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这人表现还可以，行政处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
  “那他干吗还寻死？肯定有问题。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瘾，染上了就难改。”
  “要死不在家死，跑厂里脏一块地方，以后那屋子谁还敢住啊。”
  “我就敢，我正没宿舍哪，没人住我搬进去。”
  “呸！你搂着吊死鬼睡去。”
  “咯咯咯——”一阵轻谑的笑声。
  他加快走了几步，想躲避开这些随口无心的议论和超然事外的嬉笑，他心里像灌了铅似的那么沉重。到了厂门口，看门的老头儿接过他还回的进门牌子，压着嗓门神秘地问道：“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说修管子小杜上吊啦。”
  他回过头，呆呆地向杜卫东离开人间的方向望了一眼，嘴里应道：“啊。”
  “因为什么事儿啊？”老头儿瞪起惊恐的小眼睛。
  “啊，不清楚。”他烦乱地敷衍了一句，喉咙已被沉甸甸的悲哀和迷茫扼住。他走出了大门，身后，还传来老头儿自言自语的喃喃声。
  “前儿个还给我修暖气哪，今儿怎么就会寻了无常呢？”
  他骑上车子，两腿无力地蹬起来，心里充满了问号——
  “怎么会寻了无常呢？”
  办公桌上那只俗里俗气的闹表起劲地走着，在寂静中，答答的声音显得格外沉重。窗外，茫茫的夜色把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神秘莫测的暗幕之中，要是没有这只不甘寂寞的闹表，真让人觉得时间都停顿了似的。
  从晚上七点钟他就坐在了马三耀这间办公室里，近乎痴呆地望着那根迟钝的分针慢慢地转了两圈，而那扇虚掩的房门却依然纹丝不动，门外的走道里也听不到一下脚步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转过身子，走向门口，然后烦躁地在椅子上重新坐下。桌角放着一本《人民公安》杂志，杂志下面压了一本书，他拿过来看看，是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信手翻了几页，却一行字也看不完整。屋里又燥又闷，燥闷的空气使他难以集中起自己的思绪，也许真是脑子过于疲倦了，太阳穴一阵阵发胀。他放下书，合上眼，希冀着能稍稍打个盹，然而胸中的浮躁却怎么也无法安定下来。
  他看得出，在今天下午的会上，当他说了杜卫东昨夜暴卒于９４１厂的事情时，连段兴玉也没有能对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保持冷静，脸上的那种极不常见的茫然竟久久没有退去。因为议论和猜测这件事，占去了半个多小时，所以使这个研究如何追查那封报警信的会延时到晚上六点钟才算结束。会一散，他连晚饭也没心思吃就匆匆跑到刑警队来了。
  窗外，骤然刮起了风，怪腔怪调地砰砰撞击着封闭的玻璃窗，在燥闷的氛围中又添进了几分恐怖，一阵空茫茫的心绪突然在他的意识里飘过，他不明白杜卫东好好的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连句话也不留就这样急不可待地抛开人间。他刚刚参加侦查工作的时候，在错综复杂的案情面前常常出现的那种空虚无措，没有信心的心理状态，似乎此时又开始在内心里重新体验了。杜卫东死得那么猝然，那么出乎意外，以致他连自己那点儿一向灵验的直觉都捕捉不到了。
  脑子里正在乱无头绪地瞎想，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马三耀一脸倦意，疲惫不堪地走进来。
  他急不可待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
  “出来了。”马三耀一屁股坐在他的对面，把手里一沓化验、鉴定表放在桌上，如释重负地喘了口粗气。“最后结论：自勒死亡。”
  “还是自杀？”一股气从他喉咙眼儿那儿泄了下来。
  马三耀抓起桌上的暖瓶，晃晃，空的，又放下，说：“化验分析和法医鉴定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杜卫东死于机械性窒息无疑；第二，解剖后没有发现胃内任何异常物质，因此排除了被人麻醉后勒死的可能，他死前的神志应该是清醒的；第三，哦，你自己看吧，结论都在这儿。”
  周志明翻看着各种化验的鉴定书，“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原来好像并没有厌世的情绪啊。”
  马三耀站起来，用力地伸了一下懒腰，全身的骨头节咯咯作响，“是啊，也许在这个案件的档案里是还缺少一份遗书。今天下午我们也分别派人向他的单位和家属做了调查，的确没有发现他死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和厌世情绪。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表现出厌世情绪而且没有遗书的自杀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况且，这些化验和鉴定总该是科学了吧？说实在的，没有它们我这回是不会贸然肯定什么或者否定什么的，上次错案的覆辙不远，我还不至于那么健忘吧，何况为了那个案子，我连百分之二的晋级都给扔了呢。”马三耀笑笑，又问，“你这家伙是不是又有什么直觉啦？”
  马三耀得而复掷的晋级，使周志明每每想起来便会觉得是叫自己给断送的，时时有点儿不安。当然他知道马三耀从内心到言表都绝不会有半点忌怪他的意思，因为大黑马到底是一个真正的侦查员！也许正是基于这个信任，他现在才仍然敢于和乐于毫不顾忌地再一次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来。
  “不，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结论，”他说，“我只是考虑他自杀的原因，这是个谜呀。”
  “自杀原因？那说不定永远是个谜了。”马三耀想了想又说：“会不会……他上次放出来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卢援朝，这次卢援朝又无罪开释了，于是他就产生了某种压力，怕再被怀疑上？不过也不至于呀……”马三耀的语气像是在问，又像是在答。“要不然就是他在什么问题上真有鬼。我可不是拿老眼光看他，我的意思是，作为侦查员，在没有获得确实证据之前，是应当允许自己在内心里留有怀疑和假设的充分余地的。”
  周志明突然想起什么，截断马三耀的话，说：“对了，有个重要情况我上午忘记告诉你了，昨天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马三耀一怔，立即圆瞪了眼睛，“什么！你是说杜卫东吗？”
  “是他，昨天下午四点多钟他从什么地方的公用电话打来一次，晚上又打来一次，后面这次我没接到。”
  马三耀连忙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你慢点儿说，昨天，下午四点多钟，第二次是……这么说，他在自杀之前和你通过电话，这太重要了，他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飞快在本子上记着。
  周志明凭记忆尽量把那个电话中的对话原原本本叙述出来，他说完后，马三耀望着记在本子上的几行简短的字，颇有些不满足地问：
  “就这么多？他一直不肯说出因为什么事要约你去的吗？”
  “那是个公用电话，他说讲话不方便，非要同我面谈不可，当时我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口气像是很急切。”
  “真是讨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去呢！你小子干什么去啦？”马三耀十分惋惜地敲着桌子。
  周志明懊悔地狠狠在自己乱蓬蓬的头发上扯了一把，“说不定，全部秘密都在这个电话上了，我要早知道……”
  马三耀思索了一会儿，用笔敲打着本子，说：“话又得说回来，如果那个电话只是这些内容，还是不能说明什么。”
  “它说明，它说明，杜卫东的自杀可能是不寻常的……”
  “废话，谁自杀是寻常的。”
  “我是说他死得奇怪。”
  “咳，你要是一直在刑警队工作，这种事经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也许他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死前再见你一面，说几句表示告别的话呢，你们的交情深嘛。”
  “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周志明干脆直问。
  “怎么办？案子的事，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得队里几个领导共同研究了以后再定。不过根据办案子的章法，我估计，既然已经判明死者自杀，那就只能销案，就这么回事。”
  “销案？连自杀的原因都没查清楚，怎么能就这么销案大吉了呢？”
