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心中的诗意(代序)
作者:于丹 更新:2021-11-01 20:00
每个中国人,都是在诗歌里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成长。
小的时候,谁没有跟着李白看过“床前明月光”?虽然不懂得什么叫思乡,但孩子的眼睛却像月光一样清清亮亮。谁没有跟着孟浩然背过“春眠不觉晓”?背诗的声音起起落落,一如初春的纷纷啼鸟。
长大以后,恋爱中或失恋时,谁没有想起过李商隐的比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和蜡烛,两个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的物件,通过诗歌,变成了我们可以寄托情感的意象。
再长大一些,开始工作,忙碌、烦恼纷至沓来。我们想安静,想放松,谁没有想起过陶渊明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千古夕阳下,陶渊明的诗意温暖了后世的每一丛带霜的菊花。
然后,我们日渐成熟,就有了更多的心事,更复杂的焦虑,更深沉的忧伤,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与我们的一己之悲比起来,那样浩荡的悲伤、深刻的哀痛,是不是会使我们的心稍稍放下一点,使我们的胸稍稍开阔一些呢?
终于当年华老去的时候,我们轻轻叹一口气,想起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面对逝水流光,这里面没有撕心裂肺的悲号。那种淡淡的喟叹,既伤感青春,又欣慰收获,不也是一种深沉的人生吗?
今天,很多人会疑惑,在现代的忙碌生活中,诗对我们究竟是一种必需品,还是一种奢侈品?可能相比于我们的房贷、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每个人的工作现实、生活梦想,诗歌变成了一件奢侈品。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相信诗意是生命中的必需品,我们也许就真的可以过得诗意盎然。
我很喜欢的一位中国人林语堂先生,他曾经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过一段关于诗歌的话——
平心而论,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似乎普遍认为对它感兴趣,却又无所谓的东西。……如果说宗教对人类的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出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他的生物表示体贴的怜悯,那么依我所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一种活跃着的情绪,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没有发现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那些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黑暗生活之上点缀的漂亮补丁,是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在诗歌中发现了这种灵感和活跃的情绪。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
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俭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它时而诉诸浪漫主义,使人们超然在这个辛苦劳作和单调无聊的世界之上,获得一种感情的升华;时而又诉诸人们的悲伤、屈从、克制等情感,通过悲愁的艺术反照来净化人的心灵。它教会人们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欣赏村舍炊烟袅袅升起,并与流连于山腰的晚霞融为一体的景色;它教人们对乡间小路上朵朵雪白的百合要亲切,要温柔;它使人们在杜鹃的啼唱中体会到思念游子之情;它教人们用一种怜爱之心对待采茶女和采桑女、被幽禁被遗弃的恋人、那些儿子远在天涯海角服役的母亲,以及那些饱受战火创伤的黎民百姓。
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人们用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怀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中寻诗。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诗歌称做中国人的宗教。我几乎认为如果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不过,要是没有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国诗歌也不会在中国人生命中获得这么重要的地位。首先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使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具体形象思维去进行想象,尤其工于渲染气氛,非常适合于作诗。他们颇具特色的浓缩、暗示、联想、升华和专注的天才,不适合于创作具有古典束缚的散文,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创作诗歌。这种诗歌的意义在于诗人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自然景物之上,用诗人自己感情的力量,迫使自然与自己生死相依,共享人间的欢乐与悲伤。
之所以把林语堂先生这段文字抄写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可以用如此精练简约、直指要害的语言,概括出中国人和诗歌之间的关联。
林语堂离我们不远,他所展现的是一个游走于世界的中国人的心灵,是一个现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诗歌传统的认识和品味。他不认为诗是生活的点缀,他把诗歌称为中国人的宗教。今天,相比起古人,我们的科学技术更发达了,我们的生活物质更繁盛了,我们的个人眼界更开阔了,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可能性更多了,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诗意有所托付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唤醒心中的诗意呢?
