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把胡耀邦一次又一次地硬拽到批斗台上坐“喷气式”。“小将”们厉声责问：“你和刘、邓是怎样往来的？”胡耀邦答道：“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胡耀邦当众嘲笑林彪：“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
  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不过林彪怕水。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胡耀邦也重新“出山”，不料不到一年又“反击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又被“揪”了出来。
  “四人帮”倒台，胡耀邦要时选宁告诉他父亲叶剑英：“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象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牌，游街批斗，并对胡耀邦说：“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1966年夏季“文革”初发，中央直属机关头一个受到冲击的是共青团中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大院，由身强力壮的“小将”把胡耀邦硬拽到批斗台上去接受“大批判”，让他“坐喷气式”；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反叉到背后往上举，炽热的太阳在上空烤晒着。他面色发晦，汗水浸湿了衣衫，强忍着难言的痛苦，耐心地接受“小将”们的厉声责问：
  “你和刘、邓是怎么往来的？”
  “这说不得、说不得啊！”
  “那么你有没有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小将们批判。”
  “是什么错误？”
  “我有错误，欢迎大家批判。”……
  再多，他就不说了。
  这样的批斗一次又一次，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6年11。月，当红卫兵和一些机关的造反派日夜批斗胡耀邦最激烈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王力等人接见了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王力在会上大声说：“你们应该狠狠地批斗胡耀邦。他是镇压北京各中学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应对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中学工作组’所犯的罪行负责！”
  当即有红卫兵问王力：“可不可以给胡耀邦黑帮们挂大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王力很轻松地说：“群众运动嘛！即使有些过火的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不算啥。至于胡耀邦，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他绝不仅仅是什么“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相旗帜，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而是正像许多小将所说，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三反分子，是从根本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问题。因此，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你们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难搞好的！”
  于是，对胡耀邦的批斗便更加猛烈。
  同年12月上旬，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悼念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候补书记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时发生武斗而被打死的一位老教师。王力、关锋和吴德等人出席了这个大会，一口咬定这个悲惨事件是胡耀邦一手策划和教唆的。王力在会上还高呼口号：“打倒胡家店，解放红小鬼！”
  大会还没结束。数百名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像抓小鸡似地把胡耀邦等人反剪双臂，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牌，押上大卡车游街批斗。一路上、浆糊、碎纸、木棍、瓜子皮儿劈头盖脸地向他们飞来，直弄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碎垃圾。一些红卫兵对胡耀邦说：
  “你尝到群众运动的滋味了吗？‘’
  “尝到了！”胡耀邦说。
  “晚了！你已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被“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充军到河南的胡耀邦，被军代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分子”。
  1969年10月，按照“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个直属单位两千多人，都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胡耀邦也来了干校，被编在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他先与几十人合住一座仓库，后又与好多人合住一间大草房。他本是行政五级每月四百多元工资的高于，现在每月实际只得三十多元的生活费，与大伙一道在大食堂排队打饭，抽一角六分钱一盒的“工”字牌香烟。不论和泥、脱坯，当小工、上屋顶、拉石头，还是挖河、打草、插秧、收割、烧茶炉、掏厕所、守场院，他都干得欢。抢场时，装有一百多斤粮食的大麻袋，他那么小的个头也一包一包地往仓库里扛。1971年夏天暴雨成灾，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他也和大家一道上堤抢险。一次暮色迷朦，雨声渐沥，抢险的突击队都下堤吃晚饭了，胡耀邦戴着斗笠，扛着铁锹，独自一人在他们一连的防护堤上来回巡逻，堤外回响着激荡堤岸的涛声。
  就在他领受着这种特殊的、远过于战争的血与火的艰苦磨历时，中共中央西南局派来专案人员，向他了解西南“‘三家村’首犯”张黎群在团中央时的“反党劣迹”。
  张黎群在陕北米脂县当了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处书记，于1960年初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担任兼办公厅副主任。庐山会议结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平息后，毛泽东又决定恢复1954年“高饶事件’”后撤销的各大区中央局，于是取消了中央工业工作部、交通工作部。财贸工作部，让工业部的人分为华北局和西南局两个班底，张黎群遂回自己的四川老家，担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党全国大谈实事求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前线》杂志频频发表议论，邓拓在《北京晚报》开辟了《燕山夜话》专栏；张黎群在《重庆晚报》和《成都晚报》，分别开辟了《巴山漫话》和《夜谈》两个专栏。“文革”伊始，北京的“三家村”被彻底一砸烂”；西南的两个“三家村”被点名的成员——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四川文联主席沙河、《成都晚报》总编辑陈伯林等人也立即被关进了监狱。首先被关进监狱的张黎群，自然成了西南“三家村”的“首犯”。西南局专案组的人来到河南潢川，就是很想从胡耀邦口中弄出一些能够加重张黎群“罪行”的材料。但是他们看错人了！
  专案人员对胡耀邦说：“张黎群窃踞《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位置达八年之久，在报社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办报路线，你应该向我们揭发他的这些反党罪行！”
  胡耀邦不加思考地立即回答：“他还没资格犯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因为他只是团中央眼皮底下一个直属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说《中国青年报》那时候有过这样的错误，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因为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
  几句话，就把专案组的人打发回去了。
  当然，他们是悻悻而返的。他们回到大西南，“提审”张黎群时就指着张黎群的鼻子说：“那个胡黑邦真是顽固透顶！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还大包大揽地死保你哩！不过他不说，你自己得老实交代……”
  1972年4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胡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并对这位中央特派军代表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
  然后他在自己写的《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其后直到“文革”结束，他也没签字。
  就在这拒不签字的时候，他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年轻人写了一封很长的覆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我很幸运地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变成了一堆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1972年秋，他才离开了潢川干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不久，干校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北京。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胡耀邦敢于当众嘲笑林彪：
  “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胡耀邦襟怀坦白，大义凛然坚持与林彪。
