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萌不会生炉子，没人会嘲笑她。她是女孩子，本来就该不会。
  可是，他也不会。他是男的，一米七八的个儿，居然也不会摆弄这只小小的、看上去是那么简陋的铁炉子。虽说这炉子和他家里使着的完全一样，可是从吃过晚饭到现在，小厨房里已经青虚虚地浮了一顶子的烟，他也没能把蜂窝煤的火眼儿给弄红。
  尽管萌萌已经说：“算了，明天再生吧。”但他还是半跪半趴在炉子跟前，不甘心爬起来。这下，在萌萌面前又露了一个怯！萌萌最近好像一下子知道了他的许多短处，说话的口气里，时不时地要带一点嘲弄的味道了。他说不清是气恼还是难堪，背脊上竟刺刺地冒出些躁汗来。
  “倒风。”他悻悻地爬起来，拍拍手，掸掸衣服，看了萌萌一眼，“真是倒风。”他很认真地补了一句，随即又觉得愚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萌萌果然笑了，“我又没说你不会生。”他盯着萌萌略带戏谑的笑容，等着她说出自己最忌讳、最提防的那类话来，活像阿Ｑ缩着脖子在等假洋鬼子的棍子。
  “——你呀，刚认识你的时候，还真以为你特别能干呢，其实你好多还不如我呢，太笨了。”
  他干瞪着眼，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证明自己不笨的论据来，脸上红得很难看。
  “这能怪我吗？”他糊里糊涂地冒出这么一句。
  “你笨，还能怪别人？”萌萌奇怪他居然说出这种傻话来。
  怪别人，怪谁呢？要怪，就得怪他的家，怪父亲。说这话就算有点没良心吧，可事实就是这样，他的低能，他的懦弱，他的孩子气，全是父亲给惯出来的，没错！
  “哎，志明，今天到医院看你爸爸去了吗？”萌萌一边收拾着炉铲、火筷子之类的家什，一边问他。
  “去了。”他说，“过几天，要给他会诊，医生说他鼻子大出血，可能不完全是高血压引起的。今天还给换了个小病房，两人一间的。”
  “是吗？那可真不容易。”
  可不是吗，像父亲这样一个当初的“走资派”，现在的“逍遥派”，有职无权的人，能住上两人一间的小病房，确是不容易的。给父亲看病的女大夫人挺好，周志明前几天从湘西回来才知道，她爱人原来也是南州大学的学生，就是当初父亲挨斗游校的时候，硬叫他敲那面破锣的那一位。也许小病房就是这女大夫给想的办法，算是替她爱人道道歉吧。谁能在前些年那种“你死我活”的日子里过一辈子？谁没有一点善良和同情？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是他陪父亲到那个小病房去的，房子挺不错。父亲的情绪也格外好起来，新鲜地环视着粉白的屋子，像个土气的乡下人那样用手试着按了按软软的病床，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似的。父亲能有这样一个安顿，的确是件大喜过望的事，可事情也并不都那么尽如人意。负责这个病房的那位上了年纪的护士长和那位年纪很轻的护士，就叫周志明大大地不痛快。护士长大概快六十岁了，眼力却很拙，竟然用又细又软的声音对父亲问道：“是您儿子吗，在哪个中学念书啊？”
  “哈——”父亲大笑起来，响亮的声音简直就不像个病人，“你看，我说你一身孩子气吧，谁见了你都把你当成中学生哩。”父亲对护士长说：“他都工作七八年了，在公安局工作七八年了。这孩子从小没出过门，没独立生活过，都快二十二岁了，还像个孩子。”
  “爸！”他气恼地皱起眉头，“高血压是不能这么大声说笑的。”
  “嗬，还懂得挺多呢。”年轻的护士也打趣地笑起来，那神情，活像是在逗个小孩玩。
  他心里恼羞不平，索性扭过脸，不说话。
  真的，是不是他的外表太富孩子气了？为什么别人总会对他有这种误会呢？直到现在，望着眼前冒青烟的倒霉炉子，他还在为那个年轻护士藐然的讪笑感到别扭。
  其实，在单位里，在工作中，在一本正经地板起脸的时候，他已经很像个二十七八岁的大汉子了，这两年在科里同事中间甚至还博有一点老成持重的印象。可一在父亲身边，为什么总还给人一种中学生的感觉呢？父亲总说他是个孩子，总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个大人，可父亲又总不拿他当大人对待，总是习惯当着外人用手去摸他的头，拍他的脸蛋，前几年，连在澡堂子里洗澡都怕他洗不干净，非要亲手给他搓一搓背才放心。一个大小伙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叫一个老头子搓背，该是多么难为情的场面啊。他开始常常违拗不过，只得红着脸由他去搓，把头勾得低低的，生怕熟人看见耻笑。这几年，由于他一再固执地拒绝父亲这一传统的宠爱，才算从那种尴尬中解放出来。
  人们常喜欢这样概而论之：对孩子，爸爸总不如妈妈……
  哦，妈妈，对他来说是多么遥远、陌生而又绕口的字眼儿啊！
  母亲是在他三岁时病死的，她留给他的全部印象都来自那几张半黄照片上清秀文静的面容。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再娶，他是不尽了然的，只听说母亲在弥留之际曾要求父亲等儿子长大一点再结婚。母亲死后，父亲是很爱他的，超过了一般父亲对儿子的爱，把父性的宽怀慈厚和母性的温柔细致混合在一起倾注在他的身上。他尽管没有母亲，但在心灵上却并没有丧母的痛苦和压抑，他仍然得天独厚地度过了黄金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果不算“文化大革命”头几年作为走资派子女的那段经历的话。
  也许正因为这些，正因为他是从小在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感到欠缺的环境中生活过来的，在上了中学以后才显出那么低能和软弱，饭也做不好，炉子也安不好，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学校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干起活来他总比别的同学差一截。
  “过来，我给你扫扫。”萌萌手里拿起一把小笤帚，在他的胸前和两肩轻轻刷起来。“你知道吗，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你会是个警察。”
  “那我是什么？”
  “什么，”萌萌笑起来，脸上的酒窝儿真好看。“你是个小少爷。转过身来。”
  他绷着脸，一声不响转过身去，笤帚又在背上响起来。
  “你怎么会是警察呢？我又怎么偏偏认识了你呢？”萌萌像是问他，又像是自问。“我姐姐是最恨警察的，我原来也不喜欢。警察都是粗人，从汗毛孔里冒粗气的人，是吗？”
  “唔。”他含混地应了一声，懒得去解释了。女孩子不喜欢当警察的，就如同她们不会生炉子一样，也算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之事。她们哪儿能体会得到，那鲜红的领章，灿烂的国徽，威武的大盖帽对于男孩子来说，该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在他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先是北京军区在他们这一届学生中招兵，那会儿，几乎所有的男生都痴狂地卷入了应征入伍的竞争之中。“当兵去”，成了当时最值得向往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学生们整天挂在口头的那句名言，“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可以在其中锻炼成才，更主要的，是大家暗地里浮于心头的那句实话，“不用下乡插队了”。并且等将来复员回来，还能由国家分配工作，似乎那簇新的绿军装一经穿在身上，一辈子的前途便有了可靠的保障。
  那时候，他虽然也参加了体检，却并没有真的去做关于绿军装的梦，这种事对他来说犹如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在送别入伍同学的火车站上，看着那几个雄赳赳的幸运儿，他也并没有像其他送行的同学那样为自己洒下几颗遗憾的眼泪，还没等别人的泪迹干掉，他已经默默地准备起下乡的行装了。
  没想到，接兵的解放军刚刚走，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民警察接踵开进学校。解放军既然招了这帮十五六岁的娃娃做小兵，公安人员当然更需要从小培养。对于看过《秘密图纸》、《铁道卫士》这些影片的少年来说，做一个全能的公安战士，这是同样大的诱惑。于是，更大的竞争在全校席卷而来。
  奇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在他们学校招人的那个公安局干部是个年纪不过三十多岁的黑脸大汉，他的形象和一般学生们理想中的侦查英雄十分接近。当时他仅仅知道这个人姓马，不像其他男生那样闪电般地就同他混熟了。然而出人意料，这位姓马的黑脸大汉对那班外表孔武有力而又在他身边跃跃欲试的学生不屑一顾，偏偏看上了他，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瘦弱的男孩子。
  黑大汉的全名叫马三耀，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个组长，他有一个与其神形颇为贴切的外号——“大黑马”。大概缘于周志明清秀的容貌和腼腆的性格，黑大汉给周志明起了个亲热的称呼“村丫头”。但这个外号并没能在人们嘴里留多久，因为仅仅两三年的工夫，周志明已经大大地变了一个样子。这两三年是他的青春期中一段陡升的发育曲线，身高从一米六○一下子蹿到一米七八，肩膀加宽了将近一半儿，胸脯扇面似的微微凸起，一位原来在他们班里身量最高的“力士”后来和他邂逅相遇时，竟要仰着脸同他寒暄了……
  他靠在碗柜上，呆呆地看着萌萌收拾着地上的东西。这间小厨房太窄了一点，萌萌每转一次身，都要碰到他的腿。她身上那件深灰色的毛衣也很小，紧紧裹着还没有完全发育开的苗条的身子。他很想去抱抱她，亲她一下。他们认识好几个月了，他没真正碰过她，他不敢。萌萌收拾着厨房里的东西，显得那么自如，那么有条不紊。他原先没想到像萌萌这么一个俏丽温柔的姑娘，竟会是这么本分、勤快，正像萌萌过去也没想到他是这么没能耐一样。
  “你姐姐，她不喜欢警察，那她对我是什么看法？”他想起了这么一句问话。
