程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发动改革
尽管人们都认为三中全会之前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激烈辩论的会议，但三中全会的最后公报在中共政治改革的方向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重建和改革工作还是不能顺利地进行：有许多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面临方向的扭转，这些问题在1979年上半年的一系列高级会议上仍引起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成为热门话题，直到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才告结束。
从1月份开始经过不同的阶段一直持续到8月初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始终在讨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次会议由耀邦主持——胡耀邦在三中全会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议基本上肯定了他在1978年代表邓推出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讨论。早期阶段出席会议的主要是那些在中央工作的人，而后期阶段各省的干部、宣传行政人员和理论家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的评议过程中，为更广泛的民主运动设定了界限。⑧
1976—1978年间，经济搞得过热，其方式方法在整个八十年代是家喻户晓的。1992年，邓小平回顾这段往事，不仅指出经济迅速增长期过后接着就有必要紧缩（过一段紧日子），党的领导应该清楚这种不断重复的模式，而且还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和所采取的解决办法都颇具争议⑨。在这种情况下，一段迅速增长期就和过多的基本建设、把外资的使用放到非生产部门、严重的经济失调、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等幽灵均有关系。
1979年的头几个月，陈云一直在积极动员大家支持他的想法：把市场竞争与按比例的发展引入经济中来。陈云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者，当时这个计划被毛弃之不用而代之以“大跃进”的战略。3月份，随着六十年代的经济规划者们几乎全部重返工作岗位，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短期经济战略的修正案，这个方案在摆出各项选择方案后提倡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要有一项重新调整的政策——实质上是一项极度的财政保守和调整的政策⑩。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也讲了话，并表示要对陈云全力支持。⑾然而，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所有改革的尝试都要停止，即使在这种初期阶段，为经济改革所设置的总方向也是清楚可见的。陈云和邓小平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关键的原则，那就是过分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根本不能在现代化的经济中以灵活的方式管理生产过程。他们建议应该给予生产单位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不仅要从共产党的干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曾经意味着政治工作往往作为主要活动代替生产——而且也要从政府的干涉中解脱出来。除了国民工业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外，地方和中央政府均不再予以干涉，尽管以前管理这些企业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之一。这次改革的根本一面不完全是以前曾提倡的政府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还有共产党在企业和工厂中的作用第一次受到完全放弃领导前景的挑战。⑿支持邓小平在经济管理方面试行各种分散经营的人是他的两个长期同事——万里和赵紫阳，他们俩四十年代在太行山区时都是邓的部下，从那以后的不同时期以来一直在工作上和他密切合作。万里从“文化大革命”前就是邓的桥牌搭挡，在“文化大革命”中和1976年都因为是邓的支持者之一而被撤职。七十年代后期他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那儿他监督了农业分散耕作和“责任制”的采用：六十年代初在那里试验性地搞过类似的首创，邓也曾在1962年的一篇讲话中讨论了这些影响。⒀这一经验当时准备作为典范推广到全国。实质上“责任制”的意思是每家农民种自己的地，在契约的基础上负责生产出一定量的产品，国家保证购买。农户生产的剩余部分由其自由支配。尽管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情况与1943年抗战时期的情况不同，但这些原则——双重责任和自由支配剩余——仍然是邓对解决当时太行山区的问题所提倡的那些原则。⒁
七十年代后期赵紫阳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那里他不仅实行了与安徽相类似的农村改革，而且还负责在工业企业中采用与农村责任制相对应的城市责任制——经常称其为“四川试验”——这种政策下的企业获得了相当多的经营自主权。有趣的是，这种经常改革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四川早在1955年和1956年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⒂尽管邓于五十年代初期在四川任过职，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与城市改革规划的原则或实践有长期的个人联系。⒃
新经济秩序的一个后续特征就是经济特区，这无疑应归功于邓小平。经济特区是在1979年4月召开的讨论经济改革的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些地区具有一定的经济和财政环境，可以有利于外商，并能吸引外资和技术。邓提出这些区域应该建在华南的广东省和福建省，这倒不是因为它们分别和香港、台湾邻近（尽管这一点在八十年代明显地越来越重要），而是因为这些省份在历史上就当作中国通往世界各地的门户。⒄后来在九十年代，当邓在某种程度上声称经济特区的建立总的来说是他的功劳时，他也提出没有在上海建立经济特区是他的一个失误。⒅
现在特区要求的权利很多，尤其是深圳。然而，人们很容易忘记特区的存在在一段时间以来曾在领导内部引起政治上的敏感。事实上，建立特区的原因之一（尽管不一定是邓的观点），就是希望伴随外国技术进口而来的潜在有害影响能被限制在其产生影响的经济特区之内。当时中央领导不可能想到发展经济特区会有助于1979年及以后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的合并：首先，和越南的磨擦越来越严重，在议事日程上重于和香港、台湾的关系；第二，总之这个时期，中央领导似乎更注重与台湾的关系，而对与香港的关系则不大感兴趣。⒆
尽管改革随着后来进一步的发展逐步远离集中的计划经济，但邓在1979年，事实上整个八十年代直到进入九十年代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过此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必然比以前更为广泛。虽然邓在经济学上没有陈云在行，但他总是把政府部门看成是经济的主要部门。在政治上，他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认为对共产党的主要作用根本不能也不应该表示疑问。⒇对于邓来说，民主是使共产党政府更有能力的依据，而不是使共产党政府有可能通过投票箱而消失的理由。(21)