  “哎呀，”马三耀苦笑一下，“我说你呀，亏你还当过几天刑警呢，怎么净说外行话？咱们公安部门只负责处理和犯罪有关的事，自杀事件是向来不管的，那么多自杀的你都一个个给他们找原因去，那就甭干别的了，杀、偷、抢案件还积压着查不过来呢，哪有工夫往这些寻短见的身上耗呀。跟你说吧，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天下就有那么一种人，心眼跟针鼻儿一样窄。你甭以为他寻短见就一定因为什么过不去的大事情，也许屁事也没有，就是不想活啦。上次我就搞过这样一个案件，那个人就属于那么一种抑郁的神经类型，感情脆弱得不得了，在别人那里不算什么的事，到了他那儿就缠绕不开了，表面你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对劲儿，实际他思想上已经背了一串莫名其妙的大包袱，一旦发作起来，就往死上琢磨。这号人，整个精神都是混乱的，性格也是病态的，你要真是死心眼儿去查他的死因，那才算是白搭工夫，别说杜卫东这种小人物，就是那些个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又怎么样？”
  马三耀从桌上拿起那本《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对周志明晃晃，“法捷耶夫，还有海明威、杰克·伦敦，一代文豪，功成名就，活得挺滋润的，结果怎么着？自杀了，他们为什么自杀，多少年人们猜测纷纭，莫衷一是……”
  周志明说：“海明威是不堪病痛而自杀，杰克·伦敦对现实失望才……”
  “那法捷耶夫呢？”马三耀不容他争辩，“还有马雅可夫斯基，都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吗也要走自戕之路？咳，其实除了他们自己，谁又能说得清呢。”
  周志明呆呆地听着马三耀的这一番滔滔的宏议，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总觉得自己也有一肚子道理，但却不及马三耀的雄辩，心里混乱得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想不出来了。
  马三耀连连打着哈欠，周志明看看表，时间已经很晚，便告辞了出来。一出楼门口，砭骨的迅风劈面撞在脸上，他猛丁打了个寒战，心里那股子躁妄的火气顿时冷却了很多。他突然后悔刚才跟马三耀说了那么多话，捣了那么多麻烦，不管怎么样，马三耀现在毕竟是处在刑警队长的位子上，对他主管的案件总是这么不管不顾地提问题、发议论，不是过于僭越了吗？就算是好朋友吧，长此下去也难免会使朋友讨厌的。他迎着风苦笑了一下，心里说：“真得改改了，这死认真的毛病。”
  第二天，他们全组就开始投入了查找那封报警信投寄人的工作，按照星期天下午定好的分工，大陈和小陆到预审处去提审徐邦呈，周志明从那封信的原件上剪下一条空白的纸，送到造纸研究所里去鉴定纸的产地，严君呢，到了市百货公司批发部去了解这类纸张在南州是否有过进货。几路分兵，齐头并进，大家都满怀着信心地杀了出去。
  可是一上午的战绩却有点儿令人失望，冯汉章在证据面前，虽然不得不承认了这封信的报警作用，但究竟是谁寄给他的，他也一无所知；周志明在造纸研究所碰的钉子更大，几个技术人员凑了半天，只能从纸的厚度、光洁度、色泽和纹路判断出是五十二克凸版纸，成分是麦草浆，但要确切认定产地，非得有一张十六开以上，完整无折痕的样纸来做纸质检查和拉力试验不可，这到哪儿去找呢？
  比起他们，严君得算是战绩辉煌了，她不但在市百货公司查到了这种横格纸的产地和印刷厂家，而且还抄回了南州市的进货日期、数量以及批发和零售的单位，连百货公司现在的底存情况都搞来了。可是要从六十多个进了这种纸的单位和商店里找出寄信人所在的大致方向来，又是何其遥远的彼岸啊，大伙儿望着这几张抄得密密麻麻的记录纸，全都闷了声。
  傍晚，天黑得似乎比往日早，刮了一天一夜的风虽然停歇了，外面却又洒洒扬扬地飘开了沙粒般的雪花，不一会儿，地上便薄薄地铺敷了一层晶莹的乳膜。因为下雪，又因为调查工作处在了急也急不得的阶段，所以到五点半一下班，段兴玉便决定让大家早点儿回去。
  晚饭以后，周志明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开灯，很暗，也很静，显得空洞洞的。他突然生出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在一片非常荒凉，没有人烟的沙漠中，哦，这是个多么怪诞不经的感觉啊。这四周，这楼房的四周，有繁华的闹市，有华丽的剧场，有绿色的公园，宽阔的马路上，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大陈、小陆、小严他们，他们在哪儿？在闹市，在剧场，在公园，在温暖的家里？在长时间紧张工作的空隙中，能有这么一个安静的晚上来调剂一下，是多么普通而又多么令人渴望的享受啊。他发呆地站在窗前，觉得自己怪凄凉。他跟他们不一样，他现在只渴望加班，盼着工作别闲下来，他最怕办公室里没有人，没有人说话，没有开关保险柜发出的砰砰的声响。大家走了，他心里就是一片沙漠，空白而苦寂。哦，繁华的广济路，华丽的红旗剧场，绿色的建国公园，去走走，走走……和谁？萌萌？一想到萌萌，他心里就不能安静。他原来是有个小小的计划的。自打从自新河出来，他还从来没能陪萌萌痛快地玩过呢，他计划着等萌萌放了寒假，如果这个案子能有个了结的话，科里必定会给他们组放几天假的，那时候他就陪萌萌出去，好好优游一番，北京、济南、泰山，哪儿都行，随萌萌的主意。平心而论，萌萌对他是有恩的，他忘不了，自新河，砖厂，哦，他忘不了那个酷日炎炎的夏天……他要用全部的爱去报答她。他心里老是这么想着，老是这么想着，可是，光想，却没能做什么，他只顾得这个要命的案子了，没有好好地同萌萌温存，偶然在一起还吵架，他真浑，干吗要吵架呢？干吗不稍稍珍惜一下已经得到的幸福呢？总妄想着能一下子改变萌萌那些错误的成见，为什么偏偏不考虑改变一个人常常不能光凭辩论、说理，而更需要大量的事实和漫长的时间呢？这一切，在和她分开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而现在都已经无可挽回了。萌萌恨了他，他也不能再找上门去认错赔不是，他不能那么碖脸。萌萌那么不顾情面地刺伤了他，把他从家里骂出去，那个情形，他也同样是无法忘掉的，想起来眼泪就想往下掉，不，不去找她，不去，不去！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赌气的孩子。
  就着窗前一片淡淡朦朦的月光，他看了看表，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走到电话机旁拨动了那部公安局的内线电话。他先拨了马三耀办公室的号码，耳机嘟嘟地响了半天，没人接，他转而又拨了刑警队值班室的电话，这回接通了。
  “劳驾给我找一下马三耀。”他说。
  “不在。”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
  “下班回家了？”他又问。
  “你是哪儿啊？”对方却反问。
  “我是五处。”
  “啊，刚才市南区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马队长到现场去了。”
  “啊。”他挂上电话，若有所失地愣了一会儿。的确，马三耀是个忙人，想叫他撇下那些恶性的刑事案件不管，而把人力物力花在查一个自杀者的死因上，是自己多么不合道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啊。他心绪茫然地离开办公室，默默下了楼，在楼门口呆立了片刻，然后朝外走去。他没有回西院小工具房，而是骑上自行车往西夹道来了。
  西夹道里燃着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细细的飘雪在它那橙黄色的光芒下，像一片扑光的飞蠓上下翻舞。他推门走进院子，院里安静得像座空宅。他不知道自己的雪夜造访会给这个小院带来安慰还是带来难堪，他不能预测在过去的一两天内，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只是在一个下意识的念头驱使下才来到这儿的。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应该来看望看望这家老邻居。
  王焕德一家人大都坐在东屋里，一个个脸上布满了阴云。王焕德见他进来，嘴唇上勉强牵出一丝笑意，招呼他在椅子上落座；郑大妈只说了一句“你来了”，眼圈一红，声音便哽住了。他有些日子没有见他们了，只觉得他们的脸上骤添了许多老相，一举一动都显得颤巍巍的。
  大福子手里抱着孩子，老气横秋地坐在对面的床沿上，轻声问他：“我们家的事儿，你知道了吗？”
  他若有若无地点了一下头，扯开话题问道：“我嫂子呢？不在家？”
  “在，西屋里陪着我妹妹呢。咳，这两天，我们家在街道里都成了众矢之的了，志明，你知道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现在左邻右舍说什么的全有，可我们也不知道卫东到底有什么问题，真没法说。”
  王焕德声音嘶哑地打断了大福子的话，气呼呼地说：“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去，你甭理那些。”他转脸又对郑大妈说：“你那个治保主任，当不当还不照样干四化吗？志明你是知道的，我们淑萍和卫东好，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是他俩铁了心，咱当爹妈的也不能给包办呀。卫东以前干过坏事，那是以前，年轻人嘛，谁还没跌过跤子呀，改了不就完了吗？自打他进了我这门，眼皮底下的好赖我还不清楚？在家，对我和你大妈没说的，不比大福子差；在厂，人家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这不，今儿早上他们支部书记，还有厂子里一个姓安的领导来啦，人家说的可都是好话，还把卫东没领的工资给送来啦，不信我拿给你看。卫东要真的有什么问题，人家厂的领导能对我们这样儿吗？我告诉你大福子，以后再听见谁在背后没根没底地败坏我们，你就叫他拿出凭据来，噢！合着人死了就一定有问题？我看没准儿还是叫坏人害死的呢！”