其实,诗意一直都在,只不过我们的忙碌把它遮蔽了;诗意随时会醒来,但在它醒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好一颗中国人的“诗心”来迎接它。
汉代的人曾经说过:“诗者,天地之心。”汉代人眼中的“诗”主要是指《诗经》。天地如此壮阔,长天大地之间,生长着万物和人,天地山川的巨变,万物草木的生长,人的命运变迁和人生的细微动静,共同合力,凝聚成诗。在天地和时间之中,唯独人是“有灵”的,陆机在《文赋》中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壮观的天地和辽远的时间,一起涌进人的心灵,此刻,我们的那种感动就是诗意,把它表达出来就是诗歌:“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然而,在诗思澎湃,心灵像春水一样丰盈、润泽的时候,我们怎样做,才能把所思所感说出来、写出来?我们还是缺少一种表达方式。这时,中国的诗人们像林语堂前面所说的,向自然去“借”:“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怀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中寻诗。”
春花,夏蝉,秋叶,冬雪,分别只是一种风景吗?不,在诗人笔下,它们转变成为一个个意象,成为诗人感情的寄托。王国维曾经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一花一叶,一丘一壑,原本是安静的风景,在诗人眼中、心里、笔下,活跃起来,流动起来,寄托着人心诗情。
有了风景,有了诗情,有了意象,这种美好就足够了吗?在中国诗歌里,还有意境。什么是意境呢?就是林语堂说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景物与人心,一静一动,互相映衬、互相呼应乃至融合,主观情意和客观物境构成一个流动的空间,这种艺术境界就是意境,让人品味,让人沉湎。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先生特别推崇这个“真”字。这里的“真”,是一种性情,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我们的眼睛看见风景,我们的心灵产生波动,我们将心灵的感动和天地万物的活动融为一体,从而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唤醒自己,抵达最真实的自己——勇敢、坦率、真诚、天真,诗歌使我们触摸到内心不敢作假的人性。
让我们再回味一下汉代的那句“诗者,天地之心”。培育我们的“诗心”,需要从意象开始,意象是传递诗情、诗意、诗境的载体。所以这一次,我想说一说中国诗词的意象。
前面讲过的那些美丽、伴随我们成长的诗句,从“举头望明月”到“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都有着一个核心元素,就是意象。不管是明月、啼鸟、菊花、春蚕,还是江水、樱桃、芭蕉,千百年来,它们在自然中美丽着,也在中国的诗歌中绽放着。一代代的诗人传承着这些美丽的意象,传承着中国人的心事。他们是含蓄的、深沉的,或有所得,或有所失,从来不会大声地直接说——我喜、我悲、我愁,而是一定会把自己的情感托付给一个意象。这种意象的载体,通过心灵的息息相通,一直流传到今天。
说起千秋不厌的乡愁,很多朋友都会记得现代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他在台湾对大陆的那一段思绪牵绊: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如果说“明月”曾经是李白的乡愁,那么千年之后,什么是余光中的乡愁呢?是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几个意象载体就贯穿了人的一生。
林语堂先生说,中国的“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我们谁没有经过春来秋往的涤荡?我们谁没有经历日月交叠的轮转?我们谁不曾登高看水阔山长?我们谁不曾渴望逃离喧嚣,寻访静谧的田园?少年飞扬时,我们谁不曾向往长剑狂歌的豪侠倜傥?岁月跌宕时,我们谁不曾在诗酒中流连……中国人是敏感的、多情的,虽然我们不都是诗人,可总会在人生的某种时刻,忽然间诗情上涌;总会有那样一个关节点,我们品味人生,给心灵充电;总会有那么一个契机,我们想寻找真实的自己。让我们从寻找中国诗歌的意象开始,从一草一木,从春花秋月开始起程,沿着诗歌的通幽曲径,抵达我们的心灵深处。
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篇幅中,纵横千古,游历历代诗人丰满多彩的“诗心”,决定了我们这次踏上的寻访意象之旅,一日看不遍长安繁花,我们只能选择最好的景、最美的花、最迷人的意象、最深沉的意境,与大家分享。有选择也就有了随之而来的遗憾:
首先,好诗是浑然天成的,难以句摘,但为了不让我们的行囊过于臃肿,我们只能摘取几句诗、半阕词,往往不能够照顾到全篇的境界。
其次,我们以每一组意象群作为每一章的核心,所以不能够按照时序排列,特别是不可能把每位诗人的生平经历讲透彻。
再次,诗歌之美,按闻一多先生的说法,叫做“戴着镣铐跳舞”。因为中国的诗词讲平仄,讲格律,可是在这里,这些规矩就只能省略了。
最后,诗是用来吟诵的,那种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是诗歌的音律之美,可是我们也无暇顾及。
寻访“诗心”,这只是一次开始。带着这么多缺憾,我们还是要上路,因为那些曾令古人沉醉的意象,实际上从未远离我们,它们生生不息,在岁月中深情等待。
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付给诗歌,也许可以循着美丽诗思,一路寻访到自己的心灵。
小的时候,谁没有跟着李白看过“床前明月光”?虽然不懂得什么叫思乡,但孩子的眼睛却像月光一样清清亮亮。谁没有跟着孟浩然背过“春眠不觉晓”?背诗的声音起起落落,一如初春的纷纷啼鸟。
长大以后,恋爱中或失恋时,谁没有想起过李商隐的比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和蜡烛,两个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的物件,通过诗歌,变成了我们可以寄托情感的意象。
再长大一些,开始工作,忙碌、烦恼纷至沓来。我们想安静,想放松,谁没有想起过陶渊明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千古夕阳下,陶渊明的诗意温暖了后世的每一丛带霜的菊花。
然后,我们日渐成熟,就有了更多的心事,更复杂的焦虑,更深沉的忧伤,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与我们的一己之悲比起来,那样浩荡的悲伤、深刻的哀痛,是不是会使我们的心稍稍放下一点,使我们的胸稍稍开阔一些呢?