  萌萌直起身来，笑而不答。
  “我知道，你姐姐对我没好话。”他故意试探着说。
  “她对你说好说坏有什么要紧呢？你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对你怎么看。”
  他也笑了，“你呀，不用问，我头一次见你就知道你对我是什么看法了，要不然你干吗老要我一次次领你去医院复查呢。”
  “那是你骑车把我撞了，当时援朝哥哥也在，你溜不了赖不掉，当然得领我上医院啦。”
  萌萌撒娇般地争辩，反倒证明他说得不错，他差点没把下面的潜台词儿也给说出来：“明明是你头一眼就看上我了。”可这话就是说了，萌萌也不会承认，她准要说：“谁让你那时候总拎个水果篮子上我家来呢，是你看上我了。”他轻轻吹了声口哨，咳，管他谁看上谁了呢。
  萌萌家的房门响了一下，他听见有人向这边走过来了。宋阿姨、季虹和卢援朝全都挤进了这间小厨房。
  “萌萌，小周，”宋阿姨笑眼迷离地不住打量着他们，“一个炉子，这么半天还没生好呀，都快十点钟了。”
  季虹刚刚洗过头，湿湿的头发披在肩上，她总是那副大模大样的口气，“他们？哪是在生炉子呀，是图这个小厨房的清静。”
  听着宋阿姨会意地咯咯笑，周志明脸上喷了一层红，挺尴尬。他不喜欢萌萌这个厉害的姐姐。无论什么事，到了她嘴里，总要把人家蛮有情趣的那点遮掩拆穿，仿佛大家都赤条条的才好看。
  还是卢援朝嘟囔了一句，才把话隔开了。“别在这儿烟熏火燎的了，到屋里坐着去吧。”
  “行了，”季虹挥了一下手，“都快半夜了，小周也该回去了。”季虹是这个家里的天之骄子，对谁都习惯用这种近于命令的口气。
  周志明看了萌萌一眼，不过意地说：“我早该走了，可炉子一直没生着。”
  “不要紧，”宋阿姨还是笑容可掬，“明天援朝还来呢，他会生。”顿了一下，又说：“你看，现在我们家这个条件，真没办法，要是多有一间屋子，你就在这儿住一夜，省得这么晚再跑回去了，你家里又没人。”
  季虹拢了拢肩上的头发，接过话说：“以前我们家自己一个独院，平房还有暖气……”她当着周志明发这类怀旧之慨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都被神经敏感的宋阿姨打断，怕她带出什么今不如昔的牢骚来。
  “小周明天来吧。”宋阿姨果然打断了季虹的话，说：“明天，给你施伯伯讲讲湘西的情况，他有二十多年没回他那个老家了。”
  “好吧，我明天来。”他说。
  关掉小厨房的灯，大家一齐走出来。他靠近萌萌，轻轻问了句：“送我吗？”
  记不清他们从这里走过多少次了。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的光阴，这条弯弯曲曲、路面残破的小胡同，这条拥挤着这个城市里最下层的人群和那些尚未改悔的走资派的小巷子，竟会留下他这么多真实的快乐，可触，可感，使人依依。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不知是谁先停下来的，萌萌问：“还要我再往前送吗？”
  他的心咚咚跳，脸发烧，他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嗫嚅了一下，才终于鼓鼓气说：
  “我……咱们亲亲，行不行？”他呼吸急促，声音发着颤，是他的心在颤。
  半天没有回答，他几乎是屏住气在等待。
  “你看，那边过来人了。”
  他只等来这么一句，屏住的气全泄了下来。他有点自恨，就连在萌萌面前，他也是这么胆怯吗？他们在一起有好几个月了，彼此相处又是那么融洽、贴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拘束和费力，这已经使他破天荒地相信了命运的安排。在她面前，也许早就用不着这样畏缩了，也许早就应该更直率、更豪放，或者干脆，来点儿鲁的……可有时静息想想，又发觉这些念头有多么可笑，简直有点没正形。才几个月，不算长，何况他们的缘分又是那么偶然、无意，以至于叫人到现在都要疑为梦中的故事，惴惴然不敢相信呢。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讲？必然的长河大概都是由这些无穷无尽的偶然的水滴所组成。——他的自行车撞了她的腿，于是他送她上医院，送她回家，都不过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必须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已，要不是那天晚上无意对同院的大福子说起了这件事而引起大福子那番危言耸听的话来，他大概绝不会在第二天就拎着个水果篮子又跑到萌萌家来看她的伤。大福子也是无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
  大福子是他同院对门王焕德大爷的儿子，比他大五岁，在南州市冶金机械厂当司机。不知道是不是汽车司机都有这么个共同脾性，一提到马路上的官司，总要摆着深明此道的神态说上一通不可。
  “你呀，”大福子拍着他的肩膀，“就是老实，要是我，医药费就得一人一半！怎么着，那女的就没责任啦，她凭什么在慢车道上逆行？我就腻歪这号人，有便道不走，偏要在车道上大摇大摆，知道你不敢轧他。”
  当时王焕德大爷正坐在他家的床沿上洗脚，沙哑着嗓子插嘴说：“医药费是小事，再说又是交通警察判的，只要人没伤着筋骨就不碍事。”
  “嘁，”大福子一撇嘴，“您哪知道现在的事儿啊，要我看，那女的说不定还得讹志明一下呢。”
  “讹我，怎么讹？”
  “这种事儿，你没经验，你看我给你算算。”大福子来了兴致，把筷子往桌上一撂，掰着手指头说：“今天看病的医药费就不算了，下星期得复查，她不是扭了腿吗，她要一个劲儿喊疼，医生摸不出来就还得拍片子，四五块钱这就出去了；过一星期她要是还不说好，你还得带她复查，她要说走不动，你每次还得给她叫出租，她家住在哪儿？神农街，好嘛，从神农街到那个医院一个来回就得小十块，她养伤这些天要是给扣了工资也得你给补，你算算，这得多少钱？花钱不说，还得搭精神，你要想躲着她，她就找交通队，交通队一个电话拨到你们单位，你还是得去。”
  王大爷的老伴郑大妈正在稀溜稀溜地喝着面儿粥，这时也放下碗插嘴道：“志明，甭听他瞎白乎，什么事儿让他一说，邪了！”
  “妈，您甭不信，去年我们厂一个小伙子让卡车给剐了一下，足歇了小仨月。本来就是腿上有点儿伤，你猜怎么着？他看了外科看骨科，看了骨科看内科，连神经科都看了；你没辙呀，他硬说他头痛，内科大夫查不出毛病来，只好转到神经科，看看是不是脑子受了刺激，这小子，捞着不花自个儿钱的机会，把身体全面检查一溜够！”
  “得得得，”郑大妈翻着眼睛说，“都像你们厂的人那么缺德，咱们国家早变修了。”
  大福子不理他妈，冲着目瞪口呆的志明说：“要想消了这一灾，也有辙，你呀，趁早提上个点心盒、水果篓，三天两头勤去着点，你看得勤点儿，她就好得快点儿，就这么回事。”
  第二天，他真的买了些高价苹果，去了。可他心里也说不清，他跑到萌萌家来，除了大福子那个歪主意的作用外，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因素。
  他那回是第一次见到施伯伯、宋阿姨、季虹，还有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也是第一次留心潜意地看了看萌萌的家。凭着一个侦查员特有的观察力，他几乎是一眼就猜出了这个家庭的身份。
  施家是住在神农街头条深处的一个大杂院里的，院子很脏。大概因为家家都习惯把脏水泼在门前，所以院内的地上，似乎永远是湿漉漉的。萌萌家是一个里外套间。屋里东西挺多，几乎没有给人留出一点可以转腰的地方，除了那一对实际上已经崩了簧的小沙发还像点样之外，差不多全是破烂家具。墙壁尽管刚刚刷了灰，可仍然遮不住土旧寒酸的色质。墙上空空的，只挂了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和一张周总理的黑白照片，照片的镜框上垂着刚刚披起来的一尺黑纱。
  施伯伯的年龄大概和父亲差不离，脸上表情不多，却很有气度。他原以为施伯伯是大学教授一类的老知识分子，但很快又发觉不像，在施伯伯的声貌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严肃气派，是纯粹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他从小就住在爸爸工作的南州大学里，早见熟了那些个学究气的教授们。
  宋阿姨看不出多大岁数来，样子不老，却有了丝丝银发，身体瘦瘦的，像是很弱；季虹呢，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长得没肖萌好看，可也是个大家闺秀的气质。
  他猜得不错，这是个走资派的家，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安排工作的走资派。
  去萌萌家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接她去医院复查了一次。那天萌萌带了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普希金诗选》，说是要在候诊的时间看，结果，那天他们之间的主要话题就是普希金了。他一向是偏爱中国的古典小说的，《三国》啦，《水浒》啦，都喜欢看，而对普希金之类却所知不多。可他挺乐意听萌萌给他讲，他的兴趣鼓励着萌萌几乎把她知道的所有关于普希金的知识一股脑倾倒出来了，什么《叶甫盖尼·奥涅金》啦，《甲必丹之女》啦，《鲍利斯·戈都诺夫》啦，还有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他们对普希金如何如何评价啦，她一边讲，一边还要加上许多自己的评价：“普希金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同情弱者。他那部有名的诗《致西伯利亚书》，知道吗？就是交给一个罪人的妻子带给那些囚徒们的。”
  最后，萌萌自己也笑了，“你看，我简直是在讲演了，我今天讲话太多啦，你早烦了吧？”
  “没有，你挺有口才的。”他说，“真的。”
  萌萌略带难为情地说：“你不知道，我中学毕业四年了，老是一个人在家呆着，同学们都有了工作，彼此都不太来往了。我妈妈管我可严呢，不许我出去跑，我没有伙伴，闷死了，你不知道我多想和咱们这样的年轻人说说话呀。”