  一直在床角上坐着的郑大妈抬起泛红的眼睛，目光里游动着一线希望。她知道上次为了她这位刚过门女婿的冤枉官司，志明是出了力的，所以今天一看见志明进来，她简直觉得就像是救星降临了似的。她耐着心等老伴唠叨完了，才摆出了那个她认为是最根本的问题。
  “志明，卫东就这么死了算完了吗？你们公安局总应该有个正儿八经的说道吧，要不，算怎么回子事呢？你能不能跟你们公安局的领导说说去？”
  周志明把自己的目光躲避开，没有答话，他实在不知该答些什么。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到西屋看看淑萍去。”
  他独自出了东屋，走到西屋的门口，心里突然感触万端，不久前，他不是恰恰也怀着和今天类似的心情从东屋走到西屋去的吗？所不同的是，那时杜卫东还活着，而现在……他用冰凉的手掌抚在额头上，仿佛想拂去那簇新而灼烫的记忆。稍稍平定了一下心情，他推门走进西屋。
  梅英正挨着淑萍坐在显得空荡荡的双人床上，见他进来，忙站起来打招呼。周志明在她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仔细端详了一下淑萍，她好像几天没吃饭没洗脸似的，菜黄的面色与萎靡的精神使她如同一个沉疴已久的病人。
  “小萍，你别太难过……”他只说了这一句，便被淑萍神经质的哀求打断了。
  “志明哥哥，你别以为他是坏人，你千万别以为他是坏人，不，他不是坏人……”
  他完全没有想到淑萍会说出这样维护杜卫东的话来。呆呆地，他问：“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死，要自杀吗？他露过一点儿迹象没有？”
  淑萍愣着神儿没吱声，梅英催促她说：“你好好想想，跟志明说说，上次卫东的事还不是亏了他。”
  “我说不出来，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为什么？为什么……”淑萍又要哭。
  他赶快用话把她的情绪打断，“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每天按点上班，下了班就是帮他们厂里一个人打家具，这些我都跟昨天来的那两个警察说了。”
  “上个星期六他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吗？”
  “星期六？不知道呀。”
  “那他没说过有什么事想找我吗？”
  “他前两天说过要找你的。”
  “什么事？”他站起来，急切地问。
  “我们俩想请你吃喜酒，我叫他找你定个地方。再有，我们商量好了，春节以前把这间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大概想告诉你。”
  “噢，”他不觉泄了口气，想了想，又问：“星期六那天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早上就出去了，大概是上班吧，晚上回来的，在家吃的晚饭。”
  “晚上几点回来的？”
  “五点多钟吧，也许六点。”
  “这么说，他五点多钟从厂里回来，在家吃了晚饭，然后七点多钟又到厂里值班去了，对吗？”见淑萍点点头，他心里忽地动了一下，“这就怪了，既然晚上要在厂里值班，为什么还要这么远跑回家来吃晚饭？何苦这么疲于奔命呢？是为了回来等我？还是他下午根本就没在厂子里？那，他能去哪儿呢？”
  他慢慢踱着步子，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那贴在墙上的大红喜字剪纸上似乎还弥留着新婚之家的温热气息；沙发的旁边，新置了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的书册不多，插放却很整齐，他哈着腰从上到下地浏览着书目，问道：“这是你看的书，还是他看的书？”
  “差不多都是他的，他挺爱看书的。”
  他拿起一本《新体育》，翻了翻，“他喜欢看这些？”
  “挺喜欢的，上上个星期他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了，你看那是他的球鞋。”
  “这也是他看的吗？”他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是他从厂子里借来的。”
  周志明心里好像有一面重鼓在擂，“不！不！不！他不应该是自杀！”但是他抿紧了嘴巴没有出声，脸色平静地离开书架，又踱到五斗橱前面。橱面上零乱不堪地散放着些水杯、电筒、眼镜和本子之类的东西。梅英走过来一边动手归置这些东西，一边说：“这几天，淑萍也没心思收拾屋子了，平时呀，这间屋子拾弄得可干净呢。”
  “这是谁的本子？”他从橱面上拿起一个塑料皮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他当然认识杜卫东的字，于是对淑萍说：“他写的，我拿走看看行吗？”
  “行。”
  “这是什么，淑萍？”梅英手里拿着一只小玻璃瓶子，“里面是什么水呀？”
  “什么？”淑萍用红肿的眼睛审视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是他的。”
  周志明接过那个瓶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种暗红色的水，闻闻，挺呛，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
  又问了些其他的问题，说了些老生常谈的安慰话，他离开了西屋，临走的时候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玻璃瓶都带在了身上。
  在回机关的路上，他觉得一股子很有力量的火，从心里一直烧到脸上，他坚信杜卫东不是马三耀讲的那种多愁善感、神经虚弱的人，也不是那种不知道珍惜新生活而继续作歹的人，他应该把他的死因查清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好让杜卫东走得明白，让王大伯一家人安下心来，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强烈地、确切地体会和感觉到杜卫东死的奇怪！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周志明就来到技术室。刚拿出那只小瓶子，搞化验的老钱就伸出一只手来。
  “送检单。”
  他笑笑，“没有。”
  老钱半真半假地绷起脸，“刚一上班就跑这儿起哄，是不是？”
  他把瓶子递过去，“凭交情，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老钱朝瓶子上斜了一眼，“到底是公事私事？要是公事，回去填个送检单，写明送检的目的要求，叫你们科长签上字，别嫌麻烦；要是私事，劳驾别往这儿拿。”
  他知道老钱平常特别喜欢他，所以带点赖相地说：“得啦，我又不让你们化验，凭经验，帮我闻闻是什么东西，还不行吗？”
  “嘿，你这上下嘴唇一碰，说得倒容易。你以为跟酱油醋似的，一闻就闻出来啦？哼……得了，谁让我是你大叔呢，拿来吧，我闻闻，省得你哭……这是什么怪味儿啊，好像有酒精，小齐，你闻闻来。”
  小齐把鼻子凑上来：“好像还有碘酒味儿……”
  “不行啊，闻是闻不出来的，像这种连名堂也叫不出来的东西，就是做化验也得送技术处才行，咱们这儿……”
  “算了，你们真笨蛋！”
  技术室的门在弹簧的拉力下重重地关在身后，生硬的响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反荡出持久的回音，他机械地向前移动着脚步，心里突然腾起一股恶狠狠的火气，仿佛自己是一个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不得不体验着那种由于信心的城垣不断溃坍而产生的烦躁和恼恨。这个职业，这些个案子，真是太难了！这一瞬间，他胸中集变起一种异常狂暴的心情，恨不得把手上这只小玻璃瓶用力摔在墙上，看着那暗红色的浆水随着玻璃的碎片飞迸出来才痛快。然而这个歇斯底里的念头在脑子里刚一闪，就立即被一阵猛烈的心跳窒住了，“我这是怎么了？这么没有耐心，这么缺乏克制，我不能这样，我还算一个侦查员呀，一个听起来多么光荣的称号……”
  他镇静下来，看着手里的瓶子，把它揣进兜内，忽听到身后段兴玉的声音在问他：
  “在这儿干吗呢？”
  “没干吗。”他转过身。
  “你不舒服？好像脸色不大好。”
  “没事儿，我就这样。”
  他们两个说着话，走回到办公室来。
  大陈、小严和小陆成鼎足形坐在屋里，见他们进来，大陈说：“我们等你们半天了。”
  段兴玉在自己的桌前坐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今天上午得把投信人的画像勾勒个初稿出来，可惜我们手上的颜料就是这么一封信，太单一了点儿。”
  “噢，”大陈说，“刚才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议了议，粗粗略略地给作案人画了一张相，我们在大方面意见一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不统一的地方。”
  “是吗？”段兴玉说，“那就先说说你们一致的意见。”