终于当年华老去的时候,我们轻轻叹一口气,想起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面对逝水流光,这里面没有撕心裂肺的悲号。那种淡淡的喟叹,既伤感青春,又欣慰收获,不也是一种深沉的人生吗?
今天,很多人会疑惑,在现代的忙碌生活中,诗对我们究竟是一种必需品,还是一种奢侈品?可能相比于我们的房贷、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每个人的工作现实、生活梦想,诗歌变成了一件奢侈品。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相信诗意是生命中的必需品,我们也许就真的可以过得诗意盎然。
我很喜欢的一位中国人林语堂先生,他曾经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过一段关于诗歌的话——
平心而论,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似乎普遍认为对它感兴趣,却又无所谓的东西。……如果说宗教对人类的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出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他的生物表示体贴的怜悯,那么依我所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一种活跃着的情绪,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没有发现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那些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黑暗生活之上点缀的漂亮补丁,是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在诗歌中发现了这种灵感和活跃的情绪。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
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俭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它时而诉诸浪漫主义,使人们超然在这个辛苦劳作和单调无聊的世界之上,获得一种感情的升华;时而又诉诸人们的悲伤、屈从、克制等情感,通过悲愁的艺术反照来净化人的心灵。它教会人们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欣赏村舍炊烟袅袅升起,并与流连于山腰的晚霞融为一体的景色;它教人们对乡间小路上朵朵雪白的百合要亲切,要温柔;它使人们在杜鹃的啼唱中体会到思念游子之情;它教人们用一种怜爱之心对待采茶女和采桑女、被幽禁被遗弃的恋人、那些儿子远在天涯海角服役的母亲,以及那些饱受战火创伤的黎民百姓。
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人们用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怀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中寻诗。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诗歌称做中国人的宗教。我几乎认为如果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不过,要是没有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国诗歌也不会在中国人生命中获得这么重要的地位。首先中国人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使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具体形象思维去进行想象,尤其工于渲染气氛,非常适合于作诗。他们颇具特色的浓缩、暗示、联想、升华和专注的天才,不适合于创作具有古典束缚的散文,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创作诗歌。这种诗歌的意义在于诗人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自然景物之上,用诗人自己感情的力量,迫使自然与自己生死相依,共享人间的欢乐与悲伤。
之所以把林语堂先生这段文字抄写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可以用如此精练简约、直指要害的语言,概括出中国人和诗歌之间的关联。
林语堂离我们不远,他所展现的是一个游走于世界的中国人的心灵,是一个现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诗歌传统的认识和品味。他不认为诗是生活的点缀,他把诗歌称为中国人的宗教。今天,相比起古人,我们的科学技术更发达了,我们的生活物质更繁盛了,我们的个人眼界更开阔了,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可能性更多了,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诗意有所托付吗?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唤醒心中的诗意呢?
