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黑人，走向一条黑色柏油公路。他的身后，几栋坡屋顶的平房，懒懒地散开，像果实一样撒在大地之上。不像我在广州看到的黑人，他们走在喧哗的大街上，背景是高低错落的楼房和黄皮肤的人群，无数条水泥的道路在他们面前展开。
  现在，世界很安静，没有一丝声息。这是黑人的家乡，牛皮鼓在遥远的想象里，像空气一样没有波动。柏油路像唯一的树干在原野上伸展……
  闻得到植物的芳香，它们淡得近似于无，一座大陆的气息，与蓝色天际、半枯树木呈现一个季节的清冽。
  我成了一个异乡人。起伏的草地上，有我黑色眼睛寻觅的故国草地记忆。从广州、曼谷、约翰内斯堡，到赞比亚小镇李文斯顿，时空的转换只在昼夜之间，天空随铁翅降落，地面稳固，不再晃动，抬头已是非洲的旷野——一片坚实的草地联结了一座大陆，我从草地上望见非洲，它在草地后面，低矮的树木把它遮掩起来，与想象一样深邃。
  赞比亚之南，一个平静又平凡的下午，与昨天广州的那个下午，相隔一个夜晚和一个上午，一个在冬天，一个在夏季，太阳把同样西斜的树影投射在大地之上，时间呈现了同等流逝的属性。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发生，事物在按着自己的逻辑发展着，而我到了一个一生也不可能与我有关联的地方，这似乎成了这个世界最寻常的奇迹——人生总是充满着从无关到有关。一种速度正在改变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走在大地上的黑人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与我毫不相干，我来不来到这个地方，他都会一样出现，好像很宿命一样。让人想起时光旅行，我只能看到而不能改变——这也与速度有关。我看到了他与家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与他自己国家的关系，这一切都在他走动的姿态里呈现。他举手投足，自由、懒散、自然，这一切又都指向他身后的家——只有出生地上生活的人才有这样的随心所欲。我仿佛看得到他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踪影，看得到他眼里的世界越过瞳仁中呈现的景色不再延伸，想象就停泊在远处山影的淡蓝色中。树木在他的眼神中变得松散，大地因他的不经意的瞥见而舒展。
  他走过的树冠，不比房屋更多；房屋伫立草地，位置与树木一样没有经过人的选择，都是它们自己生长出来的。这个在房屋与树木空出的巨大地坪里走动的人，头上是冬季的太阳，所有高出地面的物体都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自己拖着沉沉的暗影，拖过了微微欹斜的土地。
  昨天，我在广州炎热的酷暑里，用眼睛消化着高楼大厦。现在，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走在非洲的土地上。眼前的情景平常、异样，却无法想象，闪动着寻常又非凡的色彩。经常的妄想让我找不到真切的感受。时空交错的力量作用于心，心即扭曲，生出幻觉，虚幻中的脸，颜色是黑夜，却闪动亮光，虚幻中的动作，可比舞蹈，更触动人的心灵。我没见过这样的行走，这走动把人与大地的关系走出来了，把人在大地上走动的本来样子走出来了，就像风一样自然地刮过，吹过山冈、河流；云一样飘动了，在天空自由地游动，没有施加任何意志的阴影。空气都是透明的。他无所用心，他安宁、自足，让人觉得世界都是他的，世界原初就是这样的，属于每一个人，人是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主宰。