  “综合起来有这么几条，”大陈说，“第一，作案人必须具备仇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思想基础，这是当然的条件；第二，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三，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第四，具有能迅速知晓十二月二十七日审判结果的条件，这四条，我们三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
  “嗯——”段兴玉思索着点点头，没有表示什么看法，大陈继续说：
  “还有几个拿不准的问题，比如说：作案人的职业，我们估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从这封信上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带有职业性的语言。另外，也找不出比较特殊的方言土语和谐音字，所以，投信人的籍贯也难以确定下来，还有性别，从行文语气上看像个男的，但也很难说。”
  段兴玉沉吟着，问：“把这个人的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有什么根据呢？”
  “当然有，”陈全有未假思索便说，“这封信的语言，显然不是出自年轻人的手笔，全信只有一百一十几个字，却大量地使用文言，你就拿抬头来说吧，冯汉章就冯汉章呗，还非得‘台鉴’，现在的年轻人哪儿懂这些个繁文缛节呀。”
  小陆插嘴，“不光抬头，信文里也尽是古色古香的词儿，你看——”他拿着那封信指点着说，“什么家父啦，移榻啦，无大渐啦……”他自己也笑了，“真绕嘴，这家伙，反正是读过两天‘子曰’的人。”
  严君说：“说不定是私塾出身。”
  段兴玉听着，仍然没有做出然否的表示。他把目光移向周志明，问道：“你的意见呢？”
  “呃——”志明想了想，说，“这个，我倒觉得，……像个年轻人。”
  大陈不解地眯起眼睛，“年轻人，为什么？”
  “说不出为什么，反正是一个总的印象，感觉。”
  “哈，又是你那个感觉，”小陆笑起来，他现在跟志明已经不那么僵了，所以才揶揄地说，“能不能少来点儿那种虚无飘渺的感觉之类，说出点实打实的道理来嘛。”
  严君却插上来说：“道理归道理，感觉归感觉，互相又不能代替，上次杜卫东的问题，这次卢援朝的问题，实践证明小周的感觉都是挺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严君露骨的袒护，小陆有点儿来火儿，“照你这么说，办案子可以不要客观证据，不要逻辑分析，凭感觉就行了，是不是？你这套歪论，纯粹是经验主义，自由心证的大杂烩！”
  “帽子工厂。”严君半笑不笑的。
  周志明打断他们的争执，说：“信里，是用了些文言，但基本上是个文白相杂，或者说是个白话的东西。那几个古词儿我倒觉得和信中其他文字并不是交融得十分和谐的，总有生拉硬扯之感，读起来不那么顺。所以我想这个人大半是没有受过地道的古文训练，倒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模仿和卖弄。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有的同学看了几本《三国》、《水浒》之类的书，说起话来也就是这副咬文嚼字的德行，其实无非是看了几本章回小说，耳濡目染，之乎者也的顺口就来了。”
  大陈点起一支烟，喷了一口气，点着头说道：“嗯，也有道理，刚才我还琢磨呢，这个人倒是用了不少简化字，虽然说老年人也有用的，但还是年轻人用得多。”
  段兴玉从小陆手里要过那封信，把差不多可以倒背下来的信文又看了看，说：“我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咱们可以研究研究。你们提的第一条，作案人的政治思想基础问题，这当然是毋庸多言的，可是我想以后如果在确定的侦查方向上排列嫌疑人的话，这一条可以不列上去。”
  “为什么？”小陆问。
  “因为作案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得那么明显。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也许他在单位还表现不错呢，你定上这一条，有的侦查员和保卫干部就容易单凭自己主观上对某人的好感而把他漏掉。过去一搞‘人物画像’就把这条放在首位，因为不这样就会有人说你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旗帜不鲜明。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了，用不着怕这套形而上学的闲话，‘画像’的目的是为了给侦查员提供一个可以捉摸到的标准，又不是给犯罪分子列罪状。”
  “对，搞案子嘛，来实际的。”几个人都赞同。
  段兴玉接着说：“第二条，你们认为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同意，但是在文字表述上还是改动一下，因为文化程度包括太广，这封短信不能概括。而且文化程度还容易被人狭义地误解为学历，免不了会漏掉一些嫌疑人，你别看有的人只有小学学历，却自攻了一笔好文采。所以这一条应该改为：作案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字能力。”
  段兴玉顿了一下，“年龄问题，我倾向志明的意见，如果上过私塾或精通古汉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是这种七拼八凑、半文不白的模样，而且文言文的书信语言是很?唆的，前后都有许多谦谓的套话，一般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当然，敌人要在信文中潜伏暗语，在语汇的选择上不得不受些限制，写得通顺也很难，但是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无论如何太偏高了，我看年龄范围宁可大些，二十五岁以上怎么样？”
  “行，这更保险些。”大陈说。
  “第四条我没什么意见。至于这个人的职业、性别和籍贯问题，既然目前还缺乏可供分析的材料，那就不要硬分析，先空着吧。”
  对作案人粗略的“画像”就算是议定了。大陈把从百货公司抄来的那六十多个单位和商店的名单从抽屉里取出来，摆在段兴玉面前，面有难色地说：“这么多单位，都进了这种纸，要查清这封信所用的纸是从哪个单位拿的，或者是在哪个商店买的，哼，海里捞针哪。”
  “墨水化验了吗？”段兴玉偏过头来问。
  “化验了，这封信是用普通的鞣亚铁墨水写的。全国统一配方，哪儿都有卖的。对缩小侦查范围一点儿价值也没有。”
  段兴玉面色严峻地站起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下决心查这个纸吧，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春节前一定要把侦查方向确定下来，不然，各单位一放假，咱们可就干着急了。”
  会开了一上午才完。中午，周志明吃过饭从食堂走出来，伸手到裤兜里去掏手绢，掏出来的却是那个倒霉的小瓶子，他望着瓶子上滑动着的刺眼的太阳，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紧锁的眉头猛地舒展开来，他想起了一个人——卞平甲。
  他顾不得上楼去穿大衣戴帽子，跑到存车棚推出自行车，光着个脑袋就骑出了大灰门。
  二十多分钟后，他匆匆来到市第二医院研究室化验科，找到了卞平甲。
  “哟，今天是什么风啊？”卞平甲惊讶不已地说，“你是难得有空儿的啊。”
  他顾不上寒暄，掏出那个瓶子。“帮个忙，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卞平甲看了看，又打开了瓶盖闻了闻，摇头说：“光看怎么能看得出来呀，你是从哪儿拿来的，要干什么？”
  “是杜卫东那儿，从他家里拿来的。”
  “噢，杜卫东啊，我好久没见他了，听说这小子在９４１厂混得挺不错呢，是他叫你来的？他自己怎么不来？”
  周志明避开卞平甲询问的目光，把视线移向窗外，“他死了。”
  “啊——”卞平甲睁大了眼睛。
  “大前天，他自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望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天空，闷闷地说。
  卞平甲疑惑地皱起眉头，“是不是……他又犯什么老毛病了？”
  “不知道，”周志明收回目光，在卞平甲消瘦的脸颊上注视了一下，勉强地摇摇头，“别人也有这么猜的。……可我觉得不像，你出狱以后，他一直改造得不错，在他离开自新河的那天，他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发誓要重新做一个人，做一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
  “可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人是会变的，何况他再好也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就不行。”
  “可是，可是，他出来以后，有了美满的小家庭，有了理想的工作，在单位表现也不错，干吗一定要走绝路呢，他死前一点儿迹象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卞平甲默然地点点头，“唉，这家伙，什么事儿不能想开呀。那这个瓶子……”
