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察的家看上去是温暖而干净的，那些老式家具所特有的那种陈旧的书香气，使人依依，恍然觉得就是我自己用过的；日物。
  当然，还有那只很安静的鸽子。
  “你也喜欢鸽子？”我问他。
  “喜欢，北京一般还不让养呢，我这只入了信鸽协会了，算是在籍的，有证书。”
  “北京也有信鸽协会？”
  “有，去年还搞了一次从北京到上海的竞翔呢，还给它们评了名次，发了奖。”
  “你的鸽子是第几名？”
  “咳，”他笑了，“没评上，到发奖那天它还没回来呢，都以为它再也回不来了。那时候把我难过的，饭也吃不下……”
  “它给你丢脸了。”
  “那倒没什么，我主要是舍不得它，它可懂事呢。”
  “怎么又回来了？”
  “它自己回来眈．站在窗户外面咕咕地叫我。”二勇笑了一下，“其实它忘不了家，走得再远也会回来，就是笨点儿。”
  二勇的话使我联想到自己，不觉怦然心动。
  二勇用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直率招待我，像倒家底儿似的搬出新被子，新床单，还换了干净枕巾，用热水叫我烫了脚。他自己就支个折叠床睡在外屋。他的慷慨好客搞得我一宿不能安枕，除了想小成他们，就是计划着如何报答他。
  天决亮的时候我才题注t去，醒来日照已经老高。我披衣出来，外屋没人，桌子上放着一只小暖壶和一盘子深红色的炸油饼。鸽子在它自己专用的小酒盅里喝水，喝两口就直起脖子往窗外望一下。我顺着它的眼睛看，二勇正穿着个雪白的小背心，在院子里练哑铃呢。听见屋里的响动，他跑了进来。
  “油饼，您吃得惯吗？”
  “行，行，这是咱们北京人的家乡饭。”我高兴地说。
  真的，不管是不是心理作用，我反正好久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了。暖瓶里装约是豆浆；典型的北京式早餐．便宜，实惠，又香。
  吃罢早饭，我想，是到了该表示一下的时候了。于是我从钱包里取出了一百美元，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倍，可放在桌面上，
  心里还是有些不安，觉得应当再加上一倍才过得去。
  “您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小家伙很机灵，马上看出我的
  意思了。
  “不成敬意，盛情客当后报。”我说：“我们以后是近邻了。”
  “不成不成，说死了也不成，我是民警，要是收您钱，非受
  处分不可。您瞧，我家还不错，象缺钱花的吗？”
  “我知道你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年轻那会儿看过
  解放军的传单，现在又不打仗了，大可不必如此讲究嘛。”
  “我们公安人员现在讲‘八大纪律．．十项注意’，更严。”
  “可你招待得这么好，我不表示一点谢意，良心上如何过得
  去呢？”
  “我又不是开店的，我平常老是一个人住，来个客人还是个
  新鲜呢。再说您是从外面回来的，外面的条件比这儿好得多，这
  儿不过一套铺盖，俩油饼，算什么呀。”
  相争不下，我想，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于是说：“好，钱
  我收回去，可是有个小小的纪念品，你说什么也得收下。”他问：“什么？”我把那支带电子表的原子笔拿出来了，他一看就摆手，“这也不行，这也不行。”我说：“你要是不收，我就没法跨出这个门坎了，我这把年纪，图得就是个心安理得。”他眨了一会儿眼睛，只好收了。
  看看表，已经到九点钟了，二勇说今天是他的休息日，可以帮我出去找找儿子，他叫我留在家里不要动，然后搬出自行车，叮叮咪咪地走了。
  等了足足两个小时，不见他回来，但我心里仍然是踏实的，我相传送炭天
  中午快十二点钟，他回来了，站在院子里喊了一声：“老先生！”我出去一看，和他一块来的还有一对中年男女，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二勇对着那男的说了句：“他就是你爸爸。”
  “爸爸！”
  “小成？”