  此一刻，只是在这个午后，只是在大地上挺立的物体和涂抹在大地上的阴影中。
  汽车快速行驶，沿着大地上的一条黑色枝杆，刚才的一幕就是窗外一闪而过的瞬间。
  矮树林间出现了越来越密集的房屋，那里是李文斯顿镇中心，是另一种生活的形态——非洲城镇生活。
  红色的坡屋顶巨大如盖，与浓重的阴影一起覆盖了分隔世界的墙，白色的粉墙或者红砖的清水墙，在一片荒野里竖起来，窗户是光和空气的通道，像时间一样侵入，里面的黑却顽固藏匿，像一个个羞怯者，像这片大陆的历史，无法照见。
  墙在靠拢、集中，横排成两列，一条街出现了。街上的墙高过了屋顶，长方形或者三角形的白色块面，英文的字体显赫、耀目——可口可乐、柯达、柯尼卡……它们仿佛来自空气，从全球化的空气里跳出来，跳到了墙上，地球上任何一个有墙的地方，都有可能是它的符号——无处不在的商业品牌，在每一个角落与人遭遇。
  可口可乐、柯达、柯尼卡鲜艳的彩绘引导下的视线，看到了它们下面低矮的走廊，与岭南骑楼一样，沿街人行道进入廊内，走廊给行人遮阳和避雨。廊内橱窗偶尔一个塑胶模特，穿着色彩艳丽的时装，却被铁条的护栏锁着。它不像是用来招徕顾客，而是躲藏，深处的暗影让商业的气息处于窒息之中。走廊之简陋，砖砌的方柱，刷上白灰，上面盖着灰色的纤维板，如同临时建筑。
  三个女人在走廊穿行，一个带头，两个紧跟，速度比横过马路的人还快，她们喜形于色的表情，只属于她们正沉浸的事物，商业的设计并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她们的身体拒绝艳丽奢华的装扮，与橱窗里时尚化、模式化的模特毫不相干。
  一个妇女走到一棵树下，抬头仰望起树和树上面的天空。她站在树下，纹丝不动，仰望的动作把她凝固了。她有橄榄般的黑色脸庞，牙和眼睛的白像一道雪光，手和裙子帘一样自然垂挂。或许她不感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停滞，是我的时间出现了旋转——从一个遥远的时光疯狂地转动起来了。广州的节奏与李文斯顿的节奏在我的身上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当我从飞机场空降于南部非洲的小镇，我就像一次插入，刀光一闪，速度消失，不同的景象出现，我在自我迷失中观察一座大陆的具体物象，譬如一个人，一个人的脸孔和他的表情，一栋房屋的造型和它的历史痕迹。而我的脑子里还是飞行的景象，还是十几个小时前广州高速路上飞奔的汽车、即使遇到障碍物也决不停步的匆匆行人。记忆与现实交织，虚幻与真实混淆，前者让后者开始扭曲变形。
  街头上，缓慢走动的黑人，大都是单个出现的，没有人与别的人牵手或者相拥，亲密的关系与大街无缘，或者它们在非洲的阳光下退缩到身体的内核，只有黑暗才能让人的臂膀与嘴唇彼此靠近，猛烈、快捷。没有交谈，语言没有进化到废话连篇的地步。一家商店大门旁，一个小伙子坐在斜靠墙面的自行车上，望着街头的汽车和行人发呆。在他旁边的是他的两个同伴，站在一边抽着烟，偶尔望一望街对面扛着布袋横过马路的一老一少两个男人。
  路边一个小女孩，黑褐色的长发密密地织成了几十条小辫，小辫梳向脑后，像一道道溪流奔腾而去，高而尖的额头就是这溪水的源头，形态如此美丽，但我最先强烈感受到的是她花费的时间！十年前，我在西藏也曾看到过类似的装扮。在她们的世界，时间并不存在。
  物质的欲望是会从时间上流露的，时间对人构成的压迫是物质追求的结果。而精神的美的追求却让时间变得宽广与沉实。我从小女孩头上看到了一种生存、一种时间沉静的美丽。赞比亚南方小镇，二十一世纪的生活，时间之河仍然依自然的节律流淌，仍然是静水深潜，波澜不惊。商业和资本的缓缓侵入，还不能改变人们时间的观念，改变的只是街头的建筑，不土不洋的样式——粗犷的罗马柱式、券拱的门窗，渐渐升高的楼房——在时间的积累中已非从前的房屋。