  他带点诙谐地笑笑，“你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啊，今天我可见识了，你讲得真不错，能吸引人。”
  萌萌笑了，他看出来，那是一种感激的笑。
  临分手，萌萌干脆把那本诗选借给他了，让他看完后到她家去还。但刚刚过了两天，她就性急地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已经看完。这本书，简直就成了他们联系的媒介，或者说，成了他们联系的借口了。他虽然至今也没有把书还给她，却早已成了这个“衰微”之家的常客，并且很快就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以及这家里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朋友混熟了。常来这里串门的，除了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以外，还有施伯伯的老友，９４１厂“靠边站”的总工程师江一明；９４１厂的团委书记安成，都是些很好相处的人。他对这个家里的气氛和规矩几乎是无师自通的，这大概是他和他们的某些相似经历所使然吧。尽管在表面上看，他的条件比萌萌好得多，萌萌一家四口，真正在职工作的，只有在９４１厂当仓库保管员的季虹一个人。而他，是公安干部，父亲又是南州大学的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但让人看起来，毕竟是个“结合干部”，算是改悔了的走资派吧。
  他和萌萌继续往前走去，好像是为了消除刚才的那场窘迫，萌萌主动扯起一个话头来。
  “你们单位那个女的，我看对你挺不错的。”
  “你说谁？严君？”
  “你出差去湘西前，不是托她打电话来告诉我一声吗，她没打电话，倒专门来了一趟。”
  他的心又咚咚跳起来，几乎揣摩不出萌萌这话是随口无意还是另有用心。他低头说了一句：“严君呀，我们科里的内勤，大家出差在外，私人的事一般都托她代办。”停了一下，他又补上一句：“我们组的小陆看上她了，还托我做媒呢。”他不知道后面这句话，是不是又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严君跟与周志明同组的小陆，都是一年前从南州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她高高的身量，人很漂亮，一到处里，立即引起了一帮年轻干部的注目，背地里称之为“五处之花”。其实在周志明看来，就算是花，也是一棵刺梅。严君生就了一副假小子脾气，为人硬朗爽利。他和严君虽在一个屋子办公，私交原也不深，可是最近几个月，他暗暗发觉情况有点不对，严君总是在想法接近他，顾盼之间，一颦一笑，似乎都有些异样，她该不会生了那方面的念想吧？不会不会，处里想追她的人多了，可是情形又确实有点不对，不然，那天他给小陆提媒，她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呢？她居然哭了，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严君是一个不知哭为何物的女孩子。还有，她跑到萌萌家来这件事，也是有些古怪的，本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的事情，何苦疲于奔命地跑一趟呢？他从湘西回来的那天晚上，严君故意磨磨蹭蹭不回家，他心里也是有些感觉的，难道她就为了等大家都走光了，她向他说那番话吗？她当时的态度是那么郑重，使得他也莫名其妙地郑重起来了。
  “你托我办的事，我办了。”
  “是吗？”他以为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胡同的传呼电话不好打？”
  “我没打电话，我去了一趟。”
  “噢？”他迎住严君的目光。
  严君却躲开他的注视，低声说道：“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
  “谁？”
  “旧市委的政法部长，施万云。”
  “我知道，南州市第一任检察长嘛，老头儿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向她解释起来了。而她却迎头泼了一瓢冷水：
  “还没做结论，挂着呢。”
  严君特地去萌萌家，又特地把施伯伯的身份告诉他，这里面的意思，他能感觉出一点来，但又不能太肯定。现在萌萌提起严君来，会不会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谁知道。
  幸好，萌萌自己把话引开了。
  “哎，志明，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去不去十一广场？”
  “十一广场，干吗？”他明知故问。
  “安成他们厂团委要往十一广场给总理送花圈，咱们一起去助助威。”
  他犹豫了一下，没搭腔。
  萌萌又站住了，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哼了一声：“难怪我姐姐不喜欢当警察的，你们都是些冷血动物。”
  “我也是？”他低头问了一句。
  “你，你是一杯温吞水。”停了一下，萌萌又问：“你不敢去，是不是怕你们领导知道？”
  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如何一言以蔽之。十一广场，他并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怕领导的什么脸色。他的隐衷，怎么和萌萌说清楚呢？
  这几天，南州市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火药味儿，已经越来越刺鼻子了。几乎满城都在议论十一广场出现的那几个不大寻常的花圈，议论上海港工人悼念总理的“汽笛事件”和《文汇报》文章的风波。今天下午，从市局办事回来的组长陈全有又悄悄向他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有人把反动标语用柏油和水氯松刷在火车上带到了北京；北京，据说也是人心浮动，有人往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
  “市局大楼里，气氛紧张得很。”身高体胖的陈全有和志明的办公桌对面紧挨着，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全有还是把大半个身子探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里面刚呆了五分钟就觉出来了，大家谁也没心思正经办公，都在底下议论纷纷。”
  周志明没动声色，他当然明白大陈的所指，但却故意问了一句：“议论什么？”
  “你不知道？十一广场上也有人送花圈了，还有人轮流守在那儿呐，你不知道？”
  “那不是悼念周总理吗，有什么不好？”他仍然故作糊涂地说，“市局机关那帮人，就是爱大惊小怪。”
  “咳咳。”陈全有也笑笑，附和地点点头，不再解释了。周志明心里知道，大陈这个人，工作上满有魄力，但在政治和人事方面，却是明哲保身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心里有数，嘴上一向难得说出来。既然自己一味装糊涂，大陈当然更不愿明言了。
  对十一广场上的事，萌萌不会像大陈那样闪烁其辞，但她似乎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尖锐过，“你们有些干公安的，就是让人看不惯，他们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怕他的顶头上司，你承认不承认，就有这种人？”
  怎么没有呢，他心里当然是承认的。可在感情上却不舒服。他不希望萌萌是个尖刻的人，尽管她在你们“干公安的”面前，很有分寸地冠了个“有些”的限制词，但物伤其类，毕竟使人不快。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爽快答应清明节陪萌萌一起去广场，就绝不是缘于对顶头上司的惧怕，他要是想去，完全可以搞得单位里人神不知。说实在的，别看他是干公安的，他倒是真心希望现在人们都出来闹闹事才好，这些年，大家在感情上是太不痛快了。有时当着一些同学朋友的面，他甚至还忍不住要说几句怂恿的话呢。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当口上去广场送花圈，绝非一件平常小事。他是替萌萌、季虹和安成他们担心，他已经意识到的那种不安，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要是真的跟随他们前去呐喊助威，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但若不去，又会招致萌萌反目相视，这种矛盾的心情，怎么向萌萌说清呢？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那萌萌非送他一声冷笑不可。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吁了口气，“再说吧，到清明节再说。”
  萌萌也吁了口气：“你要为难，就别去了，没事。”
  他能分辨出来，萌萌这话是真心的，萌萌不忍难为他。可是最后她却又饶上了一句：
  “看来警察也跟军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上级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上级的感情就是他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上级……”
  “得了。”他不耐烦了，“你根本不了解警察，你们都不了解，警察也有各种各样的。”
  萌萌笑了笑，“有冷血动物，有提线木偶，有行尸走肉……”她注意到了他的脸色，收住了话头，笑着看他，“我要把你逗哭了吧？”