  对，他正是小成，我在照片里见过的小成，很胖，既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就象听到无量大人改名叫红星一样，我心里摹然有种隔膜感，可还是扑上去拖住了他。这毕竟是我的儿子，这毕竟是父子重逢，几十年魂牵梦系于兹的时刻啊！想到这儿，我的眼泪忽地就下来了。敏芳，你走得太早了。
  成没哭，忙着给我介绍他的爱人。爱人？这个词儿初初听来有点刺耳，在台湾，爱人即是情人，在这儿，其实指的是儿子的太太。
  儿子太太长得也挺富态，已经完全不是照片里那个满面呆板的土丫头了，头发也蓬蓬地烫起来，看着还很少相，她左一声爸，右一声爸，叫得我高兴啊，心里直发晕，跟他们回家的时候都忘了向二勇道一声扰了。我只记得当时那只鸽子在咕咕地叫。
  敏芳，你还记得圣经吗？这些年，我有时也喜欢读几段圣经故事来打发苦闷，圣经里关于以色列父子团圆的动人篇章，不知多少次把我引向纯朴的远古，引向美好的未来。今天，我自己，不正是那个最后活了一百四十七岁的以色列老人吗？我能活二百岁！
  我和儿子，和儿子太太，欢天喜地回到家。儿子的家就在那片新楼里，两间房，都不算大，卫生间和厨房也嫌简陋。但我想到这就是截度晚年、享天伦的家．是我最终的栖巢和归宿了，所以总觉得那么自在、舒坦。
  我们的第三代：大孙子，已经是十七岁的大人了，孙女小，才六岁，都长得墩墩实实的，站在屋里漠然地看着我这陌生的不速之客，在儿子再三催促下，才呆呆地叫了声爷爷。
  哈，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爷爷！
  敏芳，我是不是高兴得忘形了？也许是的，那时候整个儿世界在我的感觉上只有一种气氛，一个颜色，是一片温暖而柔和的红色，象征着喜庆与和睦。我真的以为别人，以为这个家，都如我一样，那么单纯地、毫无保留地欢庆我的归来。
  不，我并不是说这个家不欢迎我，那天下午和那天晚上的气氛都是令人陶醉的，首先是有不少客人登门道喜，其后一位姓程的女干部代表区政府也来表示欢迎和祝贺，并且非常正式地致了一通“欢迎词”，有些话说得真诚而热情，感人肺腑。儿子和他太太下午都请了假，在小厨房里挤成一团，那热烈的寒暄与祝贺声，那压力锅噗噗的喷气声，还有丝丝啦啦的煎鱼声，菜刀和砧板砰砰的碰撞声，无不带给我久已不曾体验的愉悦。
  我怎能不深深地呼吸，怎能不发自内心地高喊：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家！
  当然，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久别重逢的快乐中，可我那时哪此想得到，我的孩子，我的故乡，实际上已经变得很陌生了，我实际上是走进一个新的生活里了。
  到了晚上，宴席、宾客、尽欢而散。新生活中最先碰到的问题，是睡觉。
  两间屋，三代人，自然就有个睡法问题。儿子和媳妇叽叽咕咕地商量了半天，决定叫孙女随他们两口子睡大屋，孙子在过道里支个折叠床，把两个孩子原来睡觉的小屋腾给我了。当我听见孙子在走道里对他母亲嘟嚷了一句：“以后我天天都要搭床了吗？真麻烦。：’才意识到我的突然归来，的确把这个家庭原来的秩序小小地打破了，至少给孙子带来了麻烦，我心里惶惶不安起来。
  我把那台小录音机拿出来，招呼孙子，“来，爷爷送你一件礼物，你在学外文吗？”
  “录音机！”孙子惊喜地扔下折叠床，接过去摆弄开了，媳妇应声走来。
  “哟，早知道爸要买这玩意，真应该告诉您一声，别买这种一用的，只能录不能收，要买，不如买个两用的、大个儿的呢，还有那种双卡的，更好。反正一次可以带进一大件来，免税。”
  我愣了半天，不知该说什么，“使馆的人说，大个儿的北京也有。”
  “那多贵呀，贵好几倍。”
  孙子抱着录音机，怕被人抢去似的，说：“还是小的好，买来大的你们又该拿去听音乐了，还是不给我。”
  “要是有大的，拿寄卖店去一卖，三七牌的，两千多块呢，能买十个小的来，还少得了你的？”
  儿子正蹲在那儿给孙女洗脚，这时直起腰来，说：“我顶腻歪那帮物价局的，不管什么破玩意儿，沾个洋字，立马身价百倍，在国外没人要的便宜货，到咱们这儿都成宝贝了，两千多块？我才不叫他们抓冤大头呢，冒傻气！”
  媳妇不理他，又说：“爸，回头得空儿，好好跟我们扯扯外面的事，反正这辈子咱也出不了国了，眼见不着，耳闻也是福气。”
  我笑笑，说：“那好，我跟你们扯扯外面的事，奇事多着呢。你们给我扯扯大陆的事，咱这北京，我都眼生了，都摸不着道了。”
