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访印度，朋友问我，你到印度去，最想看的是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泰戈尔的故乡，他长期生活和写作的地方。
  朋友说，泰戈尔是一个大作家，不过名人故居，特别是作家的故居，不就是那副样子么，一间写作的书房，置放着满壁的书，或许书桌旁还有一张可供休息的沙发。哦，对了，还有那些个修改得像蛛网般的手稿。
  朋友说着，自己先笑了起来。眼里明明是在说，难道作家的故居还有什么新花样不成？
  我告诉他，我去，还想解开始终存在于我心头的一个谜。一个从童年时代就存在于我心头，至今尚未解开的谜。
  朋友一脸诧异，泰戈尔还能给你这样的谜？
  我说，你是不会理解的。泰戈尔是我喜爱的作家，我青少年时期迷恋地读着他的长篇小说《沉船》，后来又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戈拉》。而我差不多是从小学五六年级起，就一本一本地买下了他的那些薄薄的小书：《吉檀迦利》《飞鸟集》《游思集》《园丁集》《新月集》《我的童年》《摩克多塔拉》。插队落户去了，我把这些书带到了乡下的茅草屋里；进了省城，我把这些书带进了内地省城；重新调回上海工作，尽管我有的是新书、新的精装本，我仍旧把这些书带回了上海。从浦西带到浦东，又从浦东带到浦西，现在伴随着我大半辈子的这些书经历了将近四十多年，书页都泛黄了，我还留着它们。空闲下来感觉找不到什么东西读了，我还会拿出一本来读一读。
  “你独自坐在那儿，从那棵希摩尔的吝啬的荫影下。清晨正在逝去。”
  我随口念了一句泰戈尔的诗。
  朋友不再嘲讽我想去泰戈尔的故居瞅一瞅的愿望了。他问我，一直存在于你心头的谜，到底是个什么谜呢？
  纯泥巴垒筑的房屋前我说，凡是我读过的泰戈尔的书上，都有他的照片，那七本小书上有，两本长篇小说上也有，时而，在报刊上我也见过他的照片，但我从来也没见过一张泰戈尔微笑的照片。
  他总是那么忧郁地望着你，沉吟着什么，思索着什么，还有点儿悲天悯人。他在文学上不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吗？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得到世界上好多读者的欢迎吗？他不是还有庄园，生活得不但衣食无忧，还很闲适安逸吗？他的脸上为什么总是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他若没有那么富裕的生活，怎么可能长时间地坐着，观察飞鸟，流云，河水，小花。“不要再划了，把船儿拴在这棵树上——因为我爱这片田野的景色。”这是多么纯粹的文人的句子。
  朋友见我如此执著，笑了笑说：那么你就去解开多年来的谜吧。
  二
  我当然要去。到了印度，坐着车驶出新德里，眺望着车窗外满目的绿色，看见广阔的田野上生机盎然，看见一株株玛特歌莎树挺立在原野上，看见轻绡薄纱般的雾岚在弥散，中国作家代表团里的广东作家吕雷先吟咏起来：“顶礼、顶礼、顶礼，恒河母亲……”
  当他把泰戈尔歌颂恒河的诗朗诵完毕，众人齐声叫好，连陪同的印度朋友脸上也露出微笑的时候，我心里说，看来，随口能读几句泰戈尔诗文的，决不止我一个。原来吕雷也从小喜欢这个作家，原来吕雷也能背诵。细想想这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泰戈尔是印度作家，他作品的影响竟然能使我们这些小一辈的中国作家都记得，甚至能背诵。泰戈尔还不够伟大么？
  泰戈尔出生是在从前的加尔各答，那时候的加尔各答还只有马车在街上发着嘈声，扬起尘土，来往奔驰。马夫挥动绳做的鞭子在瘦骨凸出的马背上不时地落下。那个年头没有电车，也没有汽车。当我们坐着面包车驶进喧哗嚣杂的加尔各答时，我睁大了两只眼睛，紧贴着车窗望着街道两旁的景色。日光灯映照着一间紧挨一间的小铺子，有铜器店，有瓷器店，有小吃店，有理发店，还有随处可见的小庙。小庙的门口或坐或站排着队等候进去的男女老幼，都耐心地神态安详地期待着，仿佛眼前步履匆匆的行人，和他们毫不相干，仿佛尖锐短促的汽车喇叭声，他们听而不闻，仿佛身旁正在行进着的、喧闹繁华的市井生活，那大转盘旋转般的节奏，对他们都没有影响。
  印度全国都信教，他们经常生活在神话世界里。一位学者曾经这样对我说。
  我却觉得，他们更多地生活在精神的世界里。拿泰戈尔的话来说，“闲坐着一天就那么过去了”。
  也许这一天的沉吟和思索，得到的就是《金色花》那首诗，得到的就是《第一次的茉莉》那篇短小的散文。
  我们驱车往加尔各答火车站去的路上，驶过一个嘈声不绝的市场，市场上有马车也有牛车，沿街站满了出售农副产品的小贩，他们推销着自己的蔬菜和堆得像小山一般的水果，印度朋友告诉我们，泰戈尔原来的家，就在这附近。但是他后来住到了圣坦尼克坦的和平乡，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坐火车去的地方。
  我们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的火车，车厢里和车站上一样的人挤人、人挨人，每到一站，总有小贩不失时机地挤上车来，在我们面前推销他们的小吃、饼干、饮料、水果，沉闷的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的味儿，还有变戏法的，拉着琴弹唱的，拿着廉价的手链、手镯、木雕、小铜器向我们兜售的，可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使得我们三个钟头的旅行，像是坐在万花筒中，一点也不感到寂寞。