  远处，电讯大楼的钟声沉闷地响了，他们不再说话，似乎都在各自的心里默数着钟响的次数。啊，十点了。胡同口，一辆用北京吉普改装的宣传车徐徐开过，高音喇叭里放送着一个语调激昂的声音：“……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当前，社会上一小撮‘隐士’和‘逸民’制造谣言，妄图混淆斗争的……”
  汽车走远了，广播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街上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萌萌不往前走了。
  “我回去了。你明天什么时候来？”
  “来，听你和你姐姐骂警察？”
  “瞧，”萌萌一脸缓解的微笑，“我说是逗你嘛，你还真急了。明天早点来，给我爸爸说说湘西吧。”
  萌萌的笑能使一切变得温和、美好。可他仍然用一种不甘奚落的口吻回了她一句：“你又没骂我，我急什么？”
  周志明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有点明白了，工具，用工具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公安人员，并不是什么好话。和人们常说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机构的性质定义全然不是一回事，而像萌萌说的那样，等于是在骂他们当警察的不是人，或者只是一群徒有四肢而无灵魂的人，一群物化了的人。他明白了这个词儿所包含的那种鲜明的贬意和蔑视。
  然而，这能怪谁呢？专政机关就是这么一个“准军事”的性质，公安人员就应当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怎么能凭着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主张而随心所欲呢？不能，公安就是公安，它的纪律就是服从，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周志明内心深处的感情上，在最朴素的，甚至于接近本能的直觉上，他常常又觉得萌萌的话也有某些道理。他在湘西同陆振羽的那场辩论中，不也是持了同萌萌一样的观点吗，然而孰是孰非呢？
  他不由又想到那个案子上来了，他一直拼命躲避而又躲避不掉对这案子的回忆，这是在他七年公安工作的履历簿上的一个最大最触目的惊叹号。这几天，他的脑屏上怎么也离不开那一沓子棕黄色的卷宗，离不开那卷宗的封面上，严君用秀丽而不沾脂粉气的笔体写下的案号——３１１。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案子的结局，究竟是肯定了陆振羽，还是肯定了他呢？
  ３１１案的案犯徐邦呈是三月十一日发现的，而周志明实际接触到这个案子，却是在这前一天，三月十日。
  那天晚上他是在邻居王大爷家里吃的晚饭，自从父亲住院以后，他就一直在王大爷家里凑饭局。王大爷是城东区房管处看大门的，平时爱喝两口，量虽然有限，可每天每顿都不能断。听他老伴郑大妈说，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买不到酒，把酒精兑上水也得喝，足见嗜酒如命。那天王大爷照例喝到半醉，脑袋晃晃地突然对他说了这么一件事。
  “哎，志明，你说怪不怪，我们单位一个老太太，前儿个在街上碰见她死了好多年的侄子啦，看得真真着着的，还说她侄子比年轻的时候胖了点，可嘴唇上那颗痦子还那样儿，大伙都说她是见了鬼了。”
  “你们那儿的人，都迷信，哼。”郑大妈一脸不屑的样子。稍停，又忍不住地问：“那老太太没跟她侄子说话吗？”
  “她刚要说，一晃，没啦！真邪性了。”
  王大爷的小女儿淑萍向来寡言少语，这时却闷头插了一句：“我就不信。”
  “人家亲眼看见的，你还不信？”王大爷急赤白脸地说，“老太太吓得今儿晚上都不敢回家啦。志明，你说可信不可信？这死而复生的事儿，自古就有，那牡丹亭……”
  他笑笑，调解似的说：“说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脑生物电流的作用，突然产生幻觉，像真的见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要说死而复生，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死，我们上法医学课的时候讲过，人死有两种：一种只是呼吸停止，脉搏中断，就是心不跳了，医学上叫临床死亡，俗话叫假死，这种死也许还能活过来。另一种是真死，就是身体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医学上叫生理死亡。她的侄子既然已经死了多年，那当然不会再活了。”
  他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王大爷酒后无聊，摆摆龙门阵而已。谁知道第二天刚一上班，科长段兴玉在机关大门口把他给截住了。
  “刚才纪处长从局里来了个电话，城东分局昨天接待了一个要求协助寻找亲属的来访群众。市局马局长认为有点儿怪，要我们处派人去谈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个来访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一趟吧。”
  城东公安局离五处不过七八里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长乘了一辆北京吉普，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不一会儿便开进了一座古旧的大院子里。
  段兴玉同两位分局的干部简短交谈了一下，便和他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很小，约莫和他们组的办公室差不多宽窄，靠里墙的窗下摆了张桌子，桌子对面是两条没有靠背的长条凳，长条凳上坐着两位来访者——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胖得出奇的女人。
  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除了偶尔插问几句外，只是集中精力把段兴玉和那两个人的“问答”详尽地记在稿纸上。
  中年男人情绪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话的时候态度随便，脸上几乎始终笑呵呵的。
  “唉呀，我们这老太太还有点儿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们找人陪了她一宿，她还有心脏病……”中年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顾忌地揭她的短。
  老太太发着疟疾似的摇着头，不住地嘟囔：“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他婶子！我一个人懒得回家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肉像是要炸开一样抖动着。
  “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
  “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
  “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
  “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
  “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
  “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
  “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
  “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
  “他是独身一个人吗？”
  “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
  “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不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
  “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痦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
  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沓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
  “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
  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
  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
  来电话人：李代远。
  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公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
  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
  “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要我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
  周志明恍然大悟，接过话头说：“这家伙在地处边境的新城地区工作过，对边境情况熟，会不会在六六年跑出去了？”