  媳妇说：“爸，我们还真没料到您这么急就回来了，我们俩原先还合计呢，想劝您搬到日本去，然后让孙子到您那儿自费留会经年德月的再想法把我和小成也办出去投亲靠友，咱们不就能在外国团圆了吗，那多好。”
  我愣了半天，说：“美不美，家乡水。外面看着好，可咱们住着不舒服。你们不知道，我这半辈子，就好象一直在外头跑单帮，如今回了家，才真正觉得安稳了。”
  IL十埋怨媳妇：“爸都回来了，你还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别看外国人一个个的都挺阔，干起活儿来可得玩儿命，不玩儿命解雇你。要讲舒服，还是中国好。”
  我说：‘欺是这话，年轻时有把力气，还能活一天乐一天，到老了，那个认钱不认人的地方，谁管你呀。老人最惨。这边呢，再怎么穷，是我的家乡，有我的亲人，我为什么不回来养老？”
  他点点头，“那当然了，小日本有什么好的，那么多人挤在一个小窄条上，谁还爱凑那份热闹去。甭说别的，咱们中国，光卖地方，一亩地十万块，这钱就老了去了，不信算算，比日本保险富他妈一倍，你说还比什么吧，比人，咱也是世界第一！我顶看不上那号崇洋媚外的。”
  媳妇翻翻白眼，问他：“你给孩子洗完了没有？”
  “洗完了。”
  “洗完了不赶快擦干净，论‘砍大山’，你才是世界第一！”
  话就这么岔开去了，时间确是很晚，孙子吵着伯明天起不来床误了上学，于是收拾睡觉，一夜无话。
  开头几天过得很快，白天，一家人各自上班、上学、上幼儿园，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我并不觉得寂寞，我愿意各处走走，买报纸看，吃北京的风味小吃——炒肝、豆腐脑，卤煮火烧，还有焦圈、薄脆、大麻花、糖耳朵、艾窝窝，一样小吃就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已吃完这些“古蓄’，再瞧瞧充影；我也得快煮熟悉今天的生活。晚上照例叫家里人给我说说，说北京这几十年的沿革变迁。
  不过，媳妇倒更有兴趣猎奇外面的事情，仿佛那是一个百谈不厌的话题。
  “爸，听说在国外一个星期能盖起一座摩天大楼来，真事假事？”
  “我没见过。”我真的没见过。
  “穷人也骑摩托车？”
  “摩托车，那倒多。”
  他们有时也问：“爸，您在外面用什么牌的彩电？几时的？”
  “十八时，美国货。”
  “冰箱呢？”
  这些天，于街谈巷议之中，我也粗知了些北京的时尚：家用电器，是人们顶注目的东西。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这几大件成了富裕和小康的公认标志，但除了洗衣机之外，儿子的家在这方面还是个空白。媳妇常常说起她的某同学、同事、朋友或者其他什么熟人在海外的亲戚寄了多少钱回来，买了什么牌的冰从多少时颇彩色见功能的洗衣机之类的事，虽不题破，＿意思我是明白的。照理，做为父亲，从孩子六岁起就没有尽到养育的责任，如今是应当补还的。于是我买了彩电、冰箱，还买了台电风扇，但是对他们最眼馋的摩托车，出手就不得不犹豫了。我的钱不多，六十多岁了，也难再有作为，我得留下点钱来养老，不能再拖累孩子们。
  可是听到媳妇仍然不断说起她的同学、同事或其他熟人得了外财的事情，我心里总是惶然，自愧不能让他们满意。
  地扎糊夜不分在左邻右舍中仿人缘似乎不够提，家里平时难得有客。街道上那位姓程的女干部倒是来过几次，帮我办了落户口的手续，还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我因为发觉孙子每天在过道里搭床睡觉越来越有烦言，所以斗胆提出可否帮助找到一所三套间的房子，老程做了一通北京住房如何紧张的解释，最后还是答应尽力去办。
  敏芳，那阵子我只想你，一有空儿就想。我心里害怕，因为不知什么缘故，客居海外四十年后，在自己孩子的家里，我仍然有种半是主人半是客的感觉，也许你能体会这是为什么。
  老人啊，老人总是讨人嫌的，总是累赘啊！
  不然，儿子和我之间的话何以越来越少？媳妇何以常常无端发脾气？我不敢承认这是因为我。我也常常把心自问：是不是太独工，，大孤僻了？几十年独身生活，一天到晚只有自己．帕巴就是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经历大概很容易潜移默化养成一种自私的、封闭的性格吧，不然的话，连埋头读书的孙子，还有尚不知事的孙女，何以也难于和他们沟通呢？