  泰姬陵静静地坐在车窗边，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肥沃的田野，和在冬天里还是那么温润暖和的空气。我在想，今天我所见到的一切，当年的泰戈尔也都看到了。也许，不同的只是，马路上的汽车没有今天的多，加尔各答街头更多的是人力车、三轮车，和无处不在的牛车更多一些罢了。那时候的印度贫苦百姓，讨生活肯定比现在更为艰辛、更为困难，街头巷尾，就着墙壁搭几块木片、纸板露宿过夜的人，会更多一些。
  列车到达鲍勃儿，我们换乘面包车，直驱泰戈尔大学。
  这里的田野上一片绿色，浓翠的树荫下是一块一块栽满庄稼的田地，大小河流纵横其间，车子不断地驶过一座一座小桥。眼前豁然开朗，人的精神也顿觉心旷神怡。车子越开越快，浓荫越来越密，空气也越来越清新，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周围四处可见大自然的纯净和美丽。
  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泰戈尔为什么要选择圣坦尼克坦这个地方，一住就是四十几年。他去英国留学，不习惯英国上流社会的那一套繁文缛节，回到了故乡。他也厌倦加尔各答的嚣杂繁华和喧闹，他要返朴归真，他要回归大自然，于是他来到了这里，来到了他父亲买下的这一块作为庄园的土地。可他毕竟是接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一代人，终究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他深深地知道，他本国的人民，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他想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在圣坦尼克坦这个地方进行实践，他厌恶高楼大厦，在他盖起来的五幢住房中，大多是平房，只有一两幢是二层楼的房子，房子里面的陈设甚为简陋，却很实用，充分地显示着他的俭朴，体现着他的风格，展示着他的心灵世界。比如有一幢房子里，有一间排练戏剧的大房子，就是空空荡荡的，像我们在少年宫里看到的排练厅；又比如另一幢房子，全部是用泥巴垒起来的，没有用上一块砖和石头，也没有用上一只钉子和一块木头。他大约觉得，周围乡间的农民们，就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罢。
  他在如此贴近鸟语花香的环境里生活、思考、写作，用耳朵谛听着大自然中哪怕是轻微的响动，用那双忧郁的眼睛，望着他的那些乡亲和同胞。因为他有文化，见识过外国更为舒适的生活，有过对比，他的心灵一定特别敏感，有过颤动。除了写作，他还想为自己的乡亲和同胞们做一些什么，让他们有可能生活得更好、更美满一些。于是他出资开办了一所小学，小学里只招收了五个学生。这只是一个微小的动作，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但是这所小学寄托了他的理想。他的思路是对的，只有接受教育，偏远乡村的同胞们才能改变他们的现状。这所当年的小学就是今天的泰戈尔大学。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兼任泰戈尔大学的校长，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们见面时，送给我一张泰戈尔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泰戈尔还是那么忧郁地瞅着我，不露一丝儿微笑。
  到过印度、到过泰戈尔的故乡和他的故居以后，我明白了，泰戈尔为什么始终没有一张微笑的照片。思索着同胞们的命运，他笑不出来。
  “为什么你眼里有了眼泪，我的孩子？
  他们真是可怕，常常无谓的责备你!
  你写字时墨水玷污了你的手和脸——这就是他们所以骂你龌龊么？
  呵，呸!他们也敢因为圆圆的月儿用墨水涂了脸，便骂她龌龊么？”
  这首小诗，也许最能体现泰戈尔的爱憎和思想了。
  我的朋友错了，泰戈尔的书房纯粹是印度风格的，唯独没有满壁的书，而是用凉席贴满了四壁，使得屋子里顿显俭朴；泰戈尔亲笔书写在笔记本上的手稿，每一个修改处也不是涂抹得蛛网一般。相反，他在每一个修改涂抹过的地方，都作了题花一般的小画，有的是一条鱼儿，有的是一只鸭子，有的是一艘船。我翻阅着他的手稿本时，顿时被他这种独特的处理吸引住了。泰戈尔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一生中，他写下的诗集有五十多部，短篇小说有一百多篇，十二部中、长篇小说，还有二十几个剧本，以及是作家都可能写下的游记、书简、回忆录，还有很多作家不可能写的涉及哲学、教育、宗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他还像作曲家似的谱写了两千多首歌曲，画了近两千幅画。
  当我们遵从主人的规矩，脱下鞋子，走进一个幽静的房间，坐在长桌边上。印度朋友郑重其事地拿出泰戈尔的十幅绘画作品，让我们一一浏览。这些画作至今色彩鲜明，层次丰富，极有穿透力和作家的个性，画面上展示的是印度的原野、山峦和农舍，是恒河两岸的景物风光。印度朋友介绍说，在索斯比拍卖会上，泰戈尔的一幅画作，可以拍到七八千万卢比，相当于一千几百万人民币了。但泰戈尔大学把它们珍藏着，决不会轻易地出售。
  我觉得，价格是其次的。更主要的是，泰戈尔的画作也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寄托着他远大的理想和对印度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正像他没有留下一张微笑的照片那样，当愚昧无知仍笼罩在普通的老百姓头上时，印度的灾难就不可能消除，泰戈尔怎么可能笑得出来。
  哦，不朽的泰戈尔。