  “是放在他家柜橱上的，他家里人说以前没注意过，所以我想可能是他最近几天内拿回家的东西，说不定……咳，说不定吧。”
  卞平甲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们公安部门不是有专门的化验室吗？”
  “只有正式立案的物证才能被化验，所以我来找你，你懂这方面的知识，也许能看出点儿名堂来。”
  卞平甲凝眉看着手上的瓶子，说了句，“那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几个相通的门，来到另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四周的墙壁差不多全被一个个染成奶白色的大玻璃柜遮挡着，玻璃柜里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药品和器皿，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卞平甲对其中的一个人说：
  “老秦，劳驾你给鉴定鉴定这是什么东西。”
  “下午上了班再说，调主！”姓秦的把胳膊一甩。
  “你快给我看一下，这是我的私事。”
  老秦接过瓶子，对着光看看，打开来闻闻，问：“是咱们医院的吗？”
  “不是。”
  “那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
  “什么呀，我闻闻。”和他打对家的一个女同志要过瓶子，闻了又闻，半天，才迟疑地说：“我怎么闻着跟三号炎痛剂差不多。”
  她把手上的牌交给卞平甲，说了句：“你替我打一会儿。”就跑出屋去了。这把牌刚刚打完，她又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瓶子，里面也是这种暗红色的药水。
  “我说没错吧，我一闻就闻出来啦。”她得意地把大瓶子放在牌桌上。
  周志明连看带闻，不错，这一大一小的瓶子里，全是一样颜色一样气味的药水。他问：“这是你们医院里的药？”
  “不是，是药物研究所的试验品，在我们这儿临床试用的，叫‘三号炎痛剂’。”女同志说。
  “治什么病的？”
  “主要用于肌肉消炎，镇痛，这是种烈性药物，临床效果挺不错的。怎么啦，你用这种药哪？”
  “啊啊。”周志明闪烁其词地含混着。
  他谢了那女同志，和卞平甲出了大房间，来到走廊里。
  “怎么样，能看出什么问题吗？”卞平甲探究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
  “原来是药。”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又抬起眼对卞平甲问道，“会不会是他最近到你们这儿看过病？”
  “这好办，到病历处去一查就知道。”
  “可我没带介绍信，人家给查吗？”
  “走吧，我这张脸呀，能顶三张介绍信。”
  到病历处，因为还没有开始挂下午的号，两个女同志便抽闲替他们查起来。
  “是叫杜卫东吗？”一个女护士找出一袋病历，对卞平甲问道。
  “是呀，有吗？”卞平甲很兴奋地看了周志明一眼。
  “有一个。”女护士把病历递给他们。
  “杜卫东，”他们打开病历，卞平甲轻声念道，“男，一九六六年生，咦，怎么搞的，才十三岁。南大附中学生，不对！”
  “还有一个叫黄卫东的，是个女的，要吗？”另一个护士又找出一份病历来。
  “算了。”卞平甲摇摇手。两个人走出病历处，周志明看了看表，失声叫道：“坏了，我要迟到了。”
  “还有别的事吗？”卞平甲问，“杜卫东这个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就来找我好了。”
  “唔——”他思索了一下，“这个三号炎痛剂，全市只有你们一家医院有吗？”
  “可能吧，临床试验的药要是发得太广泛，不是等于推广使用了吗？不过我可以问问清楚。”
  “那你回头给我打个电话。”他扯过卞平甲的手，用钢笔把一个电话号码写在他的手心里。
  下午一上班，纪真就来到陈全有这个组的办公室里，要听３１１案的汇报。段兴玉在他表情阴沉的脸上瞥了一眼，试探地问道：“上午，你上局里，马局长谈到这个案子了？”
  “啊。”纪真闷闷地应了一声，仿佛是不愿多说的意思。
  纪真这时候是堵了一肚子不痛快的。上午他在马局长办公室谈其他问题的时候，马局长猝然问起这个案子的情况来了，问得又那么细，他当然不能一一尽答，不料马局长竟然当着那个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技术处处长的面发起火来，根本不管他如何难堪。这老头子的脾气和他瘦弱不堪的外貌正相反，动了肝火的时候，一切面子都可以不顾的。
  “一个侦查处长，这么大的案子一问三不知，当官做老爷呀！你给我亲自动手抓，我要的是你过去的那个好作风！我要的是五十年代的纪真！”
  好，抓吧，其实这个案子他不是一直在抓吗？一个一个的方案，所有的重要决策，不都是经过了他的拍板吗？好，不当官做老爷，就下到组里去当侦查员，先听汇报！
  他坐在组里的办公室，心情却仍然败坏，看到周志明不知干什么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便气鼓鼓地对陈全有说道：
  “等他！一共这么几个人还锣齐鼓不齐的，搞什么案子！”
  足足等了十五分钟，谁也不说话，严君第一个耐不住这吓人的沉默，站起来说：“我去找找他，可能在西院睡死了没起来。”
  大陈小心翼翼地看了纪真一眼，轻声说：“这几天连轴转，够累的，我也是，倒下去就醒不来……”
  严君还没出门，门刷地一下开了，周志明连帽子也没戴，满头汗气走进来。
  “对不起，”他气喘吁吁地点了一下头，“有点事耽误了，开会吗？”
  大陈赶快接过话说：“快坐下吧，纪处长要听听案子的汇报。纪处长，开始吧？”
  纪真转脸面向段兴玉，口气比刚才缓和了些，说道：“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没办法，我们是作战单位嘛，怕辛苦是干不了的。老段，你忘了六○年的那起国民党特务案吗，咱们有两个星期脑袋没沾过枕头，不照样精神足足的吗？现在你们年轻干部，也要学着过这一关，越辛苦，越累，越要讲纪律，越不能松懈！”
  段兴玉点点头，作为周志明的科长，他觉得这时不能不出来说两句，于是对周志明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急着要办的私事？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请科里其他同志帮帮忙，你们组这几个人得集中精力呀。”
  “不完全是私事，”周志明犹豫了一瞬，“我是在……我觉得杜卫东死得有些怪，他又是咱们这个案子涉及过的人，所以这一两天我想把一些疑点调查一下……”
  “什么？”纪真突然抬高了声音，把全屋的人都吓了一跳，“你怎么能擅自调查这件事呢？你请示谁了，科里知道吗？”
  周志明鼻尖上一下子吓出汗来，结结巴巴地解释着：“我，我不是正式调查，不牵涉行使侦查权的问题，只不过是，是在他的家属那儿了解点儿情况，就这个范围……”
  “你这叫乱来，”纪真不容分辩地打断了他，“这件事情，人家刑警队已经做了结论，正式销案了，你怎么还插手呢？刑警队是一级侦查机构，给一个案件做结论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信口戏言，人命关天的事，没有科学根据人家能随便销案吗？而你，你靠什么？是不是又靠直觉？你搞侦查也不是一两天了，这点儿起码的道理还要我教你？直觉，是属于主观的范畴，仅仅靠它来断案，迟早要跌跤子的！”
  周志明让这通劈头盖脸的申斥弄得脑门儿有点儿发热了，梗着长长的脖子说：“我也没说要靠直觉来断案，我只是觉得有疑问，了解些情况又怎么了？”
  纪真气急地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你是国家的侦查员，不是私人的侦探，你应当服从的不是你的自信和狂妄，而是组织，是你的机关，先把你自己应该管的案件管好吧，人家办的案子，即便有错误，人家的组织会负责的！”
  周志明的嗓门也忍不住抬高了：“照你的意思，我们公安人员仅仅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就算完了，为什么不能有一点儿对人民、对国家的直接责任心呢？”
  大陈把眉毛压了压，冲他摆着手，“周志明，你冷静一点儿，不要再说了。”
  纪真脸色铁青，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年轻侦查员这么高腔大嗓地同他直辩，他的口气愈加强硬起来。
  “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解决，今天先汇报。不过我先跟你明确，对于其它单位主管的案件，我们一律规避，不得中间横插杠子。如果你掌握了什么确实证据，证明杜卫东的自杀和我们主管的３１１案有关，可以正式向科里提出来，再由科里向处里提出报告，如果你仅仅出于自己的直觉，就请你养成客观和冷静的习惯，踏实一点儿，不要捕风捉影，更不能由此搞僵我们和兄弟单位的关系。”周志明没有再顶撞下去，闷着气不吭声了。汇报会开了一上午，他没再说一句话，纪真呢，当然有问题也不问他。等散了会，纪真对段兴玉说了一句：“过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去一下。”便离开了这间屋子。
  纪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抽了一会儿闷烟，拉开抽屉想找烟嘴，却怎么也找不着，抽屉里的东西和他此时的心境一样凌乱，今天真是什么事情都不顺心。