  孙子的学校里近来又给高年级学生加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的作业很多，所以平时不大有闲同我说话，甚至也很少同他的父母和妹妹亲热，读书把他读傻了。不知他母亲原来给他如何许的愿，他本来一直盼着能到国外找爷爷自费留学去，如今连爷爷都拔锅卷铺地回来了，因此十分失望，情绪不见＿
  我呢？也开始常常觉得不愉快了，尤其不喜欢家里那个永恒的话题——“国外……”
  “爸，一直没问您，您在外面住几间房？”
  “三间，加一个厨房。”
  “噢——”儿子不屑地拉了个长音，“也不多呀。”媳妇却争论说：“这就不错啦，一个人三间，给我我就知足，还要怎么享福呀，房子多了你又懒得打扫！”
  那次我终于忍耐不住了，“你们怎么从来平周铁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外面吃了多少苦，你们都知道我坐过牢，可你们从来不问。”
  “哎，对了，爸，”媳妇突然来了兴趣，眼神都有些发邪了，“他们都说国外的监狱也比咱们吃得好，真事假事？”
  我的脑袋轰地一声，脸色一定很难看，张了半天嘴，可一句话也说不出。
  “妈就是崇洋媚外，”孙子哼了一声：“其实资本主义国家，虚假繁荣，经济危机……”
  “那你整天还跟我嚷着要出国留学，啊？你别去呀！”媳妇遭了小辈抢白，有点恼羞成怒。
  孙子的脸倏地红了，“外国的教育质量好，我要不是为了学本事…·”
  “在中国就不能学本事啦？还不是想整天吃西餐去，回来还能高人一等。”
  “算了算了，”儿子有些不耐烦了，“动不动就是外国，外国怎么啦？外国人就高人一等啦？我就不服这个气！今儿嘿，有个老外，不到三点钟就到我们酒吧来了，要喝啤酒，我根本不理他，不到营业时间，就是里根来了我也不卖！嘿，那老外倒没说什么，旁边那个翻译倒不耐烦了，非让我卖给他们不可，说国外的酒店里，都是二十四小时服务的。我问他了，这是中国外国，吱？到中国来就得懂中国规矩，三点半营业，想喝酒是不是，三点半再来，现在我不伺候。我顶恨这号吃洋饭的，狗仗人势！”
  我躲开他们的大屋子，他们吵得我心慌。
  北京的早晨，天亮得真快。他们都没醒，我一个人悄悄起来了。真快，回来都快两个月了，气候已经序入初夏，渐渐热了起来，早上的清风却尚存着些湿意，或许这不应该算际只不过差一丝丝一片片的凉气。天很蓝，显着那么干净，开阔。我干吗起这么早？干吗要到这儿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颐和园、香山、故宫、雍王府，还有八达岭，都去过了，可还没有到这儿来，这儿近；却骗灿现司日来过；
  同仁堂，门脸子已经焕然一新了。
  同仁堂是靠着向御药房供给生药发家的，离它不远的内联升鞋店也是靠揽宫里活儿出的名，还有瑞峡祥绸庄、南豫丰烟店……
  都是百多年的老字号，如今门脸子也都阔气了，但名字没换。
  天还早，店门都没开，街面比过去显得宽展了些，也整齐，也漂亮。敏芳，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咱们的神经都会敏感地一跳；你没猜猜我唐白欢迎地踏上信通途。的！漫漫经年，往事如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只要站在这条街上，两腿都会忍不住发抖。
  不，我并非为了追怀痛苦，也不需要咀嚼仇恨，我只希望这条街能引起我一线活生生的记忆，能把我的小成，我六岁的儿子，真真切切推到我的眼前，我真想抱一抱他呀。敏芳，孩子的妈！那天小成拖着我的腿，嘴里大声呼喊着，我没想到他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正是这力气支持我熬过孤独半生，熬到满头白发，熬到终于千幸万险回到了家！可是，我的小成，他在哪儿！
  商店开了门、街上热闹．起来了，男的。女的。少的。老的，一个个在我眼前过去。也许我永远找不到他了……
  “老先生，您来买东西？”
  “哦，没有，”我惊慌张张说了一句，定神看去——一个高高的青年，眉清目秀，也善气。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二勇。”
  啊——二勇2那活泼的声色，我怎么能不记得呢u一我忽然觉得这孩子就象命运之神，带着我的盼望、我的追求、我的想象，总是悄悄地，不期而至。