邓对党的领导极为坚定，而一些人却对此提出质疑，这成了三中全会之后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人们无疑已意识到闭关自守的政治就要结束，而民主运动已经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活跃起来。如上所述，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一个主要背景是邓小平坚持要为1976年***事件的政治定论平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中共北京市委为***事件平反的决定（事实上也基本是舆论宣传所促成的这个决定）表示致意，近乎激进地声明它是深得人心的行动。
“这次规模空前的运动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不属于‘四人帮’，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决定历史的进程。4月份***广场事件是谁组织的？是人民。是谁指挥的？是人民”。(22)
这篇社论起了导火索的作用，引发了进一步要求更多民主的示威游行，而不管“民主”这一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在北京和许多城市都建立起了街头集会场所，来讨论民主，事实上总的来说也就是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所出现的民主运动是受邓本人的鼓励。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十分明确地表明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个革命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3)
那些参加民主运动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把自己看作是忠诚的在野分子，认为他们是赞成提倡民主的，因为“民主”的确是三中全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也有一两个示威者和贴大字报的人矛头直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甚至邓小平本人。
邓给新的“社会主义民主”下定义时的反应极为迅速，在1979年3月底就理论工作召开的党的会议上，邓提出了用来判断良好政治表现行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4)任何违背这四项原则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历史遗留问题”
除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基本问题以外，中共领导在三中全会之后还要面临如邓所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25)中共必须决定怎样处理在押的“四人帮”，正如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应怎样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及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这些问题必然与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们的未来命运有关。尽管他们至少对逮捕“四人帮”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却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产物而进入领导班子，从而在政治上获益的。
对中共历史的重新评价虽然在三中全会上通过，但贯彻起来却不大顺利。比如关于刘少奇在中共历史上地位的问题，在细节上有待讨论，但在平反问题上很快就得到通过。刘的遗孀“文化大革命”以来在1979年2月的春节联欢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然而，重新评价也牵扯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还会和“四人帮”的最终处理有关。邓强调为了支持现代化必须健全民主与法制。
对“四人帮”、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审判由于讨论更广泛的问题而延迟了。邓总是希望共产党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清楚地区别开来，后者是1949年以前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也希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在1958年之后的行为区别开来。如果不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全部推给“四人帮”，再把毛应负的一部分责任也推卸掉，而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们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时方才上台，那么他们就有理由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毛也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一定的责任，而且认为毛在1958年后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本身，那么毛后来的一切行为都值得怀疑，华国锋也跑不了。
按照邓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全盘否定了。八十年代由胡乔木牵头的一个小组在邓和胡耀邦的指导下起草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多次传阅讨论，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最后通过。(26)此时，华国锋及其他与之有牵连的中央领导人——著名的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认命，有的自动下了台，有的被降了职。
理所当然，始终坚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们，都应该彻底官复原职。这个程序在1979年仍在继续，当时不少“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形成了一股复职潮流，其中有邓以前的同事们——包括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和其他几个恢复中央委员的人。同时，彭真被重新任命，赵紫阳则是首次得以任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1980年2月，为刘少奇进行了身后平反，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四个政治局委员被撤销职务。然而，这并不是清除，只是降职，和邓重新强调的党内民主是一致的：既不威胁其生命，也不威胁其生活。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取代了华的国家总理职务；八十年代初，开始对“四人帮”和那些仍然在世的林彪同党进行审判，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27)此时，华已经主动辞去了中共主席的职务，邓当时已经76岁了，以年龄大为理由拒绝出任主席一职，随之胡耀邦成为主席，不过邓的确是同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28)