  段兴玉点一下头，说：“如果你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是一刻不能耽搁，得马上有所动作了。”
  他们回到处里的时候，处长纪真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了。共同的经验使得这些老侦查员常常会产生相近的判断，纪处长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问：
  “情况如何，是人，不是鬼吧？”
  段兴玉并没有立即回答纪真的问话，把材料一一取出，等纪真浏览了一遍，才说：“分局干得不错，已经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还根据来访人的描述绘制了摹拟画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学上学时的照片相比，有点像。”随后，又转脸对陈全有说：“大陈，你过去是搞外线侦查的，据你看，如果查找这个人，照片和画像哪一个价值大些？”
  陈全有是六二届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做过两年外线跟踪工作，六四年才调到五处搞内线侦查，因此号称“里外一把手”。他接过照片和画像，来回看了几遍，说：“画像嘛，价值可能更实际些，因为是根据目击者记忆犹新的印象制作的，当然更有利于外线侦查员的识别。虽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离远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没有改变。你们看，眉距、眼宽、鼻翼的形状、嘴形、耳形、发际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从这几方面分析，这幅像画得可能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真挥手打断了大陈的话头，叫段兴玉收拾起材料，两个人急急忙忙坐车赶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时候，段兴玉回到科里，他们才知道局里已经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摹拟画像已开始复印下发。周志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案件的开端还是顺利的，虽然外线处因为当天下午的批邓大会“雷打不动”，致使飞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在晚上七点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锁，但那天夜里城区各分局以治安检查的名义，对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进行的清查，还是满认真的，结果在夜里四点多钟，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四层楼的一间客房里，发现了徐邦呈。不过，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没有惊动他。
  于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矛盾就出来了——对徐邦呈，捕，还是不捕。
  周志明知道，段兴玉是不主张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为不许外线和分局擅自惊动徐邦呈这一条，就是他先提出来的，纪真当时也赞成，他们在向马局长汇报时，马局长也没有提出异议，如此分析，段科长、纪处长和马局长都属于“不捕派”。但是，第二天上午的决策会一开，却决定对徐立即逮捕。这个会的参加者，除开三个“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侦查工作的副局长甘向前了。显然，甘副局长是“捕派”。
  周志明从刑警大队调到五处已经有五年了，以他对反间谍斗争的那点知识和经验看，徐邦呈显然是不应当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决策会上这个反常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纪处长和段科长开会回来，虽然并没有向他们说起会上的情形，但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这个会是怎样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长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才开始的。甘副局长自从“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参加军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经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的威风和干脆果断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这种个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欢，总觉得有点独断专行，近于跋扈。
  记得那次在边境的那个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么看见了他手提包里带着的那本《普希金诗选》，拿过去翻了几页，皱着眉头问他：“普，普什么，普希金？”
  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啊”了一声。
  甘向前把书还给他，却问：“局党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读《毛选》一至四卷的任务，你的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
  “笔记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笔记，每篇笔记都超过了二百字。我们出发前，处里的政治处专门把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一遍。”
  “哦，”甘局长脸上挂出些微笑，这才指指那本书，说：“这种书，批判地看一点不是不可以，不过还是少看为好。”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噢，这书……列宁也很喜欢读的。”
  “是吗？叫什么来着？普希金，啊——苏联作家吧？”
  “俄国作家。”
  “哈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甘局长笑起来，“起码的常识也得多一点才行嘛，苏联就是俄国，一回事儿，啊。”
  他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对甘局长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个折扣。
  逮捕徐邦呈以后，先是段科长负责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审了两轮，甘局长突然来了兴趣，亲自出马把审讯接了过去。这一下，周志明倒真是觉得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工具”了。他、大陈、小陆、小严，他们几个参加这个案件工作的人，都成了孙悟空脖子上的汗毛，只是随时被拔下来一吹，化作一些没有灵魂和血肉的小猴来乌合冲杀一阵，而自身并无任何责任和担子。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搞，他们完全没有发言的机会，也完全不允许有讨论的空气，一切都要听甘局长的吆喝，在甘局长忙得连吆喝也顾不上的时候，他们就只有闲着……
  晚上十点半钟，周志明才回到了家。
  和萌萌家住的神农街头条一样，他家住的化龙巷——西夹道，在南州市里也是条僻陋的小胡同，自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天改名叫立新巷以后，就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了。
  周志明把自行车推进小院的时候，对门王大爷家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听见他的声音，郑大妈推门出来了。
  “才回来呀？”她问。
  他一看就猜出郑大妈是找他有话说。果然，还没容他搭腔，郑大妈就接着说道：“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们单位的那姑娘又来了。”
  “我们单位的？”
  “就是模样儿挺不错的那个高个儿，叫什么来着？瞧我这脑子。”
  他明白她说的是严君，便问了一句：“她说什么来的？”
  “没有，我让她上家坐一会儿，她没坐，走啦。”
  听见他们说话，大福子披着衣服也出来了，神神秘秘地冲他说道：“志明，你们公安局的现在是不是又该忙了？据说往十一广场送花圈的不少呢。”
  他让大福子没头没脑插的这一杠子给弄笑了，“送花圈，和我们什么相干？”
  “不是说不让送吗，我们厂就不让送，你说这叫什么事呀！”
  “谁说不让送。”他推开自己家的门，这门平常是不锁的，郑大妈和淑萍每天都要进来帮他收拾收拾屋子。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过两天清明节，我还去呢。”
  郑大妈的神情倒是挂上了几分郑重，“志明，你兴许还没听传达吧？广场那儿，可是有坏人破坏呢，转移批邓大方向。”
  周志明还没回答，大福子倒先数落开了。