  追溯变化，时间要回到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英国人的闯入，他的白皮肤第一次出现在小镇的黑皮肤中间。一切的改化都从白皮肤的出现开始。这个闯入者，他的名字就是现在小镇的名字——李文斯顿。李文斯顿的建筑从草木走向了砖瓦，（小镇还没见识过钢铁、玻璃的房屋。）从前的蓑草屋，那种遍布非洲大陆的圆锥形的蓑草屋顶，砖或树木扎的圆筒墙，把黑暗也囚禁在白天。人们喜欢在阳光下生活，只把睡眠交给那个逼窄的空间。他们在地坪里一起看见这个走近小镇的西方人。而现在，蓑草盖到了最奢华的五星级酒店李文斯顿酒店的屋顶上，它是西方人为了怀旧而设计建造的。欧美的白人，源源不断从南非转乘飞机，飞来这里度假。而小镇的屋顶一律都换成了红瓦。
  小镇成了殖民地后，像驯化动物一样，黑人卷着大舌头学习英语，用射箭的动作学习过圣诞节、复活节的礼仪，学会在半裸的身体上穿西装、打领带，从迪斯科一样激烈的动作中停下来，学习跳交谊舞，学习慢条斯理地吃西餐，不能弄出半点声响……从稀树草原生长出来的语言、习俗、穿戴、饮食……在时间中慢慢衰竭，像阻隔了雨水的植物一样枯萎。现在，小镇人表达对这一切的不满也只能靠英语了，只要他们走出小镇，他们发现面对外面世界时，自己的土语失效了；他们想抛弃圣诞节、复活节，却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节日。在雕塑自己的形象时，他们用一根木头，雕刻出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礼帽的黑人，他站在木雕市场所有的摊档前，张着厚嘴唇对着游客憨笑。他的身体那样颀长，像哈哈镜拉长的影子一样充满魔幻——他们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能确定了。
  赞比西河从小镇缓缓流过，这条非洲第四大河流，蓝色的河水像人的沉思默想，不动声色的波纹掩盖着长河奔涌的真实面目。大象、犀牛来到岸边饮水，长颈鹿、斑马把美丽文身的倩影投映到河心。河床深处，潜伏的鳄鱼、河马露出一点点它们的鼻孔、礁石一样的头和身子。两岸只有寂寞的水流声，不见房屋、人影与炊烟。平原上的河流像太阳的长镜，正午波光粼粼，晨昏如锦似缎。
  李文斯顿正是沿着这样的河流深入非洲的腹地。他带着东非海岸的黑人和长枪，想找到深入非洲腹地的路线，几次驾驶轮船在赞比西河逆流而上，都在险滩前败退。
  赞比西河阻挠着西方人深入的脚步，把神奇深藏在非洲大陆深处，它证明非洲是个呈现出其不意的地方。在李文斯顿镇——土著们怀着敬仰而称呼的“会吼叫的烟雾”，就是地球上的一个奇迹：
  一条宽阔的河床突然从大地上消失了，远处起伏的稀树草原干涸得见不到一滴水，只有几股云雾向着天空升腾。如果乘船顺流而下，将是灾难性的：一条一百多米深的沟壑横在河流前，流水奔泻而下，深沟的长度正好是河床的宽度——1708米，白色闪电一样，河流在大地的直角从深蓝一变而作纯银的堆雪，如白色之光射入深谷，对岸几十米外，峭壁对峙，抵着峭壁升起来的不再是水，是云雾和密集的雨点，像从地缝之中喷射而出，冲向高空。
  沟的中部，另一条垂直的深沟，像巨龙引水出关，继续沿着河流的走向，在地表百米深处笔走龙蛇，穿过非洲南部高原，奔向印度洋。
  飞天的云雾寂静地升空，钻地的瀑布雷鸣般落下，这是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两国边境都看得到和听得到的景象。
  李文斯顿在冲下深谷前遇到了一个小岛，捡回了一条小命。
  小岛上，看到流水从我的脚底直落而下，我震惊的是深处的水雾闪现的佛光——沟上的彩虹套着沟底的彩虹，地心深处，神秘的影像金光闪耀。