邓的意思很清楚，想创造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尽管他大概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新的而是看作为中共早期政治作风的一种再现。1980年1月，他建议在宪法中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29)为了听取更广泛的意见，邓决定树立一种新的领导作风。比如，1980年他到四川视察，当他在风景名胜点停留时助手曾提出关闭峨眉山，邓拒绝了；他还拒绝了为他个人进行川剧表演的提议，他说，他完全能象普通老百姓那样去看演出。(30)根据同样的精神，在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取消了中共主席这个专门为毛泽东设置的职位，代之以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治改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的政治改革计划和解决新领导班子直接面临的政治问题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决议”虽然批评了华国锋在毛死后的两年中犯了“左”的错误，也断然否定了毛泽东本人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文化大革命”，但“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传统的重新解释，更能证实邓的远见卓识。(31)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邓对那些传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党内民主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新定义和重新整理，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重新恢复这些传统。
尽管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解释在1981年6月方被共产
党正式认可，但邓在此之前坚持不懈地论证这件事，已颇有一段时间，尤其他于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对他的政治改革态度最彻底的一次阐述。(32)事实上，在那之后的整个八十年代，无论什么时候要特别强调政治改革这个主题，总是从对这次讲话的分析出发而展开讨论。(33)他强调有必要使政府工作系统化，领导班子恢复活力，重新建立党内民主，并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这些都成为邓在整个八十年代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实际上也和四十年代初有着强烈的共鸣。
在邓看来，政府工作体系化对于鼓励经济现代化及保持党和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都有必要。党和政府的职能必须有效地分开，个人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必须建立行政秩序。这些要求的产生基于他对三种倾向的批判，这三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特别严重，但也是共产党长期面临的问题。一种倾向是党逐步代替政府，邓第一次谈到这个倾向是于1940年初在太行山区时，虽然是在根本不同的战时条件下。(34)
根据邓的观点，中共应该是引导而不是统治：如果党代替了政府，那么两者都不能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政府等待共产党的干涉，而后者却负担过重。第二种倾向是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集中于中共的手里，而且集中在想垄断党、军队和政府领导职务的几个特殊的个人手里，从而使政府个人化，也导致效能差。第三种与其有关的倾向就是官僚政治中的那种倾向：往往没有责任制和行政制度。(35)
邓要求中共领导班子恢复活力，无论是1980年还是以后都很强硬，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候邓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准备接受他曾给予别人的同样的建议。1980年给他中共主席这个职位时，他没有接受；1985年从行政管理的第一线退了下来；1989年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他在1980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共太多的领导要么是年纪太大、身体太差，要么是太没有经验以致于无法完成共和国所面临的经济现代化的新任务。他向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清除、而又刚刚恢复职务的那一代革命者们建议，尽可能早地退休，让位给年轻的一代。出于这个目的，也为了让这些老干部继续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邓在1982年提出暂时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有效的二线机构。它在1989年逐渐酿成的政治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在这一阶段，邓也关心更长远的继任前景。他希望将来会更有条理地进行新老交替，为此他建议中共应该有培养计划，从中选出未来有希望的领导人，并取消干部终身制。
这些建议均与邓小平关于党的纪律和建立党内民主的远见相关联。(36)“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化的武断政治被以集体领导、讨论、争议为基础的体制所取代。根据邓的观点，共产党应该接受不可避免发生的错误并努力减轻其造成的后果。邓回顾起来认为，三中全会后的这段时间领导班子内部没有发生激烈的争论，并强调正确的政策只有通过尝试和错误包括某种冒险才能产生，因为“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保证他们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37)
以邓的观点来看，纪律的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为此三中全会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选举出了由陈云领导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党员个人和党内政治表现的规定，在1980年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进行了详细论述。(38)最重要的一点是邓坚持认为党内事务应在党内解决，他不同意毛在五十年代搞“大民主”的意图。