  “妈，您又听传达了是不？得了得了，人家志明是公安干部，人家听剩下的，才轮到您呐。哎，志明，回头要去咱们一块儿去啊。”
  “瞧瞧，衣服也不穿好，感冒我可不管你。”郑大妈也把话岔开了。
  看着郑大妈和大福子回去了，周志明关好门。他懒得去开灯，四肢松懈地倒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游目四睹，眼睛很快适应了屋里的黑暗。甚至能很轻易地看清靠门边的桌子上放着的那个乳白色的牛奶瓶子。自从去年巷子口的奶站刚一恢复订奶业务，父亲就给他订上了奶，其实喝到现在也未见得补了多少力气，每天还得排队去取，麻烦得很。他几次要停，父亲都执意不从，幸好淑萍从农村病退回来在家闲着，取奶的差事便由她代劳了。
  在桌子的上方，挂着他的一张放大照片，是他六岁那年照的。黑暗中早已看不清照片背景上那爬满紫藤的小楼了，那就是他过去的家，南州大学校园内一座庭径幽朴的院落，环境虽不豪华，却充满了诗一般的浪漫。小院里种了各色各样的花，阳光斜射进来，满目缤纷。这小院是他儿时的乐园和天国。
  从小，他就是被这种优越的生活娇宠惯了的，以致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咣的一声来到眼前的时候，他便像个不谙水性的孩子被一下子抛进汹涌的大海那样无以自援。父亲第一次被强迫敲着锣游校时，那张惨白的脸给他带来的刺激，几乎是他的年龄所难以承受的。那几年“人下人”的日子完全改变了他，到现在他都习惯地不敢大笑、大叫、大喜、大怒，无论高兴还是生气，都不敢撒开来干，都要瞻前顾后，看着周围的脸色，留着充分的余地。也许小时候受了刺激和压抑的人，都会落下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后遗症吧。
  他从那张照片上移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叫了声：“白白。”不一会儿，下面窸窸窣窣响了几下，“白白”用它尖尖的小爪子勾着床单上床了，径直地走到他的胸脯上，漫不经心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趴下了，舒服自得地打着小呼噜。
  他和父亲都喜欢猫，原来因为白天家里没人才一直没养。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开始，父亲在学校里实际上被夺了职，等于在家赋闲了，这才下了决心，索性彻底闲情逸致，养！猫是他跟父亲一起去一个熟人家里挑的，他喜欢白毛的，而父亲却看上了那只纯黑的，争了半天，还是父亲让了步，他们把“白白”抱了回来。父亲还开玩笑说：“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父亲也喜欢“白白”。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该去洗把脸，铺床睡觉，可身子却懒得动弹。他想想刚才大福子的话，心头忽然有点发热。大福子是向来不通政治的，现在居然也在关心着十一广场上的事态，在施、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竟蕴存着同样的感情与爱憎，细想起来，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爱总理呢。
  郑大妈是邻近几个院子的联合向阳院主任，常在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走动。难道街道上已经传达了什么“精神”了吗？可细琢磨一下，他又觉得不会。因为对广场上那些花圈，除了在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的《社情动态》里被褒贬含混地提过几句外，还没有见诸任何正式的和权威的文件，局里的头头们也都未曾做过任何公开的明确的评价。看来，郑大妈的所谓“传达”，即便不是空穴来风，也不过是夸张之辞罢了，老太太自从当上向阳院主任以后，小题大做，已属常事，难怪大福子都要噎她了。
  然而这件事的本身，恐怕也难以称其为小题。大福子是准备去广场的，萌萌、季虹、安成他们也是准备去广场的，过几天就是清明节，带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到广场去扫墓的人谁知有多少？这一股股细细的暗流到那时会不会聚为澎湃的洪水？市里的头头和中央那些人该怎么想？会不会像郑大妈听到的传达那样，把这些统统看作是破坏批邓运动？他突然觉得答案似乎明摆着，那些个头头们一定会这么想的，连徐邦呈，甘局长不是也认为是外国特务机关派进来破坏批邓运动的吗？
  徐邦呈潜入南州市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局、处两级都没有对以往的结论做出更动和说明，但周志明却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并没有真正解开的谜。头两次审讯，他是参加了的，徐邦呈两次撒谎撒得都不高明。特别是头一次的供述，低劣得简直无法自圆。谁能相信，像他这样一个非法越境，而且已经深入到南州这样的腹地城市来的特务，仅仅是为了泛泛搜集沿途所见的一般性情报、搞几份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报纸呢？不要说周志明自己，就连头一次参加大案审讯的陆振羽和小严，也能一眼识破其诈！
  周志明这几天倒是常常在琢磨从徐邦呈身边缴获的那几件东西——伪装成素描本的密写纸、伪装成去痛片的密写药、藏在钢笔里的密码、印在民用氯化乙烯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还有那３１３１…６４元人民币，这些东西都是准备派作什么用途呢？如果“三月计划”是假的，那么缝在手提包夹层中的那张地形图和伪装成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机这两件直接用于“三月计划”的物证，又该作何解释呢？
  第二次审讯是在大部分物证都已检验出来以后进行的，按照段科长的布置，审讯中他们没有做记录，录音机也是藏在审讯台后面的。因为对一个尚未缴械的特务来说，录音机和记录员都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增加斟酌。这对审讯自然不利。然而，尽管那次审讯的气氛经过这样刻意淡化，可段科长的发问却仍然是咄咄逼人的。
  审讯台的台面上，摆着密写纸、密写药、密码和那卷已被拆开的氯化乙烯胶纸，还有钱，在全部缴获的特工用具中，只有信号机和那张神秘的地形图因为还没有检验分析出结果而没有拿出来。
  徐邦呈被带进来了，没等许可就一屁股坐在屋子当中为受审者预备的方凳上。那是周志明第二次见到他，看上去约莫三十五六岁，有点虚胖，泪囊已微微肿起，下巴颏上的肉也开始松垂。他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只是用眼睛往审讯席上扫了一下。周志明隐隐觉得，那目光是老辣的，他对徐邦呈原有的那个愚蠢的印象，似乎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开始动摇的。
  段科长向徐邦呈指指摆在桌面上的物证，开门见山说：“你还坚持原来的供述吗？”
  徐邦呈脸上飘过一阵慌张。不过志明觉得，这慌张多少有点儿做作。徐邦呈微微欠起身，挨个把那些物证仔细看过，好像是在辨认一堆不相识的东西。然后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却不说话。
  “搜集沿途所见，找几份不公开发行的报纸，恐怕用不着这些装备吧？”
  徐邦呈的头似点非点地动了一下。
  “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徐邦呈眨眨眼睛，仍然沉默。
  段科长的声调依然是徐缓的，但徐缓中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徐邦呈，我劝你别拖着，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对你，则是性命攸关的，你不要耽误了挽救自己的机会。好，我再问一遍，你的任务是什么？”
  周志明当时确是没有想到，徐邦呈竟出人意料地小声说出两个字来：
  “接头。”
  段科长不动声色，问：“和什么人接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接头？”
  “接头人是谁我不清楚。地点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有个储蓄所，就在那个门口，时间是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钟，有个人戴眼镜，左手三个指头拿一份红旗杂志，这就是同我接头的人。接头的暗语是，我问他：‘北京有橄榄树吗？’他答：‘不，只有冬青和剑兰。’如果十三号没接上，就再顺延一天。”
  “你的派遣单位是哪里？”
  “Ｄ３情报总局。他们叫我和那人接上头以后，一切听他的指挥，这些东西，”徐邦呈的手向桌上指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后和总局联系的工具。具体怎么联系，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我那位领导人安排。”
  “就这些？”
  “我只知道这些。”
  “你不去北京接头，到南州来干什么？”
  “我在边境没有买到去北京的火车票，就先到南州中转一下。因为是十三号接头，我原来是准备今天从这儿去北京的。”
  段兴玉沉默了片刻，最后问：“你对这两次的供述，还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吗？”
  徐邦呈断然摇头，“没有。”
  这就是第二次审讯的结果，看上去比第一次要“像样儿”多了，似乎并非全无可信之处，难怪小陆在那天晚上的分析会上，会那样激烈地力主出击呢。
  小陆一向是不甘寂寞的人，凡事都喜欢先出头，那天更是抢先发言。他本来从不抽烟的，那天却助兴般地点起一支“大前门”来，可见他的确是来了情绪。