  行政科长手里捧着一摞材料和报表走进来，很有条理地把一大堆非常琐碎的事务灌进他的耳朵，他也没心思细问，很粗略地翻了翻那摞子待批的文件，草草地在上面签了名字，等行政科长要走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一件要问的事情来。
  “上次查卫生的时候我说的那件事办了没有？”
  “什么事？”行政科长一时想不起来了。
  他有点儿火儿，“一科周志明住的那间房子！”
  “噢，这件事呀，我问了问管房的老万，现在全处一间空房都没有，看来还得让他先在那儿凑合一段再说。”
  “我看了那房子了，冬天，住人不行！”他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处里要是调配不开，在市局招待所给他包个床吧。”
  “哎呀，”行政科长面有难色，“这怕不行，行政开支没这个项目，财务那儿不给上账啊，就是你批也不成，会计是只认他们自己手里的文件条条的。”
  “你是行政科长，你给我想办法！”他突然发了脾气，“你们这些个搞后勤的，知道不知道？我们侦查员一干就是几夜几夜地不合眼，一科现在已经把周志明当骨干侦查员使用，闹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夜里工作完了回去，还得现生炉子，成什么话？这是你的失职！”
  行政科长一声不吭，半天才委屈地说：“这，这叫我怎么办呢，房子紧张，财务制度，我有什么办法？”
  纪真沉着脸，“行政费报不了，从业务费上支，我是处长，主管全处业务工作，业务费我说了算，你从业务费里拿钱吧！”
  “好。”行政科长转身刚想走，忽又转回身来，试探地问了一句：“去哪个招待所合适呢？环西路那个离处里太远，养蜂胡同这个净是单间、双人间，标准太高了。”
  “高就高点儿吧。”纪真翻弄着抽屉，头也不抬地答了一句。
  行政科长刚走，段兴玉就来了，人还没坐稳，纪真便开口说：
  “周志明这么不安分不行啊，你要勤敲打着他一点儿，工作能力强是好事，可像现在这样不把别的单位放在眼里怎么行呢。”
  “年轻干部，我看有他这点儿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认真精神还不错呢，不能求全责备。”段兴玉坐在沙发上说。
  纪真的手臂在空中挥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要工作能力弱一点儿的侦查员，也不愿要这种惹是生非的，你知道，搞不好人家刑警队要给我们提意见的，搞我们一身是非。”
  段兴玉好半天没有说话，纪真又说：“对侦查员怎么教育，你们科里好好考虑一下，出了麻烦我可找你是问。”
  段兴玉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口气开口说道：“老纪，有很久了，我想找你认真谈谈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之间太缺乏过去的那种一致了，有许多分歧把我们膈膜开了。现在案子忙，也没工夫坐下来好好谈，可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说出来就不痛快。我认为，我们的侦查事业能不能发展，水平能不能提高，关键是看我们这支队伍的好坏。现在国际间谍斗争这么激烈复杂，我们呢，技术设备无论怎么更新改进，也难以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也不能像外国间谍机关那样，毫无顾忌地使用各种卑鄙无耻、违反人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那我们靠什么呢？除了我们在方针、路线和政策上的优势之外，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要靠我们侦查员的智慧、勇敢和责任心，你是处长，我是科长，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要求我们的侦查员？是要他们机械地服从上级，交办什么完成什么，成为上级的附庸，成为一个没有头脑和情感的机器人，还是鼓励和扶持他们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建立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周志明的死认真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作风了。我不是袒护他，他在处理一些关系的问题上，有时候确实失之莽撞。可是列宁说过，任何缺点里都包含着优点，我们应该把他的优点引导出来，引导的目的应当是更好地使他提高保卫祖国、打击敌人的素养，而不是教他如何世故，如何善于关系学，如何机械地服从我们。老纪，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分歧的，而解决这个分歧已经是一件很急迫的事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告老引退了，你想过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接我们的班才让人放心呢？”
  纪真不答话，慢慢地点起一根烟，抽了两口，才说：“当然，当然……唔——今天大概是我的什么忌日，上午挨了上级的一顿批评，下午又挨了下级的一顿批评，真看不出你们，越老越成了激动派了。”
  段兴玉缓和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才愿意偶尔这么激动一次的，其实，我才真的快成了老于世故的油条呢。要觉得不对，你就干脆驳我，别绕着说。”
  “你说的呀，当然，理论上大半是对的。”
  “这么说，还有一小半不对的？”
  “理论上对的东西，实际执行上就难保那么有分寸了。啊——，我看你一点儿也不油，也是个死认真的脾气！”纪真好不容易地笑了一下，随即又说：“咱们之间的这些话，不要拿到科里给那帮小伙子们说，免得他们没有分寸。”
  段兴玉笑了笑，心里说：“要命，这个老头儿！”
  快下班了，段兴玉从外面回来，还没进屋，就听见屋里的几个人在高声争辩着什么，陆振羽的声音尤其不让人。
  “……你别傻了，上次帮刑警队正了误，你以为他们就从心眼里怎么感谢你了吗？我看不一定。而且说实在的，那次你也是三分主观努力，七分客观机遇，你承认不承认？”
  大陈的声音：“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我觉得这类事最好还是偶尔为之，因为是人家的案子，你插进去一只手总要慎重，搞好了，没什么，搞不好，一身膻。”
  严君的声音也加进来，“纪处长本来就对你有点儿成见，你何苦还要跟他顶呢？”
  始终不见周志明的回答。
  段兴玉推门进了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周志明脸上挂着几分孤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略一思索，用婉转的口气说道：
  “好啦，过去的是非问题暂停辩论吧，大伙儿都把精力收拢到查纸上。小周，处长对你的批评，有些原则是对的，一个侦查员，对于自己的直觉不要自我轻信，这些话都值得你考虑。”
  周志明突然神情激动地站起来，从抽屉里抓出一个塑料皮的本子，往桌上一放，“你们看，你们看，这不仅仅是直觉，不是的！”
  大陈把本子拿起来，翻开来看了两行，“这是杜卫东的嘛。”他念出声来：“热爱书吧，它会使你愉快，使你尊重别人和自己。——高尔基。”又翻了几页，“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人们爱你。——法国，雨果。这是什么玩意儿呀？”
  “这是他从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东西，有诗，有格言警句，后面还有歌曲，不要觉得这是幼稚可笑，你们不知道他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他真是希望自己上进的。他死前几个小时，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说有事要找我面谈，可是我没来得及见到他，他就自杀了，这里一定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了解他，所以才知道他死得蹊跷，我不能不想办法搞清楚，这是一条人命，一条人命啊！”周志明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大陈放下本子，沉默不语。
  段兴玉却语气严厉地说：“你对某件事情有怀疑，是可以的，不用说我们公安人员了，就是普通群众，碰到这类可疑问题，也是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些调查研究的。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头有这样急迫的案子，特务分子还逍遥法外，每分钟都可能有我们国家大量的机密情报出现在外国间谍机关的办公桌上，我们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大陈把爱人孩子放在一边，小严一个女同志也这么长期地奔波熬夜，案子不破就还得熬下去。可今天下午，大家光等你就等了十五分钟，如果人人都这么没有时间观念，还怎么作战？”