邓的政治改革计划的最后一项是鼓励党领导下的民主。邓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项计划都很重要。他强调需要调动社会上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尤其是邓着意在经济现代化的事业中，重新重用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斥为“臭老九”。在1979年明确宣布“四项基本原则”时，却对民主进行了一些限制。从而使再开放的社会也不能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的政治改革计划是他对中国的未来高瞻远瞩的一部分。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把这形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尝试。除了政治和经济改革，邓的远见还放在了更积极的外交政策上。邓具有一定限制的“开放政策”，目的就是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从而有助于经济现代化的实现。
“开放政策”的一个明确标志就是经济特区。开始在广东省（深圳、珠海和汕头），后来在福建省（厦门），然后在海南岛（1988年）都建立了经济特区。1984年初，有人对经济特区的出现表示怀疑，主要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进门渠道。然而，邓的干预具有决定意义。
邓一方面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并力争执行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邓在八十年代会见外宾时，特别是会见来自共产主义东欧的外宾时，几乎每一次都要对他们说，并且措辞往往一样——据说基辛格把邓称为“脾气不好的小个子”(39)——谁也没有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观点使邓在七十年代末进一步密切了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与苏共也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曾想对中国发号施令。似乎更有可能的是，邓牢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经历，因为当时他个人曾卷了进去，也吸取了过分依赖同盟国的教训，因而邓总是把七十年代后期的中美密切关系看成是暂时性的。(40)然而，在1979年那次他对美国著名的出访之后——当时除了其他活动，他还在一次野外宴会上，戴着一顶很大的帽子，在电视上露了面——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以确保避免过分依赖苏美这两个超级大国。整个八十年代，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复斟酌他对中共——苏共恢复关系所提出的条件，条件主要是要互相承认平等和独立。这点也并不完全是针对苏联提议的答复。也许是出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感。他似乎对欢迎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的来访感到很骄傲。(41)
邓的民族主义也更明显到家了。在边境战争之后，1979年初在对越作战的决策上邓起了多大作用是鲜为人知的，不过好象他参加了那次最终决策的会议。(42)
邓参与了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一国两制”的政策也主要归功于他。在这个标题下，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虽然明显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但可以继续存在，甚至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之后仍可继续存在。关于香港的这项协议当然本身就足以算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目标，不过当时邓所追求的更大的目标是台湾。
直到1984年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主要是因为改革几乎没有触及到城市经济。随着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这次会议决定把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经济和更复杂的经济方面来。(43)甚至在改革时代更早些的时候，经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势就首先由陈云而不是邓小平提了出来。陈云把关于进一步调整经济的关键性报告提交给全体会议，这份报告实质上也就表明了一种经济管理将由直接参与变为实行宏观经济控制的经济未来。陈云在鼓励更显著更深远的经济改革，同时，他对其产生的政治和社会结果，更为小心谨慎，并强调有必要控制潜在的现代化中出现的过火行为。(44)邓对现代化带来的广泛的结果很关注，再次强调了陈云在1984年10月发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号召。他的更开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以高度明确的社会秩序概念为基础的。在他后来会见斯蒂芬·科罗舍茨（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时，他对自己就专家治国式的民主的看法作了一次爽快的总结发言：“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优越于自由民主）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45)邓早就把西方或资产阶级的势力影响形容为“精神污染”，他强调反对“精神污染”是处于他那个地位的必然结果。1982年他曾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支持共产党经济现代化的运动。正如他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时所指出的：“青年人……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46)
八十年代曾有4次——1981、1983、1986、1989——邓带头发起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1986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甚至点名抨击一名中国作家，因为据报道后者在日本时曾参观了一个日本的战争神社并去过红灯区，(47)这两个地方恰好都被认为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担心的“精神污染”的实例。
注释
①海外类似的观点参见：如唐秋：《中国在重建中的马列主义政党、群众与公民》载于斯图尔特·R·舒尔姆编的《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第257页。
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中央银行进一步脱离政府》法新社，英文专稿，1994年3月1日，引证1994年2月28日英文《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
④最著名的有二十卷的《邓小平的生平、思想研究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当1983年《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新闻界的大部分单位对邓小平和改革的关系的类似论述更值得注意，各种干部、行政人员和理论家——包括高级领导人杨尚昆和李德生，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发表了大量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的文章。参见：杨尚昆《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统一的典范》，载于1983年7月12日《解放军报》；李德生《邓小平同志在我党第三次历史性转变中的决策作用和卓越贡献》，载于1983年7月4日《人民日报》；刘国光《邓小平同志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斗争中的重大贡献》，载于1983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⑤L·W．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415页。