  “总的来说，”他把吸进嘴里的烟全喷出来，“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天的口供是可信的。说不定，我们要是派个人冒名顶替去接头，还能打到潜特组织的内部去呢。可以肯定那个人不认识徐邦呈，要不然，就不会使用接头标记和暗语了。”他观察了一下别人的反应，又说：“也许，我的想法太大胆了，有点儿冒险，不过侦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活动。”
  倒是出语惊人，周志明看得出来，连严君也有点儿来精神了。
  “你认为口供可信的理由呢？”段科长却淡淡地问。
  小陆又连吸了两口烟，显然是在仓促现想，“第一，口供基本符合情理，接头地点说得也对，王府井那儿是有个储蓄所，我在北京见过的。第二……第二，这个……”
  “严君有什么看法？”段科长转而问严君。
  严君略加思索，尽量从容地说：“从缴获物品的用途上看，和他这次交代的任务倒是相符的，不过这里也可能有真有假……”
  段兴玉又把目光移向大陈。
  大陈翻来覆去地翻着那几页审讯记录，摇着头说：“不可信，我看全不可信。”
  周志明当然也看得出来，徐邦呈的某些说法是不可信的。比如，那张地形图是干什么用的，徐邦呈就没有交待清楚，再如，徐邦呈并不具备潜伏的条件，为什么却负有长期潜伏的任务呢？现代间谍战中对情报员的使用讲究量力而行，一般很少强人所难，所以徐邦呈在这方面交待的可信性是不大的。不过大陈对口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辞色比他估计的还要干脆，这倒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于是问：
  “全不可信，为什么？”
  大陈从座位上站起来，挥着手说：“就算北京有个潜特吧，可是把徐邦呈这种人派给他有什么用处呢？一没合法户口，二没公开职业，根本不具备潜伏条件，这是一；从间谍工作的常识来看，接头时，应当由身份高的一方处于主动地位，以便能视现场情况自由进退。既然去接头的那个人是徐邦呈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安排那个人持有识别标志呢？这样一来，被领导者岂不是比领导者更安全了吗？这是二；《红旗杂志》是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用它来作识别标志很容易被偶然的巧合破坏，这也不合常理。敌人是不会这样疏忽的，这是三；还有，那个地形图我琢磨了一下午，”大陈把图取出展开，指点着说：“图的上方有一条贯穿的曲线，曲线以南画得比较详细复杂，以北，除了几个简单标志外什么也没有。看来，有点儿像边境地区的方位图，不管怎么说，这张图和北京接头这个任务之间是看不出什么联系的。”
  大陈讲的是有道理的，段科长也点头补充道：“接头的标志肯定是有问题的，据我看，接头暗语也不对，这种类型的暗语早在二次大战前就被淘汰了。在现代间谍战中，使用暗语必须符合周围环境和人物身份，而且得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答句。像他们这样，跑到王府井去谈什么剑兰、橄榄树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疯话，不要说被我们碰上，就是一般人听见，也要奇怪。还有一点，他第一次所供的姓名和在国内时的历史都是假造的，我们当时没有戳穿他。如果他今天是老实交待的话，那就应该把假姓名和假历史一并更正过来，可他没有更正，仅从这一点上看，其他口供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不过……”段科长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昨天我一见到这个人，从开头几句话中，就感觉到此人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答对时，用词很恰当，很准确。这说明他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从他的举止和我们缴获的特务器材的用途看，他也像个受过正规训练的骨干特务。可他的这两次供述却如此荒诞不经，漏洞百出，这和他的实际水平之间距离太大，这不能不说是个很矛盾的现象……”
  段科长最后的这几句分析，的确是很精彩的。周志明现在躺在床上，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这段推理，仍然要佩服段科长的细心和敏锐。但是这段推理后面应当引出的结论，他却一直没能揣摩透。段科长那天还没把话说完，就被甘局长和纪处长的突然到来打断了。
  也许因为甘局长是第一次临幸他们的小办公室，所以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纪处长说明了甘局长的来意之后，周志明也弄不清是该高兴还是该挠头。他还从来没有跟局长一起搞案子的经历呢。
  “甘局长这么晚专门赶到这儿来，是准备明天亲自参加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的。”纪处长说，“甘局长进城以前就搞过审讯工作，应该说是老经验啦。”
  “啊，啊，”甘向前坐下来，摆摆手，“老经验靠不住，还要靠毛主席的革命审讯路线嘛。我接触审讯工作还是在东北剿匪那阵子。过去审土匪也好，现在审特务也好，总不外那么几条嘛，政策攻心啊，指明出路啊，分化瓦解啊。”甘向前停了一下，又说：“这个案件，市委亦得同志很重视，点名要我亲自动手，当然，你们这两天的审讯，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过，目前还没有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审讯录音我粗粗听了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市委亦得同志对这个案件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示，要求我们把审讯室变为大批国际反动派的战场，把大批判贯彻始终，首先要让他低头认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审讯顺利进行下去。”
  甘局长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响，只有纪真哼呀啊呀地随声应酬着。甘局长说完，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物证检验的情况，就走了。周志明还等着听段科长刚才那段分析的下文呢，谁知道段科长却闷闷地说了句：“散会吧。”
  “科长还没说完呐，”他禁不住问道，“下一步咱们怎么搞啊？”
  “怎么搞，”陈全有站起来，戴上帽子，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听甘局长的呗。”
  周志明看看段科长，又看看纪真，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大陈的说法。小陆、小严也锁抽屉戴帽子准备回家了。
  在那一刻，周志明的嘴里是切切然地嚼出一股子难言的苦味儿的。他一向看重的那个职业荣誉感仿佛也变得索然无味了。甘局长一来，也不和大家认真研究研究，只凭着“粗粗听了一下”审讯录音，就不容商量地把审讯方略确定了，既不征求一下纪处长和段科长的意见，也不问问他们这些侦查员的看法，仿佛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全不过是拉磨的驴，只能听喝！这倒真是应了小陆在湘西时对他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好侦查员？别叫领导腻歪，就是好侦查员！”
  周志明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纪真和段兴玉仍旧默然坐在椅子上没动窝。他反手带上门，才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起话来，纪真的声音低沉不清，段科长则显得激动些，声音里带着点暴躁。
  “审讯室又不是批判会，审讯的目的是搞清问题，又不是辩论是非，这怎么叫单纯军事观点呢？”
  段科长在科里同志的面前，从不这样动容，大概，也只有在纪处长这个老上级面前，他才会如此直抒胸臆吧。
  因为甘局长主持的审讯，是从局秘书处带了个顺手的干部去的?穴也是个没搞过侦查的?雪，而他们五处这个承办案件的小组只须出一个做记录的。所以第二天上午，段科长和大陈便带上那张神秘地图的复制件，乘飞机往边境地区的Ｈ市去了，他们想在那一带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解开这张地图的谜。严君从一上班就埋头桌前，把前两次审讯的录音誊写在审讯记录纸上，周志明自己，则开始着手整理那些个物证，把它们登记、剪贴起来，所有“物证检定分析书”也都装订成册。小陆平时最怵这类烦琐枯燥的工作，他经过拼命要求，终于被段兴玉同意派去给甘局长的审讯做记录，一大早就被甘局长的汽车接走了。
  那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陆回来了，周志明从他的脸色上，看出审讯仍旧不顺利。
  “这小子，装疯卖傻，迟早是挨枪子儿的货。”小陆咕咚咕咚喝下一大杯凉开水，抹了把嘴，说：“审到最后，连甘局长都给惹火儿了。”
  “下一步怎么办，甘局长没说么？”周志明忧心忡忡地问道。
  “接着审呗，非把小子敲开不可。甘局长刚才到技术处去了，好像是那个熊猫牌半导体查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他停了一下，又说：“看来，甘局长怀疑他的潜入任务可能和批邓运动有关。”
  “和批邓运动有关？”严君很是不以为然了，“人家管你批邓不批邓啊，不可能！”