  他穿着白而挺的长袖衬衫，下摆随便地松在直筒裤的外面，袖子卷着，露着晒成健康色的半截胳膊．又黑又软的头发不经意一地被在前额上，有点乱，但不粗野，比他穿着警察制服的样子可爱了许多。他是谁？小成……？我强忍住泪水。
  “你……今天又休息？”
  “休息。”二勇笑道：“买点东西。”
  我看看他手上，“买锁？”
  “嗯，我们现在要说服大家都换上这种新锁，保险，防盗。”
  “噢，”我接过那锁，下意识地摸摸看看，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什么。
  “我那个管片都已经换完了，就剩最后一家，说死也不想花这个钱，财迷到家了。”二勇说起他的工作，认真得忘情，“碰上这种抠门儿的，你真没辙，我只好给他垫上吧，要是让小偷撬了门，还是我们的事。”
  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走的，也忘了。我糊里糊涂地走回家来，心里空茫一片，不知是因为失去了什么还是发现了什么，反正心里没滋味。
  家里没人，我孤零零地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心里突然有点慌，因为我意识到一种沉重的、似曾相识的寂寞感，正在不可抗拒地袭来。我不愿意，实在不愿意再回到这围困了我几十年的寂寞中去。我明白，或许正是因为二勇，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使我发觉了自己生活的无味。一个人，如果能像他那样，单纯地沉浸在工作和事业中，那大概永远不会感到寂寞和无味的。喝茶看报，养花植草，打打太极八卦，或是提笼架鸟的各处遛达遛达，北京的老人都这么过，不是也自得其乐吗？不不，我是辛苦劳动了一辈子的人，命定享不了闲情逸致的福，有时候，忘我反而是一种幸福。二勇是幸福的，虽然他得去替那个吝啬鬼买销，花钱搭精神，但谁能说他不幸福呢？我老了，可身体还康健，我可以，也应该去做点什么事情，比方可以到儿子的宾馆去教他们做日本茶，按地道的日本方式摆台、走菜，这方面他们一定干得不地道。
  对，这事晚上就和小成说！
  “爸，您就消停着吧，出那份洋相干什么！”
  小成反对，他几乎不听我说完。
  “爸回来到底带了多少钱？是不是怕花完了没处挣去？”媳妇正在擦饭桌，此时也疑心地停下手来。
  我不理她，只一味对儿子说：“我不愿意总闲着，闹出病来。”
  儿子的鄙夷洋人，实在迹近一种愚昧的排外。我说：“至少北京有很多日本人，他们爱吃日本菜。”
  “爸！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您在海外是大老板，您要是去烧菜，摆台，不说明您不过是个厨子，是个跑堂的吗，叫我的脸往哪儿搁？”
  啊，原来儿子也怕这个。你的清高，那国粹式的清高，哪儿去了！
  我沉下脸，“是的，你爸爸就是厨子，就是跑堂的！我过去寄给你们的钱，现在买这些东西的钱，就是这么挣来的，干干净净！你要是觉得丢脸，可以把它们砸了，扔出去！”
  小成呆了，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发了火，我……我也不知道。
  小成当夜失眠，第二天没去上班，躺在床上，早饭也不吃。媳妇和孩子们走后，我坐在他床边，拉过他的手，我想到就是这双手，曾经多么深情地抱过我的腿啊，我心一酸，说：“孩子，是我的脾气不好，你就原谅了吧。”
  小成哭了，一张脸扭得很歪，他说他觉得人生无味，从小失去父亲的庇护，孤苦成人，实在没有享过一天福；他抱怨晚辈不懂孝敬，而我，这个没有尽到父爱的长辈，又不能理解他；他还说到他的妻子——在“文革”时期“革命组织”中结识的战友，如今变得怎样自私、怎样俗不可耐，结婚十八年，最近才发现她还悄悄藏着一个婚前的存折，以备将来离婚于万一，只有现在伯物价再涨才拿了出来。如此同床异梦不说，可惜的是，十八年前的五百多块钱，如今只顶三百块用了。小成瞪大一双浮肿的眼减气恨地访一也许三百块都不值了！
  敏芳，我实在不愿意继续说下去了，小成的这些话已经使我冷战连连。夫妻之间，徒有名分，形似势利之交，哪还有一丝家室温暖可言？但愿这些人间的凉气，不致使你在天堂的琼楼玉宇之中，不胜其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