⑥巴里·诺顿：《邓小平：经济学家》第491页。
⑦大卫·古德曼和杰拉尔穗·塞格编的《中国的分裂：地方主义与国际化》伦敦，鲁特莱基出版公司，1994年。
⑧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卷，第48页。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⑩陈云《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1979年3月21日，载于《陈云文选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6页。
⑾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99页。
⑿迟福林和黄海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第55页中，把这次首创归功于邓个人，然而，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确证。
⒀《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载于《邓小平文选》英文版第一卷第212页。
⒁《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3年1月26日，载于《战斗》第15期，1943年3月15日，第17页。
⒂细节参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新华半月刊》第20期，1956年，第52页。
⒃大卫·沙姆鲍尔：《一位总理的成长历程：赵紫阳作省级领导时的经历》科罗拉多，威斯特约出版社，1984年，尤见第六章《在四川的经验，国际的蓝图，1976—1979年》第75页及之后。
⒄《南方日报》，1984年6月11日。
⒅《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三部分，第377页。
⒆参见：邓小平《台湾回归祖国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1月1日，《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页。
⒇大卫·沙姆鲍尔：《邓小平：政治家》载于《中国季刊》第135期第482页。
(21)史晓春《健全国家政治制度问题初议》，载于《民主与法制》第10期，1981年，第6页。
(22)《***事件真相》，载于1978年11月21、22日《人民日报》，转载于《北京周报》，第48期，1978，第17页。
(23)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5—156页。
(2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8年3月30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6页。
(25)参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1页；《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9页。
(2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7页。
(27)审判的记载和它的结果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大审判》。
(28)《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1980年12月5日，载于《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6页；《胡耀邦同志在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81年6月29日，载于《问题和研究》，1981年12月，第75页；大概同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是为了减轻他以前的军事同事们对于目前的政治方向仍可能抱有的担心。据胡耀邦所说，在这个时候他的同事们都一致认为，不管邓在中央的正式职务是什么，邓都是总设计师。
(29)《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1—242页，“大字报”是正式的翻译，在英文中通常称为墙报。
(30)杰罗姆·西尔伯杰德和龚济水：《矛盾：艺术生活、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画家李华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
(31)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1981年6月27日。
(32)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
(33)参见大卫·古德曼：《中国：向革命后时代的过渡》北京，外语出版社，1981年。文中讨论了1978年上半年关于政治改革的争论情况。
(34)《党与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4月15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页。
(35)大卫·古德曼：《毛之后的中国政治秩序：社会主义民主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载于《政治研究》第33卷第2期，1985年6月2日，第218页。
(36)见《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挥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8页。
(37)《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二部分，第394页（缺乏争论）和第372页（关于错误）。
(38)《北京周报》，1980年4月7日，第11页。
(39)L·W·派伊：《邓小平与中国政治文化》第417页。
(40)《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二卷，第649页。
(41)《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42)《明报》（香港），1979年3月3日。
(43)《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载于新华社1984年10月20日的报道。
(44)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1984年10月20日，载于《陈云文选》（1956—1985）第297页。
(45)《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0页；《改革的步子要快点》载于《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第192页。
(46)《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英文版），第184页。
(47)1986年1月29日新华社的每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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