  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早在延安时期担任总政组织部长时，他就不与康生交往。1966年8月3l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免一大批团干部的官。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可那天晚上，胡耀邦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并谈了对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党的“九大”前夕，胡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找几个年青的“八大”中央委员担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胡耀邦握手，胡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后来，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胡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汪东兴找他谈话并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胡耀邦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两次拒绝。他说：“我没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我是八大中央委员，江青什么也不是，怎么说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他曾对人说：“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的时候，而是在l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lop年4月‘九大’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对林彪的问题有所察觉。当然，那时候不可能想到林彪会反党叛国，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来，同时对别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别的方式，提了一条意见，说：‘洪湖苏共没有中央委员’。二是林彪关于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我总觉得有点荒唐……因此，开完‘九大’到黄湖（五七干校）以后，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
  胡耀邦早在林彪发迹之时，就对此有所觉察。他曾对林彪鼓吹的许多唯心主义、实用主义谬论表示过轻蔑与反感。早在“文革”前夕，林彪神吹“突出政治”之说时，胡耀邦就敢于当众嘲笑：“突出政治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
  对过去盛行的对领袖人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方式，胡耀邦也表示过异议与反感。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礼仪形式。早在50年代，他就说过“人能活一万岁吗？这种说法不科学嘛！”他提倡青年学会独立思考，即使是对领导人物说过的话，“也可以怀疑”可以“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
  胡耀邦在受审期间。接受过无数次“外调”与“审问”，先后写过100多万字的材料。他自己认为，除对一位领导同志一度上纲过高外，一般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林彪曾指使人批斗他十几次，逼他写材料证明一个老干部曾“叛党通敌”，他说：“叛党通敌不能随便说哟，我反复想，不是这么回事，始终坚持不写（假材料）……林彪垮台后，我立即写几千字的材料，揭发这件事，说林彪的罪恶之一就是陷害好人。”
  l974年春天，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林批孔批木儒”的文章，对所谓“法家”的评价越来越高、闹了不少笑话。有些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总理，使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感到担忧。一位同志对胡耀邦讲了上述疑问与忧虑，胡耀邦心照不宣地笑了，说：“咱们只谈观点，不谈人事。”他翻开正在阅读的一本列宁著作，指着一段划红杠的地方——
  “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严重的危机之一。”
  “文革”期间，胡耀邦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思想理论上，他也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犯错多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诚实。诚实的品格最重要，他还鼓励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胡耀邦曾经嘲笑这样一种“笔杆子”，他们好象是古代的“御用文人”：你想用什么。他能写什么；还能写得振振有词，吹得神乎其神。1958年能吹亩产几万斤，1968年能吹林彪’最。
  最、最”，现在又把“法家”说成“爱护人”的革命家，陈胜、吴广与秦始皇几乎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胡耀邦对这种“笔杆子”极为轻蔑，说这种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骨头！”
  随邓小平复出，胡耀邦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随着邓小平再次下台，胡耀邦也再次受到冲击。
  l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l957年3月，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胡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了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胡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胡耀邦认为知识分
  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l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人学人托难）、票子（工资大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啥》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胡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胡耀邦要时选宁告诉叶剑英：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l976年10月6日，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胡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5％左有”，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5％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75％。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l976年10月12曰，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巧功勋！”
  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胡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华国锋推出“两个凡是”，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胡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户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胡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l977年2月7日，《人民曰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
  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几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由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l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如是，***广场的“四·五”运动仍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
  “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2月18日，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胡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优，对胡耀邦说：“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胡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找胡耀邦谈了话，胡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3月10日华国锋也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
  “两个凡是”之后，3月12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胡耀邦谈了话，胡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胡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邦’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发表，石破天惊，人们认为终于可以盼到大天亮了。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于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胡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于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胡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役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胡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所以，胡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决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胡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得到胡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经前后十七次修改，定了格，胡耀邦却让先放着。
  l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
  这时，胡耀邦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l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全文刊发。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和拥护，人们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终于可盼到大天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