  “这是我的错，我准改。”周志明大声说。
  “这件事，”段兴玉又指指那个本子，“你要查的话，事先要跟组里讲。”
  “……好吧。”周志明点了一下头。
  因为晚上要加班研究那张原件纸，大家都到楼下的饭厅吃晚饭去了。周志明跟在后面慢慢走着，心里头淡淡地泛着股苦味儿，他感到气闷，又感到委屈，论起在这个案件中他个人的损失，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大了，上下疏远，爱人反目，自己又极不体面地被指定了回避，这一切还不就是为了自己那个要命的死认真吗？假使依着中国的那句老话：“不为祸始”，也“不为福先”，为人处事都恬淡一些，岂不更好吗？其实，以他性格中原有的中庸成份，他本来是可以凭自己的谦恭和刻苦独善其身的，完全用不着这么直抒胸臆，惹是生非。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真恨不得大声说一句，“妈的，再也不操这些心了！”
  吃过晚饭，刚一回到办公室，严君把电话听筒向他伸过来。
  “正好，找你的。”
  他接过电话，从对方大声的喂喂两声呼唤中，他一下子就听出是谁来了。
  “喂，你是志明吗？”对方不放心地问着，“怎么没精打采的，告诉你呀，我已经问清楚了，那种药，全市有八家医院都在用哪。按说试用药物是不应该发这么广的，反正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喂，怎么样？喂喂，你怎么啦，有主意没有？”
  “啊，没怎么，八家医院是吗？”他几乎是一种敷衍的口气。
  “对，这些医院里我倒都有认识的人，有的不熟，不熟也没关系，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去，办事可能方便些。”
  “啊——”他迟疑着没答话。
  “怎么样？我只有中午有空，我们一中午跑一个地方，加上星期天，一个星期，完了。”
  卞平甲的自告奋勇使他心里一热，攥着电话的手心儿也冒出汗来，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他一咬牙，说：“好吧！”
  放下电话，他先把这事向陈全有说了，陈全有略略考虑了一下，说：“中午要是有空，你去吧，不过可注意，别再迟到啦。”停了一下他又说：“刚才吃完饭，我跟段科长谈了一下，我是建议把杜卫东的自杀正式列为３１１案的一个疑点开展调查的，这并不是否定刑警队的决定，因为刑侦部门嘛，鉴定证明是自杀也就算完了，而我们反间谍部门却完全有理由搞清自杀的原因，只要和我们的案子有点儿关系就行。”
  周志明喜形于色地说：“是吗，科长怎么说？”
  “他没表示什么，现在这个当口上，要让他分出兵力去另开战场，那查纸就不能全力以赴了，这当然是要慎重权衡的啊。”
  陈全有的话没说错，晚上工作一完，段科长便找他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要走了。
  第二天中午一下班，他啃着早上就买好的两个馒头，匆匆忙忙赶到约定地点和卞平甲会合，然后一块儿去他们选定的头一个目标——市职工医院去查病历，结果：查无此人。他又火急火燎地往回赶，生怕再迟到了。第二天中午，当他揣上馒头又要走的时候，陈全有叫住了他。
  “这么干，身体顶得住吗？”
  “行，没事。”
  “还有几个医院没查？”
  “七个。”
  大陈从抽屉里取出介绍信的本子，“好，我帮你跑几个。”
  他低头给自己写着介绍信，“今天我去哪儿，医大附属医院？行。”
  严君明白过来，响应道：“我也去，还有哪个医院，近一点儿的，我骑车子不如你们快。”
  “好。”大陈给严君又开了一张。
  小陆迟疑了一下，踱过来，“那，给我也开一张吧。”
  周志明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也许什么也查不出来的，也许得白跑……”
  “行了，”小陆在他肩上拍了两下，“你甭解释了，都是老侦查员，还不懂这个？”
  小组成员一致的支持，使他感到特别的受鼓舞，有力量！哪怕他们并不帮助他跑腿，他心里也是高兴的。
  他今天给自己选了一个最远的医院——南州市骨科医院，他把自行车蹬得像飞起来一样，卞平甲可受不了了。
  “哎哎，我可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了，照顾一下行不行？”他气喘吁吁地拼命跟在后面。
  骨科医院的一位药剂师是卞平甲在一个训练班上的同学，由他领着，他们先到挂号处去查病历，没用五分钟，挂号室的一个女护士便从一排排病历架后面转出身来，问道：“这儿有个杜卫东，９４１厂的，对吗？”
  “对！”周志明喜出望外，“他的病历能看看吗？”
  “不行。”女护士摇头说，“医院都有规定，病历是不许随便给人看的。”
  央求了半天，女护士还是执意不肯破坏医院的成规。最后，看在那个药剂师的面子上，她又钻进病历架里看了一下病历，把给杜卫东门诊的大夫的名字告诉了他们。
  “这是个老大夫，骨科权威。”走出挂号室以后，药剂师对他们说，“老头儿人不错，我可以领你们去找找他。”
  周志明向挂号室窗口那排已经甩起来的队列瞥了一眼，抬腕看看手表，发怵地说：“来不及了吧？下午快上班了。”
  “不要紧。”卞平甲还以为周志明是怕耽误他上班，忙说：“既然今天查到了，索性搞清楚再说，我晚回去一会儿没关系。”
  “那……好吧。”他只好决定豁出去了，“那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别在那儿?唆。”
  “行，看你的。”
  他们向楼上走去，周志明又说：“找大夫了解病情，总不能直入公堂地进去就问哪，总得有个名义，回头就说我是杜卫东的弟弟，想了解哥哥的病况，怎么样？”
  卞平甲笑了，“不像，杜卫东那副傻大黑粗的样子，哪儿会有你这么个俊弟弟，我看不如说咱们是他单位的。”
  “别了，随便用组织的名义不合适，就说我是他弟弟吧，管他像不像的，那大夫说不定连杜卫东的长相都记不准了呢。”
  他们在楼梯上商量好了，才向门诊部走去。在一间小诊室里，药剂师把他们介绍给了一位须发疏朗的老医生。老医生没等他们开问，便露出一脸不满的神气说起来：
  “病人怎么不来？这么多天了。”他翻着桌上的台历本，说：“他是上星期六上午来看的病，我跟他讲了叫他星期天，最迟不能超过星期一就得来看拍片子的结果，可今天都星期四了，怎么还没来，不怕把自己耽误了吗？”
  “拍片子的结果出来了吗？是什么病？”周志明问。
  “有了病，大夫的话是一定要听的，否则，大夫再高明也没有用。”老医生答非所问，絮絮叨叨地咕噜着。
  “是啊，他老以为没事，不肯来，我们都挺着急的，所以来问问大夫。”卞平甲顺嘴编来。
  “还以为没事？别看表面上肿得不明显，再不来，半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大夫，他究竟什么病？”周志明着急地问。
  老大夫腰板笔直，端端地坐着，说道：“他的右腕以前骨折过，肱骨和桡骨都曾经受过严重的损伤，从这次拍的片子上看，当时治疗得不理想，原来损伤的部位现在又开始发炎、积脓、溃烂。这是一种突发的急性炎症，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恐怕是要截肢的。”
  周志明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语无伦次地问道：“大夫，那他照的那个片子，他的手，您说，他的手伤到什么程度了？肱骨，还有桡骨？”他在自己的小臂上比画着。
  老医生加重语气重复地说：“我不是危言耸听，他的手如果不及时手术，就得截肢，不过现在来的话，也许还有可为。”
  “我是说，您能不能判断，在上星期六，他从您这儿离开的时候，他的右手还能不能用力，比如说，负十公斤左右的东西？”
  “十公斤？不要说十公斤，半公斤也不行，他的右臂从肘关节以下几乎不能动了。”老医生大惑不解地望着他，“怎么，他回家后没说他的胳膊很痛吗？从片子上看，肱骨和桡骨的四周已经积脓了呀。”
  周志明顾不得再往下问了，向那位药剂师使个眼色，匆匆忙忙向老医生道扰告辞。出了诊室他又向药剂师道了谢，便快步如风地往楼下走，卞平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溜小跑跟上他，穿过走廊，直奔医院的大门。
  “哎哎，到底怎么样？你是不是发现点儿什么了？”
  周志明脸色凝重，摇了一下头，“不，没什么。”走出大门口，他握住卞平甲的手，迟疑少顷又说：“以后吧，以后再告诉你。”他使劲儿握了握卞平甲的手，突然觉得眼睛有点湿了，“老卞，你真是个好人，杜卫东有灵，准要给你作揖了。”
  下午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和卞平甲分手后，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家修自行车的铺子里，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
  他拨通了办公室，刚说了一句话，大陈便先埋怨起来。
  “你怎么搞的，都几点啦？纪处长刚才又发火儿了，喂，你现在在哪儿啊？”
  “喂，跟你说，我现在回不去，请个假。”
  “请假？我看你算了吧，现在案子正是要劲的时候，小陆他们已经出去了，我也正要走呢，你快回来吧。”大陈几乎是命令的口吻了。
  “我回去挨批评，做检查，背处分，都可以，可这个事非马上办不可，劳驾了，你在领导那儿替我挡一挡。”
  “到底什么事啊？喂喂。”