其实,诗意一直都在,只不过我们的忙碌把它遮蔽了;诗意随时会醒来,但在它醒来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好一颗中国人的“诗心”来迎接它。
汉代的人曾经说过:“诗者,天地之心。”汉代人眼中的“诗”主要是指《诗经》。天地如此壮阔,长天大地之间,生长着万物和人,天地山川的巨变,万物草木的生长,人的命运变迁和人生的细微动静,共同合力,凝聚成诗。在天地和时间之中,唯独人是“有灵”的,陆机在《文赋》中说“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壮观的天地和辽远的时间,一起涌进人的心灵,此刻,我们的那种感动就是诗意,把它表达出来就是诗歌:“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然而,在诗思澎湃,心灵像春水一样丰盈、润泽的时候,我们怎样做,才能把所思所感说出来、写出来?我们还是缺少一种表达方式。这时,中国的诗人们像林语堂前面所说的,向自然去“借”:“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怀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中寻诗。”
春花,夏蝉,秋叶,冬雪,分别只是一种风景吗?不,在诗人笔下,它们转变成为一个个意象,成为诗人感情的寄托。王国维曾经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一花一叶,一丘一壑,原本是安静的风景,在诗人眼中、心里、笔下,活跃起来,流动起来,寄托着人心诗情。
有了风景,有了诗情,有了意象,这种美好就足够了吗?在中国诗歌里,还有意境。什么是意境呢?就是林语堂说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景物与人心,一静一动,互相映衬、互相呼应乃至融合,主观情意和客观物境构成一个流动的空间,这种艺术境界就是意境,让人品味,让人沉湎。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先生特别推崇这个“真”字。这里的“真”,是一种性情,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我们的眼睛看见风景,我们的心灵产生波动,我们将心灵的感动和天地万物的活动融为一体,从而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唤醒自己,抵达最真实的自己——勇敢、坦率、真诚、天真,诗歌使我们触摸到内心不敢作假的人性。
让我们再回味一下汉代的那句“诗者,天地之心”。培育我们的“诗心”,需要从意象开始,意象是传递诗情、诗意、诗境的载体。所以这一次,我想说一说中国诗词的意象。
前面讲过的那些美丽、伴随我们成长的诗句,从“举头望明月”到“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都有着一个核心元素,就是意象。不管是明月、啼鸟、菊花、春蚕,还是江水、樱桃、芭蕉,千百年来,它们在自然中美丽着,也在中国的诗歌中绽放着。一代代的诗人传承着这些美丽的意象,传承着中国人的心事。他们是含蓄的、深沉的,或有所得,或有所失,从来不会大声地直接说——我喜、我悲、我愁,而是一定会把自己的情感托付给一个意象。这种意象的载体,通过心灵的息息相通,一直流传到今天。
说起千秋不厌的乡愁,很多朋友都会记得现代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他在台湾对大陆的那一段思绪牵绊: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如果说“明月”曾经是李白的乡愁,那么千年之后,什么是余光中的乡愁呢?是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几个意象载体就贯穿了人的一生。
林语堂先生说,中国的“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我们谁没有经过春来秋往的涤荡?我们谁没有经历日月交叠的轮转?我们谁不曾登高看水阔山长?我们谁不曾渴望逃离喧嚣,寻访静谧的田园?少年飞扬时,我们谁不曾向往长剑狂歌的豪侠倜傥?岁月跌宕时,我们谁不曾在诗酒中流连……中国人是敏感的、多情的,虽然我们不都是诗人,可总会在人生的某种时刻,忽然间诗情上涌;总会有那样一个关节点,我们品味人生,给心灵充电;总会有那么一个契机,我们想寻找真实的自己。让我们从寻找中国诗歌的意象开始,从一草一木,从春花秋月开始起程,沿着诗歌的通幽曲径,抵达我们的心灵深处。
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篇幅中,纵横千古,游历历代诗人丰满多彩的“诗心”,决定了我们这次踏上的寻访意象之旅,一日看不遍长安繁花,我们只能选择最好的景、最美的花、最迷人的意象、最深沉的意境,与大家分享。有选择也就有了随之而来的遗憾:
首先,好诗是浑然天成的,难以句摘,但为了不让我们的行囊过于臃肿,我们只能摘取几句诗、半阕词,往往不能够照顾到全篇的境界。
其次,我们以每一组意象群作为每一章的核心,所以不能够按照时序排列,特别是不可能把每位诗人的生平经历讲透彻。
再次,诗歌之美,按闻一多先生的说法,叫做“戴着镣铐跳舞”。因为中国的诗词讲平仄,讲格律,可是在这里,这些规矩就只能省略了。
最后,诗是用来吟诵的,那种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是诗歌的音律之美,可是我们也无暇顾及。
寻访“诗心”,这只是一次开始。带着这么多缺憾,我们还是要上路,因为那些曾令古人沉醉的意象,实际上从未远离我们,它们生生不息,在岁月中深情等待。
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付给诗歌,也许可以循着美丽诗思,一路寻访到自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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