  两个黑人在身后左右抓紧我的手臂，让我站到了大地的直角上。他们的手掌宽厚、温暖，第一次，黄皮肤的我与黑皮肤的他们紧紧把手握在一起，两座大陆的人种有一样东西彼此相通着——那就是关爱与友善，它们通过紧握的手掌和真纯的笑容传递，那握手的紧密不仅仅只是代表力量，而是内心的善良、纯朴和信任，是赞比亚人对于东方古国最信赖最向往的表达，这里传递的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友谊。关爱能让乡愁在某个瞬间尽释。
  李文斯顿回去了，在与小镇隔着一个大洋的遥远的英伦，那里的人们开始以李文斯顿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小镇。以他们国家女王的名字维多利亚来称呼“会吼叫的烟雾”。取名者正是李文斯顿。这个小岛也叫李文斯顿岛，那个看见彩虹的直角上，刻着他的头像。
  白皮肤出现在黑皮肤间，英国人认为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也许，李文斯顿不是第一个到达小镇的白人，只不过那些白人对瀑布与小岛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人，他们从这块土地上抓捕黑人，当作奴隶贩卖到了欧洲、美洲。一部记述李文斯顿非洲探险的书，称他为非洲之父，书中描写了他在湖边遇到白人押送黑人的情景，我在约翰内斯堡机场翻着这本书时看到了这一幕：在白人的长枪之下，黑人被绑在一起，正穿过树林。远处有凄厉的哭泣与号叫。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自然的景观没有变化，李文斯顿镇却不复有往日的模样。天主教的教堂高高耸立在一片平屋顶之上。白皮肤坐在小车内，以极快的速度穿过街道，或者是在游轮上，品着咖啡，喝着葡萄酒、啤酒，以极慢的速度，游玩在赞比西河上，黄昏拂面的晚风带有一丝欧陆风情。在豪华的房屋与酒店，黑皮肤的侍应生，穿上了统一的制服，在白皮肤间穿梭。殖民时期已经过去了，教堂成了一段历史的象征，而作为后殖民时期的教堂，钟声仍然天天响起，它们就像非洲的植物，西方的宗教、文化如森林一样在这里扎下了根。
  这天黄昏，赞比西河北岸，一种奇妙的声音，它像自然的声息，譬如泉水滴落于深涧，石壁生出了回声；或者是陶罐里水的晃荡，木管里风的歌吟。它的节奏不紧不慢，像一个倾诉者，在一个角落里幽幽诉说。这是古老的声音，忧郁、空寂。它来自树木木板和倒挂的羚羊角。小小木板条依长短排列，木板条下倒挂的羚羊角也大小不一，形成了天然的共鸣。一个黑人青年在连绵不断地敲击着。他扭摆着腰肢，送胯的动作达到了极限，却是悠缓、忍隐的。在音符的流动中，一个个游客，踏着漫不经心的步子，从码头登上了豪华游轮。
  码头的下游，别墅式酒店一栋一栋沿河岸一字排开，全开放的玻璃门窗，六星级的装修，床上大小枕头有十多个，雪白床单上撒上玫瑰花瓣，着意以极奢华的方式追求着贫苦与奢侈的对比。世界正在悄悄进入一种秩序，贫与富、贵与贱，不再与道德和良知有关，疯狂的对比反而更能激起富贵者的欢心。
  这个孤独的打击乐演奏者，让他周围的空间染上了空寂而忧郁的情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力量——音乐里正呈现出一座大陆的神秘，在那些低矮稀疏的树木间，大型动物走过的身影在摇晃，如同山影耸动；猴面包树像大地的一个器官，高耸粗壮，强大的生命像一座火山喷向天空，把小的树枝与叶片举到了发青发蓝的天穹之上……眼前的清清河水，黑白分明的波影，视线却不能穿透，像天空一样变得扁平。远处象群的吼声隐约朦胧，悄悄传递，像在提示一种古老的秩序——神秘而神圣的自然生态。赞比西河两岸隐匿了铁一般的律令，与河流一般奔泻，与大地一样永恒、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