  周志明却并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甘局长只审了一天，一切都只不过主观分析而已，何况他们当头儿的，满脑袋都是“批邓”，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难免要往那方面去琢磨，就连现在十一广场上那几个小小不然的花圈，他们也要疑神疑鬼，好像天下的人全都是为了破坏批邓才活着似的。
  晚上，小陆回家去了，严君自告奋勇陪他加了一个小班，他们刚刚把那个印在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抄在格纸上，就被纪真从办公室里轰回家去了。那些天，查店、审讯、开会，连轴转，按说是够累的，可他晚上却睡不着，从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上看，距第一个收听时间——三月二十一日夜间零点十五分，只有八天了，如果八天之内案情仍无突破，就是收到了特务机关给徐邦呈的什么指示，他们也没法动作。那可就真不知道这案子将如何了了，他想弄不好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可是他完全估计错了。第二天段科长和大陈那方面虽然仍旧没有什么消息，可甘局长的审讯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进展，到中午，小陆带回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全招了！”他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宣布，“好家伙，果然是条大鲨鱼。”
  他和严君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小陆，小陆扯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接着说：“技术处把那个小收音机给查出来了。那是用咱们熊猫牌半导体改装的小型信号机，可以发射和收接信号，有效范围一公里，他到王府井接头，要这玩意干什么。今天我们一上去，先把这玩意跟那张图往他眼前一摆，这小子立时就傻眼了，甘局长把桌子一拍，几句硬话往他头上一压，这小子就坚持不住了。嘿，我发现甘局长还是挺有气势的。”
  “到底怎么回事？”严君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小陆冲她笑笑，赶快说：“外国特务机关派他来，是为了执行一个庞大的计划。他的任务是先进来摸摸情况，路子，看看边境地区需要什么证件，买火车票要什么手续等等。其实这些特务机关原来也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看看有没有变化。在三月二十五日，他要返回边境，就是那地图上画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叫仙童山，山的本身就是国界线，在那儿接应一支特遣小分队进来，分散到几个大城市去搜集情报，同时散发一些伪造的我内部文件，破坏批邓运动。整个计划的代号叫‘三月行动’，他本人的代号是‘１１２７’，敌人规定他入境后冒用一个外侨的名义给使馆写封密写信，汇报他执行任务的情况，然后再用盲发电台把指示传达给他，这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写呢。看来，下一步咱们要有大戏唱了。”小陆不停气地说着，脸上的兴奋是不能掩饰的。
  下午，小陆又去看守所了，审讯还在继续。傍晚的时候，段科长也从Ｈ市打来专线长途，证实了那张图正是仙童山的方位图。
  真是一天之内，风云突变！
  晚上下班的时候，小陆没有回来。吃过晚饭，纪处长接了一个电话便立即坐车到市委去了，临走匆匆跑来叫他们给哈尔滨挂长途催段兴玉和大陈回来。从处长的脸色上，他和严君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事态的紧迫。果然，当天夜里十点钟纪真从市委汇报回来，就决定了他和小陆的湘西之行。“三月计划”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行动，为万全计，纪处长认为必须去湘西把徐邦呈的老底查实……
  “白白”突然站起来了，用力甩了甩脑袋，把他的思绪打断，它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一只小肉爪竟然踩到他的脸上来了，冰凉，倒是让人挺舒服，他没动。随着一阵细小的呼噜声，“白白”那不但冰凉而且湿乎乎的小鼻子也触到了他的鼻尖上。不行，这家伙给脸上鼻梁，竟然要在他的脸上打坐了。他抓住它的腰，把它放到床下去了。
  他的思路岔开去，对了，明天还要去萌萌家，给施伯伯讲讲湘西。讲什么呢？那可是施伯伯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老家呀。
  天花板低垂着，呈银灰色，薄薄地贴着层暗光，不知是寒月清辉还是郑大妈家里那盏二十五瓦日光灯的折射，使人更加感到周围的压抑和狭小。
  周志明家的这间屋子，原来是个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在他们搬来以前，就被人在当中打起条隔断墙，成了里外套间。二十多平米，照着两口人的标准，平均居住面积是不算窄的，可自打从湘西回来，他就常常感到周围空间的拥挤和色彩的单调，常常要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青山秀水的天地了。
  他从小没离开过城市，就是出差，也不外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一类的繁华去处，和南州大同小异。应该说，湘西，是第一个用大自然的雄浑和优美给他以熏陶的地方。
  他和小陆是下午三点多钟乘飞机飞抵长沙的，傍晚又乘上了长沙至怀化的火车向西而行。虽说那时候春节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火车上的拥挤风潮却还在持续。挤在探亲期满的职工、士兵和度完寒假的学生中间颠簸了一夜，真是筋疲力尽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在怀化改乘长途汽车，不到中午，汽车便已经攀援在湘西蜿蜒而潮润的公路上了。
  日夜兼程的疲倦被藏怀的一点好奇和向往淹没了，这就是湘西吗？一个交通不便、荒野偏僻的地方；一个汉人、苗人、土家人杂居的地方；一个缺少文化、土地贫瘠而又多匪的地方，古老而神秘，混和着原始的野蛮和自然的优美……这就是周志明过去对湘西的近于荒唐的认识，一个从未到过湘西的人在一本又黄又旧且失佚了篇首的书中得来的认识。
  一条与公路平行的无名小河在脚下萦回，浅薄的河水清澈见底，在卵石细沙间无声流过。隔着雾蒙蒙的车窗远眺，山外有山，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的崇山峻岭中，蔓延着长年凝绿的大杉树。时有几幢接瓦连椽的房屋隐傍在山林的转折处，宛如画家点上的几笔极巧的跳色。刚刚从色彩单调，俨然一派冬日景致的南州来到这郁郁葱葱、积蓝堆翠的南方山区，虽然坐在车里头，却恍若觉到一股暖融融的春风扑在脸上，引人到一种陶醉的意境中。他记得那时候竟胡思乱想起来了，将来要是有机会，一定得和萌萌一起来这儿好好优游一番，没想到萌萌的老家竟是这样一个宜于谈情说爱的美地方。
  不知是不是也因为美景的诱惑，陆振羽也发起了情思，扯扯他的衣服，故作随意地说：“哎，你帮我参谋参谋，严君这人到底怎么样？”
  “不错呀，”他笑笑，“你们现在到什么时态了？是‘进行时’呢，还是‘过去时’呢？”
  “噢，这个……”小陆尴尴尬尬地说，“‘将来时’吧。”
  “怎么，你还没跟她谈？”
  “谈是谈了……”
  “她怎么个意思？”
  “含含糊糊，谁知道。”
  “她不同意？”
  “我没跟她明着提，不过意思是到了。她好像，咳——，她开始说现在对这种事不考虑，后来又说她早有了，真真假假的。”
  “啊，”他笑了，“可能你的功夫还没到家吧。”
  “哎，以后有机会，你再帮我说说怎么样？我发觉她还挺听你的。”
  “行，我试试。”他嘴上答应着，旋而又后悔起来，这种事照理该由老同志去说的，老同志面子大，至少应该大陈……
  他们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
  吉首是个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依山傍水，充满了江南市井的诱人风采。吉首公安局就坐落在临河不远的一条大街上。接待他们的是个年轻的土家族干部，还是个大学生。戴着一副白架子眼镜，活泼热情。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很顺利地查到了徐邦呈的档案。
  “真是，我们以为这家伙早死了，搞了半天还活着！我算算，从六五年到现在，乖乖的，整整十一年了。”年轻的土家人说一口富于韵味的湘西话。
  正在摘抄档案的小陆扬起脸说：“十一年前你们没有找到尸首，怎么就断定他死了呢？”周志明把目光从档案材料上移向主人，他觉得小陆这话问得有点儿生硬，容易被对方误解为指责，可那年轻人似乎一点儿没有在意，反而爽朗地笑起来。
  “他是因为犯错误开除公职的嘛，所以原来以为他太想不开了。我们这儿的人要想死方便得很呀，连根上吊绳都可以不买的，山上有的是洞洞，谁也不晓得有好多深，没人下去过。要自杀往里一跳，连个声响也不会有。解放前还有这样的风俗迷信，没出嫁的姑娘要是得了什么病，常常会被族亲们说成是让洞神看上了，把她扔下洞去，叫做落洞，听说过吗？”
  小陆放下笔，“我以前倒听说过湖南的地主把女的沉潭处死，还没听说什么落洞的。”
  “被沉潭的女人大都是因为犯了闺戒，落洞的女子却不同，多数是自愿的，还真以为给洞神爱上了，落洞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脸上红红的，含笑去死。湘西这地方过去愚昧落后，神怪观念是很强大的。解放后当然没有这种事了，但本地人也都晓得这洞洞的厉害，要想死也都还是这么个死法。上山去，随便找个洞子一跳，尸首是没法子寻找的。我想十一年前这家伙一失踪，人们便是这样想当然地以为他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