  “见面再说吧，这儿讲话不方便。”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挂掉了电话。半个小时以后，他来到刑警队马三耀的办公室里，进门第一句话就说：
  “杜卫东不是自杀，是他杀！”
  “什么？”马三耀被这一惊人的宣告弄愣了，好半天脸上才现出疑惑的表情，推开堆在面前的一堆材料，用略带嘲弄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慢吞吞地说：“你小子昨天晚上做什么怪梦了吧？”
  “我找到证据了，不开玩笑！”
  马三耀凝眸和他相视少顷，在目光短瞬的交流中，他眉宇间那微讽的笑意消失了，神态严肃起来，但口气中仍然蕴着怀疑。
  “什么证据？”
  周志明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急急地说：“上个星期六上午，也就是杜卫东死的当天，他去市骨科医院看过病，他的右臂在监狱里被其他犯人捆残过，现在旧伤复发，医院里给他拍了片子，一个权威骨科医生证明他的右臂已经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根本不能用劲儿。自勒身死，绝对不可能，医院的诊断可以百分之百地推翻这个结论！”
  马三耀被这个横生出来的证据惊得目瞪口呆，“什么？你再说一遍！”
  “骨科医院，他死前去看过病，右臂内部溃肿，根本不能用力！”
  马三耀眉头打成一个疙瘩，呆呆地沉思片刻，如梦方醒地跳起来，抓起了桌上的电话。
  “找老武，老武吗？你马上派人去市骨科医院，杜卫东自杀以前，不，他死以前去那儿看过病，你们去一下……不不，不仅是一般的了解病情，而是取证，对，取证，你别管销没销案……是，要马上去。”
  放下电话，他坐下来，很疲倦地仰靠在椅背上，颓然地用手指捏着紧锁的眉尖，周志明靠近他，轻声说：
  “你看，是否还应该派人再到他家里去一下，也许能了解点儿新情况……”
  马三耀一句话没说，站起来，收拾好桌上散乱的材料，抓起棉帽子向门外走去，他拉开门，才转回身对周志明说道：
  “陪我一起去，行吗？”
  他们来到西夹道，是下午四点多钟。对于他们的不速而至，王焕德一家人无不下意识地觉得事情有了一线希望。
  郑大妈形容枯槁，但说起话来，锐意还在，她用微陷的眼睛看定马三耀，叨叨说道：
  “你是公安局的领导吗？我们家卫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个说法，你们总该给个准谱子吧？他要是有问题，我们划清界限，要是没问题，我们也好挺着腰板做人呀，现在都在搞四化……”
  马三耀不去理会老太太的唠叨，老练地在淑萍的房间里四下打量，问道：“星期六下午他回家以后，没说起他哪儿不舒服吗？”
  一家人面面相觑，王焕德说：“没听他说呀。”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或者说感觉到他的右手有什么毛病？”
  沉闷了好一会儿，梅英第一个想起什么来，说道：“那天他吃晚饭，好像……他好像是用匙子吃的，淑萍，你不是还说他越活越小来着吗？”
  “用哪只手拿匙，右手，还是左手？”
  “哎哟，这可记不清了。”
  淑萍一直静静地思索，突然，眼睛闪了一下，“对对，他的胳膊是有毛病，他那两天说过他手痛，对我说过的！我问他怎么了，是不是以前得过什么病，他又老不爱说，我还说他来着，这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干吗不好意思呢。对了，那天我还劝他别去值班了，和别人换一换，他不听，说是大星期六的，跟别人换班不合适，他这人就这么认真。”
  大福子的目光一直在马三耀脸上探询着，这时才插空进来问了一句：
  “卫东……没什么问题吧？”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自顾在屋里踱了两步，站定，问道：“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看吗？”
  “可以，当然可以。”王焕德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当即说。
  马三耀先看了那个小书架，信手翻了翻，又看了杜卫东的柜子和桌子的抽屉。一边看，一边问一些杜卫东日常的起居习惯和死前的言行之类，最后他从床腿的里侧顺手拾起一只白色的帆布包，问道：
  “这也是他的？还挺沉。”
  “是他做木匠活儿的工具兜。”淑萍说。
  马三耀扒着兜子往里看了看，伸手进去，哗啦哗啦一阵铁器撞击的声响，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来，粗略地翻看着。
  “写的什么？”周志明问。
  “没什么，净是些家具图样，哎，这儿还夹着张纸……好像是封信。”
  马三耀从小本子里抖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来，展开来看了一遍，向淑萍问道：“谁的信？”淑萍看了一眼，摇摇头，马三耀又递给志明，“不知道谁的信啊，我看是个草稿，勾得乱七八糟的，肯定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这种水平的字来，我知道。”
  周志明接过那张纸，一行熟悉的字把他的视觉猛地击了一下，他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击之下怦然窜到脑门上来了，这就是那封信！那封他们全力以赴在搜寻的信！
  冯汉章先生台鉴：
  你寄来的钱……
  他的手抖起来，全身抖起来，不知是兴奋、是狂喜，还是恐惧、是惊骇！
  他认识这笔迹，这潦草却未加伪装的笔迹！
  施肖萌掮着沉甸甸的书包，走进宁静的阅览室。行将西落的太阳，在这间轩敞的大房间里洒下一片灿烂的金晖，明亮堂皇的视觉效果和暖融融的书卷的香气，使她晦暗的胸襟稍稍宽展了一些。
  她为自己找了一把略高一些的靠背椅，尽量舒适地坐下来。这几天，来这儿看书的学生寥寥落落，似乎大家都在忙着为逃避去外地分校的命运而奔走活动。她要不是中午刚从王副校长那里得到了可靠的内部消息，又何尝能够如此安逸地来这里看书呢？
  还有几天就要放寒假了，放假前就要公布去分校的学生名单，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教室、宿舍还是在操场、食堂，这件事都作为中心话题被人们用各种猜测、判断和展望翻来覆去地咀嚼着。要去六百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被——用某些同学的话说——发配“远恶军州”的可能。前天，中文系十八个党团员联名向校党委递了公开信，主动要求去分校草创，随后，西语系立即有人起而响应，而在他们法律系，却还没有涌现出这类拔萃人物。当她在食堂门口看到那封赫然贴在墙上的公开信时，胸口也曾荡过一股热流，对于这些自告奋勇的同学，她从心里是敬佩的，因为这毕竟不是假好汉的一时狂热，而是对自己终身前途的一个小小的选择，她真恨不得也登高振臂，“算我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填在上面，与那十八勇士为伍做伴去。然而却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她要是真那么干了，也许才真是属于一时狂热呢。她想好了，听天由命吧，让她去，她就去，让她留，她也不那么左，好像只有到分校才算响应党的号召似的。
  于是在昨天全班的大会上，她只是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谨慎而简短地表了一个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的态。等散了会，立即有人对她说：“你还怕什么？你有你老头儿……”虽然是熟人玩笑，但说得这么直白，颇有些让人下不来台，她当即就恼羞成怒地抢白了一句：“你可以监督呀，我要是托家里走了后门，你告到纪委去，叫我退学都行。”
  王副校长在今天中午透给她的消息中，特别提到了《南大学报》已经内定由她担任法律组的学生编辑一事，显然，她的留校有一大半是出于这一缘故。她的心情也由此而安定下来，这样见了谁都可以说得出口了，她留是留得无愧的。
  阳光在眼前的桌面上镀了一层柔和的金色，使人赏心悦目。《学报》怎么看中她了呢？大概，一是因为卢援朝案件的胜诉，使她小小地轰动了一下；二是她的那篇“摒弃人治，实行法治”的文章，《学报》取其鲜明，是准备刊用的。这两件事似乎和眼前这片金色的阳光一样，预示着自己在事业上的未来。比起大多数同学来，她应该算一个早发的幸运儿了。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将第一次被铅字刊出，她心里便荡漾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和满足。
  多想想这些好事吧，她尽量把这些天来那一个个不快的思绪从脑子里赶开，慢悠悠地从书包里取出那本正看了一半的参考书——《宪法选编》，从中间打开来，又摊开笔记本。对！所有这一切，学问是最要紧的。
  十九信条?穴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公布?雪
  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黑色的铅字在书页上模糊起来，她的思绪又飘移开去。最近一段时间，她总是不能长时间地凝聚起注意力来，思绪总是这样游移无定，像痼习一样难以克制，想什么呢？她常常……常常会不期然地想起周志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